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4）· 史实考辨》 ●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朱晓博1，2
（1.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广东 深圳 518172；
2.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张謇；袁世凯；吴长庆；清末民初政局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清末立宪运动领袖。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近代中国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张謇与袁世凯交往的36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36年，但二人的关系经历了青年结交于庆军、负气断交、甲午复交后在立宪运动中上下呼应、辛亥配合默契张助袁接手民国政权、民初通力合作，张謇在北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袁世凯帝制自为，双方由合到分再到合，最终再到分的聚散分合。探究张謇与袁世凯36年的交往，将有助于推动袁世凯与近代人物的关系研究，且将有助于清末民初复杂政局的整体性研究。
一、青年结交于登州
张謇出身富裕农家，天资聪颖，16岁便中了秀才，名动一时。张謇早年便与吴长庆相识，且对之印象颇佳，“庆军统领提督庐江吴公小轩（长庆）也，夙以儒将著称于淮军，平生轻财礼士”[1]995。光绪二年（1876年），第二次乡试落榜的张謇被吴长庆延入庆军军幕，“治机要文书，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艺，月俸二十金”。吴长庆以优厚的工作条件延揽张謇入幕协助，诸事倚重，并“乃为特筑茅屋五间于其后堂，为读书兼治文书之所”[1]996，让张謇一面帮忙料理军务，一面专心读书，以备科考。
袁世凯少怀大志，虽对八股取士不感兴趣，但少年遭逢嗣父、生父和从叔接连去世的变故，也希望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他在写给二姊的家书中说：“每当病卧，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起而背，展书味诵，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2]3但光绪五年（1879年）第二次参加乡试落第后，袁世凯负气将所有诗文书稿付之一炬，“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3]7他放弃了科举之路，决定投笔从戎。经过两年颠沛波折，光绪七年（1881年）23岁的袁世凯投奔了嗣父生前好友，时驻防登州的庆军统领吴长庆，这一选择改变了袁世凯的一生。袁世凯与张謇同在庆军，吴长庆也就成了二人的交集，二人相识也正在此时，后来赌气断交也是因为吴长庆。
身为父执的吴长庆，对保庆嗣子袁世凯照顾得十分周到。得知袁世凯两次乡试落榜，尚未取得功名后，吴长庆不愿让袁世凯投身军旅，而是立即招来营中学问最好的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指导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每月给银十两作为零花钱，并说明“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袁保庆）也”[4]。由此，张謇成为袁世凯在庆军中的老师。
张謇等人每日督导功课，袁世凯也逐渐收心，在给三哥袁世廉的家书中提道：“弟不能博一举人，不能瞑目”，甚至“近来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患从前喉症”[2]10。可以说，袁世凯从焚毁书稿到再次准备乡试的转变，吴长庆、张謇等人的教导起了决定作用。即使如此努力，但在张謇看来，袁世凯基础太差，作八股文“文字芜秽，不能成篇”[5]6，认为其文章改无可改，有时就丢在一边，干脆不看了。袁世凯颇受打击，心情郁闷，年轻人做事需要鼓励，因此也深受其苦。相反，周家禄在修改袁世凯的文章时则以鼓励为主，点到为止。对比之下，袁世凯自然更亲近周师。
某天张謇询问袁世凯的志向。令张謇意外的是，袁世凯虽在课业上令他不甚满意，但却胸怀大志，关心国事，分析大清所处形势头头是道，尤其对列强环伺，法国近来对西南的图谋认识清晰，然后很率直地回答：“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谋糊口……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之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久居也。”[5]7袁世凯的慷慨陈词触动了张謇，使他认识到此子绝非池中之物，于是劝慰袁世凯，“慰亭不必失望，我与吴公，相处五年，深知吴公热心爱国。你既是有心人，不患无出头之日。”[5]7随即，张謇便与十分赏识袁世凯的朱铭盘联名向吴长庆举荐袁，于是吴长庆委任袁世凯帮办营务处，月支薪三十两，并派两名勤务兵资其差遣，以此来历练袁。也就是说，张謇是第一个赏识袁世凯并举荐他的人，吴长庆则是第一个给予袁世凯差使历练他的人。
营务处是辅佐一军主帅办理军政，联络将官，监督训练兵弁，稽查不法，审理案件，也是培养和储备军事人才的重要机关，因此责任重大。此时袁世凯才23岁，骤然得到这样的位置，心中虽然高兴，但也忐忑。到任之后，于营中事务不敢马虎，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学习，掌握营规，事事小心谨慎，任劳任怨，执法无私，整饬军纪，效果良好。吴长庆也对袁世凯愈加赏识，“认真训诲”[2]9。袁世凯后来能成为庆军中的杰出将领，建立功业，与吴长庆对他的悉心栽培分不开。他在写给二姊的家书中提道：“延陵待人无不忠厚，而与弟相处最好，相待极优，朝夕晤谈，诸蒙赏识，恨无以报知己也。”[2]8当然这一切还都源自张謇的举荐。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袁世凯负责在营中看守，庆军士兵在放假期间，聚众赌博，言语相争，甚至开枪，致人受伤。袁世凯机智地假传吴长庆命令，带亲兵制止，查明真相后，当场将祸首正法，平息事态。事后，他向吴长庆请罪。这些张謇都看在眼里，对吴长庆说，事发突然，如若不是袁处置果决明快，甚至可能有兵变发生。吴长庆因而对他的应变之才大加赞赏[6]。后来他客观地评价说，袁世凯办事“井井有条，颇似干练”[5]7。这年五月，吴长庆奉命赴天津商讨军要，听从张謇建议留袁世凯守营。袁对如此重托十分感慨，对张謇的举荐十分感激。他在家书中写道：“凡事必认真稽查惩办，尚称平顺，不过小人耳目，不能不怨耳。然不能任劳任怨，安能成大事。故虽吴大叔本家亲故，亦无不怕弟者。我辈年甫二十有四，非先自立足根，安能束约他人。弟赖能服人者，已不荒唐耳。即吴大叔信任我者，亦知我谨慎耳。即诸文武同事，亦无不佩服我者也”[2]14。一个24岁的青年得到主帅信任托付全军，可见张謇等人的教诲和一年的军营历练使袁世凯着实成熟不少，但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青年得志，他有点飘飘然了。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奏请清廷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入朝平定内乱。吴长庆仓促奉命，准备率军东渡，命张謇筹划前敌营务。这一年恰好是乡试之年，营中的幕僚大多都回乡应试，只有张謇自愿留下来帮助吴长庆。时间紧迫，军中事务繁多，人手少，忙得张謇是焦头烂额。吴长庆以庆军暮气颇深，遇事敷衍求教张謇，张謇则趁势提议“宜乘此时擢用青年，使军中耳目一新……荐世凯，言其才气可用”，吴“似已有采纳之意”[5]8，委袁为前敌营务处帮办，负责军需供应，勘探行军路线。到朝鲜之后，袁世凯身先士卒，奋勇当先，“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3]8。吴长庆还接受张謇建议，命袁世凯代理要求延缓登陆朝鲜时间的营统带。待先头部队安营扎寨后，袁世凯骑马迎接大军。吴见袁虽首次带兵，但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好似常年带兵之人，颇觉后继有人，高兴地对张謇说：“慰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应向张先生道谢。”这时袁世凯才明白，他能做前敌营务处帮办、先锋营统带，都是张謇不遗余力的举荐，连忙向吴和张请安，“谢大帅的栽培；谢老师的提拔。”张謇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大帅对你的特识，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帅，多替国家出力。”[5]8随后，袁世凯又在吴长庆的首肯下处决在朝鲜违反军纪的7名士兵，整饬军纪，为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奠定基础。袁在朝鲜的作为使张謇这位老师颇为自豪，曾在日记中写道：“九日黎明登岸，慰廷颇勇敢”[1]1001。但庆军中，大多是跟随吴长庆起家的旧部，对袁骤得重用，则认为“世凯年轻资浅，对他都不满意。”[5]9
不久，丁汝昌、吴长庆、马建忠等人决定诱捕大院君李昰应，还政国王。袁世凯当机立断，挟持昰应，由丁汝昌押送天津。袁参与指挥庆军迅速平定了朝鲜兵变，深得张謇赞许。事后，吴给予袁高度评价，“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3]12，李鸿章回任后奏报朝廷，袁世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7]421，朝廷授予他五品同知，并赏戴花翎。袁由此入仕，并且留在朝鲜长达12年。
二、负气断交于庆军
此间，张謇是第一个赏识袁世凯的人，也是多次向吴长庆举荐袁的人。袁不负所望，勤勉办事，兢兢业业，大胆作为，一年间在庆军中建立功业，步入仕途。志得意满之时，袁世凯已不似到朝鲜时那般谦虚谨慎，逐渐目空一切。这变化的明显，对张謇而言，尤在于称呼。按常理来说，张謇如此举荐识拔袁世凯，袁应该更加礼敬张謇才是。而袁则认为这都是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对张謇则愈发不尊重。试想，连吴长庆都要称他一声张先生，而袁世凯则由老师而先生，而季翁，而季直兄，也难怪张謇气恼。但真正让张謇忍无可忍，措词尖刻，以数千言之函，痛骂袁世凯，拆散师生之谊，“以致双方负气，十年不通函牍”[5]25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实情又如何呢？
从《偕朱曼君张詧与袁世凯函》[8]20-24的字面看，有以下原因：第一，袁世凯的政治品格太差，对不起提拔重用他的恩人吴长庆；第二，袁世凯青年得志，不知天高地厚，傲视一切，对张謇由尊敬到怠慢；第三，指斥袁世凯品行不端，心术不正者十一项。以上已有专家学者述及[9]73-74，故在此处不多赘言。从张謇写这封长信的时间和前后事态发展来看，实情并非仅止于字面。
壬午兵变之后，清廷命庆军继续驻扎汉城，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这一年多时间里，吴长庆常回天津议事，张謇察觉到庆军前途暗淡，态度渐趋消极[10]，以“因有老父在堂，不能常驻朝鲜”为由回乡，因此在朝庆军“所有日常对外之事，均由世凯办理”[5]14。尽管如此，张謇作为庆军主要幕僚，通过对朝鲜朝野的观察，写下《朝鲜善后六策》[11]，希望通过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在任内与清廷商定后，迅速制定计划施行，“定为中国对朝鲜永不变更之政策，即使李鸿章回北洋之任，亦不能再行变更”。不巧的是，由于距离较远，这封信函到天津不久，李鸿章即丁母忧百日假满回任北洋，张树声只得将此函移交李鸿章，李则“斥为多事，束之高阁”[5]16。
吴长庆作为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的主帅，按理朝廷应该奖赏，但李鸿章认为吴“结交朝贵以为攀缘，罗致文人以通声气”[12]46，甚至准备将庆军交于马建忠节制。加之国内外局势变化，尤其是中法战争爆发、甲申政潮后，吴长庆竟成为主战派与主和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光绪十年四月（1884年5月），清廷加强东北边防，李鸿章奏调吴长庆率庆军三营回防奉天金州，庆军从此一分为二，留在朝鲜的三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领，兼带一营，总兵张光前统带一营，袁世凯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并兼带庆字副营。庆字副营是吴长庆起家时的亲军，此举大有衣钵相传之意，足见吴对袁的信任，但招致庆军中比袁资历、战功、官位都高的人的嫉恨。吴长庆回防金州后一病不起，不久去世。袁世凯十分感激吴的知遇之恩，千金送奠，可见感情深厚，不似张謇所说忘恩负义[4]。驻朝的庆军在朝鲜甲申政变后不久撤回国内，从此庆军被分化统领，失去了自身特点。
据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载，张謇于光绪十年五月七日（1884年5月31日）到达金州，见到吴时已病入膏肓，“见筱公，则病甚。病之由误于谄子，事之坏亦误于谄子，可叹也。”十一日（1884年6月4日），张謇“写与慰廷讯。慰廷向骄恣，至此益甚，故移书切让之。”由此，张謇口中“谄子”则看似就是袁世凯，实则并非如此。十三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是时复有希冀此间之三营者，乘人之危，一至此耶。今世之士大夫如此者，固亦指不胜屈，欲世不乱，得乎？”[1]200张謇写信指责袁不知感念吴长庆知遇之恩，忘恩负义，在吴离开朝鲜不久便言必称北洋的缘由正在于此，有“士大夫”欲将金州三营据为己有，他是在为吴长庆和庆军鸣不平，这位士大夫便是李鸿章。而他与李鸿章素无瓜葛，且不认同李的作为和对外政策，因此便指桑骂槐，将气撒在袁世凯头上。这一点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状元及第后上光绪帝《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中看到，“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及十年（1884年）春，吴长庆以三营移防金州，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搘拄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13]实际上，虽张謇曾劝吴长庆隐退而不得，但分庆军驻朝，也是李与吴商议的结果[14]46。平心而论，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通盘考虑大局，而非朝鲜一隅，无可厚非；张謇作为幕僚从庆军本身考虑，难免与李鸿章发生矛盾，也难怪庆军三营移防金州，被张謇误以为是“希冀此间三营”。
张謇指斥袁世凯的另一点是袁的官衔。庆军一分为二后，上下对李鸿章都极度不满，而袁世凯却因此得到越级升迁，庆军老人恼怒也属正常反应。关键是，骤得升迁的袁却飞扬跋扈，不知收敛。光绪十年四月初四（1884年4月28日）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7]421，据《清代官员档案履历全编》载，袁世凯所获任命是“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4]47。而张謇却说：“司马（即袁世凯）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8]21。事实如何呢？袁世凯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便有家书为证，函封官衔是“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12]45。朝鲜事务本归北洋大臣管辖，庆军本是淮军一部，李鸿章这个札派属正常工作范围。而这个官衔却成了张謇等人声讨袁世凯“不两月自结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吴长庆）难堪者”[5]21的导火线。两个官衔的差别在于“奏派”二字，依张謇所说，袁世凯便是钦差大臣。袁世凯有多大胆子，敢招摇撞骗，妄称钦差？此外，张謇函中所谓“会办朝鲜防务，孝亭（吴兆有）会办也”纯属子虚乌有。张謇也久在庆军，以他的学识是决计不会误读任命的，他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他认为驻朝的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已是“北洋人”，而非“庆军人”，那么接着说“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衔”[8]21，便是挑拨驻朝三营之间的关系了。巧的是，不久之后的朝鲜甲申政变前后，吴兆有竟然真的成了袁的对头。张謇这封长信中列举袁的恶行，大多无法考证，因此名为指责袁世凯，实际上则是反对李鸿章，是张謇护卫吴长庆的耿耿忠心无处发泄，抓住这点对袁世凯大张挞伐。另一层是张謇作为有极高道德要求的人，希望袁世凯能够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仍是大有可为的人才。这一点从他写给袁保龄的信中将袁比作东晋的谢玄可以看出，“慰廷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杂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戍乱国，幸属慎之。”[8]28然而这封信虽对袁世凯毫发未伤，但深深刺痛了他，袁并未辩解，只是负气不回函，导致昔日的师生断交长达10年之久。
三、复交、合作与最终分道
1.甲午复交
吴长庆去世后，张謇离开庆军，但谢绝了张之洞等人的入幕邀请，保持了士大夫的操守，因此声誉颇高。回乡之后，他遵从父命，继续准备科举考试，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顺天府乡试中，高中第二名，后四次参加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由于长期的军幕游历，张謇的学识和军事外交都积累了经验，俨然当代名士，因此这期间他在准备科考的同时，一面经营乡里，一面从事教书著述，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得到了当朝的清流派领袖翁同龢等人的赏识。张謇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具有开明倾向的士大夫。光绪二十年（1894年）42岁的张謇又一次遵父命进京参加恩科会试，最终获得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身份的彻底变化，为他之后的政治、实业、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袁断交后不久，朝鲜又发生了甲申政变。袁世凯在政变前未经请示清廷，率驻朝庆军抢先攻入王宫，打败日本军队，夺回国王，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事后，袁世凯回国护送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回朝。不久庆军撤回国后，李鸿章以“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奏请清廷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清廷则“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用，并赏加三品衔”[15]，替代陈树棠，负责在朝外交和商务，相当于中国驻朝鲜的全权大臣。就这样，27岁的袁世凯用了3年时间，凭借非常的军事能力、外交天赋和果断的处事态度一跃成为三品道台。他在朝鲜的外交磨炼，一干就是九年，直到甲午战前回国。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奉命在前线督办前敌粮饷，后勤供应，交卸差使后，在京遍访翁同龢、李鸿藻等人，谋求新建陆军练兵权[16]。张謇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翁同龢的门生。两人同在北京，袁主动捐弃前嫌，夜访张謇，与之恢复了往日联系。阔别10年的师生相见，少了的是往日的意气，多了的是忧国爱国的热忱。在长谈中，袁十分愤慨地“历数在朝鲜因在李鸿章管辖之下，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本年此次乱事发生，曾有密电致李鸿章数十次之多，均不采用，且遭申斥；又向鸿章建议，如不愿开衅，即请明令派我与日本驻朝公使协商，共同平乱，及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之办法，亦遭鸿章严拒。”[5]68张謇向来不认同李的对朝政策，本来就心有怨怼，听了袁的倾诉，更加恼怒。后来他在弹劾李鸿章的《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中，将袁所说之情状，一一列举。可以说此时，张、袁二人都对李鸿章心有不满。袁世凯的主动倾诉，使二人恢复了中断10年的联系。后来袁通过《遵奉面谕条陈事件请代奏折》和恰到好处的人际交往如愿获得了新建陆军练兵权，走上军事改革的道路[16]。此后，袁世凯依靠新建陆军被荣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赏识，一路升迁，由浙江温处道而直隶按察使，戊戌变法期间升兵部候补侍郎，义和团运动期间升山东巡抚，庚子之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数年间便成为清廷的疆臣领袖，清末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的领袖，左右清廷政局。
张謇状元及第不久，他父亲便去世了，他只能回乡丁忧，以状元身份在家乡南通艰难地筹创大生纱厂，且逐步发展壮大为涵盖实业、文教、卫生、慈善等多项事业的大生集团，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而他本人也俨然成为民间实业、新式教育的领军人物了。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月）张謇丁忧期满，回京复职，此时正值变法维新的高潮时期。他协助翁同龢处理政务，但并未参与主要的变法活动，只是代拟京师大学堂办法，向翁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如《理财标本急策》《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疏》[1]1013等，可见张謇的改革思路主要集中在发展工商、改革税收等方面，他的这些经济改革主张与康、梁的激进不同，而与翁、袁等人的稳健改革不谋而合。不久，恭亲王奕病逝，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张謇目睹了官场险恶，数月后，他深感处境孤危，借故请假南归，专心从事实业。恩师被罢黜回籍，而袁世凯却因投靠了慈禧太后而升迁，成为变法中的受益者，这样的不同际遇令张謇心灰意冷。在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当天，张謇曾说：“闻袁世凯护北洋。是几反侧能做贼，将祸天下，奈何!”[1]452因此张、袁两人恢复不久的联系，又因为这样的现实原因而中断了。
2.立宪与辛亥革命的合作
张、袁二人在甲午战后，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一个主张军事强国，一个主张工商立国。尤其庚子之变后，清廷实行新政，随着新政往纵深的进行，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方督抚进一步提出了向日本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謇应邀参观日本劝业博览会，顺带遍访日本工商业、各式教育，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大为赞叹。对比之下，他发现日本“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而中国则屡次败于西方列强及日本，根源在于中日两国“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1]577。后来日俄战争，日本胜而俄国败，更坚定了张謇推动中国走上立宪道路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鼓动地方督抚魏光涛、张之洞等人，联络各省督抚，敦促清廷实行宪政[9]80。此时的袁世凯已是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与领班军机奕劻深相结纳的封疆首吏，“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事权日重”[17]，张之洞认为兹事体大，再三劝告张謇要先咨询袁世凯的意见，“以请立宪故，南皮（张之洞）再三属先商北洋”，于是张謇“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1]1020，措词十分谨慎，“公（袁）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之下也”[3]152。袁世凯慎重考虑之后，回复“尚须缓以俟时”[1]1020。
第二年（1905年）张謇托吴长庆之子到天津面陈立宪利害，并又致袁一函，称赞他抵制美货的建议，希望他领导全国的立宪运动，“上年公谓（立宪）未至其时，亦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也。……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1]142袁复函表现十分积极，“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12]171，意即时机成熟，联合张之洞、周馥等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清廷实行宪政，清廷则简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一切政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采纳袁世凯等人建议，实施预备立宪，“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8]。后来预备立宪厘定新官制的过程中与满汉旧臣矛盾激化，后被削弱权势，张謇致函安慰、支持、鼓励，劝他激流勇进，绝不退缩，“小小波折，乃事理所应有。以公忠贞不贰之心，因应无方之智，知必有屈信尽利者。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吴武壮有知，必为凌云一笑。”还为20年前与袁结下的那场恩怨诚恳致歉，“下走（即张謇）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也”[8]186。袁世凯以极大的热诚回信称赞张謇，“执事乃以大久保相期，惶愧惶愧。天时地利相逼而来，得英伦领袖之才如执事者，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万流仰镜，喁喁向风，盖诸君子之热诚毅力使然”[12]168。张謇三次推袁领导立宪，这次信函往复成为他们此后十数年政治同盟的宣言书，二人真正重归于好，袁、张关系向着更深入的方面发展[9]85。在立宪运动中，张、袁二人合作愉快，为之尽力，正如萧一山先生所言，“袁世凯对清廷之决行宪政，颇有促成之功，而其原则，亦有张謇之怂恿也。”[19]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将其开缺回籍养疴。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了以皇族为核心的责任内阁，张謇等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但仍然决定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言”。宣统三年五月十日（1911年6月24日）张謇以组织商会代表赴美考察游历为由，进京请示清政府，准备劝说载沣不要“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更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即袁世凯）”[1]1026。在汤寿潜等人极力劝说下，他致电袁，决定到彰德拜访，“在火车中，又共同讨论謇晤世凯如何措词，如何与世凯交换意见，如何说明时局之危机，如何商量安定时局之方法。并请謇以诚恳坦白之态度，要求世凯吐露其真意”[5]180，足见张謇对袁世凯态度的重视。袁世凯极早恭候，两位阔别二十几年的故交畅谈至凌晨。张謇认为袁“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录录诸公之上”[1]720。张謇离开洹上村时，袁诚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5]181-182张謇对晤袁一行十分满意，“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12]294随后双方又互通信函，再次达成政见的一致[9]89。张謇离京后考察直隶等省新政，对比数年来他在南通的作为，对袁世凯督直的成果大加赞赏，“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1]724。洹上村一晤和直隶新政的考察，张謇为立宪派找到了满意的政治领袖，坚定了支持袁世凯信心和决心，袁则找到了坚强的社会实力后盾，两人的同盟对辛亥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厚生曾说：“不到半年，謇与袁世凯一夕之谈，竟发生了极大效用，并已决定清廷命运。”[5]182
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先后任湖广总督、内阁总理大臣，组阁以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张謇坚辞不受，拥护共和，并希望袁顺应潮流，转向共和，“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8]288-289。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张謇又连续致电向袁保证南方“孙中山亦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8]308-311。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叮嘱唐绍仪，必须先设法会晤张謇，“你必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12]294。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保证之后，采纳张謇建议，策动段祺瑞等46位北洋将领联衔奏请清帝退位，实行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随即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等人执意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时，张謇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支持袁在北京就任[9]93-95。而这在洹上之晤时，两人已达成共识，因此此时步调一致，配合密切。
3.民初合作为国与帝制分道
张謇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同盟，在辛亥纷杂的政局中，自始至终支持袁攫取最高权力。袁非常感激，想让张謇入阁。张则致电袁婉辞，“惟审察时局，尚未至可以效力之期。自忖目前可以一、二事稍分公虑，幸勿处以国务地位，庶几彼此皆有余裕。”[9]96张謇的意思是，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便进京入阁不合时宜，还是以在野的身份和人望与袁合作，待全国大局稳定再入朝合作。
果不出张謇所料，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由《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引发的唐绍仪内阁下台、宋教仁遇刺引发二次革命等乱象丛生。张謇则在野联合立宪派等组建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等抗衡国民党；在刺宋案后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则拥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更是斥责国民党破坏统一。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不足两月，便告失败。1913年9月，袁世凯迅速稳定了全国形势，任命熊希龄组阁，阁员主要由进步党人梁启超、王大燮、张謇等人组成“名流内阁”，张謇以实业家的身份就任工商、农林总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袁世凯需要张謇来发展中国经济，张謇则需要依靠袁实现自己实业计划，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张謇任职期间保护工商业发展，主持建立的经济法规、律例达44项之多，为民初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20]。在发展实业中，张则一贯坚持棉铁主义，即轻工业的棉纺织业，重工业的钢铁工业，并认为符合中国国情。1913—1915年，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财政逐渐好转，这一时期张、袁合作的积极性也体现在这里，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两人配合最默契、关系最融洽的时候。莫理循曾客观评价：“形势本来很好，这个国家自行维持地相当成功，它的财政义务都已履行，可是这项帝制运动一下子搞乱了一切。”[21]如果没有洪宪帝制，张謇继续任农商总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可能会发展得更迅速。
正当张謇为实现国家富强，一心一意发展实业的时候，袁世凯却逐渐走上了帝制自为的道路。1914年，袁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改行《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设政事堂国务卿对总统负责，改变总统任期，一步步走向集权。张謇为了振兴国家经济，发展实业，隐忍与袁合作，不因政局的变化放弃发展经济的理想。当他了解到袁世凯准备从集权走向帝制之时，张謇曾直言警告：“比闻汇文书院柏主教之言，疑所谓朝代之说何所传流。继又闻一欧人言，乱党散布南洋及欧美各国，到处演说，以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为帝制复活之渐，据为口实，腾其簧鼓。……然则改总统之当极慎，若以为三五年内不遽改者，既当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祀天祭服似可用弁，而以梁之数为等差，衣亦不必名衮”[8]432，希望他放弃帝制思想，可惜袁没有听从。后来帝制活动逐步发展，张謇看到局势无法挽回，对袁失望，从1914年10月开始向袁世凯请假，借故南下，并接连三次递交辞呈，直到称帝前几天袁世凯才批准张謇的辞呈[9]108-109。在辞职南下前，张謇以30年至交的身份最后劝说袁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帝制失败后，他回忆道：“濒行谒辞洹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已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蓄竅未竟。洹上颇不以为忤，私心窃喜，谓旦夕之顷，可以消弭无形。不图群小交蔽，以帝制为投机，居洹上为奇货，浸淫酝酿，以成今日之祸。”[8]579-580谁曾想，袁世凯表面答允，让张謇误以为自己的劝说达到了良好的效果。袁帝制自为，张謇辞去一切职务，摆脱了与洪宪帝制的一切关系，但并没有与梁启超、蔡锷等人一道积极讨袁，而是在家乡一心从事实业、教育。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而希望张謇利用自己的声望调节各派政治力量，维持总统地位。张謇以各地乱起，断然拒绝，“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8]580也就是说，此时与辛亥革命之时的“非袁莫属”不同，现在是“非去袁不可”。他劝袁“急流勇退”，归隐洹上，这是最好的选择。当袁众叛亲离之际，张謇出于至交之谊，再次致电袁，苦口婆心，劝他辞职，“若犹以迂回作用应之，当局极苦，人终不谅……但立颁一申令辞职，坦然示天下以诚，庶暂时组织可听替人，一切解脱不必更当疑难之冲，一切斡旋亦可易得。……若再迁延，必更祸己祸国，尚忍言哉!”[8]591可惜的是袁没有听从张謇的忠告，仍居大总统位。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病痛和全国的声讨声中逝去。张、袁二人毕竟相交数十年，得知袁病逝的消息后，张謇立即致电袁克定，表示哀悼，“昨夕始闻鱼日十时前总统之噩，回溯旧谊三十五年，哀悼之情宁同伦辈？”[8]593对袁世凯的败亡，张謇认为“不能无恨于群小”，并评价说：“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过，已随生命俱尽。所留与吾人以最真确之发明者，则权术不可以为国，专欲必至于亡身。”[8]597这是对袁世凯倒行逆施，帝制自为的批判，也是警示后来人不要玩弄权术，走专制道路。
四、结语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庆军，有着36年的交往和恩怨。纵观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两人从甲午复交到清末立宪的上下呼应、辛亥革命的南北和谈和民初张謇在袁世凯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来看，张謇始终是拥护袁世凯的，两人友好交往与合作为国是主要方面，而青年时期的负气断交和晚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张、袁分道是两人交往30余年的次要方面。张謇一生从一个开明封建士大夫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参与袁世凯政权，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实业家、教育家，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争取和平环境而奔走终生。袁世凯青年时期驻节朝鲜，锻炼军事外交能力，甲午战后获得练兵权，一路升迁成为晚清最具实力的封疆大吏，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依靠的能够稳定国内局势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可惜的是，张謇不齿袁世凯称帝，不得已中断了实业发展计划，否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将发展得更加迅速；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历史唾弃，以及导致他身后民国十数年乱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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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晓博（1992—），男，河南洛阳人，硕士，主要从事晚清民国史研究。
（原载《黑河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