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謇同商同知同责的海门厅同知王宾

陶建明

王宾画像 

王宾，字雁臣，安徽霍邱人，清道光十六年（1837）生，18岁考中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来海门厅任同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回任海门同知。他在任海门同知期间，与民休戚与共，作福一方，和张謇同商、同知、同责，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共同为海门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助官军全家皆徇国

王宾祖籍山东，其先人于清初迁安徽霍邱定居。咸丰六年（1856）六月，捻军势力进入霍邱；次年二月，捻军和太平军联合攻克霍邱县城。其时，王宾之父王肇基“倡办团练，助官军守战”，“城陷之日，阖族数十人皆奋战阵亡，门内妇孺悉自引决”。王宾之得以幸免，是此前因“有戚将返云南”，其奉父命随送。之后王宾发奋读书，“以拔贡人仕”，“受知于江督刘坤一，曾以即选道特保”。

曾为袁世凯之师

袁世凯小的时候顽皮捣蛋得出奇，就差没上房揭瓦。几个塾师都被这个小孩捉弄得狼狈不堪。气得宁可丢掉在袁家的饭碗，也不愿伺候这个小祖宗。经友人介绍，王宾才彻底搞定这个小家伙。据说王宾刚到袁府时，袁世凯故伎重演，趁着夜色，把萤火虫的分泌物涂在脸上，没头没脑冲着在园子散步的王宾老师撞将过去。摸清袁荒诞“前科”的王宾有备而来，身子一闪给冲上来的鬼脸一个大嘴巴子。出乎意料的是，挨了巴掌的袁世凯不哭不恼，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第二天乖乖地坐在先生面前，从此不爱读书的袁公子才走上正道。

编纂《海门厅图志》

离开袁府后，王宾历任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审判机构）谳员（审判员）、上海县主簿（九品），后又在上海道会丈局（土地丈量机构）任差。1893年因二江总督刘坤一的“特保”，王宾调任海门厅同知（正五品）。

王宾先后两次任海门厅同知，达9年半之久，是担任海门同知最长的。按照清朝惯例，各地地方官在任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编修地方志书。海门自后周显德五年（958）建县后，明嘉靖十五年（1536）第一部《海门县志》才问世。光绪十七年（1891）时任同知的刘文澈主持修志，但不久刘离任，由王宾接任。在王宾主持下《海门厅图志》由蔡清臣总篡，王汝骐、周家禄分撰，共20卷分4册装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版。该志史料翔实，体例完备，刻印清晰，装帧考究，是海门厅建厅144年来最完备的志书。该志书特别考虑到“海门画沙建治，壤畔纠纷，不有地图，奚资考证”，同知王宾令人通过测量重绘，终于“使阅者一览暸然”“循方证形，不差累黍，方志地图之精美，无过是矣”。正如王宾在序中所说：海门在未设厅以前，疆域纠纷多。现在有了厅志地图作为依据，便有据可查，可以减少纠纷。

与张謇合力劝民农桑

张謇自光绪十二年（1886）在海门提倡种桑养蚕，购买湖州桑苗劝人赊购，分送《蚕桑辑要》，亲自带领家人育蚕，后又仿效西法集资办公司，均未能奏效。张謇发现，茧需“走卖上海、苏州，出江时辄为厘局司事签手，以漏报科重罚”，于是经反复陈请，方才获准免捐。然而免捐以后，售茧“往返资斧”仍是困绕百姓的一笔大开支，所以依旧“相率观望”。正在这时，王宾到任，张謇便与他“议招商开行收茧”。王宾采纳了张謇的建议，“（光绪）二十年（1894），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二年（1896），海门增一行，益共放价争收，乡民获利大丰”。当厘局总办“顿翻免捐之成案”，“严督厅州重输，商怨且忿，请缴帖闭行”时，“二十三年（1897），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视上年出资十分之三，抑价收买，姑塞民望”。王宾为海门蚕桑之兴，可谓尽心尽力。所以张謇后来就此事评论说：“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接着说王宾却是个例外：“由海门来者，诵王宾与沪商书，愿自弃官，不肯爽信，以为此一者，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之言？夫一事也，民之善之如此！”

居安思危，禁烟防寇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鸦片之毒害人民，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是显而易见的。张謇发现有人“传种”罂粟时，认为必将遗害无穷。于是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致函王宾，请禁乡民种植，并应王宾所请为其拟定了《禁种罂粟示》。

对于海门的形势，王宾说，“海门各港纷歧，直走外洋，小轮之往来，行旅便之，而无穷之患实隐伏于兹矣”，特别是“世变之来”，“海禁既开，边氛日警”之时，“余所不及防者，志虑更深且长也”。因而，他主张“居安思危”，曾打算“筑垣阙濠，以为仓卒之备”，但未获批准。为此，他训练役丁，要大家居安思危，思患预防，团结人心，众志成城。

支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初定“官招商办”的大生纱厂招商初见成效。张謇邀请“通沪六董”在通州议商认办纱厂事宜。王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通州知州汪树棠一起“监订合同”。随后他们将这一办厂方案上报了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申请奏咨立案，不久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章。在张謇办厂筹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张謇请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要求通州借公款三万千、海门借公款二万千给张謇，不久王宾即真心实意地如数将款借给了张謇，而实力远胜海门的通州汪树棠却只拿出了一万千应付，为此还借机给张謇制造了许多麻烦。张謇又多次致函或亲访王宾，告知筹办进程及困难。大生纱厂办在通州唐家闸，本与海门关系不大，张謇这样做，可见他是把王宾看作创办实业的一个知已的。

制止日本人在海门设牙行

甲午以后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纱厂，急需棉花。海门有“乡蠢”（出卖地方利益的人）在上海勾结日本人，来海门开设“老公茂牙行”，收购棉花。这不仅伤害了本地商户的利益，也影响了张謇办大生纱厂的原料来源。为了支持张謇办纱厂，王宾“援引章约”中“洋人不得入内地开设行栈”的条款，果断命人“封其行”。将日本人“护送”到上海领事馆 ，并惩罚“乡蠢”。确保海门社会安宁，“商业以安”，也确保了张謇大生纱厂的顺利创办。

与张謇共同抗击自然灾害

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门自夏徂秋，霖潦涨溢，下沙灾况尤酷”。张謇与其三兄张詧“佐厅同知霍邱王宾经理疏河、散赈平粜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两年后，王宾缘他事顺便将此事汇报了督、抚。江苏巡抚“疏闻于朝”，朝廷给“乐善好施”字以旌奖张謇弟兄已故父母的教导有方。十三年后，“乐善好施”坊建于常乐镇河西。张謇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建乐善好施坊恭记》铭刻坊上，回忆了当年与王宾一起抗灾赈灾的往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底，“蝗见通海”。张謇立即致函王宾，“请出示捕蝗”，并与王宾约定“罄各社仓麦，给乡民麦一升，易蝗一斗”，以激励乡民抗击蝗灾，保护民生。

疏浚青龙港 ，提升港口运力  

青龙港是当时海门在长江上最重要的港口，形成于乾隆年间。光绪十四年（1888），英商祥茂公司首开木壳船经营上海至青龙港客运业务。以后，泥沙逐渐淤塞，使港口难以继续使用，张謇遂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决定疏浚，但苦于资金缺乏。九月二十日，张謇亲访王宾，向他商借河工存款。三天后，王宾果断决定“许刘宋河款永为青龙港工用”。于是青龙港疏浚工程顺利开展。那次疏浚，以及“刘宋河款永为青龙港工用”，对于提升青龙港的功能，特别是1915年张謇在青龙港与常乐镇之间筹建大生三厂，起到重要作用。后来张謇还修筑了青龙港至大生三厂的铁路，青龙港逐渐繁荣起来，成为苏北连接上海、苏南的重要水路通道。当年王宾的决策，显然是很有眼光的。

建造赵亭，振兴海门教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等人发起在孔庙学宫建造赵亭以纪念前海门训导赵菊泉。此举不只是对于恩师的感念，其深意是通过颂扬这位为海门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来倡导振兴海门教育。因为赵菊泉在日，对学生无论其良与不良，皆“犹子弟也”，因而出现了“而士砥于行，而文有章矣”“而民知有礼矣”“而民有利矣”的局面，“成就知名十数辈”。王宾接到张謇等人的禀牍后，立即批示同意，并认为建亭正如历史上人民纪念石庆、栾布、鲁宗道、范纯礼一样，“遗爱所著，名迹斯芬”；认为为赵菊泉在孔庙建亭和东汉时为溧阳长潘元卓树“校官碑”一样，都是为了颂扬他们兴学的业绩，建亭“庶从士望，亦作邦型”，正是为了树立一个振兴海门教育的榜样。同年，改师山书院为中西中学，即今海门中学的前身。

王宾在海门厅担任同知的时间最长，“从京城到地方诸吏，海门的重大事宜都找王张二人，甚至皇朝圣旨的台头都曾称：‘王宾、张謇’，要与两人同商、同知、同责。”王宾在海门任上治理有方，营造出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倡导增设书院，增加学额，教育人民，共敦亲睦；提倡种桑养蚕，繁殖棉花，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举办积谷社仓，训练役丁等，让人民安居乐业。”

南通关帝庙巷东端10号和11号，王宾的宅第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宾在“海门河工讼案”中蒙冤“以抗廷被劾”，同年八月“告老归休”。退职后，66 岁的王宾在南通城购置家产定居，住在南通关帝庙巷东端10号和11号。宣统元年（1909）10 月 31 日仙逝，享年72岁。张謇送挽联：“使君是湘乡旧人，吏事风规。卅载都成前辈范；并世唯润州太守，农桑学校，一编补订谕蒙书。”对好友王宾作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高广丰《王宾论略》

2、王文琪 《海门问祖》

3、俞茂林 《王宾与海门厅图志》

（作者单位：海门区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