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与贡献

□ 沈付君

十九世纪末，时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张謇对当时的政治改革彻底失去期望，遂投身实业和教育。在经营实业的同时，张謇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在本地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剧场、医院等；其中纺织学校、农业学校和医学学校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又合并为南通大学。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等。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被任为实业总长，后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均获得可观的进展。

一、普及国民教育

张謇对国民教育十分重视，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他亲历亲为，投身国民教育。在清光绪年间就联合海、通、泰、如四地合习乐舞，邀请湖南浏阳乐舞师，教授音乐舞蹈。后来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教授孔子学说。他还创办了盲哑学堂，开创了特殊人群教育的先河。他多方筹措资金，在南通兴建南通图书馆、南通博物苑等国文、国史教育机构，并亲自部署学生的暑期讲习会安排，亲自参与南通教育年鉴编撰。他千方百计多方呼吁政府重视教育、投资教育、动员国民积极主动投身国民教育，为南通地区乃至整个江苏崇尚教育的浓厚氛围打下了根基。

张謇办学过程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他率先创办了蒙养学堂，即如今的幼儿园，接着又改良初等小学教育以及中学堂、大学堂。创立通州师范学校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此他为通州师范校第一次本科实习教授评案作序。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倍感加强国民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国民教育之不可无师，乃设师范学校，女子教育之不可无师，更设女子师范，并竭力倡导“师范中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而且在最终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实习教育，实习之前必须有实习方案，实习结束后必须有实习阶段的评价，这一方法，得到了海内外教育家的一致嘉许，从而为师范生的教学和实践搭建了一个完整的平台。

张謇办学严格，治学严谨。他在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在每月的月终进行一次测试，三个月一小考、六个月一大考，优者记功奖赏、劣者记过示罚，并给每名学生都备有日记册、功过簿，月终汇核分送诸生父兄鉴阅。在章程中，还规定所有学生“中途退学概不退还学费”。

张謇在实业繁忙的情况下，仍以“眷眷之心”关注教育，尤其是对小学教育，他在民国十一年的《师范附属小学二十周年纪念演说》中情真意切地说：“小学生犹苗蘖也，小学校犹苗圃也；培护径寸之茎，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

关于教育的目的意义，张謇认为，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开民智”。“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对国民采取放任态度，就会导致国民趋向野蛮，而对国民教育采取干涉的态度，就能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他形象地从实业家角度剖析了对国民教育采取干涉措施的必要性，他说：“生铁之必数练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此干涉之大义”。同时，他还通过访问西方国家汲取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经验，抨击了当时一些绝对自由思潮对国民教育的负面影响。认为即使西方著名的教育家也认为“不服从规则不能自由，真自由以法律整理”。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他以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和菲律宾为例：这两个国家在面对西方殖民统治、国家即将灭亡的情况下，在国外的有志之士纷纷回国效力，充分说明其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功。张謇强调，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国民的民智程度，就是积微为著，积小为大，就是激励广大民众的志气，就是要像战国时期越王勾践那样具有“屈身尝胆、抱冰附火之精神”。在通州师范附属小学演说时，他阐明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之以其道乃不误入歧途”。

二、创建师范学校

在南通地区域内外构建较为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之后，张謇在创办的所有蒙养学堂、小学堂、中学堂以及大学堂中，对师范学校倾注的心血最多。他在为通州师范学校所作的《师范生年假演说》《论国文示师范诸生》等演说中，对创办师范学校的重要性进行了较全面而深刻的诠释。

关于师范学科教育，张謇认为师范的应有之义是“范者法也，学为人师而不可不法不模。”从而为师范学科的办学宗旨和师范生价值取向进行了准确定位。在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把师范学校的落成之日标志为“普及国民教育造端第一日”。在当时中国之国势衰弱、国望亏损每况愈下的形势下，他深刻认识到“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的民族危机，进而大声疾呼：“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兴，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则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并把“忠实不欺、坚苦自立”确定为通州师范学校的校训。他要求学校严格管理和关爱学生，所有师生应做到“相劝以勤学、相规以饬行，相爱以合群”，才能达到“私德修而公德进”的境界，从而为该校树立了“规则锐厉”的外在形象。时隔五年后，张謇再次在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认为“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清晰阐明了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师范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在所有职业中的地位作用、师范在所有教育类学科中的地位作用。他多次到师范学校演说，纵论古今中外为国家最为倚重的人才，就是“明公理、修公德”的人，就是“有礼法、不苟闲”的人，就是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要求学生加强知识积累，多读书、多请教，不要轻易发表议论，以致贻笑大方。他还以诸葛亮告诫儿子的一席话激励学生：“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谆谆教诲之中，对莘莘学子寄予了殷切希望。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中，他认为“军队无放任，学校无放任，此今日世界各共和国之通例。”要求学校严格加强教学管理，如果学校放任学生，老师就不能真心实意倾心教学；如果老师不能倾力教学，学校就会衰败。他甚至把这一现象上升到“国患”的高度，足见其对师范教育的重视。针对极少数学生散布负面言论的现象，他要求“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坚决清除少数害群之马，使学校始终运行在严格规范的轨道。他同样对师范学校的老师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师道贵严，中外同轨”。关于师生关系，他认为：“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人知敬学”，从而确立了“严”字当头、教学相长的办学模式。

在通州师范学校第十届本科毕业典礼上，他提醒即将毕业走向三尺讲台的学生们提出了“严以修身，宽以待人”的期望，告诫这些学生在从师执教过程中要防止“偶有不慎，人且轻侮之、驳诘之”，抨击那些“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之徒；对该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今日能守、异日能行”的师范生深感欣慰，认为实现了他创办师范学校的初衷，也是培养师范生必须的最终硕果。

三、重视国学修养

张謇把国学教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他认为，国学是“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因而，在国学教育的内容方面，他突出抓好学生的“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个方面的教育，其中“武备精神”实际包含军事、体育两项内容。他站在实业家、教育家的高度，认为“不通贯国文，即不适用于实业”，以一个实业成功者的亲身经历，论证了抓教育，特别是抓国文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为了纠正全国文字读音不一致的现象，民国二年，张謇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伯唐写信，要求统一国文读音，具体方法是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时，将字母拼法列入卷首，并在师范学校中引进通晓音韵字母的教学人才，编撰“国音字书”，作为全国范围内朗诵国文的参考书籍。

关于国文教育的目的、宗旨和方法。张謇在民国七年所作的《尊孔子第一次演说》中，批判了社会上和官场上一些“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寡廉鲜耻、利禄熏心”等现象，主张国文教育要使广大民众确立“忠则不二、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的行为准则，在社会生活和人生进程中能够“谨行为、尽人道”。甚至提出从小学时期，就应该对儿童教学“四书”，使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知道崇尚仰慕孔孟之道，使他们长大成人后就深知为人之道。他高度赞美国文，认为国文是国粹。还认为，国民中如果精通国文，就能够做到“切事切理”，批判了一些人“实业有用，不必人人能为国粹之文”的谬论，要求每名师范生要达到一种境界，就是“说一事使人了然首尾，说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说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说一物使人如见其物。”

在《论国文示师范诸生》演说中，张謇希望学生们“常读常作、通贯国文”，做一个学贯古今的饱学之士。他也承认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认为，“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但也批评忽视国文的现象，认为，“国文为通各科学之精神，算术与之并重”、“国文必期适用于美术、国文有别于美术”，国文教育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办事之才，从而奠定了国文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作者单位：江苏省档案局办公室）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