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指导张孝若编纂张謇遗著、传记（下）

赵明远

（来源：“明月远山” 2026年1月20日）

（续上期）

在张謇传记编著完成以后，张孝若把精力再次放在编辑张謇遗著上。在8月间给丁文江的信中，张孝若透露了编辑的体例方面从胡适处得到的指导：

“先君全集，我是先分类，再编年的。费了不少工夫时光，才拿年代查明，一一注入。本想从适兄的话，拿所分的门类完全打破；不过因为先君生前已将《九录》的总名称定过，海内外已经传说成一名词，我不欲舍去不用。（我想：所以称“录”的原故，是合文集与政书为一的意思。）且编年之先，分归门类，也有便利的好处。此外适兄和我都主张加以标点，至少须断句；但是因为中华是用仿宋体字印的，许多人说：加了标点，有点突目，不很雅观；而孟莼生、刘厚生二兄意，凡能读此书的人，即不断句，也看得懂的说法，我认为也有相当的理由。”

这封信同时也给了胡适，其实是对胡适建议采纳情况的说明。一是，由于张謇生前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助手“检旧存文字订为九录：曰政闻，曰实业，曰教育，曰自治，曰慈善，曰文，曰诗，曰杂，曰外”（《啬翁自订年谱》1921年2月26日），所以编订张謇遗著的名称不是“全集”，而且仍尊重张謇的原意，即“九录”进行了分类；二是，对于内文是否要加标点的问题，张孝若一方面表示与胡适的主张相同，另一方面又觉得孟森、刘厚生的意见也有道理，在1932年8月出版的《张季子九录》，采用的是字旁加点断句不用标点的方式，算是两方面的意见都听取了。

此期间，张孝若还在营建张謇的墓园，他用文言新写了一份墓志铭寄给胡适征求意见。由于他一直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追随者，不久前还表示“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所以需要就此文言文的墓志铭作点说明：“这回用文言写，有两层原因：一，墓志铭因须上碑石，字有限数，不能过多，只好用金石文体例。但仍力避艰涩语调及僻字。二，我要表示：我们并不是不能做文言文，做文言也不是很高贵而很难的事。更要证明一班人批评做白话的人对于文言不是怕难，就是没有本领做的种种说法，是不确当的。”这段说明表明了即使写了文言，他还是站队在白话文运动这一阵营的。

然而胡适的答复却是让他“废去墓志铭”，其理由我们从信中无法得知，只知道虽然有人“赞美此文，主张拿他印在再版传记的前面”，但张孝若仍听从胡适的意见，放弃了原有的打算。大概为了不引起胡适的误解，在这份1930年8月8日的信件中，张孝若又对写这份文言文墓志铭的动机作补充：

“一，前月家母到上海看我，就谈起家中还有二块没有用过的碑石，弃置可惜，为何你不做一篇墓志？二，中华印先君全集，叫我在前面做一篇东西，或序，或传，或墓志，体例不问，只不要白话。我想来想去，没有主意，适逢家母谈起，才动笔写的。”最终“决计不用”墓志铭时，他对胡适说：“你能这样的教导我，真是生平莫大的幸事！”

最终，张謇墓依然是“不铭不志”，《张季子九录》正文前用的是张謇的“简谱”。

张謇墓

从《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日记》等资料中看到，张孝若和胡适的交往在1929年-1930年间相对密切，主要就是因为张孝若编纂张謇传记、文集时需要频繁地向胡适请教。当然，通信的内容还有不少是张孝若对阅读胡适文章的心得、对时事的评论、对国民党极权专制的抨击等等，因不是本文主题不再赘述。

无论是张謇传记的写作、《九录》的编辑还是墓志铭的取舍，张孝若对胡适的教导言听计从、不违如愚。特别是传记，张孝若做到了胡适希望的几个方面：

一是“纪实传真”，打破了中国传统碑传虚华词藻一味颂扬的做法；对于张謇人生事业，“他的人格、他的志事”乃至社交琐事、志趣个性都能“信笔直写”，没有忌讳，“将我父一生的真面目写出来”。二是“论从史出”，传记选录了大量张謇的诗文论述，“既要摘出精采要点，又要连贯接气”，以史带论、言之有据，使这部传记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间架”。三是“至亲无文”，张孝若是白话文运动真正的实践者，白话写作顺应了时代、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正是因为运用了白话文，使传记写出了一个“真的我父，活的我父”，达到了张孝若“读了我父的传记，就好像见到我父其人”的初衷。

由于有了胡适的指导，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有先进的编纂思路，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善的体系结构、创新的表述方式，成为当时具有开创意义的传记作品，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我们可以相信孝若这篇先传一定可以开儿子做家传的新纪元”。在经历了90多年时间考验后仍是学界公认的高质量史学著作。

附记：

《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按年代日期先后编的。写作此文利用了1929年至1930年间的10余封信件，但在考证过程中，发现有几封信的编排有问题。如编号为467、时间为“七月十八”的“张孝若致胡适”、及所附“张孝若致丁文江（抄件）”；473号、时间为“八月八日”的“张孝若致胡适”；479号、时间为“九月一日”的“张孝若致胡适”，这几封信未署年份，均被编在1929年内。按书中顺序梳理线索时就出现了许多疑问和矛盾。例如“七月十八”的467号信提到“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一句只会出现在1929年12月14日后，致丁文江信中提到丁对传记“指正的各点”只会出现在传记出版之后；“八月八日”的473号信内容是467号信的延续；“九月一日”的479号信中提到9月3日是周三，只有在1930年。等等。最终，从这几封信的内容判断，均应属1930年。而一旦确定为1930年，所有疑点均得以解决。

《胡适来往书信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我用的是这个版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该书。对照两个版本，发现体例上一致，而信件目次、编号有了些变化，想必是做了不少考订勘误工作，但却没有看到新版编者关于这些变化的说明。不过有关张孝若致胡适的信件除了编号外倒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把那4封属于1930年的信编在1929年内，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