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謇行致远"公众号  2026年8月24日）

张謇先生离世已届百年。他出身寒门，历经坎坷，终高中状元；此后数十年，他筚路蓝缕，成就伟业。今人多以"辞官不做、下海经商"来概括他的人生转折，但事实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回顾张謇"出仕"与"下海"的历史，方能理解一位伟人投身救国强国曲折的心路历程。

一、下海：责任须在士大夫

在张謇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处在危机和动荡之中，主权逐步丧失、利源遭受掠夺，国家机器失灵，民生日益窘迫。寒门出生的张謇对社会危机、民间疾苦有着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感受，“脚底沧桑千劫换，眼中薪火万方忧"，深重的社会危机激发着张謇社会责任感。“自丙戌（1886）会试报罢，即谓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

此时的张謇，因随庆军平息朝鲜内乱，不仅拥有了国际视野，也展现了机敏才干，“执事声实久已倾动一时"，成为各方大员争相延揽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等，他们成为张謇的靠山；但作为正在谋求科举进身的士子，他更希望通过朝廷政治的改良来挽救国家危局，他为此曾多次提出策论谏议，但人微言轻并不能被采纳，同时也感受到官场政争的复杂险恶和报国无门忧愤。

长年的客幕、科举生涯中，张謇的学识能力在不断提高。其时已关注于家乡的公共事务。如1883年与本地商人沈燮钧等联请通海花布减捐事宜；1886年与父兄邀集乡人兴蚕桑，买回几千棵桑苗赊于乡人种植，并送《蚕桑辑要》。1894年金榜题名后，张謇丁忧回乡，在海门“举债营先君遗言欲举之家庙、义庄、社仓、石路、石桥"，体现了其贴近社会的务实态度。

正因为出身寒门，张謇更需要通过科举“正途"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历经坎坷后终于高中状元。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张謇本可以沿着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步入官场，通过积累的政治资源和政府权力来施展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理想。此时正值甲午战败，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民族危机。新科状元张謇上书弹劾李鸿章、向张之洞提出“立国自强"的建议，并列名强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活动，但依然有壮志难酬的忧愤。不久因父亲去世，张謇按规回乡守制三年。张謇在祭奠父亲的《告奠文》中表达了自己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难以有所作为的不安和愧疚：

“父委子于国，而不孝謇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正在张謇感到报国无门之时，1895年底，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苏州陆润庠、镇江在籍绅士丁立瀛、通州在籍绅士张謇分别经理苏州、镇江、通州一带商务局，“酌量地方情形，增设纱丝各厂"。张之洞的奏派促成了张謇人生事业的转型，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中国两千年专制王朝，重农抑商的国策长期实行，社会阶层分“士农工商"四等，商人社会地位始终被压制。“士首四民，风气之所以为随学而开也"，读书人即使不能做官，其主业也应在兴学布道、教化民众；同时，传统的“义利观"也不允许作为道德象征的士人投身商场。所以，张謇以士从商的选择是冒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的，是一次艰难的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捐弃所恃，舍身喂虎"。

张謇自幼饱受传统文化和儒家经世哲学的浸润熏陶，明末清初民族存亡、王朝更替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先哲思想更是张謇孜孜汲取的源泉：

“謇故谓世衰道丧，存天下、恤同类，士大夫之专者责。此即亭林所谓国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也！"

“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黎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故常闻之而识之矣。凡夫可以鼓新气、袚旧俗、保种类、明圣言之时，无不坚牢矢愿奋然为之，以为是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也。"

张謇为自己以士从商行为，从儒家经世哲学中找到了符合士大夫行为准则的答案，那就是士大夫的天下责任。以上话语来自张謇1896-1897年与朋友的通信，此时正是大生纱厂创办最为艰难的时期，“屡蹶屡振之余，可成可败之际，益不可以舍之而去"，办厂的艰难并未让张謇打消实业救国的决心，在先哲精神的激励下，张謇深怀民族大义，抱定济世志愿，以儒者溥泽天下、救民水火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国富民的实际事业上。

张謇的下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经改变原来“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弱点，而崇尚“实干兴邦"的新理念。他发愿从最基础的事业做起，“与二三同志，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而遥"。

二、出仕：非幡然变更初志

1898年，张謇三年丁忧期满，需回翰林院复职。此时的北京正是戊戌变法风起云涌之时，作为“帝党"首领翁同龢的门生，张謇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变法活动，如曾经草拟《理财标本急策》、《大学堂办法》等，也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然而就在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后第四天，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这使张謇深感京城政局的波诡云谲，张謇深知不能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很快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回到南通。

离京前，张謇曾有诗句“早晚傥寻乡里约，荷锄同看海东桑"，回通后，张謇请人作一幅《张季子荷锄图》，表明自己从此脱离宦海、经营乡里的决心。

此后创办的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张謇也成为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信任智囊人物，并与大批上海的银行家、投资商和实业家建立了联系，其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不断上升。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和立宪运动的兴起，张謇再次以极大的热情介入政坛，先后参谋东南互保、策划“新政"方案，并走上政治前台，发起成立了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等政治团体，组织了江苏省咨议局，并以东南绅商首领的身份领导了清末立宪运动。其间，在1904年，他还曾接受了清廷新成立商部头等顾问官、三品衔的任命。对此张謇在日记中写道：“江海之臣，宦情久绝，勿被恩命，甚愧叨逾。顾官为新制，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矣。"因为发展实业有利，这种咨询顾问官衔张謇是可以接受的。

辛亥革命发生后，他参与了江苏的光复，并在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前，清廷曾任命他为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被坚决拒绝；而后，在各方的推举下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但他认为“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也？"他不仅对革命党的政治主张不能理解，而且对其执政能力表示怀疑，不久他因反对临时政府与日本合资经营汉冶萍公司，并且作为实业总长“事前不能参预，后不能补救"，因而辞职归里。

然而在1913年， 张謇再次走上政坛。与前次的虚衔和临时任职不同，这次出山担任了中央政府的实职。1913年8月，熊希龄出任北洋政府总理，他邀请张謇、梁启超、汪大燮、杨度、张元济等社会名流组阁，请张謇担任农林工商部总长。张謇曾致函熊希龄表示不愿介入乱局：“公织组阁员，自有苦衷，患难与共，亦知其义。惟走不畏难而畏乱，现乱虽平，恢复秩序，选举总统，仍尚有一番扰攘，走实不愿投入乱流。"然而，在袁世凯、熊希龄等人的一再恳请之下，张謇终于赴京任职。

此前张謇辞去清廷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任职，主要原因是对当局者的失望，而此次张謇的出山则是由于对袁世凯的误判，他希望借助更高的政治平台和政府权力来实施他的救国理想。

对此次当官是否改变了初衷，张謇在欢送其赴京的南通各法团暨各界公饯会上解释到：“鄙人并非翻然变更初志，于政界讨生活。此之北行，不过欲举平日所主张者发为政见，以供朝野之采择与研究。"

到达北京与部员会见时，他又说：“下走性不爱官，年逾六十，丁此纷庞之世，宁有问政之思？此次各方敦迫，趑趄就任，任事之久暂，视志愿之行否，气体之胜否为衡。"

1913年10月下旬，张謇带着他的《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实业政见宣言书》《盐政积弊与改革意见撷要》《兴办实业与东三省林业之政见》等等一系列施政纲领出任总长，并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不久后的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在袁世凯集团的挤压下垮台。但张謇却没有按通例与内阁连带辞职，对此张謇的解释是“就职之日即当众宣言，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朋辈讲论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他依然以其“志愿"的实现为标准，继续在总长位上实施他的计划方案。

然而到了1914年11月20日，张謇却向袁世凯提出了《请解农商总长职专任水利局务呈》，张謇说：“而财政竭蹶，无可措手，……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其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一年多的任职情况完全出乎张謇预料，其振兴实业的计划并不能得到支持，特别是财政的支持，身居总长高位却只能做些“府吏胥徒"事务，这使张謇极为失望与沮丧。

到了1915年初，袁世凯与日本就“二十一条"作政治交易已遭非议，其称帝野心也逐渐暴露。张謇与袁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再也无心履职，3月初他请假南归，4月底辞总长职的请求获得批准；1916年1月更辞去了水利局总裁职。

在担任总长兼总裁期间，张謇精简机构、颁布法令、制定政策，并致力淮河治理、盐政改革、东北开发、统一度量衡、设立学校试验场等等，不能说无所作为，但与其当初提出的政见规划距离太远，与其“伐檀素食"，不如“归谋乡里"。这正体现了张謇“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的初衷。

在给袁世凯的辞呈中张謇还说道：“用謇或可采之言，而不必荣以禄；伸謇强自成之志，而不必縻以官"。张謇真正在意的是当权者能够真正接受他关于国计民生的对策建议，支持他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志愿"，而对于出仕做官自己并不看重，也不希望别人在意。

此后，张謇还接收政府委派担任过江苏运河工程局督办、上海吴淞商埠督办等职，无论是为了导淮治河维护民生的愿望，或是开埠竞争维护主权的理想，张謇均认真制定了科学周密的计划，并花费巨大心力去实施，然而依然未得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张謇的计划终成泡影，终难免又在失望中辞职而退。

三、志愿：求一县之自治

在中状元之后，张謇在很多场合均表达过决意仕途，并作《张季子荷锄图》表明志向，又作《逢官便劝休》诗劝阻他人。清末民初的乱世，有很多士人包括张謇的友人选择了脱离官场、远离政治。“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张謇的内心同样多么渴望有一片相对稳定的领域，让他能够像古人一样，既能够逃避乱世、远离官场，又能为一方百姓谋求福利。

但是张謇很清楚“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因此张謇的从政之心始终难以泯灭，或“出"或“处"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他的“捐弃所恃"“变更初志"不仅是下海经商，还有出世为官。

从前述张謇任职经历可以看出，他在感到社会政治条件尚有改善的可能，或者国民经济发展还有一点机会，而当局者能够给予足够的信任时，他依然会选择出山。张謇关于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战略还是具体的实业计划都提出过许多计划和主张，但他的救国主张却往往不被当局者认真采纳，政治活动也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他说：

“鄙人于前清进忠告不听，于孙黄进忠告不听，于袁则忠告之尤挚，亦不听。而三者之颠覆相寻续，则既如彼矣。"

张謇发现了历史机遇、提出实施方案，甚至愿意走上前台，然而他费尽心机地努力，在各种不利条件的羁绊下总会无功而返，国家民族在此期间日益走向衰落，他悲愤地说：

“吾欲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皇皇而不获效，亦犹孔子也。……前清民国，曷尝无希冀有为之心，以尽学为士之义分？而人民之愿望，如泡如影，而国变矣。农商之策画如露如电，而国又几于变。"

虽然历经政坛的失败，但张謇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责任，在下海经商、出仕为官这些违背其“素志"的矛盾表象背后其实是他一以贯之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天下之大命，吾人之职业"，只要符合救国救民的“大命"，就是张謇的“职业"选择。

出入政坛的20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是在家乡的救国实践，政坛失意则不断地强化着张謇的乡土意识，“自以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他最终将其事业的重点转向了他的权势能够主导的地区——家乡南通：

“中国此时之时局，时而良，时而劣。然人不可无畏惧心，又不可有退缩心。……余素不愿仕，而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惟志在求一县之自治，使外人见之，亦知中国尚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