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织者，食衣之原也”
——张謇《耕织图跋》漫谈
□ 沈振元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先生作了《耕织图跋》，提出：“耕织者，食衣之原也。使人人得自具食衣，圣王之道备矣。”这是个古老而鲜活的命题，使人浮想联翩，乃至夜不能寐。
（一）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大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食其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生活图景。
孟子提出了较为理想的生活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 狗、彘之畜不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样的生活图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恐难以实现。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知道农业的重要性，莫不重农兴桑，鼓励耕织。
“耕织图”最早诞生于南宋初年，两宋交替，刀兵不断，一心致力于中兴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对农业颇为重视，鼓励耕织。有道是“上若好之，下必甚焉”，时任杭州钱塘的一个县令楼畴，深谙高宗“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苦”之意，“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楼畴以现实主义笔法，将自“浸种”到“入仓”，自“浴蚕”至“剪帛”传统农桑的各个劳作过程，“事为一图，系以五言诗一章”，共计四十五图。这就是最初楼本的《耕织图诗》。不久，高宗皇帝看到了这部作品，玉音嘉奖，命以镌版而行于世。其后历代，多有摹刻。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对农业相当重视，多次颁布兴农诏书，实施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如康熙八年，宣布“更名田”，它是清初恢复农业经济的重要政策。康熙五十年，下诏推行“摊丁入亩”制度，顺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康熙还多次出巡，体察民瘼。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当地士绅把宋版楼本《耕织图诗》呈进玄烨。观览后，他唏嘘不已：“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苦，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其情状。复命镂版流传，用以视子孙。”于是，便命时任内廷供奉的焦秉贞依照宋版楼本《耕织图诗》重绘，并命时任鸿禄寺序班的朱圭加以雕版。
焦秉贞是康熙年间的画家、天文学家，擅长画肖像，以画“御容”闻名，兼工花卉山水及楼台殿阁。他又是传教士汤若望的门生，对西洋透视技巧运用自如，与传统的绘画技巧相融合。焦本以楼本为蓝本，溶以新的绘画技法加以完善和增补，可以说是对楼本的继承和创新。
楼本耕部二十一目，织部二十四目，共计四十五目；焦本耕织两部分别为二十三目，共四十六目。耕部增加了“出秧”、“祭神”两目；织部则删掉“下蚕”、“喂蚕”、“一眠”三目，增“染色”、“成衣”两目。这正好与张寒“跋”中所提到的图目相同，亦可证明张謇文中的“耕织图”，就是“康熙御制耕织图诗”。
《康熙御制耕织图诗》之所以成为巅峰之作，自然离不开还有两个人，一是朱圭，字上如，江苏吴县人，他能雕善画，四十多岁，刀锋老道纯熟，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又不失活泼，忠实刻画了原画的风采。焦、朱两位大师珠联璧合，成就了这部中国版画的传世杰作。另一位大人物就是康熙皇帝。他是一位“皇帝书法家”。他的序和题诗与画作相得益彰，让人真切领略帝王书家墨宝的精妙。
《康熙御制耕织图诗》刊印之后，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推崇，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都特命内府摹绘重刊，并发展为着彩绢本和墨印彩绘本。由于版本众多，流传广泛，以致在日本都能见到。所以，张謇在文中不提“康版”“雍版”之类，只笼统提“耕织图”云云，强调他们“企古重农”的思想。
（二）
那么，张謇为什么要为前人的《耕织图》作“跋”呢？跋，文体的一种，通常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的经过，借以表明对书、文及其作者的态度。张謇先生为二百年前的先贤耕织图作跋，不是心血来潮的随意所为，而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
张謇有情于农。他生于农家，长于农村，耳濡目染，对农村、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他在青少年时期写过一首诗—《田家》曰：
春风吹水涨，涨渌到田家。
一径入丛竹，连村深落花。
相逢宽礼数，率意校桑麻。
真觉羲皇上，桃源未便赊。
田家，即农村种田人家。张謇以白描手法刻画农村人们的生活图景，质朴宁静，和谐友善，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相上下。
他赞美其母亲善待贫苦农民（主要是乞丐）的优良品德；赞赏刘旦旦精巧的种田技艺；赞扬杨点明大义，敢担当，保护乡亲，勇于跟贪官恶吏斗争的精神。他没有当时一般读书人与普通农民之间存在的“隔膜”。相反。他青年时期就关注民生问题。光绪之年（1875）十一月，知道下沙（海门的东部地区）饥民困苦，二十三岁的张謇就设法拯救，就与海门的青年朋友商议，得到大家赞同和支持，有的“慨然助百石之粮”，有的“愿质衣从事”……一件看是难办的事很快办成了，张謇激动地说：“噫！我辈粗粝布服，冻馁无虞，视彼哀鸿，宜若霄壤，倘不为之援手，何用我辈平日谈气节、论经济也，是愿同志者勉之无倦耳。”足见他对贫苦农民有情有谊，令人敬佩。
张謇亦有志于农。他从小胸有大志。勤奋学习，希望长大成为栋梁之材，或致君尧舜，或泽民乡里。光绪八年（1882），随吴长庆赴朝平乱，立了大功，名声鹊起，一时许多大官高薪聘其入幕，被一一回绝，并明确表示考不到进士即回家种田。这不是一般的大话、气话，而是实话，真话。他对国家建设似乎有明确的思路，认为中国必须振兴实业，因先事农桑。因此，他“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1889年，他又作《棉谱》，为从事农业作准备，1894年，张謇在会试中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登上了顶峰。三个月后，他在《寄酬查翼甫同年》一诗中云：“差有寸心堪报谢，由来生计是渔樵。”能享受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待遇，自然应当感谢皇上的恩惠，但不能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而真正能解决民生问题，还得靠那些打鱼、砍柴的劳动者。这似乎为其之后从官场走向实业作了铺垫。
而促使张謇离开官场的直接原因是朝廷腐败。光绪二十四年。张謇赴京参加散馆考试。发现许应骙、刚毅之流掌控朝政，光绪帝师、肱股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家”，瞻仰圣颜（光绪皇帝）“神采凋索”，临别时“潸然欲泣”。感到“朝局是将大变”，决定离开朝廷。他跟李磬硕分别时作诗云：“拂衣去国亦堪哀，辛苦男儿草莽来。直分儒冠称沟壑，何知人海战风雷。”不接受朝廷任命，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走向实业。1899年，张謇请著名画家单林为他画了一幅《张季子荷锄图》。图中的张謇，身穿长衫，脚着布袜青鞋，这是知识分子形象；头戴草帽，肩扛锄头，手握锄柄，这是农民形象：两者合而为一，便是“士农”形象。他麟姿虎步，目视前方，一手提起衣袴，将迈向海滩，走进工厂，跨入商场。这是当年张謇的真实写照，具有标志性、现实性；它又是一帧艺术珍品，意蕴丰富，让人浮想联翩，而“士农”一词使人想起康熙、维正两朝“企古重农”的思想；“迈向海滩”，又让人联想“世宗登极，尝诏海内能垦荒者”之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先生经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他所经营的大生棉纺厂和通海垦牧公司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而他遭受的艰难、困苦乃至失败也难以殚述，离百姓食衣问题的解决依然相当遥远。他深深感到，先贤的重农、悯农、爱农的思想，及其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必须“敬谨志之”，沿着“使人人得自具其食衣”的圣王之道。继续前进。这大概就是张謇先生为前贤“耕织图”作跋的主要原因。
（三）
张謇的《耕织图跋》确实有些别致。他不是为当代某个人的作品作跋，而是为百年之前先贤的作品题跋；不是为某个人的专著写跋，而是笼统地为前人的“耕织图”作跋。要不是他在文中提到“凡耕之事二十三图”“织之事亦二十有三图”，就不敢断定他是为康熙的《耕织图诗》作跋。由于雍正、乾隆等都赞成康熙的做法，也出版《耕织图诗》，所以张謇不再提哪一朝哪一代的图，只提“耕作图”了。
“企古重农”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这个农实在太重要了，它不但是衣食之原，而且是国家治理是否成功的标志。因此，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关注农业，以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但传承的过程中领导人关注的程度有深浅，措施是否适当，结果有优劣。就拿《耕织图诗》来看，南宋高宗皇帝虽有“中兴”之志，亦重视农业，县令楼畴看透他的心思，作《耕织图诗》以引起皇帝注意，认为“上若好之，下必甚焉”。后皇帝知道了，“玉音嘉奖”，命以镌版而行于世。其效果如何？不得而知。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位明君，他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发展农业，在南巡时发现宋版楼本《耕织图诗》，观后“唏嘘不己”，并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不仅重绘耕织图，而且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其效果自然远超宋高宗。雍正、乾隆及之后的皇帝虽敬仰康熙，将《耕织图诗》“摹绘重刊”，而其影响远不及康熙。
至此，我们自然想到张謇。他是古代帝王重农、悯农思想的继承者，也是这一传统的超越者；他不只是理直气壮的言者，而且是个脚踏实地的行者。他兴蚕桑办纱厂建农校，开发衣食之原，为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开辟了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历史的传承有其连续性，也有一个时代的关联性，在理解古代传统意义的基础上，应当思考如何回应时代的现实需要，以促使传统与时代的融合、创新和发展。在这方面，张謇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