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师范学校与教科书疑狱

——论张謇的外聘人才观

刘 佳

通州师范学校[1]（下文简称为“通师”）是由张謇在1902年所创立的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通师是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当时被称为寻常师范，设有讲习科、简易科和本科，1906年建成了附属小学，此后为了开展实业教育，还设置了测绘科、农科、工科等专科，以及农场、图书馆、博物苑、测候所等附属机构。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要目的，不仅为通州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教员和实业所必需的人才，还为山西、甘肃等省输送了人才。[2]

教科书疑狱事件是指日本明治后期爆发的一场牵连甚广的教科书受贿案。教科书出版社为了自己所制作的教科书能被采用，纷纷对参与教科书检定的相关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行贿。1902年年底，日本全国有将近200人被起诉，最终116人被判有罪。[3]

远在日本的教科书受贿案似乎和地处通州（现在的江苏省南通市、下文统称“南通”）的私立师范学校没有任何关联，但实际上，通师的历史上聘请过的7名日本教习中[4]，其中远藤民次郎、西谷虎二、木村忠治郎这3位都被卷入教科书受贿案中，并都是在被判定有罪后经人介绍到通师任教的。南通现存的各项资料中，和日本教习相关的记录并不多见，他们在通师的教育活动仅在如《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等杂志，以及通师毕业生的回忆录中有零星记载，而他们在日本的经历、资历，他们和教科书案之间的牵连几乎无人知晓。

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对通州师范的日本教习有比较详细研究的仅有两篇。一篇是荫山雅博于1992年发表的《清末“日本型”学校制度在江苏省的引进过程——以张謇的活动为中心》，他认为西谷倡导成立通师校友会，给通师校友教育实践和研究交流提供了平台；而木村在通师期间，主要负责单级教授法和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授法的教学和研究，在提高通师师范生的教育能力和教育水平上贡献巨大。但没有涉及这两人在日本的经历。另一篇是金海莲于2015年发表的《张謇和日本——围绕南通博物苑的创立》，她整理归纳了木村和通师毕业生、曾任南通博物苑主任的孙钺之间的交际情况，分析了木村对南通博物苑建立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唯一一篇对木村的学历和履历有过调查、并明确点明木村是因受教科书受贿案而选择前往南通任教的论文，但没有提及其他日本教习。

目前，张謇研究者虽然普遍认为在通师创校的早期阶段，这些日本教习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进了通师的教育研究，并提高了师范生的教育能力。但是，通师的这些日本教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到南通的？张謇知不知道其中这三人的“犯罪史”？通师究竟是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有污点的日本教员？对于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可以说对日本教习其实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张謇研究的这个分支，目前还处在比较空白的阶段。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在通州师范学校执教过的3名日本教习在日本的经历、特别是他们和教科书疑狱事件的关联，来分析他们到通师任教的缘由；通过研究他们，以及其他4名日本教习，结合张謇在招聘日本教习时的具体做法，分析张謇在引进教育人材时的标准和理念。

一、      招聘日本教习的时代背景及缘由

清朝末期、政府腐败无能，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有识之士提出了“救亡图强”的口号，开始推进社会改革。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社会的主流就变成了向日本学习，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特别是在教育这个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个以日本学制为模板，构建中国近代学校制度的时期。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阿部洋是这样分析的：“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使中国认识到近代学校的迅猛发展才是构成日本国家飞速发展的基础，从而推行变法自强运动。而这种认知不断加深，促使清政府真正开始努力推行以日本为模板的教育近代化，则是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5]他还认为：“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后，近代学校制度才开始被引进到中国。此后到清朝灭亡为止的10年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努力推行并建立起从小学堂到大学堂，包含各个阶段的学堂（即近代学校）系统。但这一过程中，中国一直都在参考邻国日本的已有经验，并从制度、目的、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全面模仿日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朝末期就是一个构建‘日本模式’的教育改革时期。”[6]

在这一时期，师从日本成为有识之士的统一意见，在努力构建日本模式的教育体系的同时，大量的公费派遣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游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取经，形成了赴日留学的热潮。政府官僚、民间乡绅等也纷纷前往日本考察学习。同时，清政府还招聘日本专家来中国传授各种学术和技术，并在新成立的一些部门中聘请了众多的日本顾问。[7]在教育方面，聘请日本教习自然也成为了一种潮流。据估计，1906年在中国的日本教习总人数达到了五六千人，达到了巅峰期；而据曾担任天津北洋师范学堂教习的中岛半次郎在1909年11月间的调查，当时在中国任教的356名外籍教员中，有311人是日本人。[8]

张謇是较早提出学习日本、推行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起草《变法平议》，极力劝说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兴办新式学校。翌年，他和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提出了学校设置的次序及具体措施。[9]这一以明治日本的教育政策为范本，将师范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初等教育的普及作为重要课题的构想，[10]遭到了刘坤一身边的守旧官员，如粮道徐树钧、盐道胡延等人的反对和攻击。在刘坤一突然因病去世之后，张謇失去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者，不得不放弃了省规模的教育改革，而把全部精力拿到南通来开展他的教育实践活动。

众所周知，当时的南通还是传统的落后农村，人口密度虽然很高，但教育的普及率极低。张謇希望通过培养师范学生，解决师资问题，大力发展初等教育，来改变南通落后的面貌。为了学习日本先进的近代学校制度、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提高师范学生的教育能力，张謇在招聘日本教习这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

通师创办时期最初聘请的18位教员中，就有2位日本教习。1903年5月21日到7月27日，张謇前往日本考察，此行的一大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日本新闻、教育界的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士，来招聘日本教习和幼稚园保姆去南通教学。他在日记中写道：“（五月初七日）访西村[11]、小池[12]，商询幼稚园保姆事。因晤清水常次郎……清水任为介绍保姆事。”“（闰五月二十七日）……饭后与伯斧诣西村、小山[13]二君。西村言折井夫人已分娩，可就保姆之聘。内藤君[14]荐和田喜八郎为通州师范教习。和田与内藤皆秋田县人，曾卒高等师范学业，为其本县学校教授云。”[15]

与张謇结伴同行、一同考察日本的蒋黼[16]在他著的《东游日记》中，对于五月初七日（6月2日）这一天的情况，有着更详细的记录：“……又访西村君于朝日新闻社，询以此地幼稚园开办之初如何发端。西村云，此事当问之友人清水氏。因招请水君来详述其事。……季直欲延一保姆至通州，因订定明日同请水君至女子师范学校访氏园氏。”[17]

虽然最终和田和折井都未能来到南通，但可见张謇的重视程度。

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在父亲的传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年的春天，日本发生了一件教科书之狱；法庭将和这案件有关系的许多校长教授，分别的定了罪，轻的都停职闲居。我父亲东游，正要访求这种人才。于是就请定了其中好多位到通州各学校工厂去担任教师和技师。当时东京教育界很歌诵我父，说是这一班人的救星！”[18]按照张孝若的说法，张謇在前往日本之前，就已经打算寻访教科书案“犯人”到南通任教。

这一点在内藤湖南口中得到了证实。1919年10月26日，内藤在日本兵库县教育会大会上以《支那教育谈》为题进行的演讲中谈到：“那时日本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即因教科书事件而陷入一片哗然，教育者中出现了众多犯罪失职者。中国人却为此十分欣喜，恳求这些日本教师跟随他们去中国。当时有一位现今在实业和教育界的权威，也来请我帮他推荐。”[19]结合其后的演说内容，很明显，内藤所说的就是张謇。

而1903年11月11日的《申报》刊登的报道中说道：“近有人向殿撰献策，谓不如改聘去岁教科书受贿案内褫职之员。”[20]言下之意，就是说招聘这样的教习是张謇在东游结束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张謇在东游时的日记里并没有提到他的招聘标准和方向，但张孝若和内藤湖南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可以推论《申报》的报道并不属实，张謇应该是有计划地要招聘有污点的日本教习回南通的。

至于张孝若所说的，张謇在东游期间已经请定多人去南通，以及张謇被称为救星这一点，陶德民也提到，在当年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21日）内藤为张謇推荐和田喜八郎之前，张謇“已经在东京雇用了一些因受贿而被革职的人”，[21]但是并未给出佐证。笔者查阅了《朝日新闻》等日本当时的报刊中关于张謇东游的报道，也未见相关的内容。张謇的日记提到了和日本教习之间的交涉情况，但并没有明示这几个人和教科书案有关联；而且他的日记中也没有将这几个人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因此现在已经无从查证。就以目前所有的资料来看，笔者对张謇在东游日本期间就已经雇佣了多名教科书案的“罪人”的这一说法持保留态度。

二、      教科书疑狱事件

明治政府从1886年开始推行教科书检定制度，将学校教科书的采用权委托给各府县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由师范学校校长、学务课长、小学教员、参事会员等构成。从事教科书制作的各出版社为了赢得教科书带来的巨大利润，就必须尽力让自己制作的教科书通过检定，因而极力拉拢委员会成员，甚至对各府县的官员、校长等行贿。这样的贿赂受贿行为蔚然成风，终于在1902年年底全面爆发，金港堂、集英堂等教科书出版社接受了搜查，多名县、郡的视学官也被拘捕，被卷入这一案件的政府官员、校长教师、教科书出版社社长，人数将近200人。到1903年的3月，经过案件审理、上诉，最终116人被判定有罪。这一丑闻也导致了日本桂太郎内阁修改《小学校令》，将教科书的编纂权利收回至文部省，从而确定了国定教科书制度。[22]

教科书案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这些被卷入丑闻、被判有罪的教育界相关人士在日本无法立足。而当时中国师从日本的热潮，也给了他们其中一些人新的机会。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数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的长尾雨山。

长尾雨山，原名长尾甲，字子生，雨山是他的号。188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后，任学习院大学教师，也在文部省专门学务局供职。1899年，他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并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23]1900年11月，集英堂得到内部消息，获知自己出版的《寻常国语读本》等教科书可能通不过教科书检定，就委托担任文部省图书检定审查官的长尾修改这批教科书，并于同年的11月23日向长尾赠送了300元。[24]1902年，教科书案爆发之后，长尾于12月22日以受贿罪为名被拘捕，24日被文部省勒令停职。在法庭审判中，集英堂表示他们向长尾行贿的目的是希望长尾可以尽力促使自己的教科书通过检定，而长尾则坚持他仅向集英堂承诺在修改教科书一事上出力，认为自己收取的仅是“教材修改费”。[25]庭审的结果，长尾被判“有期徒刑2个月，处罚金7元，追缴受贿金300元”。[26]他不服原判，提出上诉，但因为提交不出新的证据，只能于1903年5月10日放弃上诉。而和长尾同为图书审查官，也同因收取修改教材的 “劳务费”而被送检的高津锹三郎却被撤销了起诉。[27]

长尾认为自己蒙受了冤屈，后世的学者也对他多有同情，支持他无罪的观点。但在当时，他确实在日本教育界已经很难再有容身之地。于是十分突然地就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于1903年11月28日举家前往上海，担任编译室主任，并在上海定居了将近12年。

时任香川县师范学校校长，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正木直太郎，由于赴任地的本地派排斥外来人员，被诬告受贿而送检停职。1903年9月30日的庭审，虽然洗清了他的冤屈，但受这一丑闻的影响，他也未能立刻恢复原职，[28]直到1905年，停职命令才得以解除。1904年，正木被聘为东京宏文书院的教授。宏文书院是由嘉纳治五郎[29]所创设的最早接受来自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校，也是接受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正木应该是在此时建立起了和中国的联系。1907年，他以52岁的高龄，单身前往中国安徽省安庆府高等师范学堂担任教习，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提前解约回国。[30]有学者认为，正木在教科书事件中成为被告，即使他本身是无罪的，但这一烙印却无法轻易抹去，远离故土前往中国，恐怕也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个苦涩的决断。[31]

由此二例，可以说，只要被卷入了教科书案中，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在日本都被视为是一种耻辱，要承受世人异样的眼光，最起码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在日本的教育界继续生存的。当时中国学习日本，对日本专家、教习有着很大的需求，即使中国向来对教师有着才学和道德上的双重要求，一些有污点的日本教育者还是在中国找到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三、      通州师范学校的日本教习

在通师执教过的日本教习共有7位，现将他们的相关信息汇总如下：

表1 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的日本教习一览表[32]

（一）木造高俊

木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专科，1901年4月到12月[33]在东亚同文书院负责“支那制度律令”[34]的科目。他是经由罗振玉的介绍，于1903年3月来到南通的。当时通师虽然还未正式开校，但讲习科已经提前开始上课。张謇让木造负责教授师范生日语，并委托他制成通师的平面图。[35]

荫山研究认为，“东亚同文书院的首席教授木造高俊在该书院担任的课程为清国诸制度及律令、法学通论。张謇敦请这位精通中国法制的首席教授担任制订通州师范学校诸章程及规则实质性的责任者，不久还打算任用其为通州学务处顾问。”[36]

然而，1903年6月24日，在日本考察的张謇接到他的三哥张詧的电报，得知了木造自杀的消息。木造恐怕是在此前一天或两三天内自杀的。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得三兄讯，知通州师范教习木造以神经病自戕。”[37]张謇在后来的《啬翁自订年谱》中再次提及木造的死因，称“师范日教员木造以日俄将战之忧，自戕死，遗书述故。”[38]

张謇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章中，很少提及日本教习，更少明确表示他的态度。但是他曾经给予很高期望的木造突然自杀，并在南通引起骚动，可以想见他的失望和不满。

（二）吉泽嘉寿之丞

吉泽出生于日本富山县，是东京物理学校数学科的第20期生，1896年7月毕业[39]。可能是王国维在日留学期间结识了吉泽，并推荐他来通师任教。吉泽从1903年3月起到1906年1月，在通师教授算术和理科。但其间，他似乎曾经离开南通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张謇在给王国维的信中写道：“吉泽久不来，甚不合信义。”[40]表达了对他不遵守契约的强烈不满。吉泽的妻子森田政子曾被聘为张孝若的保姆，1906年2月到通州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次年2月，夫妻二人一同回到日本。[41]

（三）远藤民次郎

1857年，远藤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士族家庭。1884年4月，他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学师范学科。[42]1896年7月10日开始，担任岛根县师范学校教谕，从1899年的5月19日到1902年9月23日，一直担任该校校长的职务。[43]之后，他担任私立明治义会中学校[44]的校长直至1903年2月。[45]

远藤在教科书疑狱事件中也成为了被告，1903年4月7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处罚金10元，并追缴受贿金500元”。[46]同年4月18日，内阁赏勋局剥夺了他明治27年被赐予的从军记章；4月23日，宫内省也剥夺了他的位阶。[47]

前文中已经说明，被牵连进教科书案的教育者几乎都不能再在日本教育界容身，远藤当然也不例外。据《申报》报道，远藤和西谷都是经由旅日的宁波商人王惕斋的引荐才来到通师的。[48]张謇确实委托旅日华商与日本教育者进行交涉，但华商似乎不太可能直接物色到远藤，很有可能是经由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嘉纳治五郎的介绍才和远藤取得联系的。嘉纳是张謇的旧友竹添进一郎[49]的女婿，张謇在东游期间，得到了嘉纳的很多帮助，还参观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嘉纳所创办的宏文书院在1904年到1905年间，还接纳了通师派出的7名公费师范生。张謇和嘉纳的关系本就良好，而凭借嘉纳在日本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以及庞大的人脉关系，张謇对他应该是相当信任和倚重的。因此，笔者推测远藤到通师赴任应该是通过嘉纳和王惕斋的推荐和介绍才得以实现的。

1904年1月，远藤来到通师，负责算术和外国地理两门课程。但是同年的8月，他在通师服务了还不到一年就回国了。这样的违约行为想必是让张謇非常反感的。

（四）西谷虎二

西谷1868年出生于鸟取县的一个士族家庭，1894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毕业。毕业之后他就一直活跃在日本教育界。到28岁的时候，已经被任命为山形县庄内寻常中学校的校长，并被赐年俸800元，[50]1897年，他的年俸被升到了900元。[51]1901年，西谷被升为高等官五等，并担任千叶县视学官。[52]此后，他的官阶被提升到了从六等，并于1902年被调往县立宫城县第一中学校任校长，年俸也升到了1500元。[53]

可以说，西谷年轻有为，前途一片大好，可是1902年12月19日，他被停职了。[54]1903年2月，他因为分别在1901年夏天和同年的11月，两次同意采用金港堂的教科书，接受500元的贿赂，而被指控犯有受贿罪。[55]同年3月13日的审讯中，他否认了受贿的事实，[56]但东京地方法庭还是在3月16日，作出了“有期徒刑3个月，处罚金10元并追缴受贿金1000元”的判决。[57]西谷提起了上诉，但被驳回，他的位阶也被剥夺了。[58]

前途尽毁的西谷只能离开日本，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和远藤一样，他也是在王惕斋的引荐之下，于1904年1月来到通师，担任日文、教育史、西洋史、世界史、伦理学、英文等课程，还曾兼任过高等小学校的体育课。翰墨林书局[59]还出版过西谷所著的《英国史》，这本书可能就是他授课的讲义。但由于1938年日本军攻入南通，导致翰墨林的资料和书籍大量丧失，现在已经找不到原本了。

西谷是唯一一个在辛亥革命成功、建立起中华民国政府后，还一直留在通师的教习。他直到1914年年底才辞职回国，在通师服务了11年，也是执教时间最长的教习。他对通师最大的贡献是经他的提议，于1910年成立了校友会这一组织。

通州师范校友会的《会则》中表明“本会以亲睦同校交谊研求教育进步为目的”[60]。校友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张謇，副会长是通师的监理江谦，各部的主事和事务员几乎都是通师的毕业生。校友会从1911年起，开始发行杂志。[61]杂志上刊登着通师的沿革、重要演讲、报告、意见书，教育相关的报告、论文，还有通师的附属小学校的学生所写的文章，毕业生及教职员的名单等各类表格。通过校友会杂志，可以大致把握南通当时的教育情况和研究的动向。

南通师范校友会也吸引了来自外界的关注。1916年，浙江省教育会特别派出记者参加通师校友会，并报道说“南通师范于昨日举行第六届校友会。先一日，敦请名人讲演。盲哑教师演习教授，及哑人实地谈话。（略）是晚又演活动写真，直至夜十时始散。翌日开校友会，到会者数百人。各赠以校友杂志一册，陈述母校一年来之现状，以为校友之纪念。诚盛举也。”[62]

（五）木村忠治郎

1.木村的履历

木村于1869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一个平民家庭。他1893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学科，1896年3月毕业。[63]毕业后，他就活跃在教育最前线。1897年任福冈县寻常师范学校的教谕，1900年4月调往大阪府师范学校，被赐予5级上俸[64]，1902年4月调任大分县师范学校教谕，被提升到3级上俸。[65]

木村在教学研究上颇有成就。1899年，他在日本儿童学会发行的杂志《儿童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儿童之游戏》的论文。1901年4月，他写的《小学教授法要义》交由同文馆出版发行。这本书是木村多年来在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讲习会上所谈的教授法的汇总，按文部省颁布的新小学校令的规定整理，并在参考了日本国内外现行的教育学、教授学，以及在附属小学实地教学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而完成的一部著作。木村希望这本书可以成为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讲习会的教材或者是参考书。[66]此外，金港堂于1901年11月创刊的教育杂志《教育界》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还分两次登载了他的教育心得《于大阪府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父兄恳话会之谈话》。

毁掉了木村前途的也是教科书案。

1900年5、6月间以及11月，木村2次接受集英堂的贿赂金300元，答应在大阪府采用集英堂的教科书。1901年的7、8月间，金港堂、普及社和集英堂联手行贿500元，木村答应会尽力采用这三家出版社中任意一家的教科书。1900年的10月，他也接受了文学社同样的委托，并以通讯费为名收取贿赂50元。1901年7、8月间，他又接受了育英社的委托，收取500元受贿金。由于教科书审查会最后给出的结果并不想理，于同年的11月退还了370元。到9月和10月，他又两次接受富山房的贿赂，金额分别为900元和300元。同样是因为审查结果不理想，11月退还了其中的600元。[67]

受贿丑闻曝光后，1903年1月23日，内阁总理在木村的免职书上签字，[68]木村从2月开始被正式停职，3月成为被告，移交东京地方法院审理。审理一直持续到1903年11月9日。木村否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69]但初审的结果还是判处他有期徒刑3个月15天，处罚金15元，并追缴赃款2250元；次日，木村放弃上诉，接受了审判结果。[70]

木村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估计他也是经由嘉纳治五郎牵线，最终于1904年8月来到通师任教的。

2.教授法研究

木村基本上不会说中文，所以主要依靠笔谈和通师的师生交流。[71]他在校期间主要负责理科和教授法两门科目。而教授法的课上，则是围绕单级教授法和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授法来进行的。

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教授法呢？这是张謇依据当时南通的教育现状而决定的。1903年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复与小池至师范学校，观单级小学校授业，见其教员大西奈良松。单级者为町村学童计，故合四年生于一班授之。此于中国今日最宜。”[72]张謇回国之后就想将他认为“于中国今日最宜”的单级学校制度导入南通。而符合这种学校制度的教授法的研究正是木村来到通师之后才得以开展的。

现在的教育界普遍认为，单级教授法和五段教授法的并用，对学生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在当时，这样的教授法在日本占据主流地位，被视为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教育方法。中国当时正处于学习日本时期，自然也将这种教授法奉为圭臬。当时的通师的学生，就是接受了木村所指导的最为科学的单级教授法和五段教授法的教育，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之下，实际教育水平得到了飞速的提高。《评案》是通师师生学习自检的资料，还在民国时期被制订为江苏省所有师范学校的参考教材。[73]可以说，木村不仅得到了张謇和通师师生的认可，整个江苏教育界也肯定了他的成就。木村离开通师之后，通师的毕业生继续研究从他那里学到的近代教育相关的各种知识，继续开展实习教授，培养出了众多具备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教师，从而推动了南通的教育近代化进程。

3.木村的其他教育活动

为了开展实物教育，张謇于1905年开始建立通师的附属机构——南通博物苑。在创立早期，博物苑对于如何布展、如何管理展、如何制作标本等问题毫无经验。木村对博物馆比较了解，因此被张謇任命为顾问，参与了博物苑早期的创建工作和管理工作。[74]

在通师期间，木村向日本教育杂志投稿，介绍了张謇、通师以及他在通师的教育活动。例如，木村刚到南通不久，就以笔名“洋洋生”向金港堂的《教育界》投稿，介绍了通师的地理环境、学校沿革、硬件设施、学校的组织构成等等。因为通师的“教学器材都购自日本，其编制也以日本师范学校为准”，所以他认为通师完全就是以日本的师范学校为模本建立起来的。他还介绍了张謇的经历和成就，称赞张謇建成的初等、高等小学校即使是在日本，可以匹敌的也为数不多，并且对张謇的人品、智慧和科学的处事之法赞不绝口。[75]木村的文章曾经刊登在《教育界》的创刊号上，但是被驱逐出日本教育界之后，他也只能以笔名发表文章，可见教科书案的阴影还未挥去。木村对张謇的评价如此之高，想来应该也有出于他对张謇的感激之情吧。

（六）宫本几次和照井喜三

为了测量南通绘制地图，张謇于1906年9月在通师设置了测绘科，但苦于没有专门的教师，该科的专业课程无法开展。1907年3月，经由王惕斋介绍，曾任台湾土木工程局技师的宫本被请到了通师，负责测绘课程。翌年2月，为了培养建筑人才，通师又增设了土木工科，宫本被任命为主任。1909年1月，土木工科的学生毕业之后，宫本辞职回国。[76]

1908年2月，照井被招聘到通师，负责农科这一课程的教学，并担任农科这一科系的主任。照井的任教时间虽短，但贡献很大，被视为是通师农科和后来农校的学科奠基人之一。1909年1月，他辞职回国。[77]

虽然现在几乎没有关于这两位日本教习的记录，但就已知信息来说，这两位日本教习的学历并不算高。这是因为通师增设这两个实用型专科之后，迫切地需要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材，所以并不看重学历。

四、      张謇的外聘人才观

庄安正将张謇的外聘人才观归纳为“为其先者，借才异域”“权操于己，慎选其人”“待遇宜厚，情感尤重”“尽延非计，自立为上”这四点。具体来说，就是在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时候优先广泛聘用外籍人才；在外聘过程中注意权力分配，选择适合南通实际需要的人才并加以甄选；给外聘人才特殊待遇；培养本国专业技术人才来取代外聘人才。[78]他研究的是张謇在实业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外聘人才观，基本上没有涉及到教育方面。

笔者认为张謇在推广教育时，对外籍人才也保持了同样的态度。庄安正的研究中所论证的外聘人才观，在张謇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在通师的日本教习的招聘和任用方面，也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本文以庄安正研究中所归纳的四点为基础，进行具体分析和论证。

（一）优先聘用严重缺乏的人才

在通师创办最初的十年中，对人才的需求是有着逐渐的转变的。首先面临的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制订问题，所以还没正式开校，张謇就敦请木造来通，把这个重担交给他，并打算请他担任通州学务处的顾问。一些新开课程也面临着无人能教的窘境，所以张謇请来吉泽教理科，请来远藤教外国地理，请来西谷教外国史，请来木村教教授法。而在这十年的后半程，通师对理论性的人才的需求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随着测绘、农科等专科的设置，又出现了实用型人才的缺口，所以就有了宫本和照井的赴任。

（二）选择合适的人才并注重契约

张謇认为在招聘日本教习时，“尤以能通中文为最要之事”。[79]这里所说的“通中文”，并不要求对方能说中文，但至少达到可以用中文笔谈的程度。这也是为了避免语言的障碍可能会给学生的学业带来的不良影响。通师早期的几位日本教习，木造和西谷毕业于汉文专业，根据通师的学生留下来的记录，可以知道木村也能用中文笔谈。可以说，张謇确实是按照他的标准在选择日本教习。

张謇都是通过他所信任的友人的介绍来招聘日本教习的。木造是罗振玉推荐的，吉泽很可能是王国维推荐的，宫本也是王惕斋推荐的，远藤、西谷、木村很有可能经嘉纳治五郎推荐、通过王惕斋的联系被聘用的。通过这样的形式，并索要对方的简历，张謇可以比较详尽地掌握对方的资料，来决定是否聘用。

张謇招聘日本教习时，都注意和对方签订合约，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注重合约的具体执行。[80]所以，对于不能遵守合约履行承诺的吉泽和远藤，张謇应该是相当不满的。

在实业方面的招聘过程中，张謇对对方在学问技术和职业道德上的要求都很高，[81]但是在招聘日本教习的时候，他放弃了对道德方面的要求。

1903年11月11日的《申报》上有一篇题为《弃材可用》的文章，报道了张謇招聘教科书疑狱事件中被免职的教师一事。报道中说“此等人虽品行胥无足观，然仅有学问优长，堪主讲席者。……（张謇）按其学问之短长，分为二等。一为曾在寻常师范学堂毕业者，令赴小学堂为师；一为曾在高等师范学堂毕业者，令赴中学堂为师。一俟通州斋舍落成，即可来华教授。语云良工无弃材，观于此而益信”。[82]报道中虽然有一些不属实的内容，但确实说出了张謇在招聘日本教习时的心声。

在给通师早期的监理王康寿的信中，张謇写道：“魏武求才不必廉士有行，为其需济用也。今其本纪中之令可考而知。今通州学校亦所谓求贤之急时也，但使所请人来，能供吾用，而有益于目下之学程。即无行，吾亦用之。宁不优于徒索重资委蛇无用之外人乎？”[83]

选用这样“无行”的“弃材”，当然主要是教育资金短缺下的无奈选择。以天津的北方法政学堂总教习今井嘉幸和教习吉野作造为例，他们的月俸分别为450圆和400圆，是他们在日本时薪资的4倍。[84]这样的标准是通师这样的私立师范负担不起的。而通师对人才的急需又经不起等待，所以张謇只能闭眼无视远藤、西谷、木村在道德上的污点，只注重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教学水平。

从结果来看，虽然木造自杀，吉泽远藤背信违约，但长期任教的西谷、木村，包括任期短暂的宫本、照井，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专长，为通师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张謇聘用日本教习是很成功的。

（三）优待日本教习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謇对聘用的日本教习都是十分信任和重用的。他放心地把通师的各项重要工作委托给日本教习，并尽力支持他们。

张謇给日本教习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的。“中国向来延请外人之费，较之延请中人相悬殊绝。外人远涉重洋，其市于我者，又我所亟需之事，其有挟而贵固宜”。[85]张謇认为日本教习带着通师急需的知识和技术而来，聘请他们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据调查，在签订合约时，远藤、西谷、木村的月俸分别为100圆、80圆和120圆；1905年后，日本教习的月俸都超过了100圆，西谷更是高达150圆，而中国教员的最高月俸也只有80圆。[86]给日本教习的月俸当然不能和同时期的公立学校给日本教习开出的薪资相比，但已经远远高于通师的中国教员。

不止如此，在签订合约的过程中，张謇就尽力给对方提供便利，日本教习来通后，他也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张謇曾经在给监理江谦的信中特别提到“送吉泽先生之车夫既不识路，又不明白，可恨。下次须择妥人，不可认便。吉泽此次大苦。”[87]据说张謇向来不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但是他却多次在家宴请日本教习，在他们离职回国时还往往奉送礼金答应。[88]可见他对日本教习的爱护、尊重和礼遇。

（四）培养本土人才

张謇虽然重视日本教习，但并没有事事依赖他们，他招聘日本教习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出本土人才，将南通的教育及实业事业，交托到他们手上。通师毕业的学生，大多在南通的各学校任教，或从事教育相关工作。通师成立后的十年间，成功培养出了一大批本土人才，不仅解决了通师师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南通及邻近地区对人才的需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1914年西谷离职之后通师再也没有聘请过日本教习。

五、小结

通州师范学校是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也是比较早就聘请日本教习的师范学校。一般很难把通师和发生在日本的教科书疑狱事件联系到一起。但正是因为教科书案的爆发，给了困境中的通师引进拥有丰富经验的日本教育者的机会；而通师对这些被驱逐出日本教育界的教习敞开大门，也给了他们容身之所和继续从事教育活动的机会。历年来在通师任教的这些日本教习中，没有声名远扬的教育大家，也因为身在通师这样的私立学校，而没有机会被广为知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成了张謇对他们的期待，为南通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张謇在选择日本教习时，结合南通的实际情况，重视知识能力，包容他们的本来无法被接受的德行上的污点，聘请最急需的人才；日本教习到南通之后，张謇根据南通的发展需求，安排他们的教职工作，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最好的待遇。张謇的每一步都是着眼当下，力求务实，他的人才观也可以说是 “实用主义”的人才观。也正是因为如此，通师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南通地区的教育普及才得以实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