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山 微 语

赵  鹏

友益俱乐部

张謇时期制作发行的反映南通事业的图册主要有两种，一种为铜板纸精印的《南通实业教育慈善风景（附参观指南）》图册，印行于民国九年底，由南通友益俱乐部编辑发行；另一种则直接由照片加印名称贴制成册，民国十一年由二吾照相馆制作发行。由于照片可以有多种组合，故除了最全的《南通实业教育慈善风景照相册》外，还有如《张氏山林风景》《南通实业》《南通教育》等名目的专题册。两种性质不同，前者目的在于对外宣传，而后者其实是一种文化商品。

关于友益俱乐部，邵勤女士的论文虽曾提及，但却说得含糊。二十多年前她曾以此见询，那时我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有此一问，此后才有所留心，因而略有所得。

友益俱乐部创自民国七年底。那时张孝若由美游学归来，最初拟集合同仁组建“留美同学会”，只是其时在通的留美生仅四五人，于是更扩大人选为十二名，组建成“友益俱乐部”。张孝若有一文，专门谈创办宗旨，其中讲到父亲与伯父对南通繁荣发达后，许多人满足现状、不思更进而抱忧虑，希望自己能协助来改此风气，其创办俱乐部，就是要“鉴于已往之不尽善，继起而为光大名誉”云云。俱乐部活动地点就设于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取名“友益”，是从《论语》的“益者三友”那里来的。

友益俱乐部所做的最大一件实事，可能就是编印了上述那部图册。此外看地方报纸报道，民国九年六月杜威来通时，友益俱乐部同人还曾于花竹平安馆设午宴招待过他。只是彼时张孝若已在筹办南通县自治会，到十一月自治会成立，这个俱乐部大概也就不告而终了。

带牛佩犊

张謇的反对暴力、注重农事，可能与他的出身及自幼的经历有关，也是他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此扇书法虽系一般酬应，而所写者却又不外乎其所思，其文云：“龚遂为勃澥太守，使民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如带牛佩犊？”此事见诸《汉书》，说汉宣帝时渤海一带闹盗贼，龚遂受命往剿，未用武力，最终却能化干戈为农具，地方大治。变带剑佩刀为带牛佩犊，就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林兰荪的卒年

大生沪事务所最早的负责人是林兰荪（世鑫），有关他的生卒年过去总说不太清楚，抗战胜利后曹文麟编《实业文钞》，其弟子徐一瓢为作《林兰荪先生传》，也只说“先生殁于某年某月，年六十有几”，可见那时已不得知了。林氏的继任是吴寄尘，其卒后孟心史为作《吴君寄尘墓志》，曾讲到“民国元年兰翁病革，啬翁事业方隆隆日上，沪事一倚翁，视疾之次，问万一不讳谁为代者，翁以君对，与啬翁意适合”。由此而知林兰荪的卒年为民国元年，然亦不能具体到月日。我前曾于大生号信里看到翰墨林书局委送林兰荪葬仪的信息，但却把时间给记错，现又于大生纱厂会计所致沪所的信里看到更直接的一条云：“兰老病竟不起，同人闻之莫不同声悼惜，我厂老成一再凋谢，尤属伤怀。”此信时间为民国元年农历九月廿六日，其讣闻则是前一二日得对方来信而获知的。

张孝若谒见孙中山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晚，大达公司的大德轮由上海开往扬州，行经浒浦附近的七望沙江面时忽然失火，因施救不及，造成重大灾难，遇难身亡者有60多人。灾难发生后，大达公司受到舆情指责，甚至有人希望交通部从此停止大达公司营业。在这形势下，张孝若发表了一篇《一个白手立业的江北人——悼沈卓吾》，借怀念此次遇难的故友沈卓吾之名，实际为公司作了一些解释，成为一种巧妙的“危机公关”。

沈卓吾是如皋人，今传孙中山唯一的录音，就是他于民国十三年组织人录制的。在张孝若的文章里，有一段特地回忆了沈卓吾陪同他拜访孙中山的经过：“民国十一年，中山先生因遭部下叛变，去粤到沪。冬间，我父吩咐我代表他去访问致慰，卓吾是陪着我去的。记得那天傍晚，我二人同车偕往，在衰柳枯桐、斜阳如血、寒鸦噪晚声中，那莫里爱路的一段，离市稍远，景物幽绝。入门有人接片，随即引导，至楼上中山先生的书室。我先呈上我父的手书，并道过访之意。先生问我父的健康，和南通事业之状况，款接我异常真切。那时我正要出国考察实业，先生指示我中国实业改进之所需，及考察探求的门径。随手题了字于所著之英文《中国实业建设计画书》，送给我读。这种提挈后进、诲人不倦的情态，我当时的印象，深刻至今，才相信中山先生的感动力，真不可思议呀。我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大人物，是出于卓吾的绍介，这是我一生忘不了的一个纪念。”

我们现在能见到张謇与孙中山互赠的照片，也就来自张孝若的这次谒见，而张謇照片上的款字，其实也出自张孝若的代笔。至于孙中山所签赠之书，或译名作《建国方略》。民国十六年，张孝若于书的孙氏题字下附记云：“癸亥春，余将专使列邦，谒辞中山先生于海上。先生期属殷切，赠以英文《建国方略》，亲为题字。万里相携，不间诵读，光阴如逝，忽四年矣。今青天白日之旗正飞扬于吴头楚尾，而先生已不及见矣，抚观手泽，惘怅至深，因更题志，以示追仰。丁卯春，孝若。”此处言谒孙时间为“癸亥春”，即民国十二年春，而怀念沈氏文则谓是民国十一年冬，这或是中西历转换导致的记忆之误，并非见了两次也。

（作者单位：南通张謇研究中心）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