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4）· 新论集萃》 ●
张謇用人之道及人才观的当代警示
马 斌1.2.
（1.张謇企业家学院 2.张謇研究中心，南通 226007）
张謇在兴办实业、教育、慈善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充分认识到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爱才惜才、招才引才、育才护才、用才重才，在用人上特别讲究，自有别样的用人之道与人才观。张謇的用人之道及人才观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与借鉴意义。
一、张謇用人之道及人才观的缘起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百业凋敝。西方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而大清王朝由于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朝政腐败，衰败之相已展露无遗。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以及西学东渐，一些士绅不再沉湎于夜郎自大的自我麻醉中而幡然醒悟，纷纷效法西方改良政体、兴办实业、创建新学，试图使国家走出落后衰弱、被动挨打的境地。其中，孙中山、黄兴等人选择了革命，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选择了变法，而张謇等人则选择了以创办实业和教育而拯救国家的道路。无论哪一条道路，尽管方向不同、手段相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相通的，即功败垂成在于人才。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及其实施的愚民政策，导致民智混沌未开，而科举制度下的所谓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当社会处于急剧转折和转型时期，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以新学创办来启迪民智和培养人才便成为开明士绅的不二选择。张謇深谙科举之弊，在于“人人歆羡做官。”[1]123熟悉科举制度的张謇，既在所谓科举正途中获益，高中状元，又因耗费了半辈子的青春年华深感科举制度的危害，因而成为抨击科举制度、崇尚新式教育和创建新式学校的英勇旗手。
办学需要资金，资金只能来自实业，因而张謇便以状元之身在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办学启智、培养人才成为张謇创办实业的直接动因，人才立国、兴学强国成为张謇矢志奋斗的内生动力。张謇说道：“人皆知外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惟敌欲强，则人才愈不易言。”[2]211899年大生纱厂在经历艰难筹措后终于开机投产，时来运转，盈利丰厚，这为张謇创办新式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在办厂还是在办学的过程中，张謇都遇到了一个绕不开而又非常棘手的大问题，即人才奇缺。没有实用适用的建设人才，如同有米而无巧妇，炊事难成。张謇只能借才一用，“则又不得不延欧人以司其命”[1]330，而这又常常受制于人，即便是对外国技师给予优渥无比的条件和待遇，也时常会遭遇傲慢无礼。起初大生纱厂的机械设备，只能聘请国外技师进行安装、调试和维护，张謇特地修建外国专家楼，在饮食起居上也给予特殊优待，所发薪酬更是高得离奇。张謇之所以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原因就在于没有自己国家的人才担此重任、可堪一用。
从短期看，没有人才，可以一时借用；但从长远谋划，则必须自己培养大量的能够从事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材。张謇的行事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创办事业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培养；育才需要办学，办学需要师资，因而必须先办师范；有了师资，可办小学中学，为其它各级各类学校提供可靠生源；有了稳定生源，再办各种实业学校和大学，以储备中高级实用之才；次第兴办社会教育以及短期培训班等，可帮助各类人员掌握谋生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以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和提升全体国民素质。张謇说道：“中国今日国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1]69-70因而在张謇的“育才路线图”上，还不是仅仅培养少数的技术精英，更不是培养钦羡高高在上官职的官迷。“所谓大学者，养成可以为官之国民，不必尽为官也。无国民之知识而为官，今天下之官，若是其多矣，其有益于国否乎？与其得多数无意识之官，不如得少数有意识之民。”[3]192张謇是要通过兴办学校使社会大众接受知识和技术的武装，发生整体的精神蜕变而成为有文明觉悟、有现代思想的“意识者”，从而摆脱愚昧呆滞状态，推动社会变革与治理进步，建设现代文明、现代化强国。张謇说道：“须知无子弟不可为家，无人才不可为国。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4]1558
于是，张謇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所以培养现代人才为旨归的育人培才学校。张謇为此自豪地宣称：“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奋而图之，谨而忖之，通理想于众人意识之中，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是则吾人之责也。”[1]66-67紧接其后利用大生企业的资金、自己和亲友的薪金礼金等，张謇又亲自创办了众多中小学和大学。据统计，张謇和亲友亲自创办、资助创办和直接影响下创办的学校有400所左右。南通俨然已成为现代实用性人才的培育摇篮和成长沃土。
为解决应用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张謇不得不兴办系列实业教育。“南通有纱厂，爰设立纺织专门学校；南通经营盐垦，爰设立农校。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1]615这是张謇创办实业教育即近现代职业教育的旨趣和初衷。1899年大生纱厂投产大获成功，因“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急需农垦技术人员，因而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又因大生纱厂筹办缺乏机械、纺织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只好以重金借才西域；创办纺织企业需要纺织人才，1912年便在大生纱厂内开办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下走私愿，宁惟以是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而已”[1]330。随着南通实业的不断发展，对各种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需求日增。为了与此相适应，张謇先是在通州师范内附设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附设手工传习所，后来又陆续创建了南通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镀镍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女工传习所、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以及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专门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国内堪称绝无仅有。从南通放眼至全国各地，张謇更看到了水利人才的奇缺。1913、1914年张謇在就任农商总长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期间，多次向时任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尽速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报告，恳切提出“规画进行，储才为急”，“每以大工将施，人才缺乏，栗然动念……如是则四五年后，有养成之学生，又有实地练习之工程，十年以后，或有可用之才，不必借资于异域矣。”[2]353-354甚至连选用什么样的人才担任校长一职，张謇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所最要者，则在求一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且教育有经验之校长。”[2]353他要求尽快批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兴办。由于张謇的反复吁请，精心擘画策划，1915年3月15日，作为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正式开学。张謇对此十分重视，专程从北京赶去参加开学典礼并致词，勉励学生要敦品力学。张謇为此说明创校的缘由，指出：“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毋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此謇创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之又一原因也。”[1]596
在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和实业的过程中，张謇就深深感到人才缺乏掣肘的痛苦和得到人才相助加持的喜悦。王国维加盟通州师范，特来克赋能长江保坍水利工程，金沧江助力翰墨林印书局，梅兰芳、欧阳予倩献艺更俗剧场，还有纺织专门学校的学生自行成功安装海门大生三厂新机器的增光添彩，都使得张謇为拥有事业发展的这些各类人才而喜不自禁、倍感兴奋，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才之于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更加热衷于寻觅人才、重用人才和培养人才。张謇的用人之道及人才观既发端于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在南通进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又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
二、张謇用人之道及人才观的特质
清末民初，张謇在南通从事早期现代化建设，推动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慈善、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试图通过地方自治，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新世界雏形”。事业百端，惟赖人才；千头万绪，系于菁英。正因为张謇在各项事业中有各种人才的鼎力相助，才使得他的众多事业风生水起，也因为张謇在用人上特别讲究和富有特性、在人才的认知上富有特点，因而极具成效，使得多方人才纷至沓来，形成群英荟萃、群贤毕至的可喜局面。
张謇在用人及人才观上有何个性特点呢？
首先，讲究“必求其适”。即讲求人才的实用与适用。张謇有一句名言，“凡事必求其适，譬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尚唯适之是求”。[1]463他还说过：“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比如建筑一间屋，取柱子的材料，一定要适合，倘若柱子过小，定然不能胜任，过大又是不经济。不经济还不要紧，要是不胜任，房屋便有倒坏的危险了。”[1]577这句名言深刻揭示了用人的适用性，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重人才的规格标准，什么岗位使用什么样的人，不能要求过高或者过低，过犹不及；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用人之妙在于量才适用，使之人尽其才，各显其能。无论是建筑大师孙支厦还是水利专家特来克，无论是刺绣“针神”沈寿还是教育家姚蕴素，张謇总是让他们充分施展个人的特长和才干，所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才能够拥有重要建树，作出重大贡献。
其次，善于“慧眼识珠”。张謇非常感恩曾赏识、支持、襄助过他的恩师或友朋、同僚，诸如赵菊泉、孙云锦、吴长庆、翁同龢、张之洞、韩国钧、黄炎培等人，也以同理心看人、识才。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鄙人向来提倡教育，本希望人才辈出。但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1]577张謇有一双慧眼，善于发现可用之才，并且用情、用心、用力延聘人才，所谓慧眼识珠、冰心见月。对王国维的特聘如此，对梅兰芳、欧阳玉倩的邀约如此，对江谦的器重更是如此。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学校总理由自己兼任，还需要有一个得力助手担任监理，主持与监督日常校政。张謇想到了他在执掌崇明瀛州书院时认识的江谦。江谦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获成功，在一般人心中往往不予考虑聘用。然而在张謇眼中的江谦则是“进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与人语，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5]没有因为江谦曾在科场上失意而轻视他，而是看重其长处、赏识其才华而延聘为南通师范学校监理。1914年张謇不再兼任校长，就让江谦接任校长之职。江谦果然不负重托，在通师担任校长14年，为南通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其中还涌现出一批充满革命精神的青年才俊。此外，还有沈燕谋、宋达庵、孙支厦等，都是因为张謇的识才重才而后茁壮成长的。江南才女苏州吴县的沈寿，更是因为她才情横溢，所以深得张謇的青睐和敬佩，从千里之外获聘出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沈寿在南通讲授指导学员刺绣8年，呕心沥血，培养了一大批刺绣人才，其后苏绣许多有名的刺绣高手，大多为出自其门下的得意门徒。由沈寿口述、张謇撰写的《雪宧绣谱》，则是传为佳话的两位英才共同创作的旷世精品，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更是惺惺惜惺惺、人才惜人才的江湖美谈。
再次，推崇“甘为人梯”。张謇善于举才荐才，甚至还亲自为学校毕业生写求职推荐信，为许多优秀毕业生寻找工作岗位，更是经常向有关机构或人士推荐合适人选，既做“伯乐”又当“红娘”。张謇曾亲自给李纯（秀山）督军写过一封用人推荐函，他写道：“赣人唐生慎坊，故人之子也。长于法律，并留心于经济文章，所得亦自足用。比在部时，曾荐为免试知事，分发苏省。而生自缴凭以后，未一求差缺，但以律师自食，盖其志趣可知。敝处实业、公益各事，有须法律交涉，辄以商之，未有所误。顷以闲置可惜，劝其投效麾下，冀有所毗赞。值此多事之秋，知有需才之念，若置诸幕佐之列，则固翩翩书记也。倘荷许可，不胜大愿。谨此为介”。[3]680他给杨增新督军去函，对纺织专门学校优秀毕业生童溪石被聘担任纺厂副工程师表达心意，“该生年富力强，学行不苟，年来亦尚有经验。已谆属任职之后，力图报称。但东南少年，骤至西北，极边风土民情，恐或隔阂。趋辕奉谒时，幸进教之，不胜大愿。”[4]1340爱才之心力透纸背。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江谦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之职等，皆因张謇举荐。张謇之所以经常举荐这些优秀人才，一是因为他所看重的是这些人才身上所蕴含的品德与才学、志趣与担当，看好他们的潜质，于个人的成长有利，更于事业的发展甚至整个国家的进步有利；二是因为张謇具有甘为世之牛马的奉献精神、放眼全局的博大胸襟与成人之美的仁爱理念，所以他心甘情愿做铺路石。“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瞋恨心”[6]438是他的信条，所以他要为人才撑起一片蓝天，开辟一条通道，放飞一抹彩虹，以求更为远大的前程，绝不将人才埋没或禁锢在自己一方狭小的天地里。
又次，倡导“首重道德”。张謇是这样认为的，“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1]277他指出，“如道德优美，学术纯粹者，又何患乎莫之用哉！”[1]277张謇再三强调，说道：“若初高小校所必须养成者，惟德与行……惟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而艺次之。若中学以上，则为大学分科之备。而大学分科则为社会高等事业人才养成之备，故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4]1249对于技能性人才培养和使用而言，必须正确处理好德与技、德与艺、德与术的关系，讲究德技并修、德艺双馨，注重道德优美又学术纯粹。张謇还指出：“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虽有知识、技能，无所用之。故知识、技能与道德相辅，必技能、知识、道德三者全，而后商人之资格具。学校教师所指导诸生者，固崇技能、知识矣，而道德尤重。……自审将来在世界上作一何等人物？即从学校培养时代中兢兢从事，时以堕落道德为虞”。[1]195在修德与学术孰重孰轻、孰前孰后问题上，张謇提出，“首重道德，次则学术”[1]277，就是说在人才问题上必须坚持以德为先，这既是中国传统崇德文化的精髓，也是优秀人才养成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是避免产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缺德无耻者的宝贵法则。他进一步阐述做人的道理，“明公理、修公德之人则人重之，有礼法、不苟简之人则人重之，能成一业之人则人重之。必有积累，乃有人格。须先从自重起，遽求之人不效也。”[1]75有品德涵养、规规矩矩、兢兢业业的人才，自然会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赞誉。张謇在用才荐才过程中，总是将他们的德行放在首位，而对于那些失德者，总是严加诫勉。他要求“修身欠缺则随时记责。至于害群则随时开除，不敢贻误诸生而害及地方也。”[4]1432张謇特别注重观察学生的学习表现，做到奖罚分明、处置有理有据，“高级学生程家齐、周祖荫、郑家栋本定明年酌定月俸，今察其任事不能长进，郑家栋尤不振作，所有年终奖励金，家齐、祖荫照发，家栋罚扣四圆。如明年发愤更新，再定月俸。中级学生包允刚学习总账尚肯用心，应升为高级。初级学生黄锡龄学管火食能躬勤其事，提篮买物尚肯习劳，能劳者，朝气也，除月费外另奖十二圆。袁玉璇练习工程尚耐劳苦，书法亦有长进，应升高级。叶菡园、江佑成令在工程练习，每月给俸六圆。李也恭来已一年，于垦事尚未明白，可见平时漫不用心，月俸送至本月止，另送十圆作川资，令解事别图。”[4]1476这其实是一份德能绩效奖优罚劣的评定简报。
最后，笃行“真情厚意”。在用人待人上，张謇总是诚以待人，绝不虚情假意、装腔作势。他对待勤勉笃实之人赞许有加，对成材有望而略显稚嫩之辈则谆谆教诲、耐心指点，对才华横溢、德艺俱美之才更是精心呵护、关怀备至。他对孙支厦、江导岷、特来克、金沧江、梅兰芳、欧阳予倩等都是我心拳拳，一片真情，例如他与梅兰芳年龄相差好几十岁，却爱称其为“小友”，信函来往之中褒奖之语跃然纸上，爱才惜才敬才之心表露无遗。“保坍会工程师特来克，任职亦逾十年，平日做事，很勤苦耐劳，有西人办事之勇，负责之专，无西人自奉奢逸之习气，我父很为爱重……”[7]219张孝若对父亲评价说道：“他一生待人，肝胆相照，只有真诚，不用权诈，所以很多人乐为他用，怎样劳苦艰险也不辞。就是管束人期望人，在那十分严正之中，总有温和之气，没有苛刻不近情的地方，也最恨揭穿人家的隐私和有伤忠厚的扬恶。……他向来用人，只有人才主义，没有什么界限。”[7]219张謇在一首诗中也曾这样自我描述，写道：“平生爱材美，尤爱自艺林……晨溉夕剪拂，望之始一针……成材但十五，何必高百寻。”[6]302这是张謇惜才爱才的真实写照。
三、张謇用人之道及人才观的当代警示
张謇曾警示人们注意：“各种人才之必当亟亟养成，智识、经费之必当日异月新，为积极之进步，以应国家、社会之需求，而为世界之比较，不当谓：某校优于某校，而自以为成绩；某省优于某省，而自引为美谈也。”[1]189张謇在识才用人上的做法与经验教训以及对人才培养的认知，无疑对当下的人才工作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和宝贵的启迪意义。
首先，新时代的人才工作要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张謇当年之所以寻寻觅觅，为找到人才而踏破铁鞋，为聘得人才而喜不自胜，为培养人才而殚精竭虑，就是因为南通地方自治的各项事业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劳动者。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却又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急盼“九州生气恃风雷”，奢望“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朝政腐败、纲纪废弛，政府怠于作为，张謇只能在偏居一隅的南通实施地方自治，以期通过早期现代化建设求得一方繁荣。然而，一个人或少数人毕竟势单力薄，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显然无济于事，因而最终梦碎花落。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是全体人民群众的生动热烈的现实活动，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广大英才渴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新时代的人才工作大有可为。人才工作要识势而行、顺势而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行动指南，紧紧围绕大局，锚定中心工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现代化建设人才铸魂赋能、指路引航，进一步创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育人用人生态。
其次，新时代的人才工作要秉持量才适用、德才兼具原则。张謇在用人过程中，讲究适岗性、匹配性，注重以德为先，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和部门片面追求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高级别等，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人才录入和使用上的“奢侈浪费”、“奢靡之风”。还有的从不考察人才的特长、潜质和个性，甚至用人时乱点鸳鸯谱，让“李逵”下水、叫“张顺”上岸，既不顾其长也不管其短，或者用其听话，无视能力、水平与修养，因而造成工作效能和质量低下。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只看重其表面的所谓本事、胆量、闯劲，甚至嘴上功夫和行事做派，而忽视其品行秉性、态度作风、学养涵养等，因而使所用之人劣质性的一面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矫治而野蛮生长，甚至为“两面人”的形成提供了“生长基质”。从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既要有能够统筹全局的领军型人才，也要有从事基础性日常事务的普通工作人员，既要有敢闯敢干、大刀阔斧式的开拓型人才，也要有慢工出细活的笃实型实干家，需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集中到一点，既核心又关键的硬核要求是德性，即：有没有高尚的德行、优秀的品质；是不是忠诚、干净、担当；能不能大公无私、清廉寡欲。人才的最大潜在危险是贪婪，而贪婪失德则是人才变坏才、成鬼才的致命毒药。张謇因此郑重告诫道：“知进知退，知得知丧，知存知亡，圣人之道也……注意之道不外知足，知止，恐惧，修省。”[4]1195张謇提出的这四个“注意之道”，无疑是节制欲望的良方，堪为各类人才的座右铭，就是要做到工作生活中知足常乐、适可而止、常怀戒惧、反躬自省，在金钱、美色、地位等众多诱惑面前，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赖有砥柱立中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这个砥柱就是对党的崇高事业的坚定信仰、对党和人民利益的无比忠诚、对为人民服务岗位的敬畏。张謇提出，“一国之立，必有其本。本何在？在道德。”[3]595他还强调，“务本之治，首在教育。”[3]490这就提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毫不放松地加强对人才的教育，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法纪教育等。
又次，新时代的人才工作要以真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人才，张謇总是关怀备至，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才是事业的根基，所以从心底里爱惜人才、珍视人才和呵护人才，也严格要求人才。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叶公好龙现象，有些人嘴上说重视爱护人才，而实际上只用不培、只用不奖，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或者假仁假义，当面好话一堆、背后坏话一篓；或者武大郎开店，高个子莫进、贤能者靠边。更有甚者，有的人小鸡肚肠、妒贤嫉能，不是奖掖、爱护人才，而是要么求全责备、鸡蛋里挑骨头，要么拉山头、划圈子、重亲信，千方百计打压可能会对自己利益和位子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对试图离开本单位的人泼污抹黑。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是一项“众人划桨开大船”的事业，要求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要调动来自五湖四海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他们的脾气秉性和家庭状况不同，过去的成长环境和人生轨迹不同，知识底蕴和兴趣爱好不同，价值诉求和人生理想不同，所以要从真心实意爱护人才、促进人才健康成长的目标出发，尊重人才的个性特征，包容人才的细微缺失，严格而非严苛，抉剔而不挑刺，做到发现瑕疵善意提醒、察觉骄傲友情敬告、大意出错赶紧补台、遭遇困难伸出援手，不以乡情亲疏画圈，不以辈分资历取人，悠悠万事惟事业为大延揽才俊，做到对人才有要求、有约束、有鞭策、有温度，真心爱才、诚心用才、精心育才、苦心诫才、良心助才、耐心炼才，最大限度地使人才的智慧和积极性得以迸发和充分涌流。
最后，新时代的人才工作者要境界高远、勇于担当。张謇既是历史转型时期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才，又是善于发现、使用和培养人才的“专业”工作者。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浪淘沙乃衬托高人本真。作为人才，张謇的品质、才艺、技能和眼界在那个晦暗的时代熠熠生辉，发射出耀眼的光芒；作为人才工作者，张謇识才的慧眼、爱才的情义、荐才的胸襟、用才的厚重，更令人感佩，因而他的事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从张謇这里，可以找到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人生高水平成长的宝贵秘笈。一是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需要人才工作者以张謇为楷模，把人才工作作为自己的神圣事业，作为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和贯穿其始终的伟大工程，作为人生建功立业的扛鼎之作。二是要有奉献精神和无私品德。人才工作者所从事的是成就别人、甘为人梯的工作，需要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炬精神，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所进行的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合格人才、举荐优秀人才，或许人才拔节生长、芝麻开花，而自己仍然扎根原地或者“涛声依旧”却无怨无悔。三是要有海纳百川的襟怀和虚怀若谷的情愫。张謇反对拉帮结派，为一己之私成立和形成捞取利益的所谓“山头”、“小圈子”，“他一生最反对结什么‘金兰之好’，所以从来没有和人拜把兄弟……他认为这种举动，只有坏处，小而言之，增加了妇女往来交际的消耗，大而言之，可以勾结朋比，造成政治上的罪恶，人格间的堕落。”[7]219人才工作者既要放下身段敬重人才，还要虚心听取人才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不同的意见，更要敞开胸怀拥抱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和管理人才。四是要有扎实学识和科学方法。人才工作是一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运筹学和金融学、法学等众多学科与专业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具备丰富渊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必须加强学习，勤于实践，善于积累，在学深、弄懂、悟透、笃行上狠下功夫。人才工作又是一门识人的学问，这门学问虽不深奥但极其深刻、虽不复杂但绝不简单，只有学识扎实而丰富了，方法精当准确了，才能识人有术、辨才有方、用才有道，才能在人才工作中游刃有余，成效卓著，才能使人才工作者像张謇那样，逐步成长为慧眼识才的伯乐、知人善用的诸葛、礼贤下士的刘备。
结 语
张謇的用人之道及人才观，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知人善用、德才兼备文化的光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才工作的思想与中国的人才工作实际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才观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相结合，这是新时代人才工作应该遵循的科学的方法论。从张謇的用人之道及人才观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可以使我们受到警示、得到启迪，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新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人才的磅礴力量，创造、生成和奉献更多人才工作的“南通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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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斌，男，教授、张謇研究中心常务副会长、张謇企业家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