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新论集萃●
张謇与陈炽水利思想之比较
蒋国宏
（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张謇和陈炽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秉承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关心民众疾苦，主张顺应时代要求，改革政治，整顿吏治，设立专门机构，履行管水职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采用机器治水，做到因地制宜，疏蓄并举；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以防止或减少水患，强调要官民结合，多方聚合治水力量，多渠道筹措治水经费。但由于个人经历、表达习惯、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在关注水利的出发点和水利事业的侧重点，在人才的培养以及在水利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关键词：张謇；陈炽；水利思想。
张謇（1853-1926）和陈炽（1855-1900）都与翁同和关系密切。张謇是翁同和的门生和同乡，陈炽是翁的部属和亲信。作为帝党骨干，他们都曾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张謇与陈炽相识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七，尽管《张謇日记》初七-初八的记载仅有“写字，与苏龛（郑孝胥）观剧”，并未提到陈炽。但据郑孝胥日记:“午后，往季直（张謇）寓，芸阁（文廷式）亦在。偕听三庆戏，未毕，芸阁固邀至义胜居饮，同席十一人:二陈（伯严陈三立、次亮陈炽），二张昆仲、华、乔、毛、方、文、季直及余也”。[1]85关于两位历史人物思想之比较，目前仅有学者对其农业发展思想进行了比较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济思想家，都关心和重视水利。关于张謇的水利思想，学术界研究较多②，但多局限于其治水活动的记述，对其思想的特点和地位缺乏研究。关于陈炽，由于其长期在户部任职，经济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学者们着墨最浓，而对其水利思想，则学术界关注不多，成果更少，目前可见的仅王代莉的“陈炽的水利河防思想”。笔者拟就两者的水利思想进行比较，以丰富和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一
1.张謇和陈炽都长期关注水利，并曾直接参与治水
陈炽小张謇两岁,不无巧合的是，其出生的1855年发生了铜瓦厢黄河改道。此次洪灾殃及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之后新河道在山东逐渐形成，但接下来的五六十年里，河决频繁。[2]91陈炽虽然生于江西，距黄河有一段距离，但相信其生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光绪十年（1884）七月广东惠州及海丰雷雨飓风交加，上游水势大涨，洪水泛滥，为十余年未见，他“亲乘巡船连夜督饬查修”。[3]8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十三，河南郑州石桥黄河陡决三四百丈，全溜东趋，由沙河陈留经安徽之颖、泗挟淮水入洪泽湖，直抵扬州府至所属之东台县入海。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庐人口漂没无算。而里下河一带富庶之区，适当其冲，行见粮盐俱坏，财富之地沦为泽国”。[4]915时任户部主事的陈炽，于九月初七日呈送翁同龢议河说帖，阐述自己的治河思想，得到翁的赞赏。
张謇很早就关注水利，他自陈自己“生长田间，习知水旱所关，河渠为重，”[5]155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又阅读了大量水利书籍。1874年，他随孙云锦前往淮安处理渔滨积案，目睹淮祸，萌生导淮之志。1887年黄河在郑州缺口,张謇时任开封知府孙云锦的幕僚，直接参与了黄河缺口的封堵，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察看沿河水势，了解灾情，办理赈灾，还四致倪文蔚函，拟订治河方案《疏塞大纲》，主张塞疏并举，分流入海以治理黄河。离开郑州南归时，他途径淮北，再次目睹淮河水灾惨状，更加坚定了治水的决心。他曾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局督办、江苏新运河督办等职，主持或参与了全国特别是淮河、长江水利事业的领导、规划、协调。另外，在发展淮南垦殖事业以及进行南通地方自治建设的实践中又对农田水利建设、南通保坍以及长江洪水防治倾注了大量心血。
2.都高度重视水利，把它与富民强国、社会稳定联系起来
首先，他们都认为水利是实现富民强国的客观要求。张謇认识到“水利为农田之命脉”,[5]154在民生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指出，“国计虽艰，民生实为国本；欲为民生，事业无重大于水利。”[5]370他在上疏中提出治理淮河的多重好处，预计十年之后，“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不仅可以治理灾害，去除洪水大患，而且还能发展经济，使过去的贫瘠之地成为腴壤，过去的确土成为神皋，水运交通和商业因此兴起[5]65，“使国家增赋，百姓增产”[3]34。张孝若回忆，其父认为“治国福民的事，河工水利是第一件”，“将水道疏浚得法，不但水旱之灾可以免掉，而且输运交通，都有很大的利益”。[6]122陈炽认为水利河防的举废与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水利兴则农业兴，经济发展，百姓富裕。如果“水利不兴，则其地之民必贫窘而不能自给也决矣。”[3]241在《水利》篇中他指出，“地力之不尽，水利之不兴，民生之所由敝也”。[3]131江浙两省注重兴修水利，所以由原来的“江南下湿之区，禹贡厥田下下”一变而为今日的“忽居上上”，原因就在于兴修了水利，“容地有水，泄水有方，”减少了水患，增加了亩产量，因此富甲天下。相反，过去富于东南的中原地区，今日却“沃衍宽平，水则一望滔天，旱则千里赤地，黄河、永定河岁岁漫决，百姓流离转徙，无岁不灾”，其原因就在于“沟浍不通之故。百川淫溢，悉注于河，天下有水灾无水利矣”。[3]224-225北方五省在三代以前物产丰富，百姓富裕，而唐宋之后却“户渐少，俗渐悍，性渐愚，乐岁无仓箱，而凶年又沟壑，神京廪给，悉仰南方，饥饉游臻，朝不保夕”，其原因就在于“水利废而河患增”,[3]132如渔阳地区古代沃野千里，但后来因水利设施在战乱中毁坏，导致环境恶化，致使“旱则赤地，潦则滔天，地日瘠，民日穷，财日匮。[3]130总之，水利不兴是北方经济衰退、百姓穷苦不堪、国家财政拮据的主要原因。他还援引外国的例证，说泰西各国百年前水旱灾害亦如中国，后“法国有名人，广开水利之源”，继而各国相率效仿，如西班牙开浚河渠，“疏渠泄水，一望膏腆，百产丰盈，万民殷富”，甚至印度原来也是水旱灾害频繁，但英国人在恒河沿岸多植树木，辟沟渠以杀水势，解决了恒河横溃四决的问题，同时在印度西北建闸蓄水，沟渠四达，使“物阜民殷，兵强国富”，与过去简直就如天渊？据此，陈炽得出“富国莫要于养民，养民莫要亟于水利，其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3]225-226的结论。
其次，他们还把治水与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密切联系在一起。自宋元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位于华北的首都北京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东南，而作为物资输送的生命线，运河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因黄河改道导致漕运受阻即是其中之一。陈炽认识到黄河水灾频发对京师造成极大威胁，不利于政治稳定，因为“河决则运阻，河平则运通，其害如腹心，相联如指臂，京师仰食无如何也。[3]143他赞成林则徐在京畿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发展农业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养兵民、省水脚，减少对“漂失灾荒，岁有所闻，海道烽烟，时虞梗阻”[3]131的漕运的依赖，同时下大力气治理好黄河，以维护政治稳定。1904年，张謇上《请速治淮疏》，分析上年淮河水灾后的危急形势，说苏皖两省灾民众多，极贫户近四百万，次贫的加倍，灾荒及于全省，“抢米遏籴，无县无之。”[5]33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免事态变恶化。在《条议全国水利呈》中，他提出苏皖十四县本就民俗强悍，而又承河流垫溢、田亩荒芜之后，许多农民流离载道，南下就食者达数十万人，倘若国家有事，势必“乱机一发，匪盗四起，此仆彼作，若火潦原”，因此“今日除害之大者，莫如导淮。”[5]156他曾解释自己之所以关心和投身导淮事业，力主治淮、治沂、治运的原因，说过去“江淮之间，草莽为多，历汉唐至清，百年辄大乱，小乱不胜纪，”不仅“坏地方，扰国家，困政府”，而且“贻邻邦之讪笑，为大局之隐忧”，其原因并非“江淮之民性乐为匪”，而是因为无实业而贫穷，追根溯源，无实业又是因为“无交通，无水利。”因此简单地治匪或者裁兵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谋水利、谋交通，必无以清乱源，植治基。”[5]583因此，要实现社会稳定首先必须治理水患。
3.都提出了兴利除弊的诸多治水主张
一是改革政治，整顿吏治。清末民初，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水灾为害最烈，而华夏水患又以黄河为大。许多有识之士都对黄河水患的成因进行了探析。陈炽认为，黄河水患发生首先是因为政府不重视水利设施的维护，以致“沟恤既废，阡陌乃开，水利就湮，河患以亟”，[3]143虽然为了治理水患，政府每年支出维修经费达三四百万，塞决经费更是动辄千余万，但它们大多落入贪腐官员囊中，黄河治理成为许多人发财的绝好机会。只要筹防河务，则“官绅与闻者有大利焉，沿河之百姓有大利焉，工部之官吏核报销者有大利焉，”甚至河兵、河夫都从中牟利，因此每到河防决口，“亿万灾民愁苦于下”的时候，“在事之官绅吏役，皆欢欣踊跃于河干”。[3]143贪污公款、中饱私囊成了普遍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修好的堤坝没几年就崩决，黄河水患的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张謇认为水利设施失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官僚们根本不真心治灾，只图自身的享受或贪污挪用备灾资金。他曾对负责黄河河防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他揭露上南厅同知余璜在职十三四年荒淫无度，不理水事，平时便溺用银器，出门看戏则“先期戒治，幄幔如天宫”；外工司事李祁三年不在大堤外培土，却将谕民捕獾作为捞钱工具，每捕一獾费钱上千，而獾洞却不依法覆土塞实，结果留下隐患。治水工款也遭层层克扣，甚至郑州告险，“河道请三千金资抢护未发，河决银亦未解”。[5]2当然，基于其思想和认知，他们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主张惩治腐败，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并没有认识到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主张从根本上废除这一政治制度。
二是设立专职治水官员，切实履行管理职能。由于原来朝廷虽有按察使、同知、县丞等兼管水利，但他们并不尽心民事、尽责尽职，“以致京省内外，芜莱满目，埃尘蔽天，杠梁废弛，沟渠堰塞，丘墟芜杂，如旷古未经开辟者”，[3]184导致“旧日河渠，听其湮废”，“旧有经费，任意侵渔”,[3]226因此必须设立专官对水利进行管理。陈炽说，国家虽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治河，却“河益横溃四出而不可治”，甚至愤激地指出，河官“不惟无效而已，不设官则河犹可治，设官则河必不可治也,”[3]143但并非真的不要官员管理，恰恰相反，他实际上主张配备专职官员，进行专门管理，同时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做到廉政和勤政。张謇也指出“古之水利，皆有专官;各国水道，亦必别立局、署以董治之”，“各国水道，既设专局，并且为常设之机关。”因此主张“中国亦当设立全国水利局，而以导淮事宜属之”[5]154。经过张謇的要求和呼吁，北洋政府将原先的导淮总局扩展为全国水利局，张謇担任总裁，为我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强调要官民结合，齐心协力聚合各方治水力量。陈炽认为，修浚水利，工程浩大，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为者，因此自须官力，需要政府发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进行引导和统筹，说“水利沟渠，备旱潦，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为者，无以董之，则废而不修矣”[7]20,而且“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3]241特别是由于“小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非官为经理，决不能相与有成”，[3]226但这也并不是要由政府包办，排斥民间力量，实际上，“若引泉开井，蓄雨水之类，均可以民力为之。”[3]95他对两者的合作模式进行了设计，提出官民共治，以官为主的水利河防具体解决方案，以期发挥其各自的长处，说在修复沟渠、疏通泉流方面，“民力之不足，以官助之；民志之不一，以法齐之。虑经费之难筹，则移诸赈款；虑胥役之难侍，则倚诸善绅。以文告牖其先，以奖劝持其后，以勘验考其成。官吏之厉民者有诛，虚应故事者有罪，重赏严罚，督过劝功。”[3]132张謇并不热衷做官，曾自言，自言“愿为小民尽稍有识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8]526，但在花甲之年，却改变原来对政府失望乃至绝望的想法，北上入熊希龄阁任农林工商总长，实际上是希望政府能履行职能担当起领导组织实业发展和水利建设的重任。他在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采取了一系列治水、兴水的政策措施，但北洋军阀并不真正关心和重视水利，政令不通，财政窘困，不能借机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宏愿，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只能徒糜官费，“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其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9]311所规划的蓝图无法付诸实践，加之袁世凯复辟之心更加明显，因此愤然辞职，退屏江海，经营乡里，推进地方自治。他依靠自己及大生集团的力量，聚焦于地方水利建设。他在淮南垦区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同时凝聚社会力量，进行保坍，维护长江沿岸特别是北岸南通段的安全。
四是主张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以防止或减少水患。我国古代先贤早就认识到植树造林对防止水旱灾害的积极作用。张謇、陈炽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大量林木被砍，造成风沙横行、水土流失，原有良好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是当时水旱灾害多发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强调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是治理水患的当务之急和根本之策。陈炽说我国西北各地因为“任意戕贼，以致千里赤地，一望童山，旱潦为灾，风沙拍面，其他则泉源枯竭，硗确难耕；其民则菜色流离，饥寒垂毙。或归之于人事，或诿之于天灾，而不知地瘠民贫，其故皆由于无树也。[3]227他赞同西方通过种树来改善气候的思想，说“种树致雨之说，地气通而天气降，理或然也，”[3]132“天气下降，地气土升，而万木之阴别饶润泽，长林之内，自致甘霖，水旱遮灾，不能为害，有益于人，有益于地，并有益于天。天壤之间，更无他物可以相比。”[3]227法国人福禄特尔“创兴种树之议，广开水利之源，未及三年，开河七百余道，各国相率仿效开浚河渠”，所以才会“沟渠四达，硗瘠皆腴，物阜民殷，兵强国富”。[3]225他提出，种树与开渠皆有益于水利，“常相因而利常相辅”，[3]132其中开渠是治河之本，种树是治河之标，要标本兼治，“治河之本在开渠，沟浍多，则水有所容，而伏秋涨减;治河之标在种树，林臀密，则堤可长保，而霜汛澜安”[3]143，因此开渠种树“实今日救时之要药也,”[3]132相信中国如能仿效英法等国，兴水利，广种树，定可国富民强。清中期以来，淮河流域人口迅速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粮食问题，沿岸居民纷纷围滩造田。不少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湖田，还私自在周围筑堤，在河道上筑建石诸，使水流受阻，加之上游开垦造成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致使下游河道淤积，排水能力大大降低成为淮河成灾的主要原因之一。张謇认为，淮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破坏、围滩造田与淮河水灾频发关系非常:“蚩蚩之民，与水争地，习为故常，更不知森林与治水防沙有何等关系，致尽伐固有的大木，不知替以续造之新林”[5]154，黄河、长江、珠江为我国三大干流，其所以淤垫激薄，岁屡为灾，“实由三干上游发源及各段支流之地，无森林以涵养水源，防止土沙。一旦洪水骤发，势若建瓴。方其急流则混挟泥沙，奔泻直下；及遇回曲，溜势稍缓，则沉积而淀，便成涉阻。筑堤防水，水益高而患益烈，”[5]227因此，“挽救水害，则编栽保安林不可缓也。”[5]227他说“保安林之效用，关系极多，尤以涵养水源，防止土沙，预防水害为最要。现黄河、长江、珠江时有泛滥之虞，则编栽保安林宜亟矣。”[5]228-229
五是主张多方筹措水利经费。在治理黄河的对策中，陈炽主张在黄河下游地区“开复各淀，俾容水有地，蓄水亦有资”，所需经费“则渐改漕折为之”，“先由户部咨行各省，将十万石改为折色，另款封储，解交直督，专备水利营田之用”；第二年再“改折二十万石”;如此“岁岁递增，期以十年，百万南槽悉行改折，而水利成矣”。陈炽还提出可将原来用于赈济的经费用于治水。“中国水旱偏灾，流亡载道，即发赈施粥，亦视若圈牢之养物，苟延性命于一时，何如任以能任之工，以成能成之事乎？”[3]282张謇在治水中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筹措所需的巨额费用。为此，他主张多管齐下：一是学习埃及、日本等国的办法借用外债。他认为举借外债并不能而论，只要不附加政治条件，条约正当、权限分明，用于兴利，且条件适当则完全可行，绝不能因噎废食，简单反对。1909年张謇致函两江总督端方，提出向外国借款兴修水利的具体做法。1914年，他代表北洋政府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了《导淮借款草约》，以5厘年息借款2000万美元。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最终未能成功。二是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他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以招股、入股的形式，筹建江淮水利公司。他指出，组建水利公司，“于国于民，尤有百利而无一害”[5]71，“集股开办，众擎易举。”[5]74后来，张謇还试图通过创办银行来筹集水利建设资金。具体可“彷行日本年赋偿还之法，许人民以不动产作抵押品，定低廉之利息，贷以现金，并准其按年分还，则农地得改良之资本，人民得依赖此种银行，作其保障，资其周转”，如是“则关于水利之兴造，即无官吏之督促，亦必百废俱举矣。”张謇还立足本国国情，并借鉴俄、日、德、奥之经验，主张农业银行“当采德奥公私兼营之制”[5]159。第三是以工代赈。如在治理黄河、淮河时，他主张把修筑和维护水利设施与赈济难民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能解决灾民的生活问题，也可以解决水利建设所遇到的人力和经费等问题，既可以“为工程增一役夫”，又可以“为草野去一盗贼”[5]8，因而是一个标本兼治的好办法，“以是言治标，则赈不虚;以是言治本，则工不虚”[5]45。
六是在治水工程中主张因地制宜，疏蓄并举。陈炽主张学习西方，广译专书，博求良法以发展水利，同时在不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方法，如在滨海地区多开港汊以泄潮;在逼近江湖的地方则多开渠引水;有泉源所在的，就筑塘蓄泄;高原易旱之地，以龙尾联车引水;对于泥泞不干的积水地，要采纳西方的碎石汲水法。[3]225他主张治理黄河当自下而上，节节推行，“开渠建闸”，控制水流，在“距河十里”之地，“遍开水田”，对于沿河十里而外的地方，只要有民愿意开垦，也让其引渠水灌溉。同时，修葺清理，充分利用小湖泊、小河流等在水涝时“容水有地”，在天旱时“蓄水有资”的调节作用。[3]131在黄河上游，种树固土，浚蓄兼施；在黄河下游，由于泥沙在海水作用下大量沉积，愈来愈高，盐碱愈积愈厚，两堤束水，喷郁不泄，使黄河不得不改道。他提出，“疏浚海口之说，未之前闻者，良田巨浸稽天，风涛莫测，望洋兴叹，人力难施也。”[3]145但现代科技却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主张使用大功率机器挖泥，疏浚海口。总之，“疏之、泄之，尽力沟洫，以杀其势，教民树艺，以清其源，而治河之能事毕矣”。[3]145在黄河治理方面，张謇曾致函倪文蔚，建议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用疏浚机器设备取代传统落后的人工操作方式，就地形水势引直河道以便疏导。淮河治理是张謇一生中关注最多的事业，他曾推究历年淮河致灾之由，“淮所以为灾者，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因此，他提出采用西法，乘全河夺流，“复淮浚河，标本兼治”的主张[5]34。1913年，张謇发表了《导淮计划宣告书》及《治淮规划概要》，修正原先复淮故道的方案，提出了江淮分疏，淮河水量三分入江、七分入海，淮、沂、泗分治的原则。1919年根据多年导淮测量资料，各河湖水位、流量，发表了《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改成七分入江、三分入海，进一步完善了江海分疏的治淮方略。
二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公元前1766至1937年的3700年间，中国共发生水灾1058次，平均约每三年五个月即有一次。[10]51就清代而言，各种灾害共1121次，其中水灾192次，近五分之一。[10]32水灾在各类自然灾害中给人们的苦难最深重，对社会经济破坏最大，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给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造成严重阻碍。
作为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张謇和陈炽都曾走过求取功名、科举入仕的艰辛道路，但他们不像一般士大夫热衷八股制艺，只醉心个人功名利禄，或空谈心性，空虚无用，而是秉承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体恤民艰，关心民瘼，所谓“不忧一家寒，而忧四海饥”[11]580。陈炽自幼“留心当世之务”[3]118,关心百姓疾苦，以匡时救世自许。张謇自言十六岁后即无时不在忧患之中。他们矢志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和遭受列强欺凌的命运，体现了爱国忧民、自强不息的高尚情怀。另外，他们也不像一些思想家只主张学习军事技术，修造坚船利炮，重视工商业而忽视农业，而是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天下之大本在农”[5]11，“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主张发展农业，又基于“水利一事，为农学之根”，[3]95而主张顺应时代要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采用机器进行治水，为改善民生而主张去水害、兴水利，表现出认识的深刻和睿智，洋溢着拳拳爱国之心和爱民情怀。
但由于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水利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现出个性化的特征。
1.关注水利的出发点和水利事业的侧重点不同
陈炽的水利思想主要集中在《庸书》中水利、渠树、河防、海口篇，以及《续富国策》中的水利富国说、种树富民说等篇，主要涉及黄河水患治理以及华北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陈炽重视水利，与其长期任职于掌天下户口、土地、簿籍，统理各省民赋及一切经费开支的户部的经历，以及“留心天下利病”[3]365的兴趣有关，因此主要着眼于与财政密切相连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目的是改善民众生活和增强国家财力，如陈炽自言《续富国策》即“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他强调“富国莫要于养民，养民莫亟于水利”。[3]226因此带有鲜明的民本色彩。而且，其主张采用资本主义办法“养民”和“富国”，带有浓郁的资本主义时代气息，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张謇有关水利方面的文献极多，自1887年的《郑州决口记》、《论河工》以及五致倪文蔚函，直到晚年，张謇写下了大量关于水利的文章，其中尤以导淮、治江为多。《张謇全集》1994年版中收录的水利类论文共有85篇，其中论及淮河的有60多篇，论及长江的26篇，论及运河的17篇，涉及黄河、淮河、长江的治理、全国水利的规划、水利资金的筹措、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视野比较开阔，被称为是“清朝末期唯一研究水利之学者”。[12]总体而言，张謇关心水利，一方面基于其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初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目睹黄河、淮河水患给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因此，既有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方面的考量，更有对防灾减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切。
2.关心和投身水利事业的时间长短不同
陈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他自幼天资聪颖，科场开始较为顺利，1867年13岁赴宁都参加院试，得中秀才，1882年，28岁参加壬午科乡试，中46名举人。但此后却不顺利，终身未能考中进士。戊戌政变后，他深受巨大刺激，情绪逐渐消沉，未几抑郁而卒，年仅46岁。这使他未能遭逢后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继续探究治水兴水的思想，也不能有更多的机会投身治水兴水的实践。因此与张謇相比，在水利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其广泛性和丰富性上受到限制。
张謇“年二十许，究心水利，经若禹贡，史若河渠之书，沟洫之志；专家纂述，远若桑经郦注，近若潘靳丁冯诸家之说，按之舆图，稽诸方志，钩往抉来，往往而有得焉。”[5]626戊戌政变后，他也受到株连，但后来仍坚忍不拔，一如既往地关心水利，为水利事业而奔走呼号。1926年，张謇为防汛而巡视长江大堤，不慎身染风寒，后转为伤寒，终于不治，享年73岁。张謇自1887年初涉水利，一生关注和致力于我国的水利事业近40年之久，可以说他为中国的水利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因此关心和投身水利事业时间无疑更长，范围也更广阔。
3.张謇不仅重视“有贝之才”，还重视“无贝之才”
要发展水利，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才。陈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虽有良法，不能自行，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伊古以来，未有能易之者”[3]118特别是近代中国面临着“万国通商，千古非常之变”，因此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和旺盛，并带有显著的时代要求:“既有非常之变，必生非常之才，不有非常之才，不足以待非常之变。”[3]173陈炽对中国传统科举教育十分不满，主张按西方模式，改造旧式书院，聘请外教，兼攻西学，同时考虑到，“人才者，万事之根本也；学堂者，又人才之根本也，”[3]305因此，主张仿效西方国家设各种新式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认为这样，“嗣后，无论扩充何事，推广何业，分布何地，制造何工，需用何人”[3]315,都可以满足需要。另外，考虑到“天下人材，大都由学问而成，由阅历而出，”[3]129“人才不从天降，不从地涌，大都由学问而出，由阅历而成，不有以磨练而试验之不可得也”[3]289，还强调要注重学生的实践锻炼，主张学习日本的经验，派遣天资聪颖，“年在二十岁以内，通古今，识大体，而气体充实，能任辛劳者”，由使臣携带出国，分赴各国大学堂学习，“期以十年”，学成归国后，赏给官阶，“量材器使，予以事权”，[3]173培养一批掌握西方科技的人才以为国服务，更好地促进中国发展。不过，他虽然批判和抨击科举制度，但并未提出废科举之主张，虽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但并未具体谈到培养水利人才，更没有直接参与水利人才的培养。
张謇认为“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8]35他不仅同样认识到人才培养对水利事业发展和国家独立富强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亲自参与培养我国水利人才的实践。在治淮实践中，他认识到，欲治水患，必先测量地形、流量等，而这又首先必须要有专业的测绘人才。1906年10月他在通州师范首设测绘科，延聘日籍教师木村忠治郎、宫本几次等来校任教。1909年他创办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在《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中提出的教育方针强调要“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学生高尚之人格”，“养成勤勉耐苦之习惯”[8]123。1915年他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高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开创了我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之先河。
4.他们在思想的实践性、操作性方面也存在着差别
陈炽长期在中央政府工作，虽也曾短期参与抗灾治水，但总体上对水利工作并无多少直接接触和实际工作经验，所以较多从宏观上、从指导思想上去论述，而对具体方法和技术则涉及较少，因此“没能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提出太多有创见的实施方案。”[13]陈炽曾游历沿海商埠及港、澳等地，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受到极大震憾，并结交众多开明有识之士，由此热衷西学，但他本身不懂外语，所以对西方的了解系间接获得，主要由已译之西书和华人之曾游历出使者”[3]118，因此未必准确和全面。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诗人气质使他的论说带有很强的感染力，但有时未必经得起推敲，如将西方富强的原因归结于种树则显得过于简单和绝对，说印度西北地区修建水利工程使其“物阜民殷，兵强国富”也过于夸张，以致失真。另外，他没有考虑到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提出治水“其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其功远者三年，近者一年”，[3]226也显得过于理想化。另外，由于体例限制以及宣传的需要，其思想在著作中也未得到充分展开。蔡元培曾批评《庸书》“其语皆世俗所知也，而喋喋不休，”该书限百篇，每篇限八九百字，“意有余裁之，不足演之，故多复沓语，多游移语，无切实中要语，乃文场射策陋习，不足言著书也，”[3]407虽过于严苛，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张謇作风朴实平实，痛恨大言欺世，主张苦干实干。他不仅曾主持全国水利行政，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而且对水利技术素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曾博考宋、明历史，查阅治河旧著，察勘实际水势，并学习国外先进治水经验，是水利技术方面的专家。他不仅多次上书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提出治理淮河的计划和方案，而且还亲身投入到淮河及其他水系的水利治理。由于曾长期在水利一线工作，因此既有宏观设计和规划，又有具体方案和方法。因此其水利思想更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张謇为近代中国水利建设作了大量基础性和建设性的工作，他主持的对淮河进行实地测量和水文观测所积累的数据和资料为后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淮河整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其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治水的精神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
注 释：
①羌建：“张謇与陈炽农业观之比较研究”，《中国农史》2013年第6期。
②关于张謇水利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卫东：“张謇和南通水利”，《中国水利》1984年第7期；庄安正：“张謇导淮始末述略”，《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唐元海：“我国近代导淮史上杰出人物——张謇”，《治淮》1996年11期；吴春梅：“张謇治淮方略评析”，《光明日报》2004年1月13日。须景昌：“张謇与淮河水利”,《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尹北直、王思明：“张謇“导淮”: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古今农业》2010年第1期。刘家富：“张謇治淮述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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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7.
[8]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卷四)[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卷一)[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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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代莉.陈炽的水利河防思想[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5).
A Compare Research on Water Conservancy Thoughts of
Zhang Jian and Chen Chi
Jiang Guo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tong 226019)
Abstract: Zhang Jian and Chen Chi were famous thinkers in Modern China, they adhered to the fine humanistic pragmatism tradition and had strong patriotic feelings, cared about the people’s suffering. They advocated go along with the time request, reform politics, set up specialized agencies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water management, learn western advanced technology, use modern machines,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plant trees to keep the soil and reduce or even prevent floods, unit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raise fund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Due to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express habit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other reasons,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emphasis of their concern and water space, also in the abundance of the water content, practical and operational aspects of thinking.
Key Words: Zhang Jian, Chen Chi, water conservancy thoughts.
课题来源：江苏省水利厅2016年水利文史研究课题“张謇水利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蒋国宏（1966— ），男，
江苏如皋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