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冒籍案刍议
□ 沈振元
读过张謇诗文的人,一般都知道张謇有个“冒籍案”,但真正了解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以及它对张謇一生重大影响的人可能并不多,张謇在这个案件的旋涡中所遭受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光绪三十二年,即“冒籍案”发生三十八年之际,张謇先生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归籍记》,大概想借此了结这个萦绕在心间的历史情绪,在文章的收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
凡归籍之事,本末崖略如是。是于颠苦情状,裁十之六七耳,中间人事起灭变幻,岂胜殚述?今距事定二十有四年,当时仇怨之端,亦既歔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撄我胸臆?排比而记之,以示后人,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并不可弭忘。而乡里有类我者,毋更被愚。抑愿胶庠之士,当明天理之是非,毋囿寻常嵬嵬璅璅不值一呿之谬俗也。
张謇思想境界很高,胸怀宽广,不记旧怨,将“仇怨之端”“歔为冷风”“荡为空波”;对师友情谊,铭记不忘;更希望“胶庠之士”,明天理之是非,不再被谬俗所误。这些意见自然无可厚非。然而,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不会随人的意愿而消失,历史案件,也不会因为一篇文章便一笔钩销。相反,许多历史案件,后人往往以不同的视角加以思考和探索,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张謇的冒籍案。
一、冒籍:是耶,非耶?
研究冒籍案,首先要分清是非,但又不能简单地确定孰是孰非。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早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不能把教育对象分为三、六、九等,更无“冷籍”“热籍”之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国育才,许多有先进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更加关注平民出身的人才,因为平民属弱势群体,他们中的人才容易被忽视或压制,林则徐巡抚江苏时曾强调“奖掖士类穷孤寒”,注重推荐、提拔三种人,一是穷,陷入困境之人;二是孤,少丧父的孩子或品格清高之人;三是寒,指贫苦的读书人。海门厅训导赵彭渊则“力学孤贫挺楩梓”,即大力帮助孤贫家庭出身的孩子学好功课,扶持楩梓(大木名,喻人才)。岂有排斥欺诈人才之理?海门乾隆三十三年建厅后,人们以“耕种为急”,教育文化相对滞后,海门文化是农耕文化,但海门人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一旦能温饱,就要求孩子读书。清咸丰末年,杨蓉初作《海门二十景诗》,反映当时海门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其中《深柳书声》云:“争向龙门思御李,松风常和读书声。”李,指东汉的李膺,是当时的士大夫所敬仰的人,荀爽给他驾车,引以为荣,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后“御李”比喻能亲近贤者。可见在平民子弟中跳龙门、求功名者不在少数。
现在,我们再看“冷籍”吧!“通俗,凡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者名为冷籍。子弟与试,则学官及廪膳生中之为认派保者,必钩联多索费。”它严重违背圣贤的教育思想,漠视普通百姓对文化的渴望和功名的追求;它不是国家的政策而是通州学官想出来的土政策。国家功令明确指出:“士子与试,必身家清白,必无刑丧过犯。”这是国家对应试考生家身政治方面的要求。通州的一些学官肆意曲解,将其篡改为生员三代须隶名学官,否者视为“冷籍”,从而,为平民百姓的孩子设置了一个“关卡”,并借此歧视、敲诈平民出身的学生,以谋取私利。它不合理,不合法,更不合民意,理所当然会遭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但当时通州的社会风气很坏,张謇称之为“习非成是”的社会,即是非颠倒,不讲道理的社会,于是“冷籍”论便通行无忌,成为“通俗”。张謇斥之为“谬俗”,即荒谬的社会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冒籍是对冷籍的温和抗争。这不是一般的争名争利,没有一点占便宜的成份;它只是争取自己应有的科举考试权利,争取不受欺压、不受侵害的权利,何罪之有!
二、冒籍:祸耶,福耶?
冒籍是对冷籍的温和抗争,学官对冷籍学生的打压却是冷酷无情的。冷籍的设置是对平民子弟求取功名设了一道关卡,又暗里为他们设了一口陷阱。张謇先生在《归籍记》开头就说:“痛乎,习非成是之俗之锢人甚于阱擭也!”意谓在是非颠倒的社会里,一个人无故被监禁,犹如一只猎物掉在陷阱中,既不能逃脱,又不能申辩,只能任人宰割,这是多么痛苦啊!其实,学官们对冷籍学生早有阴毒的计算:“操之之术,相必表其籍者之贫富强弱而予拒之。予拒之效,又视乎所予所拒”。这里的“所予所拒”是从成语“予取予求”衍化而来,意谓从我取求,惟意所欲,后指任意索取。文中的“予拒”之说,又有特殊的含义:“以与试之家,祖父是否诸生为准。苟祖父非诸生而富而弱,耳语相涎,瞰若大肉。下此而及贫与强,钩纤括微,无漏豪芒。”充分暴露学官的贪婪与冷酷的狰狞面目。
张謇因冒籍案遭受了一场大祸,这是宋琛一手策划的一个陷阱。先封锁静海乡廪生易兰士希望张謇到静海乡应试的消息,后反对请通州三姓街张兆彪出面族派,再利用张彭年对宋氏兄弟的绝对信任,把他所稔之张駉提出来,要张謇“认駉为族”。从而,铸成大错,捏成大祸。具体地说,一是学业受损,院试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州试却在百名之外;二是逼订婚约,提出要居城,合买宅同居,遭张謇反对;三是监禁学宫,索重赂;四是家境破产,经过三年被敲诈勒索,张謇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方面困难都到极限,因籍事已负千金之债。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当是时,外避仇敌之阴贼,内虑父母之忧伤,进亟学业之求,退念生计之觳。”
物极必反,在宋璞斋的威逼之下,张謇于同治九年底离开西亭回到海门,到海门训导赵菊泉先生门下读书,不久又考入师山书院。从而摆脱了宋璞斋的束缚,又使张镕失去了敲诈张謇的条件。张镕们黔驴技穷,便抬出已死多年的张铨告张謇“忤逆”,如皋教谕姜堉南、训导杨泰瑛居然签传票要张謇到如皋受审。师山书院院长王汝骐即致信杨泰瑛(王、杨同县中表):“门生张育才(张謇),即阁下之贵门生,号树人,少年聪隽,性质温美,洵佳士也”。“今张镕又顶其亡兄之名,以镕为铨,捏成大题,呈递忤逆,可骇可笑,骐念芝兰玉树,为樵牧所践,意甚愀然,用特付函,令诸台端,务望鼎力手援,急为详请更正。”五月初四,张謇携信至如,谒杨,呈王先生讯,杨怒,谓:“汝用若干钱得来?”不听解释,押于学宫,重索赂。此时的杨泰瑛,不仅不认亲友,而且不问真伪,不辨是非;对张謇不施援手,更下毒手,是个没心没肺的怪物,好像荒野里一群野兽,一旦捕到猎物,多想咬它一口。反映了当时如皋官场腐败和黑暗的一个侧面。尽管如此,张镕、杨泰瑛们在道义上已经失败,他们“予取予求”的日子已经结束。张謇的新生活已经开始,他不仅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而且找到一位名师——赵彭渊,是宋氏兄弟无法企及的好老师,在赵的教育培养下,张謇会有美好的未来。正如韦庄《湘中作》所云:“否去泰来终可待”。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事物发展到极度时,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正如白居易《遣怀》诗云:”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张謇冒籍案的转化正是如此,张謇考中秀才后不久,张彭年发现张镕为张謇填报的“亲供”多处有误,便对宋璞斋说:“秀才,士之始进也,若何隐年?三代诬,尤不可不改。”宋璞斋听后,“嗤嗤鼻出笑声,曰:‘汝不知举人、进士有官年耶?如若言,发达后请改不迟,今请改三代,则秀才立时斥革。种田人家甫得一秀才,易视如此耶?’先君顾余,目眦荧荧,余悚惕不知为计”。宋琛公然嘲笑张氏父子,张父睁大眼睛,闪动着愤怒的目光。张謇则恐惧而警惕地望着宋,不知如何回答。其中“请改三代,则秀才立时斥革”一语就把他们吓住了。
三年后,学院彭侍郎久余临通,张謇主动出击,“自检被罔之误,请褫衣顶归籍”。这是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反击,不再受“秀才立时斥革”的恫吓,坦荡地面对州牧的询问,揭露了张镕、杨泰瑛敲诈勒索的恶行,推倒了他们设置的种种藩篱。彭侍郎怜悯他,孙州牧立即察究本末,宋璞斋说谎而遭斥责,张镕自知无理而逃跑,海门厘局总办黄太守筱霭、宣城屠太守晋卿都有文书为张謇鸣冤叫屈,连张驹的老婆陈氏也骂张镕不肖,陷害张秀才(张謇),表示“愿听张秀才归宗,遂具结”。更不用说,张謇的老师朋友,始终关心、支持、帮助张謇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总之,整个社会舆论都站在张謇这一边,这个闹得纷纷扬扬的冒籍案,最终张镕、杨泰瑛、宋琛之流借冒籍之事,互相勾结,敲诈勒索张謇一家的丑恶行径遭到了舆论的批评与谴责。把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让人扬眉而吐气。
张謇则因祸而得福。
1. 离宋氏私塾到师山书院,弃宋氏二师,得赵氏名师,学习环境大为改善,学习成果大幅上升,菊师潜心教学,精心培养,三年分文不取,为张謇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打下厚实的基础,为其在科场力压群芳创造了条件。
2. 张謇“自检被罔之误,请褫衣顶归籍”,惊动了省、州两级领导;他控诉冒籍被害,谴责“冷籍”害人,惊醒了通州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勇士”。因而名声大振,推动了“冒籍案”的解决。
3. 根据彭久余的意见,州牧孙云锦立即着手审理“冒籍案”,由于工作调动,此案并未了结,又拖了一段时间才结案。但孙云锦牵挂张謇,后孙云锦调至海门做官,为通、海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人们称颂他“若惠风时雨之被物,无所不至”。张謇在赵菊泉门下学完三年后,孙云锦把张謇引入江宁(今南京),让他考入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学习,受李联琇、薛慰农、张裕钊三位大师指导,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光明大道。后张謇在文章中深情地说:“謇贯通州而居海门,弱岁为人所苦,所谓冤与弱之一,微公(指孙云锦)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
三、绪余
“冒籍案”是张謇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对张謇的一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1. 不能孤立地看待“冒籍案”。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我们应当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冒籍问题,不是张謇一个人所能做的事,它是个社会问题,与社会的诸多方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又是个历史问题,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研究。如冒籍的根源在冷籍;冷籍,是学官打击平民子弟的手段,科举是平民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于是借冒籍过关,社会上的牟利之徒趁机敲诈,造成了许多冤仇……所以,不能孤立地看待冒籍问题。
2. 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冒籍案”。事物都是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冒籍案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签约双方,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张謇岁无宁日,不能安心读书,家庭经济濒临破产,然而,他在痛苦中逐渐醒悟,逐渐成长,从害怕秀才被斥革到“自检被罔之误”,乃至“褫衣顶归籍”,这是很大的进步。最终推至冒籍案的解决,与此同时,张謇又得赵彭渊、孙云锦等人的关爱和帮助,因而,因祸得福,否极泰来。
3. 正确认识张謇“冒籍案”有助于准确解读张謇诗文和正确评价张謇。道理很简单,仅举一例,《盆松》:
山泽孤生种,谁将到此盆?
青苍一撮土,蟠郁百年根。
宿黛含霜气,创鳞见斧痕。
等闲怜托处,梁栋与谁论?
人们都把它视为“张謇少年时言志之作”,《九录·诗录》将其列为第一首诗。其实,张謇二十四岁时(光绪二年)“改少作《盆松》”。张謇经历了冒籍案后修改此诗,将其痛苦之情融入诗中,如“谁将到此盆?”这个“谁”指哪一个人呢?这“盆”,又指何处?“创鳞见斧痕”,这个被砍伤的“斧痕”,怎么产生的呢?“等闲怜托处”,显然暗指宋氏私塾;“梁栋与谁论?”这棵栋梁之材遭到如此摧残谁来评判呢?离开了“冒籍案”,就无法准确地解读这首小诗;同样,不理解这首诗,就很难理解张謇少年时的心情。总之,在张謇的诗文中涉及“冒籍”的原素很多,细心的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总之,“冒籍案”是张謇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曲折,也是“习非成是”的通州推行“冷籍”谬论的恶果。张謇承受了一场灾难。张自检“被罔之误”后,省、州、县领导及知名人士仗义执言,为张伸张正义。张因此而离私塾到书院,弃塾师得名师及大师,到高中状元,成就他辉煌的人生。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