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高广丰

我最早发表张謇研究的文章，是关于江导岷和沈敬夫的。时间过去了好多年，现在把它们找出来，深感不胜惭愧之至。白纸黑字，确是贻笑于方家。其错误有二：

一是关于江导岷的生卒年份，错成了“1881—1947”。当时我手头没有文献资料，《张謇全集》也还没有购得，几乎一切全靠网上搜索。而我又不加思索，人云亦云。

直到现在，网上关于江导岷的介绍仍然是：

江导岷（1881-1947）字知源，别署滋园。江西婺源江湾人。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1893年（光绪十九年）入张謇为山长之崇明瀛州书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謇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再度为张謇门生。后考入两江陆军学校测绘专业。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首聘江谦负责，江谦又推荐其参与筹办公司，任常驻经理，主持日常事务，负责前期测绘，与龚伯源培基雇用青壮劳力，教以拓荒护垦。后任通海海泰盐垦总管理处处长，主抓盐垦。约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寓居大连。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卒。年六十有六。

百度上的这一段文字，错谬之处甚多。

比如，张謇在《重建江湾萧江宗祠记》说，江导岷“既冠，籍学官，负笈游江宁，因谦之介，同肄业于謇所主讲之文正书院”。“时新政萌动，分遣弟子求应世之学，令谦入南洋公学，令导岷转学陆师。既均以高材生毕业，适謇营通海垦牧，同时创师范学校，为国嚆矢，亟招谦助校务，导岷助垦务，均艰苦相与有成”（《张謇全集》6册564页）。这就与上述网络文字所述有很大不同。可见网络文字之不能轻信，然而我当时却是信以为真的。

2009年，我在编辑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发现，吴昊翔、冯剑辉的《张謇事业与近代徽商》一文纠正了网上广泛流传的江导岷的生卒年为“1881—1947”的错误，而且表现出十分严谨的态度。该文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辨说：

关于江导岷的生卒年，江湾乡贤园立有他的石像，题为1881－1947年。

而据民国年间的《申报》发现，1939年7月5日第二版、7月6日第二版的丧报栏中均登载有讣告一条：“江知源老太爷于国历七月四日丑时寿终于沪寓，择于六日下午二时在海格路中国殡仪馆大礼厅入殓哀。”故江导岷实卒于1939年。

关于其生年，张謇作《重修宗祠记》称江导岷“八龄时甲戌元旦”，甲戌为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所谓“八龄”当为虚岁，则江导岷应生于同治六年，即1867年。故江导岷生卒年应为1867－1939年，江湾乡贤园资料有误，媒体报导以讹传讹，应予纠正，附简要辨说于此。

不久，《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盐垦编》印行，我又在书中找到了大量的相关佐证。如《通海垦牧公司第四次股东大会》，江导岷在讲话中说，“岷三十四岁承乏垦牧，今年已五十二岁矣，……”。大会召开日期为“戊午年八月初一”，可查知为1918年9月5日。张謇的《自订年谱》中记有：“（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九月，从新宁（两江总督刘坤一——笔者注）借南京陆师学堂毕业生江知源（导岷）、章静轩（亮元）、洪隽卿（杰）至吕四测量通、海沿海海滩。”《柳西草堂日记》记有：“九月二十五日，江知源（导岷）、章静轩（亮元）、洪隽卿（杰）来，为测量海滩。二十八日，知源等三人去吕四。”《自订年谱》又有：“（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以江生导岷任垦牧公司事。”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是江导岷参与张謇垦牧事业的开始，江导岷自谓是年三十四岁。到1918年则是五十二岁。这就非常容易推定江导岷的生年为1867年了。在《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盐垦编》中的《（通海垦牧公司）第六十八次董事会议案》记录：“报告事件：一、报告江董事知源在沪逝世。……”会议时间记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八月十日”。所以，江导岷是1939年无疑。

二是认为沈敬夫之所以是海门人,是“因为他的家乡姜灶港自涨成沙地后,于1768年设立海门直隶厅时便属于海门”。我甚至错误地理解了张謇在《南通县图志沈燮均传》中所说的“沈燮均，故海门厅岁贡，民国以来为县竞化市人”，认为直到民国建立后姜灶才划到了南通县的竞化市。我当时根据姜灶距海门边界很近的情况，想当然地作出了这一不负责的判断。后来我查阅《光绪海门厅图志》，在“地志”部分没有找到姜灶；在“厅境总图”中，姜灶港标示在厅境以外；在属于海门西北部的“西天补沙图”中，明确标示“通界姜灶港”。这就证明了我的错误。造成这一错误，是因为当时我不懂海门建厅时的情况。后来读的书多了，我方才弄清楚。海门坍地复涨是在康熙中期（18、19世纪之交），张謇说，其时“通州、常熟间东地，望洋无极，潮退沙现，豁然划然亘二百里”，“江海之交，新沙骈联相望”。陈金渊、陈炅的《南通成陆》中说“各沙出水的时间不一，最初各沙洲并不连接，如西天补沙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都有较阔的夹江存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海门建厅，划通州所辖的19沙（7525人）和崇明所辖的11沙（2958人）以及通、崇之间又新涨的11沙，共计41沙。

上述“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有较阔的夹江存在”的西天补沙正是原属通州管辖而建厅时划给了海门的19沙之一，夹江以西的川港、姜灶港当然本不在西天补沙上，也就仍属通州了。这就是说，当时的通、海交界并不是现在土地相连的情况，两地划界则是以沙为单位的。而姜灶所在的沙并没有划归海门厅，它们始终属于通州。至于沈敬夫居住通州却占籍海门的原因，我后来在《解读“通州的海门人”现象》中作过论述。

我的上述两个错误，就整篇文章而言，是无关大旨的细节。但是，即使细节的出入对于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于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怀疑，以至伤害了论证的说服力量。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错误。

每当事后发现自己文章中的错误，总感到十分惭愧，我常常想到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说诗无达诂，但这两句诗的基本意思还是很清楚的：文章可以流传久远，而其中的得失，作者本人应该是最为清楚的。我觉得既然成了白纸黑字的文章，虽说其影响未必有多大，但总会有读者，也总会流传下去。所以，“千古事”并不一定意味着文章的重要，但却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必须负责任的问题。那么，在研究和撰文的过程中，出于何种动机，用了多少功夫，虽说只是作者“寸心知”的事，但却需要我们自己始终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抛弃一切追名逐利的功利之心，宁愿多琢磨几天，多请教几个人，在“寸心”之中反复地用“得失”的尺度去悉心衡量。否则一旦发表出去，谬种流传，必然贻笑大方，而自己也一定追悔不及，甚至痛感无地自容。这个“寸心知”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一个增长知识、提高水平的过程，因而是值得十分珍视的过程。

但即使这样，囿于知识和水平，也一定仍有“寸心”所不能知的“得失”。愚拙如我，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文章既有得失，就牵涉到要不要批评和是否发表的问题。我以为只要是真正具有负责态度的作者，都不会介意于此，因为负责任是包含了多方面意义的：既为他人，也为自己；既为当下，又为后世。

由于世风浮躁，学风也在所难免。因此，我常要求我们杂志编辑部在工作中做到慎之又慎，不管来稿作者的身份如何，也不管其他报刊对稿件作何评价，我们则务必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体现出我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我们这样做了，也仍能听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意见，我为此感到欣慰。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