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謇与孙中山的关系，学界已有十余篇专文探讨。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二人的思想主张及相关活动作比较[[1]]，另一类是论述张謇与孙中山交往的相关事实[[2]]。已有的成果对于两人关系的演变及演变的逻辑往往着墨不多，本文即尝试从儒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张謇初识孙中山时的印象及原因
张謇最初见到孙中山是在1912年1月3日，之前他们是在两条线上，未有交集。但这首次见面张謇对其印象不佳，日记中的记载是：“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3]]颇含讥评的味道。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并没有立即回国领导革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力图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在他回国之前，国内盛传他将带来巨款，结果却一无所得，两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国。他用一句颇为无奈但却意味深长的话回答了对他寄予殷殷厚望的同仁：“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张謇后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写了《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1911. 12. 29），力辞总长之职，并对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其中之一是：“一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又为理财专家。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接着又说：“以上两问题，如可立时解决，则无论何人，均可担任临时政府财政之职，不必下走。如其不然，下走无点金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愿我热心诸志士曲谅之也。”[[4]]如果将张謇的这段话联系到之前国内盛行的孙中山携带巨款归国的传闻，可知张謇对于孙中山的印象大概就是仅会漫为大言，办事不着边际。“无点金石”一语颇耐人寻味。
但此后张謇还是答应了孙中山担任新政府的实业总长，并对新政权面临的诸多困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等到孙中山等人想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换取资金支持以解燃眉之急时，张謇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病急乱投医，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并给了日本可趁之机，遂了日本的野心，因此才愤然辞职。
张謇与孙中山的最初交往并非很融洽，这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张謇在儒学上浸润甚深，立身处世均是儒家作派。张謇的少年时代的主要追求就是通过正统的科举道路实现人生辉煌，这就使他不断专心钻研儒家经典，因而对于其他思想的接触较少。对儒家经典的日日亲密接触，使得张謇对儒家的基本主张如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承担社会责任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终身践履不辍。
张謇在甲午恩科大魁后，没有沿着既有的封建仕途等级继续攀登，转而“舍身饲虎”，开始了创办实业的历程。对于这一转变，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发掘它的内涵，但主体论调认为张謇因此实现了从封建士子到近代实业家或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转变，这当然是极具史识的，但我们从儒学的视阈观察，仍能看到这其中的连续性，也即张謇在创办实业后身上仍保持着浓郁的儒家本色，对于实业家的身份始终缺乏心理认同，而是仍把自己归于士子之列，即所谓“在商仍向儒”。我们都知道张謇创办实业同普通企业家的最大区别就是张謇仅把获取利润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则是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及改良社会，实业是为了救国，这正好是对儒学精神的实践。
但张謇开始接触孙中山，在他身上看不出多少儒学的因子。孙中山早年仅读过几年私塾，就随母亲赴美国檀香山。即使是在读私塾的四五年里，孙中山并未对儒学的基本信条实现心理认同，史载他在这段时间里经常去听村里的天平天国遗兵冯爽观讲述太平军反清的生动故事，对于这样从儒学的角度应该绝对“非礼勿听”的事情，少年的孙中山反而听得“津津有味”，并且对洪秀全等产生了崇拜心理。
读完了几年私塾后，14岁的孙中山随他母亲来到了美国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光绪九年），18岁的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些行为同传统儒学中的“敬鬼神”的主张背道而驰，因而遭到村民的指责，使他被迫转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了基督教。由于孙中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使他产生了反清主张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身边聚拢起一大批反清的革命志士，后来逐渐发起成立了兴中会等组织，并进行了广州起义等革命活动。革命活动失败后，孙中山长期流亡于日本、西欧、美国等地，思想上深受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
孙中山归国时的具体场景据记载是这样的：“在海关码头上，前往迎接的有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总长李平书、商务总长王一亭……有专程来上海迎接的日本人士犬养毅等人，以及中外记者10余人，租借捕房派马队巡警及捕探在场保卫治安。当‘江丽轮’在海关码头徐徐靠岸，欢迎人群看到孙中山站在甲板上，顿时欢呼声连成一片。孙中山身穿黑色西服，神采奕奕，脱帽高举右臂笑向欢迎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在欢呼声中，孙中山由黄宗仰陪同走上码头，即被中外记者10余人包围，手提快镜争先摄影。……孙中山即乘汽车驶往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花园。”[[5]]
可以想见，张謇从报刊上看到了归国时这样做派的孙中山，绝不会立刻引为同道，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交往，但内心中应当说是相当隔膜的。最初的时候，张謇从儒学的立场出发，还不能对孙中山的革命行为和主张有足够的了解和认同，就在见到孙中山八天后，张謇“作<革命论>上下篇”[[6]]，其中比附各种类型的“革命”，将它们分为圣贤、权奸、盗贼三种类型，而其中盗贼革命则隐然有现实的所指。
总之，在中华民国初期，张謇和孙中山两人因之前无有交往，且彼此甚少共同点，在儒学的修养上相差甚远，因此互相不把对方看成自己人，两人之后虽因汉冶萍抵押事件分道扬镳，但追根溯源，由于儒学上的修养不同导致的两人之间的隔阂很深，或许在他们初一接触就已埋下了关系破裂的伏笔。
二、孙中山晚年对儒学的吸收与褒扬
民国初年后，政局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孙中山继续忙于革命事业，张謇则继续致力于地方自治。两人之间也基本没有了交往，但张謇对孙中山的印象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先来看徐绍桢与孙中山的交往的例子。徐绍桢出生在晚清一个五代名幕世家，深受孔孟儒家文化濡染，早年中举后游幕四方，后因上司赏识，官途顺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衙门兵备处总办，负责编练新军。1905年，新军第九镇成立，徐绍桢为第九镇统制。他深知清廷的不可救药，因而对革命有某种共鸣和同情。对军中倾向革命的官兵，徐绍桢很宽容。大量革命党人借此而源源不断地潜入第九镇，伺机开展秘密活动，建立秘密革命组织，并与海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等保持联系。徐绍桢对此有所察觉，但并未严加限制，反而提拔、重用、保护了一批有才干的革命党人。辛亥后，徐绍桢迅速加入到革命营垒中，被推举担任了江浙联军总司令，负责攻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赫赫功勋，此后一直矢志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徐绍桢其人一贯崇奉“尧舜事功，孔孟学术”，并将儒家学说和三民主义糅合到一起，称三民主义至极就是“大同之世”，他最初憧憬“无贫富、无贵贱、无善恶、无是非、无恩怨、无取与及至无仁义贼虐、无彼此尔我”[[7]]的大同境界，即是来源于儒家经典描述的理想社会。随着与孙中山先生交往的日益深化，他由衷地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924年7月28日返沪舟中作《再和陶饮酒诗》：“孔子说大同，缅怀三代英。我欲恶专制，欲顺众人情。三民有学说，使我夙心倾。如何过激者，议论忽飞鸣。”[[8]]晚年鼓吹“三统立国之道”说，将儒家学说的“三统”(君统、师统、道统)和三民主义相联系加以解说，称三民主义至极就是“大同之世”。孙中山先生也受到徐绍桢的影响，他在演讲中多次谈及“公天下”与“家天下”的区别，认为中国古代的尧舜孔孟是大同理想的楷模。
孙中山将民权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进行了对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9]]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孙中山将民为邦本的思想看成是自己民权学说的理论依据，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的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
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和儒家的大同理想进行了对接。“预料此次革命成功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孙中山对于“民生”的解释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0]]而重视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思想正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视角和逻辑起点，孙中山将自己的民生主义比附于儒家的大同理想，使这一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共同任务更具有了中国色彩，这也和张謇所从事的各项事业精神上是一致的，张謇将自己所创办的纱厂以“大生”命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孙中山对儒学道德修养方法作出了高度褒扬。“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看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1]]这是总体上推崇儒家的修养方法和治国方略，很显然，这种论点必然是张謇所乐闻的。
孙中山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及学校教育高度重视。他在《建国方略》中把心理建设列为第一篇。心性文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科学知识，一是道德。只有人民普遍接受教育，才能为民众接受新道德打下基础，使人们从内心理解并遵循新道德。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把兴学育才视为转变社会风气、救国建国的基础。他希望学生要“为一国人民立志”，强调学生应“勉术学问，琢磨道德，以引进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而已。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12]]。他教育学生“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13]]，这就从本质上否定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 。他还认为，学生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即“立诚”，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是“ 福祖国” ，是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民公仆。只有这样要求学生才有可能培养出对祖国有贡献的新型人才。[[14]]
孙中山对儒学社会责任感也进行了褒扬。儒学讲究“兼济天下”，以天下人民为己任，孙中山说：“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于自身之肩上。”这也是传统儒学中着重强调的东西，是其中的精华，同时也是张謇所致力的各项事业的思想基础。
章开沅教授认为：孙中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曲折过程。从以上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的一系列言论均和儒家的主旨相符，也可以推测出，张謇听到孙中山这样的主张，肯定会对其大生好感，引为知己。并对孙中山锲而不舍地进行革命活动由衷钦敬。
三、张謇晚年对孙中山的正面评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张謇十分悲痛，在南通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追悼会。张謇身着礼服亲自主持，并发表演说，高度肯定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15]]
张謇对孙中山的祭奠和发表的演说是否出于本心？首先，张謇这次的祭奠活动是主动举行的，并非任何人给他下达的任务。张謇当然可以选择不去举行，或者大大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完全可以不采用在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并发表演说的方式进行纪念。而这种既亲自组织又亲撰挽联并且公开发表演说来纪念一个人，在张謇来说，是很少见的。其次，本次纪念活动，张謇是否别人所图？张謇晚年声望甚隆，各地的军阀无不要买张謇的面子，而孙中山的势力当时远在广州一带，并不能威慑到南通，因此不存在张謇迫于压力举行追悼的可能。最后，张謇这种行为是否是要做给国民党人看以获得他们的某些好感？以张謇的为人，如果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缺乏基本认同，绝不会违背本心地对之进行调门很高的褒扬的。
在当时张謇所撰的挽孙中山联中，新版《张謇全集》只收了一副，即：“使第一任终，采择刍荛，公可至今存，超然立万物之表；更数十年后，绸缪桑土，国犹有与立，毋忘革三就而孚。”上联的意思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任上（第一任），如果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么所有的事功就可以存留至今。下联则希望将来有人拨乱反正，安定国家，亦不可忘记孙中山这样手创民国之人。
除了另有四副张謇所撰但以他人名义发出的挽联见于张謇的手稿，收在新近出版的《笔阵文心——张謇诗文墨稿》一书中，这四副挽联如下：
第一副：“平生以百折不回之度掀翻前史，伟矣；举世无十全为上之医续命斯人，哀哉。”上联赞美孙中山以百折不回的精神推翻满清帝制，其功至伟；下联哀叹满世界没有妙手回春的医生为他延续生命。第二副：“板板上帝何常，历史五千年，公创共和乘运会；骍骍征夫靡及，行縢三万里，我蒙爱护不瑕疵。”总体意为背离常道的帝王制度怎么能经久不变，并说孙先生顺应时代的潮流，创立了共和政体。第三副：“志有所受，事有所传，功名与剥复囤蒙相会；生得其时，死得其地，评论会天下后世之公。”上联的意思是孙中山行其志而有所遭逢，尽其事而为世所传扬，其功业、其名声与时代的盛衰和无尽的困顿相交汇。下联的意思是孙中山生逢时代大变革而得其时，死于京师而得其地，其功其过，将交给天下、交付后世进行公论。第四副“遗命葬中山，殆犹亭林遍谒十三陵之志；挽哀先上巳，将无太原罢爨百五日相同。”张謇在联中表达的意思是孙中山遗嘱死后要安葬在南京钟山，就像当年顾炎武对于十三陵一样，是经过反复考察和比较的(而且应该还有留恋故地之意)。下联的意思是，哀悼孙中山的活动在上巳节前，就像当年寒食绝火纪念介之推一样。[[16]]
从张謇对孙中山高规格的主动祭奠和以上这些联语中我们可见张謇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张謇对孙中山的盖棺论定，知人论世，取其大端。这些评价是从儒学的民本、爱国立场出发得出的，同时这也是对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主张经过十余年的接触理解并对其精神内涵从儒学立场上产生共鸣从而高度认可之后的结果。
（作者简介：张裕伟，海门市历史学会、
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注释：
[[1]] 主要有陈金屏：“张謇与孙中山利用外资比较研究”，《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王敦琴：“孙中山、张謇民生思想之比较”，《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常文华、庄安正：“张謇与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比较研究”，《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马敏：“孙中山与张謇实业思想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蒋国宏：“张謇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及其特征——兼与严复、孙中山比较”，《南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 主要有王凡：“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与孙中山关系”，《学术界》，1988年第1期；周新国、丁慧超：“异彩夺目与殊途同归——孙中山与张謇”，《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陆桂枫：“状元与总统——张謇与孙中山之点滴交往”，《中国档案》，2011年第3期；周新国：“张謇与孙中山的交往——以新版《张謇全集》为中心的考察”，《晋阳学刊》2016年第4期。
[[3]]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 8 》，第7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4]]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 1 》，第2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5]] 王耿雄：“1911年孙中山抵沪始末记”，载于氏著《伟人相册的盲点——孙中山留影辨正》，第6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6]]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 8 》，第73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7]] 徐绍桢：“平等自由诗话序”，载于陈仲硕《平等自由诗话》，第3页，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
[[8]] 徐绍桢：“再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见陈正卿、徐家阜编校：《徐绍桢集》，第328页，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9 》，第26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9 》，第33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9 》，第24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2 》，第36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2 》，第26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 以上参见王爱云：“孙中山对儒家道德的继承和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5]]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 4 》，第601—60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16]] 以上五条联语的解释参见徐俊杰：“从几副挽联读懂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见于http://www.zjyjnt.com.cn/xwxt/show.aspx?wzid=76815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