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8）》·论文精选 ●
张謇的收入来源、财富去向与个人作派浅议
庄安正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摘要：清末民初，张謇的收入来自职务工资、鬻字所得、社会赠予与企业红利等多种途径。其中，企业红利大大超过了前三类收入总和，构成张謇百万以上财富的主要来源。但是，张謇却将大部分财富捐赠给了南通以及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社会公益事业，而在个人衣食住行方面表现出非常平民化的作派。张謇的平民化作派，是基于人生理念下的一种行为自觉，对他的众多善举形成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张謇；收入来源；财富去向；个人作派；评议
尽管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张謇的清廉形象赞誉有加，但学者对张謇的研究，问津于廉正领域的相对较少。本文拟从张謇收入来源、财富去向与个人作派等关联角度进行分析，以大致还原张謇的清廉面貌，并祈盼对深化张謇廉正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收入来源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弱民穷，封建制度与共和政权正处于更替之中。张謇考中状元后，为救国放弃仕途，投身实业、教育事业，其后痛感救国阻力来源于封建体制，遂又“出山”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试图通过改良政治为发展实业、教育，改善民生扫除障碍。上述历史时期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张謇身份的多样性与收入的多种来源。粗略分类，其收入来源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职务工资。张謇跨官民两界，不仅先后在南北两个民国政府担任过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务（另由江苏省都督府任命为两淮盐政总理），而且在南通创办的多个企业与学校担任总理或校长。张謇担任上述职务的工资收入能有多少？首先，南京政府只存在91天，张謇任职实业总长更仅有42天，南京政府的昙花一现与财政窘迫，加上张謇的来去匆匆，决定了他从中得到的报酬几可忽略不计。袁世凯于民初制定的《国务员薪俸一览表》规定：“各部总长月支薪俸二百元”[1]。每月200元，大致可作为衡量张謇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工资标准，张謇在北京担任过五职，时间均比在南京长（长约5年9个月，短约1年8个月）。至于张謇曾同时身兼数职，工资按常理亦可大略成倍增长。报酬中最为丰厚的是盐政总理，张謇任职约一年，共得“六万六千元”[2] 361，平均每月5500元。其次，张謇在南通任职的企业与学校主要为张謇创办，且为民营，可自订工资标准。张謇曾说：“各国营业，凡发起人皆享特权，中国从前各公司总办，皆得最优之俸，最厚之奖。今走数年所得，月止二百金”[3]。“历时四十五个月，总共开支仅一万余金”[4] 803。且每月200元工资，仅见张謇在南通创办最早规模最大且效益最好的大生纱厂，在另一家较大的通海垦牧公司，张謇自定工资每月100元，与助手同等。这家公司后来发展了，张謇反将工资减为80元。由此推算，在规模较小的南通其他企业，张謇的工资标准亦会大幅度递减。至于张謇在南通学校任校长时的工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江谦，系张謇弟子且为张謇推荐担任此职，每月工资240元。南通学校虽系民办，有些建立很早，档次很高（如师范、纺专、医专）。但据师范、医专两校校史（纺专校史暂未发现）披露，起码在这两所南通近代主要的学校，张謇的工资为零，即只干事没有报酬（其他学校可以类推）。另外，张謇还担任过国内二三十个社会团体的职务，如理事长、会长、董事、顾问等。但这些社会团体大多潮起潮落，一般靠捐助维持活动，任职其中不仅不可能有报酬，有些职务送给张謇明摆着是要他放血的。
第二，鬻字所得。张謇状元出身，甲午后虽忙于实业，但“言商仍向儒”[5] 199，并称“笔墨生涯，自是书生本色”[6] 439，440。早年常与友人互赠书法作品，后期亦不时舞文弄墨，口诵笔耕。张謇在书法上既有对传统名家的继承，也有因个人心得形成的独创，及至晚年，“采众花而成蜜，不复辨其为何蕊”[7] 224，自成一格局，故深受社会各界欢迎。既然有其需求，张謇索性在多家媒体上刊登鬻字广告。据不完全统计，张謇在《申报》、《新闻报》上起码各刊登过12次广告，在南通的《通海新报》上起码刊登过7次广告，且广告基本上为连载，同一广告有延续数月之久的。张謇并不认为文人鬻字羞于见人，曾说：“今仆鬻字，自犹劳力博钱也，较买字者犹以其钱酬劳力值也。一彼一此，径情直遂，劳力人不必以受佣为耻，给值人不必以出资为豪”[7] 557。张謇71岁时赋《鬻字告终，以诗记之》，云：“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径寸蛟龙泽，滿眼良苗济得无”[5] 384，将一个古稀老人盛夏挥毫，泼墨“千纸”的辛劳之状，写得豪情万丈。张謇鬻字均明码标价，某次广告规定：“联每幅四尺，十二元。每（加）尺加二元”、“额字，尺以内每字二十元，尺以外每字三十元”[8]，价码不低，但慕名求其墨宝的仍大有人在。鬻字收入是张謇状元与书法名家身份带来的一项特殊收入，却非无足轻重，张謇一旦挥毫泼墨，往往能立马筹上一笔款项以救急用，鬻字也是张謇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1923年，张謇鬻字“收入（一）万二三千”[7] 676，1924年，张謇一次鬻字收入“约七千六百元，写六七十日”[9] 957，958。两年时间，张謇仅凭鬻字收获2万元。
第三，社会赠予。张謇身为名流，交游广泛，平时接受社会各界赠予的机会较常人多得多，突出反映在本人因生日、过节，或家人遭遇人生大事等方面收到的礼金上。张謇志在救国救民，反感在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时追求奢华，搞朱门酒肉。但按中国国情，与人交往重礼仪、重人情，赠礼一族又往往属良善之辈，如果一概拒绝，似乎太过绝情。以生日为例，张謇1903年、1910年、1911年生日时恰在日本名古屋与南京、北京“出差”，轻松躲过送礼人群。至于大多数在南通过生日的年份，张謇能避则避。1912年生日来临，张謇“虑在城多朋辈之酬应，故前二日归（常乐）”[9] 740。自然，实在无法避让时，张謇只有接受，但同时表示个人生日“曾何足道”，呼吁多关心“乡里老人固有失所而无告者”[6] 440，事后又在报刊上公开礼金总数，宣布全部移作他用。张謇60岁、70岁生日，以及张孝若结婚与出国留学，是张謇晚年收受礼金比较集中的四次，所受礼金总计约1万余元，张謇个人分文未受。
第四，企业红利。大生企业属股份制企业，由社会集资建成，如果经营良好，年终财政上有赢余，股东自有分红的权利。企业红利给张謇带来的收入如何？试以大生纱厂为例，由于实行“土产土销”的营销方针，大生纱厂一开始即发展较快，还带动其他企业一度成为国内最大的大生企业集团。据有关资料统计，大生纱厂在1899~1921年的23年经营中，共有22年赢利，只有1年亏损（1916年），利润总额高达1161万两白银（另说达1236万两白银）。大生纱厂实行“厚利股东”、“得利全分”，扣除官利等开销后，股东分得的余利仍然相当可观，张謇作为占股较多的股东，所得余利相应更为丰厚。另外，张謇作为纱厂总理，还有一般股东没有的花红等进帐。1902~1914年被称为大生纱厂利润稳定的第二阶段，张謇据余利与花红两项红利即可进帐约26~27万两白银。而在1917~1921年被称为高利润的第四阶段中利润最为丰厚的1919年一年中，张謇两项进帐亦可接近这一数量（两部分合并，已达50万两白银）。1919年外，大生纱厂高利润阶段还有1917~1918年，1920~1921年，共四年。加上这四年，张謇光从大生纱厂的红利收入约可接近百万[10]。如果再考虑从大生二厂、通海垦牧公司等规模较大与效益较好企业收获的红利，张謇从大生企业中获得的红利总额将轻易超过百万，甚至更多。
上述张謇在北京政府任职时，工资收入可谓不菲。作为副业的鬻字，给张謇带来的收入不容小觑。社会赠予即使未被移作他用，在张謇收入中占比很小。比较而言，企业红利是张謇的主要收入，大大超过前三类收入总和。前三类收入，显然不足以使张謇拥有百万以上的财富，其滚滚财源应来自企业尤其集中来自大生纱厂的红利收入。张謇四类收入均属劳动所得，合法合理。
二、财富去向
1915年，在南通从事传教活动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约翰·约翰逊（JohnJohnson）等[11] 348，在给本国教会的一份报告中称：“张謇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最具公众精神的人，他生活在这里，是位百万富翁”[11] 11。这段话包括两层意思：一，张謇是最具公众精神的伟大政治家。二，张謇又是一个“百万富翁”。何谓“公众精神”？即廉洁高尚，不谋私利，致力于民众公共利益。而“最具公众精神”，称得上完全不谋私利，完全致力于民众公共利益，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评价。耐人寻味的是，在约翰·约翰逊的心目中，百万富翁与廉洁高尚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张謇身上可以和谐地得到统一。约翰·约翰逊作出这样的评价，首先根据他在南通直接与张謇交往并进行的近距离观察，其次来源于平时与南通民众交往中民众的口碑。事实上，张謇的公众精神与百万富翁身份并存，是南通民众以及在南通生活的外国人士的共识。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张謇百万以上的财富如果主要用于个人消费或传之于家族后人，符合常情，无可厚非。但张謇每年的大部分财富实际上通过捐赠流向了社会公益事业，另有部分虽作为股份投入企业扩大再生产，试图用钱产生更多的钱，但更多的钱产生后，最终还是流向社会的公益事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捐赠流向社会公益事业的包括了张謇收入的全部四个方面。试举例，职务工资，突出的是张謇用担任盐政总理所得的“六万六千元”酬金，“拿来就办了南通、东台、仪征的三个贫民工场”[2] 361。至于张謇在南通企业少拿工资，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根本上是为了加快企业发展与提高企业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能力；在南通学校不领报酬，则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直接支持。鬻字所得，张謇明确声明是为了完成“所负地方慈善公益之责”[12]，故不顾年高力衰，持续推进。每次鬻字资助对象可能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是南通的残废院、盲哑学校、幼稚院、育婴堂等社会公益事业。社会赠予，张謇60岁、70岁生日收受的礼金分别用于筹建南通第一、第三养老院；张孝若结婚所受礼金，张謇分别用于南通赈灾，改善犯人待遇与资助残废院用途；张孝若出国留学所受礼金，张謇全部捐赠给南通五公园的建设。企业红利，既是张謇财富的最大来源，又是他的财富流向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部分。本人幸运地找到张謇1923年在大生股东会上交由股东们讨论的一份“建议书”，其中对他20多年中所获企业红利的去向作了回顾：“按南通地方教育事项，为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女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此五项每年五万八千四百四十元。慈善事项，为医院、残废院、栖流所，此三项为每年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元。公益事项，为气象台、博物苑，为每年四千零八十元。总计为八万五千零八十元。从前皆謇以所得于厂，与所负债，与叔兄（张詧）分任者”。“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万元，另有表可按”[4] 111。这段话内容丰富：首先，张謇用企业红利捐赠给南通社会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南通所有的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其次，张謇资助南通社会公益事业的钱款数量惊人，累计达到约230~240万！再次，张謇约230~240万捐赠款中，含有为了满足南通社会公益事业需要，个人在企业红利以外不惜借贷的“八九十万元”。最后，上述列举的数据可性度很高，因为张謇流向社会的明细帐目“另有表可按”，笔笔可以查核。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张謇在大生股东会“建议书”中列举的，加上张謇职务工资、鬻字所得与社会赠予中列举的，集中反映了张謇个人财富流向南通社会公益事业的概况。毋庸讳言，南通是张謇的故乡，是从事实业、教育救国的基地，南通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张謇个人财富的主要流向之地。但是，张謇“救国”并不限于南通一地，个人财富同样并不仅仅流向南通一地。从东台、仪征两个南通以外的贫民工场，即是用张謇担任盐政总理所得“六万六千元”中的大部分酬金创办一例，便可见其端倪。此外，张謇还每每慷慨解囊，捐赠重金，推动国内其他地区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21年3月，张謇因对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职业学校一次资助约2000元，荣获敎育部颁发的金色三等褒章[12]。1922年9月，张謇为设在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捐赠10000元，并为科学社在南通举办第七次年会提供全方位服务[13]。1923年10月，张謇“认捐五千元”，转让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所属地块，作为上海国立自治学院筹建院舍之用[14]。国内其他地区民众遭遇人祸天灾，张謇亦给予了很大关注。1913年7月，上海、南京两地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军发生激战，房屋被毁，民众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张謇除上书民国政府呼吁给予抚恤外，又偕张詧为上海灾民“各捐五百圆”，为南京灾民“各捐六百圆”[15]。1917年9月，天津一带洪水泛滥，人为鱼鳖，张謇率先捐赠，并“嘱大达暨通海各实业垫款济赈，又特劝盐业淮商筹垫，先后共十万元”寄熊希龄救灾[16]。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上万苏南难民涌入南通，张謇立即联合张詧建立赈灾委员会，并带头捐赠2000元。山东曲阜孔教会、上海仁济善堂、扬州兴教寺、苏州香雪海等处，都收到过张謇捐赠的一百至数百元的“善款”。甚至国外民众的命运，也牵动张謇的恻隐之心。1923年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为亘古所未有”，张謇立即偕张詧建立“协济日本震灾筹赈会”，并动员南通各界援助日本受灾民众，钱款达15000元[17]。上述列举的张謇给南通以外（含国外）社会公益事业的捐款捐物，源自张謇四类收入中的哪一类？张謇发起的南通民众向某地的捐赠总额中，张謇个人的捐赠有多少？另外，张謇上述以外还有多少类似的善举？尤其是张謇向许多社会团体的捐赠有多少等等，很多已无法理清。但这些疑问并不会妨碍人们对张謇在这方面的捐赠有一个清晰的总体评价，即：张謇捐赠给南通以外社会公益事业的总额，虽少于捐赠给南通本地的总额，其绝对数仍然比较庞大，南通以外社会公益事业，始终是张謇百万以上个人财富的一个重要流向。如果将张謇两个流向的捐赠合并看待，则张謇肯定进入近代最著名的大慈善家的行列。
上述张謇如此慷慨的捐赠，源自他强烈的救国志向与民生情怀。在张謇心目中，社会上总有那么多的公共事业与黎民百姓急需筹款救济。今年个人收获财富多，社会需要用钱处更多；明年个人收获财富增加了，社会需要用钱处也更多了。张謇如同救世观音，左手托净瓶，右手持杨枝，将丝丝甘露撒落人间，可世间众生芸芸，嗷嗷待哺，净瓶内的甘露有限，张謇钱多又总是缺钱。为了支持日益庞大的社会公益支出，张謇甚至大举借债，将个人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个人作派
作派，作风、派头之谓也。张謇所处的时代，权贵人士往往衣不厌鲜，食不厌精，宅如天堂，出行招摇。张謇有充分的条件属于权贵阶层，甚至反过来，当时许多权贵无论从地位、财富与张謇相去甚远，张謇可称权贵中的权贵。但社会各界眼中的张謇，个人作派非常平民化。
第一，穿着。张謇个人以及与他人合影的照片，为判断张謇平时的穿着提供了影像资料。浏览这些在不同年份不同场合拍摄的照片，发现张謇爱穿中式传统服装（间穿西服），服装上从不见金银等贵重饰件。张謇的穿着与南通民众的服饰比较如何？有一张1926年11月张謇出殡仪式时南通许多民众参与的照片[18] 32，33，显示出双方并无二致。平民化的穿着，加之面容坦诚，目光仁慈，张謇完全给人“邻家大叔”或“邻家大爷”的形象。张謇唯有一张照片身穿礼服，胸佩数枚嘉禾章，颇有权贵相与富贵气[19] 24。但认真核查，照片时间当在1913年末至1915年张謇在北京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时，极可能按北京政府对各部总长的训示拍摄。人在官场，总有些场面上的规矩，摆个POSE，留下一张“工作照”，不足为怪。张謇给夫人吴氏的四封信函，折射出了张謇在穿着上的真实倾向：a“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针棉絮仍可穿”。b“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为不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c“外间各省扰乱，移学者纷纷，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d“珠花即用亦勿过贵，今日时局，今年岁收，能少奢一分好一分。亦惜福不享尽之福，须知此意”[7] 629。其中abc三信，反映了张謇在穿着上的平民化主张。d信虽针对张孝若婚礼服装而言，反映的是张謇本人的主意，与abc并无区别。颇有意思的是a信，张謇要吴氏缝补寄回南通的旧衣裤时，正值1913年11月，张謇在北京上任之际。谁能想象到，张謇在任上身穿礼服，胸佩勋章，贴身却穿着经吴氏缝补过的旧衣裤！张謇给吴氏的信证明，权贵相与富贵气绝非本意，平民化才是他的心愿。张謇这一心愿是一贯的，张孝若称：张謇“殓时的裹衣，是拿大生纱厂所织的南通大布（即土布）做的”[2] 362，并称如此安排，“皆追体父意者也”[19]。
第二，饮食。张謇曾严格规定企业管理人员的伙食标准，如：“平常执事饭菜二腥蔬，休息日加四碟，酒二斤。茶房人等月两犒。三节及客至，五簋、八碟、四小碗、一点，不得逾此”。“烟茶及一切零用，各人自备，不得开支”等[4] 20，27。张謇作为总理，自然为下属表率。张孝若回忆：张謇用餐极为简朴，“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2] 521。张謇对家庭成员的要求亦很严，上述张謇给吴氏bc两信中也涉及到了饮食。“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为不薄”，“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他还反对张孝若追求精细食品，“这里是农村，最好吃点粗粮”。“我家有一种安贫乐道，独立自重的家风”[20]。1920年11月，张詧70岁寿辰，张謇设千龄宴庆贺，“六十以上至八九十者，约者一百八十余人，实至及自来者百六十人。午于千龄观面，晚于千龄宴，宴六素二腥，不特杀也”[9] 890。张謇筹办张詧70岁寿辰，宴会上竟只有“六素二腥”！这一标准不管出自谁的主意，绝对需要双方乐意。至于稍后张詧为张謇筹办70岁寿辰，宴请标准自然亦大致会如此。
张謇籍贯海门，出身农家，早年一直在乡村生活，中年后虽定居南通城区，亦常回海门住上一段日子。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使张謇在饮食上除崇尚简朴外，还带有浓郁的海门乡村风味。海门学者经对本地流传的张謇生前食谱的搜集整理，汇编成一份“状元菜谱”，内含66个饭菜品种（为张謇生平食用品总和，并非每餐如此）。其中主食为：扁豆米饭、赤豆米饭、玉米锅巴、早稻米饭、荞麦圆子、高粱团圆、水粉圆子、玉米粞粥、模糊疙瘩、糖炒麦蚕、蕃瓜米粥等。主菜为：红烧芋艿、红烧羊肉、清炒青豆、山药肉片、草头银鱼、热炒田螺、腐叶肉包、蛋皮肉饺、蚌肉青菜、笋尖炖蛋、面拖河蟹、红烧鱼类、红烧划水、煎长鸡蛋等[21]。稍加浏览，会发现主食粗细搭配，主菜荤素搭配，食材均出自本地，极为大众化。所谓“状元菜谱”，实为海门民众餐桌上的“家常菜”大全而已。
第三，居所。1895年后，张謇以南通为基地创办实业、教育，因公务在城区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南通成为了张謇后期主要的居住地。既作居住地，就要有住房，居所不仅为人的生活所必需，而且往往是人的地位、身份的象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謇1895年42岁时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不久后即获厚利，张謇也逐年有了大量的红利收入，然而长时间在城区属无房一族，居无定所，得借宿大生纱厂、博物苑或师范学校。张謇到1912年才开始考虑建房，当时拟了两副门联，结果没有动工。1914年动工后，又一度“意窃悔之”。只因工程已经开始，“势不能中止”[6] 665，只能进行到底，直到1915年62岁时才拥有了自己的住宅——濠南别业。可见张謇建濠南别业，内心始终很矛盾。濠南别业座落于濠河南岸，为一幢英式三层楼房（另有一层地下室），与周围民众的平房比较，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张謇为什么在20年中为建房犹豫不决？张孝若解释道：“我父到南通创办了许多事业，……一直等到事业有了规模，见了成效以后，民国四年才造了一个濠南别业”[2] 461，一语道出了先公后私、先忧后乐是张謇建房迟缓的主要原因。濠南别业落成后，江谦拟联贺张謇乔迁新居，即盛赞张謇：“有庇人广厦万间，最后乃营五亩；非举国烝民饱食，先生何暇安居”[2] 461。如果对濠南别业细加分析，还可发现：首先，濠南别业除居住功能外，还具有综合功能，辟有办事室、书记室、议事室、会客室等，相当程度上是办公场所，算不上完全的私人住宅。其次，张謇一家入住后，两代变三代，人数渐增为八九人，仍不能占有全部用房，办事室等用房得由若干名文秘与勤杂人员占有。家人、外人住在一幢楼内，要互不干扰，恐怕难，谈舒适宽敞，恐怕更难。加之居所内外没有设棋牌室、舞厅、网球场、游泳池等，濠南别业仅在建筑风格上比较时尚，与一般豪宅相去甚远。
第四，出行。张謇在北京时，“别的大僚和次长、司长都坐汽车，呜呜往来，惟独我父还是坐旧马车”。张謇在南通时，“往来其间视察工事，不是步行，便是坐（独轮）小车，很不喜欢坐轿子，平时二三十里路以内，看工程到各处，都是步行的时候多”。“到晚年巡视河工，海滩上只有笨重土制的牛车，还是敞篷，坐上去十分不舒服，我父处之泰然，每天走百十里路”[2] 359。张謇自称“下走”，真是十分贴切。清末民初国门早被打开，世界已成一体。世界那么大，行走天下路，成为了张謇的工作常态。问题在于，路途较远任务较重间隔才有的出行，张謇如何上路呢？
试以张謇两次出行为例，其一：1903年5月23日至7月27日，张謇东渡日本访问，在日行程63天。其二：1923年6月6日至15日，张謇偕张詧、张孝若往上海参会，在沪行程9天。两次出行，张謇均只带少数随从。张謇往日本访问，实际上随从三人，另有一人顺道，“以事归而复东”[9] 537。张謇偕张詧、张孝若往上海，仅一位文秘随从。张謇不搞往来迎送，自称“最不喜欢”[2] 358。另外，张謇两次均乘班车班轮。往日本搭乘日轮“博爱丸”班轮，抵日后则搭乘日本班车、班轮来往各地；往上海尽管有自己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可搭乘的是该公司的“大庆”班轮。尤其是，张謇重实干求实效。抵日后第二天开始访问，从九州到北海道，足迹涉及长崎、马关、神户、大阪、西京、名古屋、东京、横滨、函馆、札幌等20余座城市，访问农工商企业30家，各类学校35所。每天至少一家企业或一所学校，还须在路上奔波50公里，在日境内行程约3000公里。访问极其认真，每问必记，考察结束完成25000字的《东游日记》。张謇抵沪当天开始会客，第二天后接连参加大生一、二、三厂，以及三家企业联合董事会、股东会会议、大生公司查帐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间隙，又参加吴淞商埠局、闸北公团、南通纺专在沪校友与招商局股东维持会有关会议，每日少则一会，多至三会，还接待了众多各界代表。任务完成当天即返回南通。张謇两次出行均没有安排游山玩水。
上述衣食住行虽属外在行为，与张謇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剖析张謇与权贵人士在作派上差异甚大的原因，权贵人士以声色犬马为人生追求，在言行上必然对拥有的权力与财富大炫耀；而张謇心中想着救国，装着百姓，言行自然尽量接近地气，鄙视这种装腔作势的炫富作派。
综上所述，张謇在清末民初通过合法合理途径，拥有了百万以上的巨额财富。但是，强烈的救国志向与民生情怀，推动张謇散尽家财，普惠众生，而在个人衣食住行方面体现出非常平民化的作派。张謇的平民化作派，既是基于人生理念下的行为自觉，更对他的众多善举形成了有力支撑。张謇一生给近代南通乃至中国带来太多的福祉，给自己留下的却不多，当他最终离开人世时，墓中的陪葬品仅为铁盒子装乳发和脱落的牙齿，另外有一副眼镜而已。
Zhang Jian: Sources of His Income, His Expenditures and His Behaviors
ZHUANG Anz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final years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initial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Jian obtained his income from his salary, selling his calligraphy, societal donations, bonuses from his businesses and a number of other means. Out of all this, bonuses from his businesses made a much greater part than all the first three means added together, comprising the majority of his possession of over one million silver dollar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wealth was given out to causes for public good in and out of Nantong, even in foreign areas. In contrast, he maintained a populist stance in all possible ways in his life, which, as a regulated means of behavior based on self- observed personal ideals, provide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numerous charitable activities all his life.
Key wor ds: Zhang Jian; sources of income; expenditures wealth; personal stances; comments
参考文献与注释：
[1]国务员薪俸一览表[N].申报，1912-05-22.
[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
[3] 南通市档案馆.等.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38.
[4]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5卷（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 杨立强.等.张謇存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8] 张謇鬻字[N].新闻报，1922-07-27.
[9] 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6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0] 张謇所获红利数量，根据对沈家五《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与顾纪瑞《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档案经济分析》等书的分析综合得出。由于大生企业档案已有不少散佚，凭借现存档案无法对张謇个人每年的余利、花红两项红利及变化进行精确计算，故本文分析亦相应属大致估算，但与实情相去不远。
[11] 施建红.等.南通州基督医院存影[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12] 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讯[N].申报，1921-03-03.
[13]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纪[N].时事新报，1922-08-21.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245-246.
[15] 张詧张謇代募宁赈启[N].通海新报，1913-09-20.
[16] 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3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2226.
[17] 议赈日灾[N].通海新报，1923-09-16；地方通信[N].申报，1923-09-14.
[18] 张绪武.张謇[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
[19] 张孝若函[N].通海新报.1926-09-16.
[20] 张进.近代儒商与饮食文化——以张謇为个案的历史考查[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9（4）：20-23.
[21] 袁蕴豪.潮流——张謇在海门[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477-481.
（原载《廉政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庄安正（1948- ），男，
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