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3）· 新论集萃》 ●
张謇与民国《东台县志》的编纂
赵思溥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张謇作为近代状元实业家，曾受到江苏省内多地邀请，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光绪十七年，东台知县王欣甫曾邀请张謇修纂《东台县志》，张謇为编修《东台县志》专门写出《拟修东台县志条例》以助县志修订，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东台县志》直至清朝灭亡也未曾修成。民国十年，东台县士绅袁承业编修《东台县志》，袁承业极大的汲取了张謇《拟修东台县志条例》的建议，而从结果上看，张謇所撰写的《拟修东台县志条例》也成为了《东台县志》修纂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张謇亦是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民国《东台县志》的编纂。
关键词：张謇；东台县志；袁承业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剧变之时，同时也是中国各地方志修纂的重要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与王朝的更迭给予了修志者新的灵感，为地方志的修纂带来了新的内容。张謇作为状元实业家，也参与了江苏省内多地地方志的修纂，如《赣榆县志》、《太仓直隶州志》、《南通县志》等。张謇还参与了《东台县志》的编修，并写下《拟修东台县志条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续修《东台县志》并未成功，但袁承业却在民国十年续修《东台县志》时汲取了张謇之建议，该志并以稿本的形式流传下来。张謇建议为何，袁承业对张謇的建议如何执行，民国《东台县志》如何书写，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一、各类《东台县志》概述
东台县置县前本隶属于泰州，原为两淮泰州分司下辖盐场，自黄河夺淮，海势东迁，泰州东岸的境域扩大，泰州境内盐场也通过“移亭就卤”向东迁移，从而使得盐业在明清时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然而随着泰州境域扩大，盐业兴盛，盐场的词讼问题也随之增加，而由于境域的东移，处在西岸的泰州署衙对于东岸的盐场词讼问题鞭长莫及，加大了泰州对于东部盐场的施政难度。为解决行政问题，明正德十五年将泰州盐课分司设立于东台场，以缓解行政问题，清雍正八年在东台场设立东台水利同知衙门以管理盐场，至清乾隆三十三年，东台正式置县，隶属于泰州，下辖栟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九大盐场。
由于东台县建县较晚，因此东台的修志活动起步也较晚，“东台分县五十年未曾撰有志书”[1]1，嘉庆十三年，姚兆昌任东台知县，捐廉设局修志，然而姚兆昌仅在位一年便调任，因而修志未成。嘉庆二十年，周右任东台知县，并于嘉庆二十二年在姚兆昌所修县志的基础上进行重新修订，周右邀请东台名绅袁承福、姚典、周庠等人协纂，在参考《泰州志》与《两淮盐法志》的基础上编成该志四十卷，其内容包含广泛：
“志分图、表、考、传、录五大类,三十四门。图一卷,表三:建置沿革、职官、选举,考十三:星野、疆城、城池、水利、学校、祠祀、官署、风俗、赋役、军政、盐法、物产，传十三：名宦、忠节、孝友、仕迹、儒林、文苑、篱竹、尚义、寿考、隐迹、流离、方伎、列女,录五:古迹、寺观、艺文、传述、杂记。”[2]10
此为东台县第一部县志。道光十年，王恩元在嘉庆二十二年《东台县志》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将《东台县志》的断代延长至道光十年，增补了职官、选举、祥异等内容。而到了光绪十九年，王璋也编纂了四卷《东台县志》，亦称为《东台采访见闻录》，其内容多来自东台县安丰场，“全志共二十九目，除祥异、水利、学校、风俗、方言、物产、古迹、寺观、艺文、撰述、杂记外，余皆有关各类人物。”[2]10以上便是目前较为完整的《东台县志》的类别，总体来看，由于行政建置设立较晚，东台县本身县史也较短，因此《东台县志》的修纂体例较小，且修纂次数也较少。
二、民国《东台县志》的编纂始末
民国《东台县志》修纂之想法始于清光绪年间。光绪十七年，东台县便有修志之想法，时任东台知县的王欣甫便邀请张謇“至东台，校县试卷，修县志”，[3]380张謇逗留多日，“晤夏虎臣(寅官)庶常，知其四友：陈星南(祺寿)、刘蔚如、吉凤池(城)、吉崇如(墉)”[4]324，与东台文史大家商议县志修纂一事。在同年农历八月六日，张謇再次前往东台，于农历八月十日写出《拟修东台县志条例》，作为修纂《东台县志》之建议，然而由于当时东台县水旱灾害多发，财政吃紧，县志修纂并未开展。光绪三十三年，以夏寅官为首的东台名绅正式提出要重修《东台县志》：
“县志一书关系极其重要，扬州府属之东台县，县志闻尚系嘉庆年间纂辑之本，迄今未曾重修，邑绅夏寅官以该邑军兴以后，人文彪炳，若不增入县志，诚恐年岁久远，文献无徵，是以禀由县令沈兆禔转请各大宪，准其及时修增，既以昭示，来兹而邑人，亦可有所观感。”[5]
然而在此之后，受政局影响，该志并未修成。时至民国，北京政府再次提倡各地纂修地方志，民国五年，江苏省议员陈国霖提议继续修纂《江苏通志》，江苏省省长齐耀琳拟设通志局，编辑《江苏通志》。民国六年，江苏通志局正式开办，任冯煦为总纂，令各地先期就地遴选征访之员，搜集见闻，并通过省长公署要求续修县志，以为省志之基础：
“因念各县旧志亦应一律续修，况叠准部咨，饬属兴办，诚以职方之备载，即促政治之进行。从前各县所辑专书，年代久湮，难称完籍，中更市变，建置亦殊,事实尤繁，亟宜纂补。当此时局粗定,各方物力,容有未齐,即论人才、方隅或囿，但如就征访所得，区分门类，踵例续编，何难计日以观成，实亦事半而功倍。论程序，则群材待荟，省志且应俟县志皆备，方采取之。有资论时会，则来日大难，县志尤应与省志重修同时之并举。”[6]9
此时，袁承业便担任江苏通志局采访员搜集东台县相关文献。与此同时，夏寅官再次提出了重修《东台县志》的诉求：
“扬属东台县士绅夏寅官等，以该邑县志历清百载以来未经纂修，恐将来失实，现拟纂修特呈请淮运使核夺，兹悉张使已准，令修纂并饬通泰属总场长分饬该场知事，妥议纂修以重县志。”[7]
东台修志之请正式被批准，同年东台修志局设立，然而在此后多年，并未有成果于世。民国十年，东台修志局任卢榕为主纂，袁承业、陈祺寿、吉城为分纂，续修《东台县志》，由于经费日绌，也并未修成，然而由于之前袁承业担任过江苏通志局采访员，搜罗文献甚富，因此在编修之时较快成志，其中包括《艺术人物志》、《寓贤人物志》、《风俗志》、《礼俗志》、《赋役志》、《建置志局所》、《建置志公署》、《实业志》、《食货志》、《节妇烈女志》、《水利志》，留有油印本与手稿本共十一本于世。
三、张謇对民国《东台县志》的影响
从上文可知，重修《东台县志》自光绪十七年便开始谋划，但由于诸多原因，该志并未修成，即使民国十年修志之时，官方也未曾颁布修志条例规则，因此使得修志主纂协纂之间责任不明，也使得修志规模不大，只有袁承业所续修的《东台县志》保留下来。张謇在东台县最初要修订《东台县志》时，便提出了《拟修东台县志条例》，在当时张謇仅想“以资同事诸君子”[8]204，但从结果看，张謇的《拟修东台县志条例》反而成为了重修《东台县志》的纲领性文件，即使至袁承业修志之时已过二十余年，但张謇制定的条例也深刻影响了袁承业的修志。
（一）张氏志之“四不”原则
首先张謇在修志条例中提出了“四不”，第一不要混合于泰州：
“一史家科律，限断宜明。班书人表，取讥往代。东台设县始于乾隆三十三年，一切职官、建置、人物科目，自宜区分画归。泰州旧志，职官首表知县，而人物科目上涉前明，既重复于州志，亦矛盾于本书，事非所安，义当厘正。”[8]202
在张謇看来，之前嘉庆《东台县志》的修纂过多的承继《泰州志》，未完全将东台县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元从泰州分隔开来，未能体现东台县特色，也仅是做重复之无用功。
第二不要喧宾夺主，主次不分：
“一《春秋》内鲁，《三国》详魏，一书之作，必有主宾。盐特东邑出产之大宗，而事非知县职司之政要，旧志表分司、十场始于洪武，喧[宾]夺主，于此为尤。且表、考、传、录，分编既仿海州唐志，此非其例，罔识所承。兹仿陶山志例，列盐课于食货。至盐官、盐法自有专书，非所当详，义应从略。且亦鲁通甫志清河，不载海道，止列四厅之例也。（或仿绍熙《云间志》题名例，盐官自乾隆三十三年始，分题其名，不用表体。其三十三年以前，总志若干人，以示未经分县之志先应归州志。）”[8]203
在张謇看来，县志之书写，要强调地域特色，而东台之特色便是盐业，应对其进行深入叙述，而旧志将盐业职司大书特书，实为主次不明，应将盐法、盐官另做盐法志，而非合为县志。
第三不要越俎代庖，僭越记述：
“一国家通礼，夺载非宜。万历《湖广总志》，尚从刊削。旧志典章文物，通诸天下者，拟并从删，所谓以邑乘而胪典礼祭祀，君了滋惧也。祠庙寺观绳以祀典，非此族也，仿郦注《水经》，随地分系。方言载其从同，物产甄所特绝，庶几翔实，以示后来，非敢如谯周之纠子长，绍统之訾允南，转资辩驳也。”[8]203
旧志中曾有《祠祀礼典》一章，记述了祭祀等礼仪，张謇认为以县志之规格记录国家之礼实为僭越，并且此等记述天下为同，在县志这种规格的地方史书中应当删除，若将官方仪典与地方相结合，使统一之仪典变的各不相同，传至后世则越发混乱。
第四人物志编纂中，不应分类不明：
“一人物各传，标目纷繁。校实衡名，半非定论。范石湖之志吴郡，潜说友之志临安，罗愿之志新安，施宿之志会稽，以及宝庆《四明志》、淳祐《琴川志》,于人物但次世代,不更区分。本朝如《浙江通志》、嘉庆《松江府志》、钱氏《海昌备志》、郑氏《遵义府志》,并沿此例,可用遵从。旧志艺文泛载篇什,虽雍正朝《江南通志》大半如此，然子无更成文集之讥，实斋徒丰部分之诮，平情订议，实亦难辞。且彼则章疏词赋，类多大篇，此则一二遗文，有类可附，何取芜乱，自背例言？（其别立撰述志书目，尤非。)至如寿文、赠序、游览之作，唐陶山所谓其子孙当世守之，非以备一方掌故，并当陶汰，免踵讹谬。”[8]203
对于人物志的修订，应当突出其人物性格，明确内容，而不是宽泛记之。
（二）张氏之“二详增”
张謇还提出“二详增”，其一便是水利、其二便是疆域：
“一怀庆粮重，潜丘以为当详：灵寿苦徭，平湖致其往复。民食尤重，语不惮烦。东台民命系于水利，源流经纬，宜有精图，高下浅深，并宜详测。是又张受先《太仓志》具大干之河道，□□□志保定府载未行之水利，《清河志》详河口十一图，《南海志》详合境诸堡图之意也。
一赋役科则，略具官书，综核名实，什九踳驳。虽相沿成例，易启难端，下既病于小民，上亦有亏政体。谓宜于舆地水道正其经界，以大川干河详其村庄田亩，规通丛莽，嚆矢方来。”[8]203
由于时光流转，水利之详情、疆域之范围在百年之中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此二项也切实关系到东台县人民之民生福祉问题，应当予以记述。
（三）张氏之“四商定”
在《拟修东台县志条例》最后，张謇也提出了四商定，望与同侪相商议：
“一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宏宪所讥，由来久矣。善乎全氏有言，不核其实，徒使其书不足取信于世。旧志若王心斋、吴野人祠墓在今县境者，宜各以本传分系其址于人物传中，义不当载者删之。却文种非鄞人，还叔子于费县，此其例也。旧志又间为生人立传，近时《萧县志》亦引七十老而传之语载及当时耆老，然究非义法，不得引《史记》书冯王孙之类为比。
一弥远枋国，佳传以崇史浩；剑南属笔，人物只载左承。臧否久而益著。夫子孙颂美其祖父，后进尊尚其老师，私家之述录，亦何嫌于溢分。县志则体属官书，宜凭公论。虽有褒无贬，较史为宽，而桑梓之敬，黑白之分，宜兼仿罗愿《新安志》、张南郑《太仓志》，以正是非而存忠厚(孝义以举报为凭，其无案可稽而风节实足矜式乡闾者，应博加综核，纪其事实。不应如旧志，凡一事偶尔捐输，列之尚义，或笼统加考，如大计奏牍之例)。又，贞孝、节烈虽未请旌，但懿行昭著，年例相近，不妨过存，以劝贞苦，备百行女唯一终者也。艺文当分四部，无论钞本、刻本，须据成书，或录其序例，或撮为提要，庶免《崇文总目·树萱录》之讥，夹漈《通志·艺文略》之失。
一左氏立传，广包诸国；温公修鉴，先成长编。今论次一县之大，百十余年之事，虽无取乎繁夸，究宜臻于详赡。凡碑铭传状之有关掌故，诗文记序之有关利病者，所宜博采，以资取裁。
一蒐采坠闻，必有所据。向壁虚造，大雅病之。凡所征取各种事略，应仿咸淳《临安志》例，详著原书。”[8]203-204
在商定一事中，张謇主要强调对掌故轶事、节妇烈女、传闻事略等事进行考证，以期做到实而不饰，详而不张，尽量使县志所记内容有文可考，有据可依。从《拟修东台县志条例》来看，张謇之建议源于对嘉庆二十二年《东台县志》之问题，张謇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在新志修纂中予以解决，而这些建议也在袁承业纂《东台县志》之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
（四）袁氏之做法
张謇在《拟修东台县志条例》中提出了“四不”、“二详增”、“四商定”，由于民国十年的修志规模不大，因此，此次编修更多的是对于县志内容的增补，而非整体的重新修订，因此袁承业对于张謇之“四商定”中对旧志一些掌故轶事进行考证剔除并未做到，但袁承业也基本承继了张謇的“四不”和“二详增”原则。
首先，关于“四不”原则，由于没有修志纲要，笔者不得而知当时修志之体例，在现存民国十年所修的《东台县志》未有盐法志，因此我们不得而知袁承业等修志者是否记述了作为东台特色的盐业，但袁承业更加强调东台县作为独立行政单元的变化，不曾与泰州相混。凸显东台县本身这一原则袁承业深谙其理。旧志中曾对原泰州之官署进行介绍：
“何垜场盐课司署在毓秀街西，明洪武二十五年大使潘叟福建，国朝雍正十年，大使徐斌捐俸重修。后历任大使张星枢、程尙质、苗肇嵒、廖瑞鳌、张云官、陈公衡皆有修造屋五十馀楹。”[1]600
该官署在《泰州志》与《淮中南十场志》均有记载，而袁承业更多的是凸显前人未记且为东台县新增之官署：
“警察分驻所，在西市痘神庙，民国元年成立。通俗阅读报社，在文昌宫，民国十三年成立。商团局，在化成巷。保卫团局，在泰山。施粥场在文昌宫。因利局，在衡鑑堂。以上富安西市新增。警察分驻所，在王家沙观音庵，民国二年成立。保卫团局，在小灶。以上为富安东市新增。”[9]5
如此之记载，既展现了地方性，也展现了时代所带来的变化。
如对于人物志的修纂，袁承业便将“艺术”与“寓贤”之人物进行了明确分类，“艺术”二字源于《后汉书》：“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签。”袁承业便是以此为依据，精通此九项者便可划入《艺术人物志》，如：
“杨庆麟，字小谷，何垛人，幼业儒，工医于幼科，尤精目之所触，生死立判，擅西法牛痘之技，全活无数，雅善抚琴，尤工篆隶。
杨冰，字冷仙，南乡禾家庄人，诸生少聪敏，力学治经，得汉儒家法，骈散文暨古令体诗均有名于时。性尤嗜算，思力过人，读《四元玉鉴》不假师授，历数书夜尽通其意。从静海崔聘臣先生游学益大进，初入四川，吴提学使幕中继任江南及山东高等学堂算席。民国初元第一届省议会选举当选为议员，未及兴会，遂殁，惜哉！算草已刊者，有《三角讲义》，未刊者，有《原函数》，尝曰：“此稿完成当可质之欧哲矣。”盖矣当时国内解此者尚鲜其人也，诗文若干卷，汇存待刊。”[10]18
“寓贤”则是隐士之意，袁承业在《寓贤人物志》中对这一群体也进行了记述：
“鲍宗轼，字梦苏，歙人，清廪贡生，以军功保知县，分江苏。先世业鹾，寓东台，著有《谁园诗》，存板已佚，仅存稿十余首。
刘嘉斌，字蔚如，号雪禅，丹徒人，品学俱优，光绪乙未年进士，官至法部右丞，慎讯鞠，拒苞苴，甚为台谏所重。国变后，回镇江闭户终老。”[11]16
在袁承业的记载中，“艺术人物”凸显了他们擅长之门类，“寓贤人物”则强调了他们隐于东台不入世，使这些人物更加贴近主题。
关于“二详增”，水利与疆域问题，袁承业也进行了详细的探查。“东台地处下游，尾闾之区，西南高而东北低，海岸高于内地，有似仰槃，是以旱涝，辄易成灾。”[12]1因此，袁承业在作《水利志》时记载了蚌蜒堤、海防大堤、十八里河新筑总圩、如意圩、康乐圩、小太平圩等新建堤圩十座，记述了这些堤圩之位置，并强调堤圩对东台县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旧志详载隄圩以九场分范堤之叚落，现在形势不同，缘历年修葺也，东邑卑溼滨海，上患湖水，下虑海潮，宋代已然，故赖范堤以御潮，田间防水恃各圩，大率私人募筑，同守公约，日久弊生，利害相参，故废弃不修者，甚有圩破而家毁，有偷挖以害人，咸有惩，故主废弃矣。立约之不可过严，不可太偏也，西水下注，间有保护修治者，数亦谨矣。而于今水患犹有禆焉，志隄圩。”[13]10
除堤圩外，袁承业还对东台县闸壩进行了记述：“范堤旧有十八闸之设，数十年未设，闸或存或废，东台境内有丁溪、草堰、小海三闸”[12]10，并且增补了东台县新建黄沙洋小洋口闸、潮水壩、窑港壩等十余座闸壩。
在疆域方面，袁承业作《疆域志古迹》对疆域进行了增补，虽为对疆界范围进行描述，但袁承业补充了旧志中未曾记载的一些古迹，如季大来墓、刘将军墓等，对东台境内的古迹进行了全面的整理。
四、余论
由于袁承业所纂修的《东台县志》仅为民国十年修志中袁承业自己所纂修之部分，内容并不完整，但仅从其有限的内容中便可看到，张謇所撰写的《拟修东台县志条例》对其影响较大。受限于当时的现实条件，袁承业对所编《东台县志》也并未完全实施张謇之意见，比如重新界定疆域范围，但张謇认为《东台县志》应增补的部分袁承业进行了编修，而应删减或修改的部分袁承业也进行了修改。从张謇的《拟修东台县志条例》可以看到张謇在修志之中强调文风稳健，切忌浮文之特点，以及强调志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而在袁承业所纂民国《东台县志》中也凸显了这一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张謇修志之风格，亦可感受到张謇对民国《东台县志》编修之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右.东台县志东台县志序[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
[2]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上册）[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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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东台请修县志[N].时报,1907-2-29(3).
[6]训令:江苏省长公署训令第四千五百一号(中华民国六年十月九日)[N].江苏省公报,1917(1378).
[7]拟修东台县志[N].申报,1917-10-2(2).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9]袁承业.建置志·局所[A].袁承业后人徐健私人典藏,1921.
[10]袁承业.艺术人物志[A].袁承业后人徐健私人典藏,1921.
[11]袁承业.寓贤人物志[A].袁承业后人徐健私人典藏,1921.
[12]袁承业.疆域志·水道[A].袁承业后人徐健私人典藏,1921.
[13]袁承业.水利志[A].袁承业后人徐健私人典藏,1921.
（作者简介：赵思溥，男，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
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社会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