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华盛顿汤”
雷 颐
（来源：《读书》新刊 2025年第10期）
编者按：一九二五年冬，刚刚通过武力掌控东南五省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来到江苏南通。东南士绅代表张謇父子以西筵为欢迎晚宴，其中有一道菜名为“华盛顿汤”。张家是声震东南的富豪，筵席自然是极高规格，为何却要以如此“寂寂无名”之菜来款待此时需要逢迎的“东南王”？此中的深意，作者结合张謇的政治观念、处境和华盛顿的在华人设、事迹加以解读。在近代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脉络中，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孙传芳，乃至对张謇自己，华盛顿都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域外政治符号。
一九二五年冬，刚刚通过武力掌控东南五省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来到南通，向张謇，也是向东南绅商“示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张謇的事业虽早已规模宏大，但在军阀纷争的年代，也亟须此时的“东南王”孙传芳维持治安、支持实业发展，自然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不敢稍有怠慢。
为显尊重，张謇特遣专轮到上海码头恭迎孙传芳一行；南通报纸《通海新报》特意改成红色，并增发号外，正中位置是孙的戎装照；南通的剧场特地在戏单上加上迎孙字样；各大建筑物和一些场所悬挂特制欢迎匾额与对联，如“福我惠我”“保障东南”等等。盼孙能保一方平安、造福民众，确是上至张謇等富豪缙绅，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企望。张謇父子以西筵为欢迎晚宴，其中有一道菜名为“华盛顿汤”。据说孙见菜单上“华盛顿汤”四字，未动刀叉就大感兴趣。
1925年底，孙传芳在南通时，与张謇等人合影。
前排从左至右：张謇、徐树铮、孙传芳、张詧
（来源：nantong.gov.cn）
“华盛顿汤”？多年前读书至此就颇感好奇。笔者寡陋，但国内国外吃过的西餐也不计其数，从未见过此菜。遇到一些西餐达人，偶然想起也会问一下，都未听说过此菜。好在现在AI发达，写此文时DS一下，还真有此汤。华盛顿汤又称华盛顿浓汤，是一道以洋葱、鸡胸肉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菜品。菜虽有，但显非名菜。张謇在家乡办有“南通俱乐部”等四大宾馆，还有自家人住的“濠南别业”，接待过梁启超、马相伯、竺可桢、陶行知、黄炎培、丁文江、杨杏佛、梅兰芳等名人，还接待过一些西方客人，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经常大宴中西宾客，聘有不少名厨，为何在宴请孙传芳的如此隆重的场合要上一道“寂寂无名”之菜？都说张謇意在誉“孙”为“华”，表达对孙的崇敬和逢迎，加深与孙的关系。孙传芳对此大感兴趣，可见张謇的苦心没有白费。不过，张謇或许还别有深意，以华盛顿提醒武人不要恋栈不去，更不要为此穷兵黩武、大动干戈。在他与袁世凯交往的几个关键时刻，都曾以华盛顿为楷模激励袁、劝诫袁。
弗农山庄妇女会（Mount Vernon Ladies' Association）
主办的“弗农山庄”官网整理了华盛顿夫妇接待来客所用的食谱。
上图罗列了各种类型的浓汤，下图为洋葱汤
（来源：mountvernon.org）
张謇以“华盛顿汤”待要客，当然离不开华盛顿中国传播历史。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华盛顿有所介绍，但这些杂志传播极少，读者更少。鸦片战争后，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对华盛顿做了专门介绍，并有相当高的评价。此后，华盛顿和美国独立战争叙事渐渐传播开来，十九世纪末呈现“爆炸式”增长，到二十世纪初已编入小学教科书《文话便读》，开始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常识。
革命党人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都是在一九〇三年出版、影响巨大的檄文。他们都高度颂扬华盛顿。陈天华说：“列位！你看五洲万国，最平等、最自由，称为极乐世界者，岂不是美利坚吗？”独立战争后，众推他为王，但“华盛顿坚不允从，说道：岂可以众人辛苦成立的国家，做一人的私产？因定了民主国的制度……众人公举了华盛顿为大统领，后又做过一任，即往家中为农，终身未尝言功。列位！这岂非是大豪杰、大圣贤的行径吗？”邹容说：“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唯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我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因孔融比他大二十岁，杨修比他小几岁，所以分称“大儿”“小儿”。此处“大儿”“小儿”是“男儿”“好汉”之意，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邹容进一步说：“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济也，然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有济。”在革命派的叙事中，华盛顿已然成为反满革命的神圣“表木”。
《画图新报》1881年第4卷刊载的华盛顿画像（上图）
和《华盛顿小传》（下图）（来源：wikimedia.org）
张謇向不赞成甚至反对激烈革命。一九〇三年访日归来，更认为立宪是社会不经过激烈革命和暴力大破坏平稳进步的佳途，于是积极参与立宪活动，成为立宪派首领。但与革命派相同的是，华盛顿也是他的“表木”。
此时政治生态已有变化，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果大出意外，许多人认为这是“立宪”的胜利，舆论的立宪之声突然强劲，一些开明的朝中高官与封疆大吏也开始有立宪思想。张謇深涉政坛，立即敏感到这种变化，开始联络、鼓动他们敦促朝廷立宪。袁世凯此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且经戊戌政变，深得慈禧宠信。二十年前，张謇与他在朝鲜吴长庆幕共事，甚恶其为人，公开与之断交。但张明白，袁现在是关键人物，于是放弃前嫌，通过吴长庆之子主动写信给袁，劝袁支持立宪：“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致袁世凯函》，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夏）袁世凯立即回信：“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张一麐：《拟复张季直殿撰》）一来一往，都是妙文。
张謇与袁世凯在朝鲜吴长庆幕共事时，恶其为人，
联合友人给袁世凯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长信，
随后与之断交（来源：“南通史志”公众号）
在内外巨大压力面前，清廷在一九〇六年秋下诏仿行立宪，由袁世凯负责改官制。虽然颇有波折，张謇仍认为立宪大有希望，兴奋异常，写信颂赞、鼓励袁世凯：“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小小波折，仍事理所应有。以公忠贞不贰之心，因应无方之智，知必有屈信心利者。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致袁世凯函》，一九〇六年秋）大久保利通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毕竟，此时是清王朝立宪而不是革命建国，只能将袁比作维新功臣大久保，不能将其比作创建新国的华盛顿。
但清廷一再延宕立宪，且屡有倒行逆施之举，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革命。暴力革命，张謇素所反对，先后面劝江宁将军和两江总督出兵镇压湖北革命，但他们自顾不暇，无法“援鄂”。张謇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转而建议朝廷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公布宪法，召开国会，以平息革命。但革命迅猛发展，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一直紧张奔走于上海、南通、苏州间的张謇最终下定决心，从支持立宪转为走向共和，参加革命。十一月六日，他写信给奉命向湖北进攻的袁世凯，劝其放弃立宪，支持革命。随后几天，他连续给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清摄政王载沣写信、发电报，劝他们共赞共和，不要再大动干戈。他明白，军权在握的袁世凯的态度，是决定革命成败、清政府存亡的关键所在。十一月十三日，张謇与程德全共同向袁致书，嘱咐有江苏咨议局议员身份的杨廷栋面陈袁世凯，劝其认明形势，现在“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必然矣。分崩离析之余，必求统一维持之法”。明确劝袁学习华盛顿：“至于华盛顿传，则世多能道之，亦公所稔，不以烦听。仍恐公不尽谅，故属杨君诣陈一一，民之厄于专制二千年矣，谁无子弟？公其念之。”（《拟会程德全嘱杨廷栋进说袁世凯书》）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謇被任命为实业部总长。但他与“革命党”总有些格格不入，一个多月后正式辞职。“南北和谈”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张謇是能“沟通南北”的关键人物之一，二月中旬，清帝退位、袁当总统已经达成协议，但袁拒绝了南京临时政府要他南下的决定，列出种种理由，并以自已“德薄能鲜”无法担此重任、“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立即退归田里”相要挟。张謇生怕功亏一篑，忙致电袁世凯，又以华盛顿为例劝袁不要谦让。他说过去君主的责任是“牧民”，而共和则是“以民役责总统”，所以总统虽然荣誉崇高，实则任务艰巨，何况中国现在一切刚刚开始，“经纬万端。苟非其人，苟谋不臧，恐利未见而害先，福未至而祸伏。其如国何？其如民何？天下事未易言，昔华盛顿之难，殆倍今日。公被众举，义何容辞”（《致袁世凯电》，一九一二年二月）。民国初年，仍是险象环生，特别是一九一三年的“宋案”，南北双方严重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张謇作为“调人”，极力阻止武装冲突爆发。但以他的经历、地位、思想和“朋友圈”，自然更多是袒袁。六月九日，他致函袁世凯，一方面劝袁不要轻易动武，另一方面又谴责国民党，且以华盛顿为袁动武背书：“总统为手造民国之人，自以利国福民为职。诚宜发正当法律之言，示恻怛人民之隐。申诫军人，毋逾国纪。其有暴动作乱，违宪法而害我民者，俟罪有状，声而讨之。人亦谁议虞舜三苗之征，华盛顿八年之战者，必如是而师乃有名，而民乃不怨？”一九一三年九月“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张謇于十月应袁世凯之请，北上加入熊希龄为总理的“第一流人才内阁”，担任农商总长，企望能以自己才干为国发展实业。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1913年10月10日，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与外国驻华使节合影
（来源：hemerotecadigital.cm-lisboa.pt）
镇压“二次革命”大获全胜，袁世凯野心膨胀，解散了国会，又迫使不完全听其命令的熊希龄内阁辞职，并且祀天用衮冕……对袁的帝制野心，张謇不久就有所觉察，一九一四年一月下旬，进京刚几个月就写信劝袁：“改总统之当极慎，若以三五年内不遽改者，既当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祀天祭服似可用弁，而以梁之数为等差，衣亦不必名衮。东坡云：‘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此因外患而窃窃虑焉者。”但袁并不听劝，到这年十月，张謇认清袁要称帝，于是不断请辞农商总长，终于在一九一五年三月获批，与袁切割。这年秋天，张謇进京努力再辞几项兼职时，筹安会已经成立。有人要他进筹安会，他明确拒绝，离京前还专见袁世凯，苦口婆心两个小时左右，劝其万勿称帝。张謇之子张孝若回忆说：“等到我父晓得筹安会已经发动，就要组织进行，就立刻进去和他痛切劝说，劝他做中国第一人的华盛顿，不要效法法国上断头台的路易。他一味不承认，并且说他自己怎样也不愿意做皇帝，可是美国人古德诺的共和政体不适宜中国的提议，却有讨论的价值，将来或者让朱明的后裔出来做皇帝，浙江的朱瑞也可以的。我父就笑着回说：‘朱瑞可以做，难道唱戏的朱素云不可做吗？’所以后来方惟一先生有一首诗给素云，还提到这几句趣语：‘历数朱苗到汝身，都城传遍话清新。不须更说华胥梦，漳水潇潇愁杀人。’我父和他翻来覆去讲了二三个钟点，结果看他不得醒悟，无可救药，也就立刻抛弃他所有的政治职务，脱离了袁氏做领袖的政府，离开了北京。”（张孝若：《南通张季直传记》）后来，朱素云在一九二〇年元月随梅兰芳到南通演出，张在欢迎晚宴上也笑谈此事。
1922年，张謇与梅兰芳等人在南通博物苑味雪斋前合影。
从左至右：姜妙香、姚玉芙、梅兰芳、张謇、王凤卿
（来源：wikimedia.org）
无论多少人劝说、反对，袁世凯执意称帝。最后在举国强烈反对之下，不得不宣布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撤销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但是他本人仍担任大总统继续统治，并严厉镇压反对者。袁氏完全错估了形势，此时举国滔滔，要他完全下台，反袁之战仍在继续，众多名流都公开发表要他引咎辞职的言论。张謇则在四月十三日给徐世昌写了封长信，要袁辞职。这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方方面面论述袁必辞职的信，其实就是写给袁世凯的。
信中说辛亥革命时，中外人士都认为非袁不能统一全国，所以他才当了大总统。但称帝使袁的“信用落”，而取消帝制又使袁“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虽然取消帝制，但“号举义旗者”仍不停止进攻，“此无他，不信故不威。不信先伏于人心，故不威乃见于军事”，必须辞职。他又以华盛顿劝袁，如果现在辞职，反对者也会“转而感佩，谓‘命世之杰，其器量果度越寻常，不在华盛顿、林肯下’也”。当然，袁并未听他的劝告。
张謇不仅多次以华盛顿鼓励、提醒、劝诫袁，也曾以华盛顿自省，解决自己的伦理困境。清室退位，民国肇建，张謇是其中关键人物，深获时论好评。但他内心却有深刻矛盾和痛苦，时有煎熬。作为“末代状元”，清朝官员，深受君为臣纲、君臣之义中国传统忠君思想影响。他的行为，是否不忠？符合还是违反儒家的君臣伦理？虽然没有外在压力，但他需要为自己所作所为提供内在“正当性”证明，需要一种内心的道德明证。很少写“理论文章”的张謇，在一九一三年发表了长文《尧舜论》，分上中下三篇。词语虽然古旧，实质却是从契约论的角度论述“君”的产生，论证坚持禅让的尧舜才是人君之极轨，尧舜的意义在于得人而让。在他的阐释中，为天下得人的尧舜之道高于儒家传统的“君臣之义”。尧舜精神的实质在于“尧舜之德相承，而治不必相袭也”，“君”并非神圣不能变更、不能舍弃、不能背叛，潜在的意思是自己的行为符合孔孟祖述尧舜的根本精义，解脱自己的伦理困境。自古以来论述尧舜的文章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但张謇的《尧舜论》中篇却别开生面，竟然是华盛顿与尧舜的“比较史学”。“近世之士，好谈域外，谓美利坚之华盛顿，其于泰西，当中国之尧舜。”确实，全球化时代，“域外”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华价值系统。他认为尧舜为得人而让，是为圣；而华盛顿也是让，但得人与否由国会、选举决定，是为贤。圣与贤的区别何在？他认为国会、选举所得之人，结果不如尧舜所得之人，华盛顿创建的制度弊端明显：“何以继华盛顿而起者，仅一爱达母足称，而嗣是以往，悉录录中才，而违道于誉，以口舌金钱酒食博选举者，且习之惯而不为怪也。以是华盛顿且不能，则可知华盛顿之贤，而尧舜益夐乎不可及也矣。”爱达母即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无论张謇此论是否正确，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美国选举制度“违道于誉，以口舌金钱酒食博选举者”成为习惯，与十年前陈天华“五洲万国，最平等、最自由，称为极乐世界者，岂不是美利坚吗？”形成鲜明对照，十年间国人对美国认识的深化，此亦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张謇此文实际是“尧舜华论”，强调华盛顿之贤固然不如尧舜之圣，但现在也很难做到。无论如何，将华盛顿与尧舜相提并论，融入中国传统最高的价值评价体系，意义非同小可。
身着祭天服（上）、西服（下）的张謇（来源：wikimedia.org）
张謇的“华盛顿汤”，折射出清末民初，“华盛顿”作为一个域外政治符号，已被丝滑无碍地编织进中国现实的政治、历史叙事。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现实政治脉络中，华盛顿确是“不二人选”。不过在张謇的思想中，华盛顿不仅具有现实的工具理性意义，还有根本的价值理性意义。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核心标准和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标准和神圣化的象征符号。但文化核心标准与神圣化象征符号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历史中随着不同文化的接触、交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更是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认识与建构的过程。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称赞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已有将华圣化之意，但时代所限，他又不能不明确将华限定在西方历史人物之中：“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张謇是中国士大夫的典范，他将华盛顿与尧舜并举并论，力图在与异文化交往时，使传统价值系统接纳新元素。传统价值系统稍稍“刷新”并非易事，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而且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紧密相连。
近代中国阶级、民族生死大搏斗激烈异常，历史场景呈现“快进”。与张謇以“华盛顿汤”盛情款待孙传芳几乎同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记者万里迢迢来到“饿乡”。他写道：“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瞿秋白：《饿乡纪程》）谁能想到，在此后历史与未来的叙事中，陈天华二十年前憧憬、想象的美式“极乐世界者”，为“饿乡”取代，并相信定将成为“我们的明天”。张謇在中国道统建构中引进的起符号性作用的美国革命领袖“华盛顿”根基尚浅，被迅速剔除，取而代之（后来还取代了尧舜）的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们。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