●《张謇研究年刊（2015）》·纪念甲午战争学术座谈会论文选●
甲午战争前后张謇对日本的认识及其主体态度
王敦琴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张謇是较早认识日本侵华动机的士大夫，又是主张学习日本的有识之士。甲午战争前，张謇察觉日本对华的觊觎之心，忧虑政府未有应对之策；甲午战争时，张謇对日本侵华极为愤慨，对李鸿章强烈谴责，主张“以战定和”；甲午战争后，张謇深感自强方能御侮，主张学习日本之长，以达国强民富。张謇对日本的认识构成了其对日本主体态度的两个方面，即：警惕其野心，学习其所长。
关键词：甲午战争；张謇；日本
张謇一生两次出国都与日本有关，第一次是1882年随吴长庆入朝平息“壬午兵变”，第二次是以大清国头等顾问官身份出访日本。自早年赴朝参与平变至晚年拟向日本借款以度其企业难关，张謇与日本人几乎打了半辈子交道。他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可谓入木三分。张謇既是较早识别日本侵华动机的士大夫，又是主张学习日本实行政治改良并发展实业、教育及各项事业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张謇能审慎而又辩证地处理抵制日本侵略与学其所长、提防日本与利用日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张謇在甲午战争前、甲午战争中及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认识及其主体态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甲午战争前，张謇察觉日本对华的觊觎之心，忧虑政府未有应对之策
1.在平息“壬午兵变”中感受到日本的侵略野心
19世纪末，朝鲜天灾人祸并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882年发生了反闵排日的兵变，因是农历壬午年，故史称“壬午兵变”。当时，日本以与朝鲜谈判破裂为由，准备对朝动武。朝鲜方面也向中国求援，由于其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清政府决定派军赴朝。
驻守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奉命率军赴朝平息内乱，张謇作为吴长庆军幕总务及机要秘书一同前往。此番赴朝，既要面对朝鲜兵变，又要考虑如何遏制日本，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尽管如此，吴长庆也好，张謇也好，对平息这场兵变心里早有基本预期。在赴朝前夕，张謇代吴长庆拟信给时任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使四海知中国固非徒事敷衍，而日人亦无置喙之地。”中国军队赴朝后很快取得预期成效，不仅平息了朝鲜乱局，长了大清国的威风，而且也牵制了日本，使得日本未能找到对朝动武的借口。
在平息“壬午兵变”及其前后，张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可谓是耳闻目睹，感触甚深。一方面“壬午兵变”本身与日本有着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在“壬午兵变”平息后的种种表现更使张謇感到其野心巨大。内乱平息后，吴长庆虽然对日军时时斗志斗勇，使其不致干预朝鲜内政，“晓之以情理，禁之以威信”[1]17但在对日问题上，吴长庆并没更多的处置权。兵变平息后，在谈判桌上，朝鲜谈判代表的无知怯懦，加上日本代表的狡诈贪婪，双方最终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该条约共六款及续约两款，主要内容包括惩凶、谢罪、赔偿、驻军等。日本从该条约中不仅赢了面子，更赢了“里子”，获得较多特权，特别是获得驻军朝鲜的权利。日本如此无理要求驻军朝鲜，表面是为保护侨民，而其深层原因其实是不言自明的。该条约也使宗主国中国威风扫地，同时，还为后来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埋下祸根。
2.对日本侵华野心的警觉
日本对中国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曾发动大规模侵朝战争，并想以朝鲜作为其侵略中国的桥梁。从此，此计划被日本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不断强化，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美梦一直延续着。此后的日本统治者总在伺机行动。日本明治新政府于1868年成立后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政措施。这场改革运动为日本迅速摆脱西方侵略并发展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迅速崛起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更加膨胀，并迅速附诸行动。一是用七年时间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从容收入囊中，使之成为日本的一个县；二是以1871年琉球漂流民、1873年日本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之事为借口，发动了对中国台湾的侵略战争；三是侵略朝鲜并掠夺其财富，将其作为征服中国的桥梁。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谋划着对外扩张。1876年2月，日本与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既获得特权，又扰乱了中朝之宗属关系。其后，日本便一步步实施着对朝鲜的蚕食、渗透和扩张。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的吞琉、犯台、侵朝“三部曲”看似只是以强凌弱，以自己先发展起来的优势向弱小邻国及地区示威，其实，这只是表层现象。从深层次看，“三部曲”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琉球、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而台湾则是中国的一部分，醉翁之意不在酒，侵占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在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实力，日本政府深入骨髓的是谋求中国大陆，因为这是其征服亚洲、征服世界的关键步骤。
关于日本的侵华野心，张謇早有预见。日本在“壬午兵变”前后的表现，张謇更是察觉出其对华的觊觎之心。他在代吴所拟信函中说，朝鲜发动“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出兵，欲图干涉。在平息“壬午兵变”后，张謇就认为，“东事之不可为而祸悬眉睫”，“近而三四年祸且踵至者”[1]25。“壬午兵变”平息后，张謇作《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提出规复琉球，解决朝鲜问题的对策，以便更有效地遏制日本等的侵略野心。
“壬午兵变”平息后不久，吴长庆去世，张謇悲痛而又落寞地回到了家乡。这时，中法战争爆发，日军认为进一步控制朝鲜的机会到来。于是，驻朝日军便与朝鲜开化党密谋发动了“甲申政变”。当张謇从报纸得知甲申政变后，立即写信给吴长庆的继任吴兆有，提出自己的强烈主张和建议：“不可再赔兵费于日，更蹈从前覆辙。此事似不必待日本向我说，我即先须向日本理论曲直。”[1]25同时，张謇又写信给韩参判金允植，提醒他日本人的野心和阴谋：“日与朝鲜有唇齿相依之势，即有图为我有之心，饵之以甘言小惠，钳之以秘党禁戍，此皆事之彰彰者。”[1]26
张謇的建议未能得到采纳。尽管在清军援助下“甲申政变”迅速平息，驻日公使及亲日派开化党的政变企图也被遏制，但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汉城条约》，朝鲜谢罪、惩凶、赔款、日本增加驻朝兵力等。该条约使日本又获得一些权益，对朝鲜的介入又有加深，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宗主地位。其后，张謇代拟条陈朝鲜事宜疏，提出“援护朝鲜八事”，同时，揭露日本“野心日张，无理日甚”[2]12，对朝鲜及中国“眈眈虎视”[2]10。这些观点对朝野认识日本的侵略本性及其对中国大陆的觊觎之心具有积极意义。
3.对中国政府漠视日本侵华倾向的忧虑
在吞琉、犯台、侵朝之后，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便不断膨胀。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大陆了。对于日本的侵略挑衅行为，清政府并非毫无觉察，只是反应迟钝，思想上也未真正重视。当年日本吞并琉球，清政府虽表示过严重不满，但并未采取有效对策。当日本有侵台倾向时，清政府也不以为然。而当日本对台动武之后，清政府希图日本迅速退兵而与之签订不公正的《北京专约》。
中国政府在这几件大事上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处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心理捉摸透彻，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中国，在表面修好的同时，暗中准备发动侵华战争。1871年9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明确规定两国友好，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但是，日本出尔反尔，不久便发生了侵台、吞琉之事，而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又另有所图，1884年不惜煽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其实，日本与中国修好只是一种表象，和好仅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日本方面，明里向中国不断示好，粉饰和平，松懈中国的斗志，而暗里却一直在加紧扩军备战，不断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特别是军舰及枪炮，同时，也在国内研建大型新式军舰，加紧海军现代化建设。日本军队还秘密策划了《清国征讨方略》，准备攻打中国。1890年之后，日本将国家财政收入的60%用来扩军备战，在与中国表面修好的同时，暗中策划着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在和好的表象之下，中国朝廷及相关官员对日本的侵略性认识模糊，对日本政府的扩张野心缺少应有的警惕和防备。
二是历任驻日公使对日本都抱有信任态度，这也影响了中国朝廷及官员对日本的判断。从1885年起中国政府派出驻日公使，任期三年。甲午战争前的几任驻日公使均未能及时捕捉到日本扩军备战准确而有效的信息，相反，却常常被日本的表象所蒙蔽，并不时传递日本“亲善”的信息，以致误导了朝廷及相关官员，使其对日本的侵略准备行径了解甚微。
三是天朝上国对“蕞尔小国”的不屑及对日本迅速崛起的漠视，缺乏危机意识。日本吞并琉球，大清国并未作出应有反应；日本侵朝，清政府则希图朝鲜与西方签约遏制日本，忽略了西国的别有用心；日本侵台，清政府也是以签订不公正的《北京专约》草率处理，日军在失利的情况下，依然索银50万两。日本侵台之后，李鸿章仍很不屑：“蕞尔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睨上国，实逼处此，所恃多几件后门枪炮，两个小铁甲船耳。”[3]95可以这么说，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并未真正意识到日本为中国的心腹之患。
由此可见，中国高层并不太在意日本的对华策略，大清帝国一直未将日本威胁提上过议事日程。1880年，清政府内部讨论日俄对中国的影响时，有人提出“联日拒俄”。尽管也有大清官员对于日本野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也呼吁过加强海防，警惕日本，但并未引起高层应有的重视。在各种舆论及现实面前，清廷及李鸿章等虽曾对日本有所警惕，在武器装备特别是战舰方面也有所行动，且在中法战争后发展水师，定购西方军舰，修筑军事基地，成立北洋海军等等，但这些信息均被日本人及时捕获，日本对中国了如指掌，因此，日本在武器装备方面大多时间保持着领先于中国的状态。在甲午战争之前的1891年及1892年，中国海军军舰带有炫耀和示威意味的两次访日，不仅刺激了日本，激发了其斗志，而且也使得日本有机会详细、直观地了解了中国军舰的性能、配置、人员等相关信息，某种意义上讲，也让日本了解了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
由于缺乏危机感，中国的海防建设很快便停滞了。由于国力日衰，军费严重不足，军队现代化建设裹足不前。与日本迅速发展的现代军事建设相比，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严重滞后。此外，日本还有一套组织严密的侦探系统，对中国的侦察相当详尽，而中国未有相应的组织，对日本也缺少应有的警觉和防范，梁启超曾形容说：“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4]9
清政府对日本的轻视及失防，张謇甚是焦虑。早在日本吞并琉球之时，张謇就曾大声疾呼：“国家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忘战。”[2]4其后，张謇在平息“壬午兵变”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了日本的野心之大，忧虑政府对军队建设、海防建设的忽视，他说：“人无强弱，自胜者雄；国无大小，忘战者败。”[5]4即使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仍告诫政府：“以前例后，则此次之和，犹未和也。”当人们普遍认为“可以偷旦夕之安”之时，张謇代张之洞上书预测：“臣独以为不久即有眉睫之患。”后来，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张謇仍提醒政府：“愚臣抑有所过虑者：日俄之事，在我本无完全中立之理。今为假息偷安之计，以此自解，将来必有中国极难应付之问题，施之于我。”[2]64足见张謇对日本侵略本性认识之深刻，对清政府漠视日本而不能自强之深深的忧虑。
二、甲午战争时，张謇对日本侵华的愤慨及对李鸿章的谴责，主张“以战定和”
1.对日本侵华的愤慨及《治兵私议》
至1894年，日本发动战争的准备已经就绪。这一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军队难以抵挡，于是，请求中国出兵。日本感觉机会来了，他们盼望中国出兵，甚至怂恿中国出兵。当得知中国出兵后，日本欣喜万分，他们终于有机会制造事端，为自己的侵略制造口实了。
1894年7月23日及25日，日本先后发动了侵略朝鲜和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对于日本政府的不宣而战，中国朝野极为震惊，也感到措手不及。当时的朝廷出现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以光绪皇帝、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抵制；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议和。在主战派占据上风的前提下，在日本偷袭多日后中日双方才公开宣战。
张謇对于日本侵华虽然极为愤慨，但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日本侵华早在张謇的预料之中。中日开战后，张謇密切关注战争动态，当“日本以是日突坏我北洋兵舰二”[6]1009后，张謇深为焦虑，便拟写长文《治兵私议》。
在《治兵私议》中，张謇针对中国在日本突袭面前措手不及而进行反思，对如何保卫京师、保卫东三省、保卫东南沿海，如何部署兵力，并把握战争主动权提出建议，以使清军能迅速稳定局势。同时，在提出如何应对日本突袭之时，还特别提出如何在西南、西北加强防务，以防有人趁火打劫。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张謇就已预感到海战的情形与后果，“中国之所以见侮于外夷，并海七省五六千里，一有蚍蜉蛾子之动，上下相顾愕眙无策，葸葸而却缩者，海军之弱也。”于是，张謇就中国如何加强海防、如何应对侵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自今日始，合中国十八省之力，岁购上等穹甲战舰”，“五年而成”，积极应对，巩固边防，迅速强军，“如此而十年以后，中国之海军有不抗于各国者乎？”[5]6张謇还对如何为强军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提出主张，特别是就如何增加税收，如何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如何开荒屯田等提出具体办法。总之，张謇在这篇长文中，提出了保卫京师、巩固边防、建设强大海军及为其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等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并归结到“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民心得，则兵力虽弱而犹可为迁延之图；民心失，则兵力虽强而终不免于灭亡之祸。”[5]7
《治兵私议》虽是张謇在日本入侵中国的危急时刻所提出的对策，但决不是心血来潮之作，而是他在赴朝参与平息“壬午兵变”以来凭借其军事经验及耳闻目睹的中国军事现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军队建设、海防建设经过长期思考后而写成的，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
2.上书弹劾李鸿章
甲午战争爆发后，平壤陆战，鸭绿江海战，清军均败北。当时，李鸿章民愤极大，翰林院35人合疏弹劾。
愤激之下，张謇独疏弹劾李鸿章。他写了三千字的《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淋漓尽致地声讨李鸿章“主和误国”、“败坏和局”。李鸿章“自担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不仅如此，他还败坏和局，张謇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历数李鸿章如何“败坏和局”导致日本“构衅”朝鲜并侵犯中国的，“以为李鸿章有心，则是卖国；以为无心，此何等事而率略至此！”张謇甚至认为李鸿章与日本人沆瀣一气，“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而李鸿章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徇纵欺罔，骄蹇黠猾”。张謇责问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晚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因此，“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2]14，其人“暮气太深，钝于机要”[2]13。如此种种，张謇认为“北洋大臣，实非天下唾骂之李鸿章所能胜任。”[2]14
张謇对李鸿章的声讨，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确将李鸿章“主和误国”及“败坏和局”控拆得淋漓尽致，从中可看出张謇对李鸿章的愤懑、鄙视及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同时，也可看出张謇对李鸿章早有不满，只是一直未能有机会充分表达，此时，他将心中郁积已久的情绪倾泻出来，甚至不计后果、不顾一切地请求朝廷“另简重臣”，可见张謇的胆识与魄力。
当然，如果我们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分析，有些方面似可进行再斟酌，如“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将二十年来败和局之所有责任都算在李鸿章一人头上似有失公允。同时，张謇认为李鸿章“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襮其所挟之尊”[2]14，这些也似有气话的成分，或可再研究。
尽管如此，张謇对李鸿章的谴责是击中要害的。日本准备发动战争，其实是有迹象的，但清政府及李鸿章等重臣并未真正重视。而当兵临城下之时，又不顾反对之声而屈膝求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因此，遭“天下唾骂”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3.主张“以战定和”
早在1880年，张謇就提出抵御外侮“以战定和”的对策和建议，“伏念自来中外交哄，不过战和两策。和取目前之无事，而战为全局之通筹。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2]5这里充分论述了“战”与“和”的辩证关系。在甲午开战后，张謇依然主张“以战定和”，旗帜鲜明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张謇在《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中最后写道：“伏乞圣明裁断，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专任李鸿章直隶总督，富贵晏安，以终其身。”[2]14尽管“另简重臣，以战定和”的请求并未被采纳，但参奏、弹劾李鸿章的影响是深远的。
张謇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后，极为愤慨，“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6]389其愤激的心情溢于言表。于是，他代张之洞拟写了近万言的《条陈立国自强疏》，开篇就痛斥了条约的危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2]15张謇将割地及日本驻兵中国的危害形象化地比喻为猛虎闯入家中，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人；将赔款比喻为人受重伤，元气大损，要恢复极其艰难；将通商比喻成为用毒酒止渴，其毒将深入内脏肺腑，要解毒岂非易事。张謇对《马关条约》的认识和分析为后来的事实所一一证实，这也是“以和为和”、“以退让求团结”的后果。
三、甲午战争后，张謇深感自强方能御侮，主张学习日本之长，以达国强民富
1.对日本崛起的反思与《条陈立国自强疏》
日本原也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但自明治维新之后便得到快速发展，一跃跨入强国之列，这引发张謇深深的思索。
早在1879年，张謇就认为“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2]3要抵御外侮，必要条件是“自强”，如果中国强大了，外国即使有侵略之心，也无侵略之胆，更无侵略之果了。世界发展洪流滚滚向前，“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6]542张謇认为，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不知不觉中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沉沦了。张謇考察了各国变法，认为最可急功近利者当属日本，“五洲变法之速，无逾日本者。彼变法之人，皆有行法、立法之权者也；然尚二十年而小成，三十年而大效。”[1]79明治维新二三十年，日本就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的“蕞尔小国”一跃进入强国行列。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有百能，而已无一焉”[1]229，中国当然会落得失败的下场。
那么，中国应该怎样才能自强呢？张謇在代张之洞拟写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作了最好的回答。在洋洋洒洒近万言的《立国自强疏》中，张謇在痛斥了《马关条约》的危害后对目前如何摆脱危机提出建议，“及今日力图补救，应以夜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不知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预防，无从臆料。”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如想侵犯中国，“朝发夕至”，防不胜防。且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后，更是嚣张至甚，“久闻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对照日本这么多年对中国的态度，可以推断：“以前例后，则此次之和，犹未和也”，“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为此，张謇在《立国自强疏》中提出八条建议：一是“练新军”，二是“治海军”，三是分设枪炮厂，四是“广开学堂”，五是“宜速讲商务”，六是“宜讲求工政”，七是“宜多派游历人员”，八是“宜预备巡幸之所”。
张謇代拟的这八条自强措施涵盖了军队建设、人才培养、保护商业、工业制造、对外交流、设立陪都等。这些建议措施是在充分调研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总结了甲午战争及近代历次战争失败之教训并反思了日本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有理有据且有实施之可能。如能采用，则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有望实现。这些建议尽管当时并未能引起朝廷应有的重视，但“开学堂”、“兴商务”、“讲求工政”等建议后来对清末的政策还是有所影响的。
张謇所说的“自强”主要是指国家的强大，此外，他也倡导人人都应自强不息。个人的自强不仅包括学识、见识、技术、能力、水平等等，甚至还包括有健壮的体魄。张謇曾鼓励年青人要加强身体锻炼，拥有健壮的体魄，使侵略者的野心有所收敛，“我东邻之日本，固师法德人以自雄者，今而后能不稍稍敛戢其野心乎？”[5]384国家强盛，人人自强，日人侵犯之心才有会所收敛。
2.《变法平议》与取日之长主张
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可谓内外交困。在此情形下，不得不表示改革政治，除旧布新，并设立“督办政务处”以主持“新政”。当时，清政府诏令各级官员提出改革建议。受此鼓励，张謇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察，认为其积弊已久，如若墨守成规，则断难有前途。在经过全面的调查及深入的思考后，张謇写下宏文《变法平议》。
如果说《条陈立国自强疏》偏重于“立”，那么《平法平议》则更多地偏重于“变”。在近三万字的《变法平议》中，张謇对清政府六部提出系统而又详尽的改革办法。
张謇首先阐述了变法的紧迫性及可行性，论述了变法的内容、方法、步骤及目标等。要变法，一定会触及既得者利益，一定会引起反对之声，“伊古以来，变法固未有不致乱者矣”，但不能因此而拒绝变法，“法之拿破仑，美之华盛顿，德之威廉，日本之明治，其变法皆出于创巨痛深；而因势委蛇，屡进而屡变者，盖数十年而未已。”[5]34于是，张謇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列出42条改革措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内容提出了全面、系统而又详尽的阐述，其调查之深入、见解之深刻、表述之到位、功力之深厚的确少见。该文充分体现了张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路。从总体上说，张謇认为中国一是必须改革，二是又要循序渐进地改。他提出的六个部数十条改革内容主要体现了他学习日本的主张。因为日本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筛选并且取得了实际的效果，我们取之可以减少探索的时间并少走弯路。当然，张謇也认为，在拿来为我所用时，有些我们就可以仿效，有些还需斟酌。张謇坚信，当时的中国宜先效仿日本，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改进。
《变法平议》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中国当时的实情出发，效仿日本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对中国从朝廷到地方的各个方面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方略。这样的系统工程并非由当时各部提出来，而是由张謇一人在全面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并反复思考、修改而作出的，如非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非全身心投入是很难完成的。
当然，张謇的这些改革方略并不是要变“道”，而仅仅是变“法”，正所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5]62。张謇一方面对封建道统的维护，同时，另一方面对变“法”的坚定。张謇不仅认为“法”必须变，而且对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也进行了独到的阐述：“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5]62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得到迅速发展，值得中国学习的方面颇多。在拟写《变法平议》后的1903年，张謇终于有机会直接目睹这个快速崛起的邻国了。这一年，张謇以大清国头等顾问官的身份去日本考察。在日本的七十多天中，他详细参观、考察、寻访了大阪博览会、30个农工商单位及35个教育机构，足迹几达大半日本。大阪博览会为日本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日本国内物品共设有八个馆，聚集了日本国内生产、制造的物品，按农业、林业、园艺、水产、矿冶、化学工艺、染织工业、制作工艺、机械、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美术及美术工艺等等，各门类中又分成多个种类。另设参考馆，为各国物品展馆。张謇先后八趟去博览会，对陈列之物品、陈列之方法一一仔细察看、记录。同时，对日本先后五次举办博览会情况进行调研，特别是日本人如何精心筛选参展物品、通过博览会“增长发达”[6]539的情况进行考证，深感博览会对日本农工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张謇看到中国参展的仅有六个省份的物品，且“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6]539，甚至连展区都未展满时深感遗憾。每参观一处，张謇都会联想到本国的物品，或者是本国可怎么做。参观日本博览会使张謇眼界大开，感触良多，也深受刺激，张謇关于中国也要举办博览会的想法或许是从此时萌生的。七年后的1910年，中国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张謇为主要策划者和总审查长。南洋劝业会对中国实业、教育等的推动促进是不言而喻的，也被学界视为百年后上海世博会的预演。
除精心考察大阪博览会，张謇还仔细考察、寻访了日本的教育、实业的历史和现状，每到一处，必定细心察看，详细询问，精心记载。在所访问的35个教育机构中，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有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大到学校的发展规划，小到学生课桌椅的高度无一不在张謇考察范围之内。这些为他后来创办各种各样的学校奠定了初步认识。由于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及赞赏，也就有了张謇在自己所创办的学校聘请多名日籍教师的情况。张謇还详细考察了30多家农工商单位，包括造币局、各种株式会社乃至各种工厂、印刷所、水利发电厂等，这些也为他后来办工厂、工场、电厂、印书局等等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借鉴。
应该说，《变法平议》更多是张謇对中国政治、社会管理进行的设计，而日本之行则更多增加了其感性认识并激发了他奋发图强的决心。参观考察使得张謇深深感到，中国政治改良不仅应效仿日本，其他各方面都应取其所长。七十多天的详细考察，使他看到一个与保守、腐朽、任人宰割、受尽凌辱的不同的世界，这更增强了他发展实业、发展教育并在诸多方面学习日本、赶超日本的决心和动力。
3.合理利用日资的主张及其努力
《马关条约》使得中国权益受到极大伤害，除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承认朝鲜独立外，还有一条很苛刻的条款就是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日人在中国设厂，看起来似乎是条款中中国受伤害较轻的一款，其实不然。日本人在中国投资办厂，攫取中国的巨大利润，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影响极大，更有甚者，西方列强依据此前“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占”的条款，纷纷到中国开设工厂，使得各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出现了新的特点，即由原来的商品输出转化为资本输出。而这些所谓“输出”的资本，从实际意义上说，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本身，因为列强在中国通过战争进行掠夺，通过商品输出获取巨额利润，通过中国的巨额赔款发了横财。《马关条约》亦使西方各列强获得了日本除割地、赔款外的所有特权，也刺激了日本及西方各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开矿、筑路，不仅使中国利权尽失，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逐渐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直至挟持了中国政权。
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民族工商业是极为艰难的，但又是极其必要的。只有民族工商业尽快发展起来，才能与外人争利权。而要发展民族工商业，须有大量的资金。在那个对外资谈“虎”色变的时代，张謇提出了与时人不同的观点，即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张謇看到了合理利用外资的益处，而对利用外资的危害性也有充分的认识，“利之所在，害亦因之”[2]272，重要的是必须“密定标的，确示范围”[2]272，“趋利避害”[2]128。关于利用外资的方法，张謇认为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合资，二是代办，三是借债。关于合资或代办，张謇曾作过大量的努力，曾与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等国相关方面进行过各种联络、洽谈、磋商、探讨，只是这些努力最终都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关于借外债，张謇的思想比时人更具超前性，他说：“世界各国之兴大利，除大害，无一不借外债。”[7]1276农、工、商、银行、水利、筑路等各项宏大的事业，耗资甚巨，借外债可解燃眉之急。借外债，重要的是国家须制定合理的政策，“借债政策，关系国家存亡大计，一日无确当的解决，即国家大计日陷于杌隉之危境”。在呼吁宪政的过程中，张謇也呼吁政府为借债制定政策：“为新借巨债，关系国家存亡大计，请饬阁臣宣布政策，以释群疑而定责任。”此前，张謇得知，“近来国家财政竭蹶，由于币制不一；民生困苦，由于实业不兴。朝廷洞鉴于此，不得已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磅，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专备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如不制定相应的政策，则恐会“饮鸩自毙，势必不救。”[2]221特别是担保条件要极其谨慎，“此种担保，即以厂房、机器为最宜”[2]273，断不可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经费极度困难，张謇曾以大生纱厂作为抵押，向日本三井洋行借银元30万，以缓临时政府资金的燃眉之急。在临时政府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孙中山等听从盛宣怀的建议，拟将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与日本合办，时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认为万万不可，并据理力争，“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1]316当张謇得知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后，愤然辞职。尽管孙中山尽力挽留，但仍未能说服张謇。由此可见张謇与孙中山政见之差异，同时也可见张謇在原则问题上的坚持态度。
张謇在呼吁国家制定政策借外债并从国家层面合理借债的同时，当他自己创办企业处于困难之时也曾想向日本借巨款。1921年，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民族企业生存遇到困境，加上企业所在的南通地区连年自然灾害，大生资本集团内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由于扩充的企事业过多，资金链出现问题，于是，张謇考虑向日本涩泽财团借款8000万元，以助企业度过难关。此项借款，张謇拟以大生第三纺织公司作为担保。日方颇为慎重，特派专人来华对张謇事业进行调查评估，以确定能否借款。日方派驹井德三前来南通，对张謇事业进行细致的考察和调查，经过20天实地调查及相关访谈后，写下《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张謇对驹井德三的调研也极为重视，曾三次与其会晤，长时间进行促谈，并且在日记中记载30多处，可见张謇对此笔借款的重视及其当时所面临的资金困境。当然，这项谈判进行两年多后，并没能兑现。尽管如此，人们从中不难看出张謇对利用日资的态度和决心。张謇借外债所拟定的一些政策条款比较强硬，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中方，这与债权国的目的并不吻合，因此，大多不了了之。张謇虽曾花费大量的精力，试图探寻一条利用外资的可行之策，然而终究没能取得成功。
总之，在甲午战争及其前后，张謇对日本既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又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一方面，他深刻认识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及其行径，另一方面，他也深刻认识到日本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好好学习。张謇对日本的认识构成了其对日本主体态度的两个方面，即：警惕其野心，学习其所长。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31册[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4］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M].∥黄遵宪.日本国志:第四十卷.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光绪二十四年）.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Zhang Jian's Understandings of Japan and Basic Attitude to i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WANG Dunq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226019）
Abstuact: Zhang Jian, a scholar official, recogning the motivation of the Japanese to aggress China earlier, and also a man of insight who advocated learning Japanese.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Zhang Jian noticed China is an coveted aim of Japan, and worried Qing government didn't have the countermeasures.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 Zhang Jian was very angry abou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o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Zhang Jian strongly condemnation Li Hongzhang's behavior, and advocated “Facilitate Peace by War ”. After the war, Zhang Jian deeply felt only self-improvement can resist foreign aggression, so he advocated learning Japanese advantages for realizing a wealthy and strong country. In general, Zhang Jian 's understanding of Japan formed two aspects of his main attitude to Japan: alerting its ambitions, learning its advantages.
Keywords: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Zhang Jia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