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5）》·论文精选 ●

郑孝胥与张謇交往考述

李 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郑孝胥与张謇同为清末民国重要政治人物，二人皆以经世为追求，然旨归不同，郑孝胥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张謇则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郑、张相交三十余年，由同志而暌隔，莫不与时局变迁和个人志向有关。

关键词：郑孝胥；张謇；交往

郑孝胥与张謇同为晚清英才，二人自1880年相识，此后相交半生，共同活跃在清末民国的政治舞台上。然晚年竟至不复相闻，而离合之迹，又莫不与政治相关。考述二人交往经过及变化，当可一窥时代风气之流动，兼视个人在时代大变动下之浮沉。

一

郑孝胥与张謇的交往，以二人感情亲疏为划分，再参酌重要政治事件，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880年至1894年，1895年至1911年，1912年以后。确切来说，第一个阶段，自1880年相识起，至1894年，十余年间，二人数度在京应试，相知相契；第二个阶段，自1894年郑孝胥从日本回国，就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张謇则丁父忧南归，至1911年，二人以志业关联，彼此借重，相互支持；第三个阶段，自1911年10月武昌革命起，郑孝胥以大清国遗老立世，预身复辟，张謇则支持袁世凯建立民国，并一度就职新政权，至1926年张謇离世前，二人以政见分歧，攸关大局，公开对立。以下详述郑、张三十余年之交往。

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1880年“始识闽县郑苏戡（孝胥），与为友”^[1]1000，可确知郑、张结交始于是年。1880年，张謇28岁，郑孝胥20岁，彼时张謇跟随吴长庆帮办山东防务，驻登州黄县，郑孝胥冬间从南京回福州应岁试。郑、张相识，得藉于郑舅氏林葵。林葵，字怡庵，长身朱颜，能诗善饮，为两江总督沈葆桢幕书记，沈葆桢逝后，入吴长庆幕，与张謇友善。郑少年即有文才，张亦名士，二人遂藉介林葵相闻，并彼此致意。《郑孝胥日记》1882年８月22日记：“张树人（即季直）亦有书与怡舅。余往为集杜句寿树人三十初度云：‘雄剑四五动；才名三十年。’树人来书，谦不敢当，且云‘愧甚，以出自苏龛之言，则可喜也。’”^[2]21苏龛，即郑孝胥。1884年，吴长庆逝，张謇南归，11月到南京，时郑孝胥赴闱失败，在南京授其内侄读书。是年郑日记缺记，张日记则有数条记载，11月16日日记云：“诣宝斋仓厅署，与苏龛久谈。”17日日记云：“苏龛、宝斋置酒，因纵谈竟夕，宿其署。”20日日记云：“苏龛以是日去庐江。”^[1]209-210这几条日记，是二人晤面的最早记载。

1885年9月，已在天津李鸿章幕的郑孝胥随李鸿章进京，时张謇正在京参加顺天乡试，此次见面，二人日记中都留下记载。张謇谓“苏龛之客合肥，初非意计，然苏龛终能自立者”^[1]229，郑孝胥索观张謇闱文，谓张謇“气味自异于庸人，惜诗及二场有小疵，二场文亦俊异”^[2]73。郑孝胥月余后回天津，12月初又赴京，参加1886年的会试。是年会试，郑、张皆报罢。1889年3月，郑、张北上赴闱，一路同行。

是次，郑考取内阁中书，张不中。1890年，二人再应会试，再被放。1891年，郑在做了一年京官之后，为驻日大臣李经方奏调，东渡日本。张謇则在1892、1894两年，继续赴考，终在1894年恩科会试中取一甲一名进士，高中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

这近十年里，郑孝胥与张謇均科举偃蹇，以此竟得相携。二人皆以读书励行、获取科名为职志，又同被目以名士而科运蹇滞，故互期互许，倾心相交。郑曾有诗赠张，云“子有烈士概，交深心弥倾”^[2]107，张亦谓郑“论孟子一身学问”，“胸次过人远也”^[1]209，彼此深相敬佩，乃至“定元白结邻之约”。^[1]307二人在京，又与盛昱、黄绍箕、文廷式、沈曾植、王仁堪、袁昶等名流从游，得附清流。1884年甲申易枢后，有后清流一派显起，以翁同龢、潘祖荫为领袖，盛、黄、王、沈、丁等人附随，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张謇以师出翁同龢门下，得翁倚信。郑孝胥则与王仁堪、沈曾植、丁立钧友善，得彼应援。“人生何者难，难在同臭味”^[3]31，宣南好友，气谊相孚，相知相契。

二

1894年，郑孝胥因中日战争爆发，8月回国，11月就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张謇亦因丁忧，10月南归，二人同时开始新一阶段生活。自1895年到1911年10月，这7年里，郑孝胥与张謇有两度交集，即1896、1897年在江宁期间，1906、1911年在上海时期。

如果说在郑、张步入仕宦之初，还有“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4]82，那么到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为舆论指责，声誉一落千丈，张之洞则名望日重。郑、张原都与淮系李氏有着多层关系，特别是郑，岳父吴赞诚与李鸿章有姻亲，吴家诸子皆托庇于李，郑孝胥本人亦在李幕短期停留，但1894年郑归国，张回籍，二人都做了弃李从张的选择，先后接受张之洞延聘。郑在幕，张主江宁文正书院。现在看，能领风气先的张之洞没有辜负他们，正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郑、张得以实践他们的变法主张。

1895年5月，郑孝胥向张之洞上说帖，请设商务总局于江宁，6月，为张之洞草拟变法奏折，更细究商务政策，7月，谕令“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8月，而有张謇受张之洞邀请，到江宁会谈商务，此亦1896年大生纱厂创设之由来。大生纱厂创设，历经周折、险难。张謇初受张之洞委派，由于集股筹款困难，又通过刘坤一将张搁置在沪的官机作价入股，再与办洋务亦需机器的盛宣怀定合办协约。郑孝胥则先在张幕，继以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转刘幕，均在商务局兼差，后又被盛宣怀咨调，派充商会公所参赞，并札委办理通、沪分机事宜，一直预闻纱厂创设。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动工，次年建成投产，其中迂回，张謇曾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中缕述，有云：“上海之慰惜者，独何眉孙、郑苏堪二君。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5]130“相与徘徊”，挚友相持而外，还是同志苦心焦思，共营志业。

在救亡图存、朝野求变的大背景下，郑、张二人，一个霸才雄辩，推动商务振兴，一个得寸进寸，创办企业，践其理论。二人的经世特点，自是时就已显示出蹊径有别。这一特点，还反映在“工艺之学”上。郑重工艺，曾对张说：“及今倡兴工艺之学，使十数年后中国有良工数十万人，虽为欧洲所臣仆，犹可望一日之振起。”^[2]555张则在以后，实实在在地创办了一系列工艺学校。但虽蹊径有别，这时他们还是“最亲密的伙伴”。^①

1906年，清廷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众所周知，郑孝胥与张謇在上海一同发起、创办了预备立宪公会，郑任会长，张与汤寿潜任副会长。公会成立，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提倡立宪。郑孝胥被举为第一任会长后，又连任两年。1909年，郑、汤皆辞，朱福诜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1910年2月，公会在京设立事务所，孟昭常主持日常工作。孟昭常赴京后，汤再次当选为公会副会长。1911年2月，郑孝胥再度就职，与张元济同为副会长，张謇任正会长。目前研究，多以张謇为公会领袖。查阅郑、张日记，可知公会前期的组织工作，基本由郑领导，张、汤甚少参加。张在公会筹备时即表示：“与其多言，不如各图实地施行，得寸则寸。”^[1]636

  1908年4月，公会议设国会研究所，5月成立，张、汤始终无所预闻。6～7月间，郑以公会名义，两度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开国会，皆自拟电稿，之后交孟昭常商之张、汤，张、汤“各易数语”而已。^[2]1148-1150而郑对咨议局事，亦撇身事外。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张謇投入全力，先办咨议研究会，为会长，次年10月，咨议局正式成立，又当选为议长。耿云志先生以张謇为公会“灵魂”，莫如说他是立宪运动的“灵魂”。在清末预备立宪和请开国会运动中，张以江苏咨议局议长身份活动，而非预备立宪公会会长或副会长。郑、张在立宪运动中的表现，犹如花开两朵，自展一枝，二人亦不复江宁时期之亲密。

咨议局的成立，显然对公会造成冲击。公会影响力下降，会议人数常不足决议会务，1909年年底，郑孝胥辞去会长，赴东北筹议锦瑷路事。郑孝胥自道：“胥年来颇忤舆论，故辞立宪会长，同志转少，无从为力。”^[2]1290预备立宪时期，郑、张异路，还算得上是同志么？1911年上半年，这对旧日同志再次相忤。5月清廷颁布两道上谕，一道饬部特借四国银行与日本银行款，一道昭示天下，铁路干路均归国有。郑孝胥可谓铁路国有的推波助澜者，他认为铁路有脱胎换骨转弱为强之效力，视借债造路为中国救亡入手办法，四处兜售其策。张謇则质疑借债政策关系国家存亡大计，用法不善，将蹙性命，铁路又何以必须国有？夺商民已得之权利，虑及前途种种危险，坚决抵制。革命前夕，郑、张都曾有过召对。张对摄政王载沣讲外交危险，“切求朝廷不为大拂人心之举动”^[7]215，并请宽恤民隐，注重民生。郑则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并“陈内阁统一政策及造路预算案”^[2]1328。这是他们在大清朝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分歧，数月后，大清朝覆亡。

从1895年到1911年，这7年里，郑、张已由上一阶段的名士成长为深负时望的社会名流。但二人涉入时政愈深，“惠施与蒙庄”^②的观念、认识分歧，就愈发严重，他们失去了旧友莫逆的亲挚情谊。

三

1911年的革命导致了郑、张公开决绝。大局土崩，事机瞬变，革命爆发后，张謇以“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兼容于此后之中国”^[8]283，赞助共和，推动袁世凯建立民国。而补授湖南布政使方数月之郑孝胥，则以政治生命戛然而止，愤然以为“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反对推倒满洲，“袁果有才”，可“入为总理”，“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成立宪之制度。^[2]1353

其实，郑、张对共和、革命的认识，以及对时局的判断，对袁世凯的冀望，都不乏一致。但在对待共和的现实态度上，有所区别。张謇在起义初，还企图利用革命，促成内阁改组，颁行宪法。但十余日后，转而主张共和，声明“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8]283。从张謇所言：“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号召君主立宪不可得”，“只有共和”，“亦国势事实为之也”，^[5]200可以看出，张转向共和，自有权宜成分，“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至于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8]294，显以共和为收束时局办法。郑孝胥则对共和不以为然，“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2]1358他对共和本身并不反对，只是认为“中国人无真面目，作伪乃其天性，自今以往，当有假统一、假共和之现象，拭目以观之可矣”^[2]1400。基于这种认识，郑断定“共和”不能长久，革命在他眼里，也就成为一场等待“收束”的“乱”。他对好友孟森说：“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2]1356彼时，与郑“同其思想、态度之人士，实甚多多”^[9]300，即使革命家梁启超也相信，“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今吾强欲行之”，“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10]1074

在这一过程中，郑孝胥高标气节，严厉指责“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并称“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斥张、汤“干名犯义”^{[2]1358，1361，1372}。而张謇，在此时及以后的文字里，都未留下对郑的议论、评价。民国初年，郑的态度一度有所和缓，也曾试图挟技求售，“欲以借债造路为速成统一之策”，“初欲语熊秉三，次欲语张季直，继欲语杨杏城，三人中谁可与言者？”^[2]1412但很快，他就被宗社党人的复辟活动吸引了。郑、张清末同为立宪领袖，虽路径有别，尚都张举立宪大旗，至是各树一帜，分道扬镳。

民国后，郑、张来往有所恢复，但不密切。张謇一直有意推荐郑孝胥担责政府事务，1913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曾邀请郑出办巴拿马赛会，又以东三省治水利事相属，都被郑拒绝。是年，张謇还欲结两家姻好。^③1915年12月，郑、张绝交。^④以目前所寓目资料，不能得其原因。是后十年里，张謇似仍试图重修旧好，郑孝胥日记有零星记载，反映出张的努力与郑的冷淡。^⑤1926年8月，张謇逝于南通，郑孝胥时在天津辅弼逊帝溥仪，日记中未着一字。郑惟在1920年有过一次隐喟，一个凌晨，他拟联云：“宣南意气休矣，来吊江干携手地；烈士迟暮至此，谁哀世外枕戈人。”^[2]18921920年，三十年前之宣南好友，惟存郑、张、沈（曾植）矣。

郑孝胥、张謇乃清末、民国不可忽略之政治人物，他们各以标举和实践，深刻影响了政局发展。若无张謇、赵凤昌等人密议惜阴馆，就无1912年建立之中华民国，若无郑孝胥、溥仪等人赴东北与日合作，就无1932年建立之伪满洲国，二者都乃中国20世纪初重大政治事件。二人30余年来由同志而暌隔、与时变共俱进之线脉，令后人感慨。本质而言，二人都以经世为追求，都未超出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范畴，他们都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深切忧虑，只是二人旨归不同，郑孝胥欲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追求宦名，张謇则务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志在苍生幸福。

旨归不同，表现自有所差异。郑孝胥一生辗转，藉图进用，然仆仆于大吏幕门，虽趋时通达、领风气先，能以任事、建策显于当时，却仍难免被目以苏秦、张仪类政客、策士。相较之下，张謇则脚踏实地，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推动立宪，创办实业、教育、慈善，终成实实在在之实业家、教育家。当然，无论是郑大言炎炎，还是张脚踏实地，他们都对时代有所贡献。如非世变，做了遗老和汉奸的郑孝胥亦是大清朝的能员要吏。

这种差异，或与家庭背景有关。张謇出身寒素，郑则世代官宦，早期的耳濡目染，似乎决定了成年后的取向。而二人的个性，又为其交往情状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张謇年长郑孝胥7岁，性格和缓、宽厚，他留下的与郑相关的文字，均透着宽和，即使民国后，两人持不同见解，亦未见有任何指责和不恭，反以“文章道义相资、忧乐相关”示好。郑则未然。郑与友亲感情殊深挚，而独对张謇不能宽谅，原因令人费解。

注释：

①参见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1897年张謇有诗句：“惠施与蒙庄，由来视莫逆。”以惠施与庄周来比喻二人的莫逆之交。见《张謇全集⑦》第101页。

③1913年张謇曾致函徐积馀：“为儿子择妇，……苏堪似尚有女，近儿子与苏堪子同学，颇能延阿翁之世好，若相当则至善。”见《张謇全集②》第386页。

④郑孝胥1915年12月4日日记有记载：“复季直书，以投壶二矢寄之，《书》有云：‘邦无道，如矢。’今此矢真枉矢也。”见《郑孝胥日记》第1587页。

⑤郑孝胥日记中以下诸条记载可说明这一情形。1919年12月28日条：“得季直书及诗。”26日条，“过竹君坐，以季直书示之。”1921年3月15日条，“前日得季直书，云：‘乞书屏、对各二付，不奉润而求速藻。不诧其挟故否？’”1922年3月15日条：“拔可来，为季直求书寿屏，若令子培列名撰文，余亦允为书之。”见《郑孝胥日记》第1809、1862、1899页。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清）郑孝胥.郑孝胥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清）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清）刘禺生.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耿云志．张謇与江苏咨议局[C]．∥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9］吴宓．吴宓诗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Researeh on the Exchanges of Zheng Xiaoxu and Zhang Jian

LI Jun

（School of History，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Both Zheng Xiaoxu and Zhang Jian are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s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They have the same beliefes，but with different pursuits，Zheng seeks officialdom，while Zhang chooses education and in dustr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acts and growths of Zheng and Zha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Key words：Zheng Xiaoxu，Zhang Jian，contact.

（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