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致尤鼎孚的两通佚函

——苏州市档案馆馆藏张謇佚函之商事纠纷处理

□ 羌松延

在苏州市档案馆馆藏苏州商会档案中，有两封张謇当年写给该商会总理尤鼎孚的信件，遍检新旧两版《张謇全集》，未见内有收录。两函内容涉及的主要人员与事件虽然无关，但均为处理商事纠纷而写，加之收件者又是同一个人，故在本文一并作粗略解读。

佚函一^[1]

鼎甫仁兄大人阁下：

顷据吴江县渔商施元珍、程祖荫陈称，世居盛泽镇，素为产鱼之地，上年十一月间，租得计姓荡河一方，筑簖捕鱼，曾经邀集绅董，勘明于水道毫无妨碍，不意为同业石品阶所嫉妬，朦禀县宪，未候诣看，遽嘱郑绅沅甫纠人拔簖，向论恃蛮，无可伸雪，为特禀求鉴核，移知商会查理、保护等因前来。查该渔商租荡筑簖，在其所租界内，即有自主之权，论公理不应禁阻。惟与水道究竟有无妨碍，须凭地方官及绅董诣勘，方可定案。敝公司设立江浙渔会，有维持鱼业之责，理合准予转请尊处移知江震商会，立即邀集公正绅董前去会勘，秉公理明，以释讼端而安渔业。实纫公谊，专泐。敬请台安！

弟张謇顿首

八月初五日

此函件曾被收入《苏州市珍贵档案文献名录》，书中虽有说明是“清光绪状元张謇手迹”，但观其笔迹，显然非张謇所写，而是秘书代笔。

查《苏州商务总会受理商事纠纷一览表》，录有上海商务总会所发《为渔业盛泽镇程祖荫、石品阶争设渔簖互控讼事》一文标题^[2]，据表中所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可推知该佚函写于1906年9月22日。至于收信人尤鼎孚，在拙稿《一份关于颐生酒厂货款的张謇佚函》中已有介绍（详见《张謇研究》2025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

通读该函，事关一起渔业纠纷。对于这起纠纷，可先结合有关史料及苏州市档案馆另藏多份相关禀文、信函，大致了解张謇写这封信的背景：

盛泽一区，毗邻浙境，湖荡密布，素称水乡。该地“濒临太湖，港汊纷歧，向为产鱼之处”^[3]，镇民菜肴多以湖鲜为主，于荡中插簖捕鱼者众多，也有渔商在此“围荡作池，树簾筑簖，以谋渔利”^[4]。其中，该镇渔商施元珍（即张元珍，亦作张元贞）、程祖荫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间，集股租得计姓荡一方，坐落盛泽荡市口西北二里许。荡内筑簖捕鱼，曾邀集各业经董及杂业董事郑沅甫同往验勘，允洽（于水道）毫无妨碍”^[5]，不意为下水荡同业石品阶所嫉妬，“贿嘱郑董以有碍水道等情，赴县朦告”，后又纠众，蜂拥前往，“擅行将簖拔去”^[6]。为此，程、施二商去函苏州商务总会、申江渔会及张謇等，请求查明一切，予以保护。

史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张謇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同时江浙渔会成立，附设于渔业公司之内。因渔商来自海外，未谙会务，亦托张謇兼管，初尚亲理其事，继则诿权他人。”^[7]可见，张謇收信后即致函尤鼎孚，系其职责所在。根据施、程二商的陈称，张謇先在信中简述了事情经过，继则强调“与水道究竟有无妨碍，须凭地方官及绅董诣勘，方可定案”，并申明“敝公司设立江浙渔会，有维持鱼业之责”，为此敦请尤鼎孚“立即邀集公正绅董前去会勘，秉公理明，以释讼端而安渔业”。鲜明表达了其公正客观的态度与“释讼端”“安渔业”的期待。

另有尤鼎孚《为程祖荫等与人纠纷致张謇函（底稿）》档案显示，一接到张謇信件，他就“备文移会”，并责成平望商会总理凌倬云（1873—？即凌翔汉，开设正源[一说凌云记]米栈。清末曾任平望商会总理四届，1913年1月经票选为总理后于当年辞职）^[8]亲往察勘。回信时除告知张謇“此案地方官据本地绅董公禀，核饬限拆”^[9]外，又表示商会调查，仅“为和平调处之计，而两造当未允协，一时恐难结案。”^[10]

在苏州商务总会当年的“理案簿”中，记有《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分理结渔业争设鱼簖讼事一起》^[11]。因字数不多，兹录全文如下：

案由：盛泽镇程祖荫新设鱼簖，与同业石品阶旧设之簖相争，两造互控。

原告姓名：程祖荫、石品阶。

中证姓名：无人。

控告年月：本年8月。

结案实情：案经上海商会移会，劝令程祖荫将新设之簖择地另设，距石姓旧簖稍远，各安其业，以免争揽。

也就是说，张謇关注的这起商事纠纷，在其去信尤鼎孚的第二个月有了转机。

然而，1906年商会的这次调解并不意味着真正结案。据1907年10月《新闻报》报道，施元珍所筑渔簖“被同业石品阶等纠众拆毁后，由江浙渔业公司禀请沪道核办，瑞（澂）观察批饬吴江县查勘，秉公核断”。而吴江知县刘有光“查得盛泽绅董王泽圻等，曾以西旸荡口添设渔簖，阻塞水道，且该处系放生官河，永禁捕鱼，设簖恐非所宜等情，禀请查禁。”考虑到此案事关渔业，于是作出变通，“拟定两全之法，只令捕捉，不令设簖，以顺舆情。”据此，由署藩司兼杲司朱竹石批令施元珍等“拔去簖簾，准其捕捉”，并公告大众：“嗣后如有私自作簖，即由县提案究办。”^[12]

关于该案的最终结果，1907年12月《申报》《神州日报》等也有报道：经吴江前后两任知县“先后诣勘，情形属实”，认定“应听其拔除，以顺舆情”，并“经瑞升道（按：即瑞澂）据详照会，总理江浙渔业公司张殿撰（按：即张謇）查照”^[13]，批示在案。至此，程祖荫、施元珍所设鱼簖被悉数拆除，张謇、尤鼎孚、瑞澂等人参与，纷纷扰扰一年多的盛泽渔簖案终告结束。

佚函二^[14]

鼎孚仁兄大人阁下：

久不奉教，驰系为劳，惟德望日隆，兴居佳胜为颂。顷据皖友来函云，常州汪承祖君以典债轇轕，其弟翰章冤被江阴令管押，由沈子培方伯函请瑞心儒方伯酌核案情，秉公办理，饬将翰章开释，并据苏省各钱庄控，蒙批饬苏府调齐县卷，会同苏商务总会秉公裁判等情，属为转致台端，一为谈判据情代白，冀伸公理，此案是非曲直，附呈折扣，奉鉴便明。总之，沈姓私亏之款，不能混入济善公典之中，即论店亏，沈股为四分之三，汪股为四分之一，如架本足资抵债固妙，设或不敷作抵，自应按股匀摊；如典债万金，沈能实偿七千五百，则汪应偿二千五百；若沈减折偿亏，汪亦当一律。商律俱在，办法岂容两歧。弟参观汪禀与司批，似应如此办法也。惟希卓裁。专肃，敬请勋安！

附折三扣

弟期张謇顿首

十月初八日

这封信明显由他人代笔，惟信末“顿首”与日期似为张謇亲笔。该信系张謇接到安徽友人来函后，为汪承祖之弟汪翰章的典债纠纷案而写，目的在于请求苏州商会及地方官员“秉公裁判”“冀伸公理”。信中还以股本占比为例，认为归偿典债“应按股匀摊”，所负债务“若沈减折偿亏，汪亦当一律”，进而对此前的办案提出质疑：“商律俱在，办法岂容两歧”。非常明显的是，尽管这起典债案纠缠不清，但若无特别约定，张謇的主张对纠纷双方而言是公平合理的，同时也符合人们长期以来在日常商事活动中逐渐形成、适于行业内通用的习俗惯例。

汪承祖，清末民初常州人。《申报》曾载，候补知县汪承祖于1899年10月至安徽报到，“奉委发审局副办並监修曾公祠工程”^[15]。1902年，“丁艰（按：遭逢父母丧事称“丁艰”）知县汪承祖辞回籍”。^[16]而民国版《阜阳县志续编》则记有汪承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二日到任阜阳知县。^[17]宣统二年（1910）10月，汪自安徽进京，任资政院议员。^[18]

除了张謇，此案还惊动了另外两人。一是沈子培，即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安徽布政使。张沈二人初识于光绪十一年（1885），情谊甚深。虽暂时未见沈、汪二人的交往记录，但信中所说来函的那位“安徽友人”，可能就是汪的上司沈曾植。

另一位是瑞心儒，即博尔济吉特·瑞澂（1863—1912），清末大臣，字莘儒，号心如。史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瑞澂因留守京城有功，擢升九江道。后于1905年调任上海道道台，1907年任江西按察使，同年12月调任江苏按察使，次年1月改任江苏布政使，1909年6月升任江苏巡抚，旋于11月署湖广总督。张、瑞二人自1906年相识后，于公于私，关系日益密切。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瑞莘儒由沪来通，（张謇）至天生港守迓”^[19]。次年三月，张謇夫人徐氏去世，瑞澂不仅致函吊唁，还派人来赴通参加公祭等。1912年瑞澂去世，张謇以联“忧国乘除真舛午，悲公生死不逢辰”挽之。

关于第二封佚函的时间，信末虽署有“十月初八”，但仅凭写信月日及该信件与档案注录内容，仍无法断定其系年。然若对照瑞澂在江苏任职的时间，可知此信当是写于1907年12月至1909年11月间。而落款“弟期张謇”中的“期”字，则为我们判定系年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读张謇信函，便知其遵循礼法，严守服丧礼制。如在张父去世后的3年“守制”期内，他在信末常用“制”字。而“期”则用于兄弟姐妹、妻等去世。张謇夫人徐氏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五日去世，他在当年五月有致盛宣怀函，落款“愚弟期张謇”^[20]。同年另有数份给孙宝书等人的书信或便条，落款多为“期謇”。由此推断，该佚函中所用“期”字，应与其妻徐夫人有关，即此信可能写于1908年11月1日。

一封佚函，钩沉出百余年前张謇的一件小事，颇为珍贵。只是因史料不足，暂不知这起典债案的最终结果。惟望有研究者能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再挖掘，使答案得以揭晓，缺憾得以弥补。

（作者单位：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参考文献：

[1]张謇：《为施元珍等筑簖捕鱼引起纠纷事致尤鼎孚函》，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01-0167-019。

[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批饬拔除渔簖》，《申报》1915年7月4日第7版。

[4]《渔簖妨农》，《申报》1915年11月12日第7版。

[5]倪思九：《为程祖荫交来节略事致蒋康甫函》（1906年10月10日），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01-0167-023。

[6]倪思九：《为程祖荫交来节略事致蒋康甫函》（1906年10月10日），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01-0167-023。

[7]《渔会被夺经过》《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第10版。

[8]《平望商会为申报选举情形致苏商总会呈》（1913年1月24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2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9]尤仙甲：《为程祖荫等与人纠纷致张謇函（底稿）》，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01-0167-026。

[10]尤仙甲：《为程祖荫等与人纠纷致张謇函（底稿）》，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01-0167-026。

[11]《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分理结渔业争设鱼簖讼事一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页。

[12]《吴江渔商捕鱼不准设簖》，《新闻报》1907年10月22日第10版。

[13]《沪道详请拔除竹簖》，《申报》1907年12月2日第18版。《照请饬令渔商拔除簖簾》，《神州日报》1907年12月2日第9版。

[14]张謇：《函请苏商务总会秉公办理瑞心儒方伯酌核案》，苏州市档案馆藏，I14-034-0097- 031。

[15]《皖省官报》，《申报》1899年10月31日第10版。

[16]《皖省官报》，《申报》1902年8月19日第9版。

[17]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阜阳县志续编》，黄山书社，2008年第226页。

[18]《各省派赴资政院人物》，《神州日报》1910年10月16日第3版。

[19]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20]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