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佩戴的那些勋章

南通博物苑  徐 宁

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君主集权还是贵族共和，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推动整个国家前进的精英分子进行褒奖。因为这种褒奖的获得者虽然是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的群体，但是褒奖的目的却带有双重激励作用，一方面激励已建立功勋之人，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宣传。

欧洲是现代勋赏制度的发源地，勋章一词本来就是从“骑士团”一词衍生而来，勋章最初就是骑士团成员的标志，即骑士团纹章。到近代国家建立之后，勋章才逐渐带有了奖励功勋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勋章在维护政权、发展国家中的作用。以勋章和奖章作为国家奖赏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对于荣誉褒奖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同样也是记录这个国家历史最直观、最高效的物证。

中国的勋赏体系始建于清末，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提议设置奖恤制度以抚慰为国捐躯的忠魂，命令陆军部草定中华民国《各等勋章章程》。这一时期批准实施的勋章是“九鼎勋章”“虎罴勋章”“醒狮勋章”，但这批勋章并未实际发行。到1912年12月6日，北洋政府颁发的《陆海军序勋条例》和《陆海军奖章令》，1914年1月14日颁发《陆海军勋章令》，到民国五年又做过几次修正和补充，根据这些法令先后设置了“大勋章”“大绶宝光嘉禾章”“嘉禾勋章”“白鹰勋章”“文虎勋章”“勋表”“陆海军奖章”以及“功绩”“学术”“射击”等奖章。

笔者曾见到过一幅张謇佩戴各式勋章的照片（图1），不禁好奇，这张照片中，张謇所佩戴的勋章都是些什么勋章，用来表彰哪一类功绩的，张謇是什么时候获得的等等。下文将按照图中编号予以介绍。

图1

1、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

先从张謇左胸的最上方的一枚勋章说起（图2）。为纪念武昌首义成功，1912年9月28日，经湖北革命党人倡议，参议院议决10 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同年10月10日，在首义之区的武昌举行了第一次国庆日庆典活动，会场设在武昌紫阳湖对面的皇殿。湖北军政府要员齐集烈士祠，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烈士祠初为明代楚昭王朱桢方圆八平方公里的故宫南辕，用于祭奠祖宗，称作“皇殿”。清入关后，将此改建为“行宫”，用于招待各方贵客。武昌首义发生仅一个月后，战事惨烈，起义军死伤惨重。但革命党人为了纪念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还是在“皇殿”前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的遗骸被置于堂中，供人祭拜。上世纪30年代，该处建起了“烈士祠”牌坊，后面还有学校和疗养院，照顾烈士遗孤和伤残志士。

图2

活动当天中央政府特派专员参加，各省也派代表与会。晚上，黎元洪在武昌甲栈设宴十余桌招待来宾，并赠以刻有黎元洪像的第一次国庆纪念章(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此章于1912年10月民元国庆之际所颁，正面正中为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交叉图案，其外一周镌“武汉纪念章”字样；背面正中为黎元洪戎装浮雕胸像，像上镌黎元洪英文姓名，左下方标注英文“镀金”字样（图3）。整枚纪念章为十八星图案，圆形，四缘装饰以橄榄叶，造型美观大方，是辛亥革命重要的纪念物。全套共六枚，按照等级分为金色，银色和铜色，每个等级均有两个品种，其区别在于徽章正面为双旗及红十字（图4），分别颁发给军人和医护人员。

图3

那么张謇又是如何获得这枚纪念章的呢？查阅了张謇的《柳西草堂日记》可知：

图4

民国元年（1912）

八月（阳历九月）

二十八日 （北京）早车启行赴汉口。

二十九日 午后三时至汉口，寓法界波麦春旅馆。黎都督派员至车站相迓。

九月（阳历十月）

一日 八时渡江至乙栈，由引导人偕至前清皇殿致祭先烈。次至庆会场，场即在先烈祠前空地搭棚为之。次又至乙栈，复由乙栈至布局会饮各省代表。来者甚多外人，男女宾亦五百余人。

二日 诣黎都督。黎为设宴，与谈一切，黎诚笃而廉洁，以是得众心。坐中闻国民党人张继演说迁都事，真河汉无极也。（《张謇全集8》第744页）

1912年九月初一，正是公历的10月10日。张謇在1912年10月8日即从北京乘车赶赴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参加第一次国庆日庆典活动。在10月9日下午三时抵达汉口。而此次前来参加庆典的各省代表多达500余人。10月10日庆典当天，张謇前往皇殿致祭辛亥革命先烈，并参加了黎元洪的宴请。因此，张謇在庆典中，接受黎元洪赠送的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对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张謇并不陌生，甚至还亲眼见到了起义的熊熊大火。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1911年10月4日），他赴汉口出席大维纱厂开工典礼，至八月十九日（10月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几天张謇均留在武昌处理有关大维纱厂的事宜。这一次的武昌之行，使得张謇也成为了一个武昌起义的目击者，他在日记中对此也予以了记载。

（八月）十九日 贞壮讯，知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因大索，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开杂货铺），晨六七时事讫，各城俱闭，十时方开。余即于是时过江至汉口兴业里纸厂事务所，晤聚卿，即留午餐。三井大班丹羽来晤，旋诣之，并诣伟臣、晋笙、鸿沧。六时饮于海洞春。八时登舟，舟名“襄阳”。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即长亘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闻十八日夜搜得党籍后续获二十余人而未已，余党不安，遂尔反侧欤。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张謇全集8》第727-728页）

2、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位于张謇左胸中间的一枚勋章（图5）1916年10月8日，北洋政府在原有大勋章和嘉禾勋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五等宝光嘉禾勋章，并对勋章绶制、佩带规则、章绶图式等进行调整，明确颁授对象兼及文武官员。

民国徽章中较常用的象征性植物图形以嘉禾、五谷、梅花等为主。嘉禾图形为民国初期勋章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植物图形。嘉禾就是人们所说的禾稻，因为其生长的特别茁壮，古人认为嘉禾图案是祥瑞的象征。中华民国时期，嘉禾图案更是取代清代的龙纹图案，嘉禾图案开始广泛地出现在货币、证章上面。如1913年2月至1928年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因中间有一束嘉禾，又称“嘉禾国徽”（图6）。图案基于中国古代礼服的十二章花纹，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袁世凯所建立的中华帝国亦沿袭作为国徽。

图5

图6

宝光嘉禾勋章相较于嘉禾勋章，其外形更为华丽（图7）。其包括主章、副章、红底黄缘的绶带和勋章盒。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最外层是金色的尖锐宝剑八角形，第二层是银色宝剑八角形，第三层外端是四个红底黄缘的宝剑形，呈十字状，正中圆形中是白底镂刻一茎五穗的嘉禾图案，红色结绳，正中镶嵌宝珠一颗，圆形边缘为黄底镶嵌17枚红色宝珠。副章除了大小，其外形与主章完全相同。整枚勋章看上去非常华丽。

因为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其外形与二等以下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可以断定，张謇胸前佩戴的、现藏于南通博物苑的这枚宝光嘉禾勋章即为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图8）。

图7

图8

经过几年的发展，民国勋章的颁授范围开始逐步超出政治、军事领域，颁授的领域开始逐步拓宽，部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文人、学者也能够因为其所做特殊贡献而获得大总统颁发的象征荣誉的勋章。如1916年，时任民国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得到了黎元洪大总统颁发的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1920年，著名的文物收藏夹张伯驹因为赈灾有功，而得到了黎元洪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3、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在张謇的右胸下方，还佩戴有一枚宝光嘉禾勋章（图9）。这枚宝光嘉禾勋章的外形同左胸佩戴的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有所不同，其第二层是五色八角光芒线，中间圆形为白底红缘，镶18颗白色珍珠。

图9

因为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和三等宝光嘉禾勋章的外形一样，仅从图中勋章的外形还不能看出张謇佩戴的是哪各等级的勋章。但是三等宝光嘉禾勋章是领绶，而图中张謇衬衣领处没有绶带，仅有领结，因此可以排除三等宝光嘉禾勋章的可能。

由于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分为大绶和无绶两种，从图中无法分辨出张謇所佩戴的这枚勋章究竟是大绶还是无绶。

经过细心辨别，张謇礼服和衬衣之间有个深色的服饰。笔者一开始以为是张謇穿的马甲，其实不然，若是马甲其纽扣应当与外套在一条线上。襟和襟是重叠的，怎会歪到一边？那么答案只有可能是，张謇里面穿的不是马甲而是外面某个勋章的大绶。

张謇身上五个章，武昌起义纪念章和勋二位章没有绶带，因此可以排除。一等大绶嘉禾勋章的大绶是黄底红缘。转换成黑白照其绶带颜色应当是内浅外深，与图中颜色深浅不符，因此也不是。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红底黄缘，转换成黑白照其绶带颜色应当是内深外浅，且色差应当很明显，而非图中的均为深色，色差不大。因此也可以排除掉。只剩下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了。

到底大绶还是无绶呢？答案就在这绶带上。二等大绶绶带为红底蓝缘。这颜色转换成黑白，是不是内深外浅，且色差不会很大呢？如此，张謇佩戴的这枚勋章就可以断定是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了（图10）。

由此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张謇有三枚大绶勋章，为什么要带一个二等大绶勋章的绶带？笔者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其中两枚一等大绶勋章是必定有绶带的，无须佩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謇身上戴的是一等大绶类的勋章。而这个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偏偏分大绶和无绶两种。张謇将此绶带佩戴上，使得当时的人和我们今天一看就知道了，身上的唯一的这枚二等勋章一定就是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而非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了。

图10

4、一等大绶嘉禾勋章

位于张謇左胸最下方的一枚勋章（图11）从外形看为嘉禾勋章。嘉禾勋章设立于1912年。这一年的7月29日，北洋政府在颁布的《勋章令》和《颁给勋章条例》中，将大勋章和九等嘉禾勋章列为区别于陆海军勋章的普通勋章。1916年2月，二等嘉禾勋章改设定为二等大绶和二等无绶两种。自此，嘉禾勋章共分为九等十级。

图11

嘉禾勋章主要授予“有勋劳于国家”和“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者”，文武官员均可获得。在嘉禾勋章中，一等、二等嘉禾勋章分为主章和副章，主章第一层是金色宝剑组成的八角形，第二层为白色宝剑组成的八角形，第三层是圆形，圆形中心为白底金色嘉禾图案，下端是五色彩带，圆形边缘为蓝底，其上镶嵌有30颗五色珍珠。副章则略小于主章，仅有两层，外层为白色宝剑组成的八角形，内层圆形图案与主章相同。三至九等的嘉禾勋章外形同一、二等的副章。此外不同等级的嘉禾勋章，采用不同的绶带，一等为黄底红缘的大绶（图12），二等为黄底白缘的大绶，三等为红底白缘的领绶，四等至九等均为襟绶。

图12

由于嘉禾勋章的一二等外形一样，所不同的仅仅是绶带，因此仅从张謇佩戴勋章的图片中很难区别出这是一等还是二等。但是，在1922年到访南通的驹井德三撰写的《中国江苏省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中就提到，张謇被政府授勋的情况：

“至民国初年，干戈互动……翌年，正式政府一告成立，促公（张謇）出庐。遂任农林工商总长，授与勋二位，一等嘉禾章。”

图13

由此可知，这枚藏于南通博物苑的嘉禾勋章为一等嘉禾勋章（图13），且张謇于1912年同时被政府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和勋二位章。

5、勋二位章

再来看一下位于张謇右胸上方的一枚勋章（图14）。上文提到，张謇在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的同时，还被授予勋二位章。勋位章是于1912年8月9日，北洋政府颁布《勋位令》，规定“凡民国人民，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授与勋位。”勋位分为六级，分别为大勋位、勋一位至勋五位，由大总统亲授；凡授有勋位者，发给徽章和证书，除依刑法受褫夺公权外，终身保有。

图14

对于前清遗留下的亲王贵族，《勋位令》还规定，凡依优待条件保有亲王以下之世爵者，等同于已经授有勋位。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等同于大勋位，公爵等同于勋一位，侯爵等同于勋二位，伯爵等同于勋三位，子爵等同于勋四位，男爵等同于勋五位。

勋位章可终身保有，获得者身故后其勋位章要由其子孙或亲族缴还。勋位证书由铨叙局撰文呈请，大总统签名盖印。

勋位章为银制，圆形，底座是牡丹花叶纹（其中大勋位章至勋三位章的牡丹花叶纹底座上还有4朵对称的粉红色牡丹花，勋四位章和勋五位章则无牡丹花）；中央为红色圆形，正中镶嵌一颗由一束嘉禾环绕的珍珠；红色圆形周围环绕着四个下底对外的等腰梯形，呈十字状排列，其颜色依次为黄、蓝、黑、白，加上中间的红色，正好与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同色。勋位章的级别则由十字上镶嵌的珍珠数量来区别（图15）。具体如下：

图15

大勋位章：镶嵌12颗珍珠，上下左右各3颗。

勋一位章：镶嵌10颗珍珠，上下各3颗，左右各2颗。

勋二位章：镶嵌8颗珍珠，上下左右各2颗。

勋三位章：镶嵌6颗珍珠，上下各2颗，左右各1颗。

勋四位章：镶嵌4颗珍珠，上下左右各1颗。

勋五位章：镶嵌2颗珍珠，上下各1颗。

此外根据《勋位年金法》的相关规定，经参议院同意后，得有勋位者，大总统需给予其终身年金。其中，大勋位章1万银元，勋一位章为8000元，勋二位章为6000元，勋三位章为5000元，勋四位章为4000元，勋五位章为3000元。若勋位被依法褫夺，其年金也被取消。若勋位章获得者死亡，在其死亡后一年内，其遗族仍可获得年金。

据统计，从1912年至1918年，北洋政府共授予各等级勋位章数百枚，其中大勋位章最少，仅颁发了11枚，分别授予了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张作霖、日本大正天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等10人（孙中山分别在1912年和1916年获授）。

根据1913年1月5日《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临时大总统签发大总统令，特授以张謇、汪兆铭（精卫）勋二位。

照理说，获得政府颁发的勋位章是无上的光荣，可是张謇在看到报纸上刊载的电令后，向大总统发出电文，毅然辞勋。张謇认为自己本就是江淮之间一名普通农民的儿子，“前清时代，以曾忝科目，时时论列民生国计，而迄无效，”同时认为自己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并未有太大的功勋和业绩，“共和建设，亦以国民天职，薄有献替，而民国成立以来，垂及一载，民生痛苦，倍于昔时。”同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蒙、藏蜩螗，不知所届”，因此张謇极力不肯接受勋二位的奖章。张謇电文中还以介子推、田畴的典故表明自己的心迹。“远溯介推绵上之逃，即贪天而无自；近维田畴关内之让，亦卖塞而无词。”

在得知张謇辞勋的事情后，袁世凯给张謇发来电报，声称张謇“最先建议共和，连南北之感情，固民国之基础”，于此授予勋位章也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符合民声舆论的。针对张謇以江淮之间一农民儿子的身份自居，袁世凯强调自己本也是“嵩洛间一民”，只是鉴于“国步艰难不敢自逸”，同时还表示“明农遂志，开国酬庸，两不相妨”，希望张謇不要再行推辞。

收到袁世凯电报后，张謇再次表示自己辞去勋二位章的心意。他认为，“大总统特定勋位，具有苦心。”但是“顾好官多钱，当施之于释兵之使相，若以小儒厕之，在总统未免以名器假人，在謇亦耻以口舌得赏”。虽然张謇不愿意接受这一勋章，但是张謇依旧觉得“既为国民之一，年力虽衰，终当于有益民生之事，以一端自效，稍分大总统万一之忧劳。至于前命，仍不敢受。”并且强调“此非虚让，亦非矫情。”

图16

此后，张謇如何与袁世凯电文往来，辞去或是接受勋二位奖章的，在张謇所记的日记中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今天从张謇佩戴于右胸的第一枚勋章即为勋二位章来看，张謇此后也未再推辞，而是接受了勋二位奖章。

看照片中，张謇的勋二位章的佩戴位置是不正确的。根据规定，勋位章的佩戴应当位于左胸，在各种勋章之前。如蔡锷将军的戎装照（图16），其勋二位章位于左胸并在各勋章之前。而张謇的勋二位章则佩戴于其右胸，莫非张謇以此表示，自己其实是不想接受这个勋位章的，自己所做的事情还不足以媲美勋二位的勋赏？

6、题外话

在很多书本中，都将张謇佩戴勋章的照片说成是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期拍摄的。但是考虑到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的时间为1913年10月—1915年11月，而其身上佩戴的两枚宝光嘉禾勋章最早的颁发时间也要到1916年10月。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一些书本所描述的，那么就意味着张謇提前一年就拿到了一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并拍摄了照片。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只能有一个，就是之前对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判读有问题。而这张照片首先出现在哪里呢？

图17

这张照片最早出现于《民国九年南通风景画册》（图17）。民国九年即为1920年。这本画册中大致介绍了张詧、张謇两兄弟及张謇之子张孝若。画册首页就印上了张謇佩戴勋章的照片。同时刊登了包括俱乐部、大生纱厂、天生港海关、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厂、贫民工厂、同仁泰盐垦公司等诸多张氏兄弟在通创办的企事业还有狼五山等自然风光。

张謇照片中所佩戴的勋章均在1920年前获得，这张照片出现在1920年的画册中是说得通的。

图18

图19

笔者后在民国四年（1915年）十一月出版的名为《南通农校棉作展览会报告》（图18、19）中看到一幅张謇佩戴勋章的照片（图20）。笔者觉得这张照片才应该是张謇任农商总长时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张謇左手拿礼帽，身穿礼服。佩戴勋章。虽然左胸的大小两枚勋章比较模糊，但是从张謇身上斜戴的大绶可以辨识，这一大一小，外形同为八角形的勋章就是一等大绶嘉禾勋章。大的是正章，下方小的是副章。一等大绶的颜色为黄底红缘，其黑白效果也同图中相似，即中间颜色浅，外缘颜色深。嘉禾勋章颁发于1912年。而张謇任农商总长时间为1913年10月—1915年11月，佩戴这个勋章拍照也在情理之中。

图20

此外，因南通博物苑收藏的嘉禾勋章没有绶带，而嘉禾勋章一等大绶和二等大绶勋章的外形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绶带颜色。二等大绶嘉禾勋章绶带颜色为黄底白缘，黑白效果应该是内部颜色深而外缘颜色浅，与图中的颜色分布恰恰相反。一等大绶嘉禾勋章的绶带颜色为黄底红缘，其黑白效果就是内部颜色浅而外缘颜色深，与图中绶带一致。因此这张照片也从侧面证明了，南通博物收苑藏的嘉禾勋章就是一等大绶嘉禾勋章。

 （原载《档案与建设》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