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6）》·论文精选 ●
张謇治淮述评
刘家富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 要：清末民初淮河流域水灾频发，身为绅商的张謇目睹灾害给淮河流域人们带来的巨大损失，忧心忡忡，决心要下大工夫治理淮河。他不仅多次上书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提出治理淮河的计划和方案，而且还亲身投入到淮河及其他河系的水利治理。张謇治理淮河的精神以及为治理淮河所积累的经验，为后人从事淮河整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关键词：张謇；治理；淮河；清末民初
一
淮河是我国重要的第三大水系，在古代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为“四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淮河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祖祖辈辈提供着农业灌溉、水上航运等便利的生活条件，使淮河流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淮河之水哺育下的民众过着富庶而安逸的生活，有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说法。然而，公元1194年，黄河决口，滚滚洪水汹涌南侵，大量泥沙淤积堵塞了淮河的入海通道。从此淮河水系发生紊乱，“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每到雨季，淮水便“漫溢四出”[1]34，成为一条难以根治的河流，淮河流域也成为举世闻名的洪、涝、旱、风暴潮灾害频发地区。
到了近代，淮河流域水灾尤为严重，几乎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据池子华先生统计，从1840年到1938年，仅淮北地区间隔不到一年就会出现一次灾荒，真可谓“十年九荒”[2]251。频繁的灾害给淮河两岸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人们不得不“身背花鼓走四方”。这在有关文献和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如：“1909年入夏后，皖北连降暴雨，冲压田庐，飘没人口,死尸山积,惨不忍睹。”[3]759
民国成立后，淮河流域水灾依然十分严重，仅民初的10多年间，淮河流域的阜阳地区就多次发生洪水灾害。有关文献记载如下：
元年（1912）夏，淮水溢于颍上。
2年（1913）六月初一，太和县降雪尺许。夏，淮水溢于颍上。
3年（1914）夏初，颍上淫雨成涝，伤麦，岁饥。
5年（1916）5-6月，颍上县水灾。淮河漫堤，田禾庐所被淹没。
10年（1921）5月，连日雨，阜阳属邑皆水灾。阜阳城内房屋多被淹倒，太和县雨伤禾。颍上县境淮河堤决。
11年（1922）7-8月，颍上县淫雨，全县被淹面积过半。[4]564
连续不断的水灾使得淮河两岸的人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同时也使处于内忧外患中的近代中国更加雪上加霜。基于此，清末民初中外不少有智之士纷纷提出治理淮河的呼声，并且拿出“复淮” “导淮”的具体计划和方案。其中，制定治理淮河可行方案并付出实际行动的是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张謇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在我国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出生于1853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甲午年状元，被清政府授以翰林院修撰。步入仕途的张謇亲历西方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政治混乱，经济疲惫，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内心十分愤懑，决心投资国内民族企业，主张“实业救国”，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于是他毅然辞去官职，转而投资兴办近代民族企业，成为当时国内公认的“东南实业领袖”“状元实业家”。同时，他还投身于我国近代新式教育，先后创办了各类新式学校达300多所，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各类新式人才。对于张謇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胡适曾评价说他是个失败的英雄[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6]
张謇投资兴办近代民族实业和新式教育是学界专家学者研究张謇的重要领域，但他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致力于长江、淮河、黄河等水系的治理，开近代水利教育之先河，为我国水利事业呕心沥血近40年的伟大实践及思想却鲜为人知。清末民初，张謇目睹灾害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忧心忡忡，决心要下大工夫治理淮河。他不仅多次上书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提出治理淮河的计划和方案，而且还亲身投入到淮河及其他水系的水利治理，使得他成为“清朝末年学者唯一研究水利的专家”[7]。
二
作为近代著名绅商之一的张謇，他治理淮河的想法直接来源于淮河流域连年不断的灾害和灾害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的无比巨大的损失。1887年8月，黄河再次决口，洪水“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8]。洪水所到之处，淹没村庄和农田，“溺死之人，蔽空四下，若凫鸥之出没”[1]1。此年底，张謇路经洪水过后的苏北各地，眼见南下的黄河大水给淮河流域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深感痛心，他觉得淮河治理势在必行。为了彻底根治淮河水患，张謇几乎把自己的半生精力花费在淮河的治理上，他呕心沥血，奔走呼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状元实业家”忧国忧民的情愫。
（一）直面灾情，疾呼治淮
光绪二十九年（1903），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水灾，灾害范围非常广泛，皖北、苏北大片区域损失惨重，“灾民极贫户口几四百万，次贫倍之”[1]33。此时，张謇再也按耐不住了，他毅然向晚清政府提出《淮水疏通入海议》。次年，他再次向清政府提出《请速治淮疏》。在上疏中，张謇推究历年淮河致灾之由，“淮所以为灾者，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因此，他提出“复淮浚河，标本兼治”的主张，指出整治淮河必须上、中、下游齐头并进，“上自颍凤，中贯泗徐，下辙淮海……使水有顺轨安流之势不可”[1]34。同时，在此疏中，他还初步提出治理淮河所需的费用以及筹措所需巨额费用的办法。另外，张謇在上疏中还乐观地预计成功治理淮河所带来的效果，数年之后，“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不仅可以去除洪水大患，而且还能“国有增赋，民有增产”[1]34。
此后，张謇又多次上书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连续提出《复淮浚河标本兼治议》《复淮浚河标本兼治议后》《代岑粤督拟淮北工赈请拨镑余疏》等，提出了一揽子治理淮河的规划和设想。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謇在《议办导淮公司纲要》中再次指出安徽、江苏两省联合治理淮河的迫切性，“非导淮不能除两省之大患，兴百世之大利”[1]60。同时再次指出治理淮河可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利益，“淮不治则已，治则患必去，患去则利必兴”[1]64。同时，他认为导淮不限于仅对于淮河进行治理，“去灾之根”，应该考虑深远，走治理灾害与发展社会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力求“大干一通，旁支皆畅，脉络灌输，无有壅遏”，如此才可以使“昔之瘠区，必成腴壤，昔之确土，将为神皋。舟楫通利,商业将兴”[1]65。
（二）博采众长，制定方案
近代以来，淮河流域灾害为国内外所关注，如何治理淮河因此也为中外有智之士所重视，纷纷提出了许多治理淮河的计划和方案，代表性的有美国技师詹美生方案、美国著名工程师费礼门计划、安徽都督柏文蔚计划、安徽水利局计划、孙中山方案等，这些计划和方案众说纷纭，所提主张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针对如何导淮，有的主张全部入江，有的主张全部入海，也有的主张江海分流。
对于上述各家主张，张謇一方面进行比对考究，一方面亲自在淮河中下游进行实地测量和查勘。经过长时期的实地考察，他先后发表了《导淮计划宣告书》《治淮规划之概要》，初步提出了自己治理淮河的构想和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就是主张将淮水“三分入江、七分入海”。他认为将淮水全部入江或者全部入海的方案都不可行。他指出，淮水全部入江，固然是导淮的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径,但是长江和淮河一旦同时泛滥，洪涝灾害仍然无法根除，“今若道淮水全部入江，则江、淮并涨之时，宣泄仍虞妨碍”[1]150。在该计划中，张謇还提出了将沂河、沭河分治的原则。
此后，张謇通过多次实地考察，相继发表了《江淮水利计划第三次宣言书》和《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其中，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中，他提出了“江海分疏”的治淮方案。他再次强调将淮河之水全部入江和全部入海的方案都不可行，“全淮入江，设遇江淮并涨之年，必仍泛滥为淮扬患，决无疑义”，而“全部入海，则工程太大，且下河灌溉之水，来源不易，难望成立”[1]378。因此，他仍然坚持认为导淮的最佳方案为江海分疏。同时，他主张治理淮河必须与沂河、泗河、沭河、运河等水系同时进行综合治理，如此方能解决淮河流域灾害不断的根本问题。他指出“窃谓除害之大者，莫如导淮而兼治沂、泗二水”[1]155，“就苏皖论，沂泗不治，淮亦不可得治”[1]147。“然导淮而不并治沂泗,则可以淡凤、寿、怀、宿、灵、五、泗之灾,而邳、桃、宿、沭、清、安、海之灾仍在也。”[1]156
张謇不仅对治理淮河计划详细，而且他治理淮河的眼光也很全面，并不只局限于某一地一省的水利治理。他指出：“治水之道，贵乎上下蓄泄，彼此统筹，必无划疆而治之水利。”[1]514他认为，淮河流经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省，尤其是中、下游的安徽、江苏两省与淮河关系极大，治理淮河灾害必须苏、皖两省通力协作。因此，他特别强调“治淮问题，江皖之关系密切……江、皖同一淮水流域，划界为治，两有不利”[1]370，“淮不治之害，皖与苏共之；治则利亦相共。”[1]76因此，他充满信心的指出：“治水果能通力合筹，无在不事半功倍。”[1]370同时，他还看到水利建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水利为农田之命脉，农田之利弊当为全国计，则水利之兴废亦当为全国计，庶几各省皆获衣被而无或偏畸。”[1]154由此他特别强调水利建设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系：“国计虽艰，民生实为国本；欲为民生，事业无重大于水利。”[1]370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治理淮河的过程中意识到淮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淮河水灾频发的关系：“蚩蚩之民，与水争地，习为故常，更不知森林与治水防沙有何等关系，致尽伐固有的大木，不知替以续造之新林”[1]154，要求淮河治理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护相统一。
（三）投身实践，躬行治淮
清末民初，导淮、治淮呼声尽管很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投身淮河治理的并不多，而张謇却是真正投身淮河治理的为数不多的代表者。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淮河治理：
第一，成立整治淮河的领导机构。早在1901年，张謇在创办他的通海垦牧公司时，就留心观察并实地探访，“乃瞭然于淮水入海不畅之故”[1]17,开始探求淮水入海不畅的原因。1909年11月,张謇利用江苏咨议局议长身份提出筹兴江淮水利公司,得到部分议员的赞成。1909年，为着手导淮，张謇率先在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成立了江淮水利测量局，招募相关技术人才，开始对淮河沿线各地进行实地测量，积累治淮资料。1913年初，在江苏、安徽两省官员的推举下,北洋政府任命张謇为全国导淮水利督办。随后，他再次建议政府设立全国水利局，以利于对全国水利事业的管理。他指出“古之水利，皆有专官；各国水道，亦必别立局、署以董治之”，“各国水道，既设专局，并且为常设之机关。”因此，他认为“似我中国亦当设立全国水利局，而以导淮事宜属之”[1]154。经过张謇的强烈要求和呼吁，北洋政府将原先的导淮总局扩展为全国水利局，张謇担任总裁。
第二，实地查勘，科学治淮。张謇认为，根除淮河灾害应当讲求科学，循序渐进、标本兼治。他提出治理淮河首先要对整个淮河流域进行全面查勘测量，查找灾害频发的原因。张謇强调“非先加测绘不能穷诸水之源流，祛积年之痼弊”[9]122，“先事测量……按各湖河容水之立方与海口、江口泄水之容积，为疏导之准”[1]74。测量局设立后不久,张謇发表了《拟江淮水利公司第一节之办法》,对勘察测量的方向、比例、时限以及人员配备、设备、资金等都作了详尽周密的规划和预算。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淮河水文状况，张謇带领技术人员在淮河中、下游各地设立水文观测站，以便时时观测淮河水文变化。具体见下表:
江淮水利局所成立的水文站和观测站
资料来源:依据康复圣：《导淮委员会导淮始末（二）》第40~41页表格制作，见《淮河志通讯》1987年第3期第38~41页。
以上这些水文站和观测站的建立，在我国淮河治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采用西方现代气象水文和测量技术对我国水利整治进行调查观测的创举。张謇主持下的清江浦测量局对整个淮河流域不同时期的流量、水量、雨量、水位等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测量勘察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测量区域之广，勘察内容之多，都是前人未曾做到的，“其区域测淮全部首尾，沂沭运全部肢体,与淮运沂沭有关之大小支河脉络,罔或遗脱”，“凡关于淮、沂、泗、沭之干河、支河、民地、荒地，及皖省蚌埠以下淮北之干河、支河地势，豫东之巴减三河，历届施用三角水准平面流速各种测法，绘图帖说，次第告竣”[1]364。实地测量和水文观测所积累的数据和资料不仅为张謇治理淮河提供了原始的资料,也为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淮河整治提供了价值极高的科学素材。
第三，创建学校，培养水利人才队伍。科学治理淮河需要大量的各类技术人才，张謇在治理淮河过程中，非常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积累。他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时，不惜花费重金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以及比利时等国家聘请一些著名的水利专家来华指导治淮和水利建设。另一方面，张謇特别重视培养本国的水利人才，壮大水利治理队伍。1906年10月，他在自己所办的通州师范学校里专门设立测绘专业，选拔一批对水利事业感兴趣的优秀学生进行培养。为此，他还从日本请来木村忠治郎、宫本几次等知识渊博、技术精湛的水利专家担任教员。1915年，张謇又以通州师范测绘专业为基础，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高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学校分正科和特科两班。正科学制四年；特科是专门为培养导淮急需人才而设立，学制二年。学生主要来自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创办标志着我国近代水利教育的起步，影响深远。在该校创办的十年间，先后培养毕业生233人，为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同时，为了掌握国外先进的水利技术，张謇还积极通过多种渠道，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到西方各国学习，对于学成归来的人员委以重任。
第四，多措并举，筹措治淮经费。近代中国千疮百孔，各级政府迂腐无能，普通民众贫困无助,治淮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问题。无钱难倒英雄汉，满怀激情投身治淮的张謇所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筹措治理淮河所需的巨额费用。为此，他本着灵活务实的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筹集治淮经费：
首先，举借外债。张謇借鉴埃及、日本等国水利治理筹措经费的经验，主张向西方国家借款进行淮河治理。他指出借外债进行本国的水利建设是世界各国常有之事，“埃及开苏彝士运河，借债至一千兆元；日本大阪筑港，亦借债一千六百万元”[1]71，“借款而大举则河可治，银行可立，农业可兴，犹得异人起死回生之仙药”[1]299。1909年张謇致函两江总督端方，阐述了向外国借款兴修水利的具体做法。1912年淮河流域发生罕见大水灾，淮河两岸难民嗷嗷待哺，张謇致电北洋政府，要求迅速酌借外债救济难民。1914年，经过多方努力，北洋政府指示张謇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了《导淮借款草约》，以5厘年息筹集水利建设借款达2000万美元。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掣肘，其举借外债治理淮河的举措终未成行。
其次，自筹资金，自力更生。张謇清楚地知道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之下，经济十分落后，政府财政拮据，根本无法在水利建设方面投入数额巨大的经费。同时，举借外债更为不易，西方列强往往在借款的基础上明目张胆地附加一系列让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为了解决治理淮河所需要的经费，张謇费尽心思，决心集国人之力，以招股、入股的形式，发行股票，筹建江淮水利公司。他指出：“惟有由全省议员发起，组织一全省水利公司，即名江苏水利公司；集股开办，众擎易举。”[1]74张謇认为组建水利公司，“于国于民，尤有百利而无一害”[1]71。此外，张謇还呼吁淮河流域各省民众不要坐等政府划拨资金治理淮河，而应该发起自救运动，群策群力，集资治淮，“愿我淮南北二十余县人民发自救之心，奋自助之力，成自治之事”[1]514。后来，张謇还试图通过创办银行来筹集水利建设资金。
再次，以工代赈。淮河流域人口众多，每逢大灾，人们往往流离失所，逃荒四方，政府不仅要划拨巨款进行赈济难民，而且还要时刻提防难民的“为非作歹”。为此，张謇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既能解决灾民的生活问题，也可以解决水利建设所遇到的人力和经费等问题。张謇指出，对于灾后难民与其让他们四处游食、居无定所，不如把他们招集起来，以工代赈，这样既可以“为工程增一役夫”，又可以“为草野去一盗贼”[1]8。张謇对“以工代赈”信心十足，认为这是一个标本兼治的好办法，“以是言治标，则赈不虚；以是言治本，则工不虚”[1]45。
三
自黄河决口导致淮河成为一条灾难之河以来，根治淮河水患一直是历代政府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伟大号召。清末民初的张謇目睹淮河灾情，不仅大声疾呼根治淮河水患之必要，而且结合实际拟定治淮的可行方案并付诸实践，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根治淮河、振兴我国水利事业的决心。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争连年不已。加之社会经济残破，政府财政拮据。生不逢时的张謇虽然满怀忧国忧民的激情，“蓄志治淮，四十余年”[1]621，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牵绊，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所有治理淮河的设想、计划几乎都被束之高阁，“导淮事业，謇筹之几二十年。国是纷更，观无成日”[1]637，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即便如此，张謇为近代中国水利建设作了大量基础性和建设性的工作，他不仅为后人治理淮河提供大量珍贵的资料，而且还为治淮和我国水利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张謇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治淮的精神至今仍然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张謇在我国治理淮河和发展水利建设事业上功不可没，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首先，张謇不徒慕虚名，不贪恋官位，敢于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清末状元转向近代民族实业家，进而又成为一名研究水利的治淮专家，他的每一次华丽转身无不体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爱国爱民情怀。正如他在1918年《上书国务院》中所说“謇独居深念，时而忧国计，时而忧民生”[1]371，“国计若何，民生若何，心之戚无穷期矣”[1]374，“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有无数多个像张謇一样的仁人志士的艰难探索，推动了近代中国前行的车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
其次，张謇能够从实际出发，本着科学根治淮河水患的理念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治淮计划和方案，为后人治理淮河提供了一笔宝贵遗产。张謇一改前人在治淮方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和勘测，从实际出发，博采众长，提出了科学治淮的主张。他强调根治淮河水患必须统筹兼顾，主治淮河，兼及其他。他强烈要求在治理淮河问题上淮河流域各省要齐心协力，打破地域观念，联合行动，齐抓共管。同时，张謇提出治理淮河不能只顾眼前，要有长远考虑，“良以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应及千里之外，治目前之河者，推算应在百年以后；使非统筹远虑，将来流弊丛生，谁任其咎？”[1]370另外，他主张治理淮河还要与发展国家社会经济相结合，与发展我国水利事业相结合，这些理念给后人综合治理淮河水患提供了意义巨大、影响深远的启示。
再者，张謇对淮河水患的治理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他不辞劳苦，深入治淮第一线，与其他人员一道多次进行实地勘测，积累淮河水系的第一手资料，他建立的淮河水文观测站有的在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筹集治理淮河所需的经费，他多方奔走，委曲求全，举借外债，创建公司，以工代赈。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培养我国水利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他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人员的学校，为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专业人才，直到今天，以水利建设专业为特色的河海大学（前身即为1915年创建于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依然是我国重要的以培养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
参考文献：
[1]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卷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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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阜阳大事记[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5]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zhangjian.
[6]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luzuofu.
[7]唐元海.我国近代导淮史上杰出人物——张謇[J].治淮，1996,（11）.
[8][清]赵尔巽，等.清史稿·河渠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卷四）[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Review of Zhang Jian’s Harnessing of Huaihe River
Liu Jiafu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bstract: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Huaihe River brought many disasters to people of the Huaihe Valley. Zhang Jian determined to harness this river. He not only proposed the plans and programs to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n many occasions,but also took part in the water harnessing of Huaihe River and other rivers. The spirit and experience of Zhang Jian in harnessing Huaihe River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Huaihe harnessing.
Key words: Zhang Jian， harnessing， The Huaihe River，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