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癸卯东游与
南通早期现代化
□ 陈争平
张謇先生在南通兴办早期现代化事业初见成效之时，于1903年（癸卯年）东游日本，在日本民间友人的热心帮助下，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自费学习考察。张謇在日本考察了多种工农业企业、多种学校、报社，参观了大阪博览会等。张謇东游日记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张謇癸卯东游对南通早期现代化发展有重要影响。2023年既是张謇诞辰170周年，又是张謇癸卯东游120周年，谨以此文学习和纪念前贤。
一、“开眼看世界”与癸卯东游的背景
开眼看世界，是中国人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张謇癸卯东游是晚清中国爱国志士“开眼看世界”第三阶段[1]的重要部分之一。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张謇先生出于热诚爱国之心及对时势的认识，在代湖广总督所拟上疏里主张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还提出不仅要派“年力强壮、精明有志”官员“百余人”赴外洋学习；学堂要“博延外洋各师教习”，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还指出“查外洋各国开疆拓土、行教通商皆以游历为先导”，中国要“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举凡工商务、水陆兵事、炮台、战舰、学校、律例，随其性之所近，用心考求”。他还明确表示应当向日本学习。[2]张謇提出了包括游历在内的多途径“开眼看世界”的建议。张謇自己很想东游考察，但是因为他已经卷入帝后党争，而且有的帝党分子又曾流亡日本，他为了避免嫌疑才未成行。[3]
甲午战败后的民族危机使得张謇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在南通创办纱厂，将所办纱厂以“大生”两字命名，按张謇自己的解释，这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简称，它的意义就是要使大多数老百姓能生活下去，使没有饭的有饭吃，使生活困苦的能够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张謇认为发展民族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是改变贫困的必由之路。为了筹集办厂资金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历经坎坷。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先破釜沉舟投产，再用所产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棉纱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获得初步成功。
张謇又积极筹办开发苏北滩涂事业。1896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他还强调了开发苏北滩涂的重要性。[4]1898年他在《农工商标本急策》文中提出“商务亟宜实办”、“工务亟宜开导”、“农务亟宜振兴”等三策，在“农务亟宜振兴”策中他提出了四计，第一计就是“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5]
正当张謇努力从事实业救国大业时，又发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形势剧变使得张謇“立足南通，胸怀全国”的品格突显出来。战乱时期张謇特别重视南通及东南地区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参与了“东南互保”活动。[6]从张謇在这一活动的行为反映了他的眼光与取舍。清廷又一次战败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当时在列强的压力下，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等被杀被抓，顽固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这一形势下张謇主张以改革救国，向朝廷递交了《变法平议》书，提出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教育等领域改革的42条方略。[7]《变法平议》“尖锐地抨击了‘旧党’的顽固保守”，虽然“没有被慈禧控制的朝廷所接受”，“毕竟是张謇思想前进的一个路标”。[8]参与“东南互保”活动及递交《变法平议》书这两件事突显了张謇“立足南通，胸怀全国”的品格，而这一品格对张謇东游及从事早期现代化建设实践有重要影响。
1901—1903年，张謇大部分精力“除了用以巩固和发展大生纱厂以外，主要是投入通海垦牧公司和通州师范学校的创建工作”。[9]张謇在1902年早春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建议先立师范，得到刘赞成，而吴藩司、徐巡道等官员却反对。[10]张謇只得自己筹集资金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垦牧公司和通师范学校这两项工作都是国内首创，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都是意义重大。万事开头难，做好这些工作尚无国内经验，很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这是张謇东游部分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国内许多开明官绅纷纷出国考察游历，寻觅救国之良方。日本因为路途近、费用低、文化风俗接近、变法效果明显等，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地点，于是出现了一个东游日本的高潮”。[11]张謇的好友罗振玉、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及严范孙、缪荃孙等人都已经东渡日本进行了考察，吴汝纶写的《东游丛录》两年以后成为清政府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重要依据。[12]这些都是晚清爱国志士“开眼看世界”第三阶段的重要部分，也是张謇东游另一部分背景。张謇在吴汝纶归国后曾经特地到上海向吴汝纶请教，并且阅读了吴汝纶的《东游丛录》。[13]在好友们影响和帮助下，1903年（癸卯年）张謇得到了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的邀请书，促成了张謇的东游。
二、癸卯东游概况及主要特点
张謇癸卯年四月二十六日登上日本邮船会社“博爱丸”号，次日早七时启程赴日。[14]六月初六早五时，张謇回到上海。[15]除去往返所需时间，在日本实际逗留63天。张謇在“博爱丸”号船上即开始了对日本邮船会社和“博爱丸”号船的运营情况进行考察。张謇在日本期间除了顺便为金、徐二生寻找留学学校，为通师聘请保姆、教习及购买农业机械外，主要在日本民间友人的热心帮助下，考察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北海道等地农工商企业30余家，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30余所。他多次参观大阪博览会，这是张謇东游考察的重要内容。张謇对博览会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在《变法平议》中肯定博览会“尤有益于工”。[16]在考察记录里对博览会作用大加赞赏。他在考察中事事留心，认真思考，勤作记录。他称颂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早期现代化成就，认为日本近世发达之原因首在教育，其次工业，再次为兵、农、商，他主张中国“舍教育无由图存救亡，非广兴实业不能积累资本富国”。张謇东游日记是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17]
张謇癸卯东游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张謇是以非官方的身份自费访日的。到日本后，接触到的是旅日华侨、日本工商和文教界人士。“这种非官方学习考察的性质使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可借鉴程度等自主地选择参观单位，但也给其联系参观带来一些不便。”[18]
2. 张謇在东游过程中坚持了一贯从本国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的优良作风。他向日本友人介绍东来调查宗旨时说：“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19]他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总要首先考虑自身的财力、物力和接受、消化能力。譬如学校他着重考察的是师范与中小学、幼稚园，因为普及国民教育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20]他在日本参观的教育单位，既有爱珠幼稚园、伊良林寻常小学校、大阪市立小学校等幼教和小教单位，又有桃山女子师范学校、大阪府立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师范教育单位，也有东城郡鹤桥农学校、北海道农学校、中之岛之高等工业学校、京都染织学校、名古屋商业学校、静冈商校、函馆官立商业学校等实业技术教育单位，反映了张謇东游考察的求实精神。
3. 张謇在东游中表现了虚心、认真、勤俭的学习态度。张謇此次东游日程安排紧凑，常常一天要参观多处，为赶时间，他常乘夜间车船，在车上过夜。途中他常常买饼充饥。“在吉原，他投宿鲷屋旅馆，晚上蚊虫肆虐，无法入眠，苦不堪言。没有不怕艰难险阻求取真经的坚强决心和毅力是难以做到的”。[21]他不顾舟车劳顿，所到之处细看勤问，虚心求教，认真考察，详细记录。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谢绝了恳亲会一类的应酬，一心要多作考察。
4. 张謇在东游中表现了开明、理性和爱国的品质。他一方面“详尽地了解日本那些先进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又不盲目崇洋，“并不认为日本一切都好”。他已经注意到日本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恶果；认识到日本人也有骗子；观察到日本农业也有“不及中国之处”等等。[22]他在参观博览会时发现日本侵略势力得陇望蜀，强占了台湾、又企图染指福建的野心。张謇在考察中发现到日本考察商务的尚书载振写错自己的名字，侍郎那桐写不全官衔等丑行，予以抨击。[23]当时有些日人当时对华人有较大的歧视，面对这种歧视他在《东游日记》中记下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所言：“进退消长于实业、教育程度，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资也”。[24]
三、癸卯东游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张謇先生东游之后，受较大启发在南通陆续兴办涵盖棉纺织、垦牧、制盐、航运、码头、机械、面粉、渔业、榨油、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30多个企业，发展以大生纱厂为龙头的产业链。与中国近代诸多民营企业集团相比较，大生产业链构造主要特点是：
1. 选择机器纺纱工业为龙头产业。大生企业集团以在南通唐闸创办大生纱厂起家，又将大生纱厂所获利润不断转化为资本，1907年在崇明外沙设立了大生二厂，达到“为通厂谋巩固谋发达而设的效果，1910年时纺纱工业占大生集团总资本比重的58.9％；此后又在海门、通州城南等地相继增设三厂、八厂等机器纺纱工业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也多是围绕纺纱业发展的需要设立的。以机器纺纱工业为龙头产业，体现了张謇提倡发展中国自己的棉铁工业，实行进口替代，“棉尤宜先”的理念。
2. 产业发展方向是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齐头并进，以纵向一体化发展为主，形成较全面的产业链构造。在大生集团发展过程中，张謇增设大生二厂、三厂、八厂，实行在同一部门的横向发展；并以纵向一体化发展为主，向上、下游产业全方位扩展：根据棉纺织业发展对原料的需要，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保障纺纱所需棉花原料的供应；为了解决新式棉纺工业等对动力的需要，建立电力工业；又为了综合利用纱厂的棉籽、下脚、飞花和剩余动力而设立油厂、肥皂厂、纸厂、碾米厂、面粉厂等；还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进行机器维修和设备更新、产品和原料的运送、便利资金周转等，相应创建染织工业、冶铁业、机器制造业、轮船运输业及通讯、金融、贸易等企业。大生企业集团实行纵向一体化发展，就是将市场交易的一部分纳入到企业集团内部，将交易行为内部化，以此来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竞争实力。
3. 大生以新式工业企业为主，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扩张，成为多头发展，三次产业齐全的大型企业集团。大生企业集团总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比重，1910年时为83.2％，工业为主的特征很明显。至1923年，由于企业集团内其他行业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农垦业投资的大大增加，工业资本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有34.2％。大生集团还进行了跨部门、跨行业的扩张，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些企业因经营问题闭歇，但是大生企业集团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有40多家企业，行业门类较多，三次产业齐全，总资产达到数千万元的大集团。与中国近代其他民营企业集团相比，大生企业集团尤其注重工农结合，1923年集团总资本中工农业资本相加所占比重达到83.5％。
大生企业集团产业链构建带动了当时南通经济社会多方面发展。张謇等采用以机器纺纱工业为中心，工农结合，多头发展的产业链构建战略，使得大生纱厂得以在清末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挣扎着发展起来，为当时的民族工业企业提供了榜样，为南通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农”问题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必须要攻克的一大难题。张謇在东游时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东游归来后，张謇对通海垦牧公司发展倾注了较大心血。他使公司除了维护农田水利设施之外，还努力推广应用小农经济所不具有的现代农学技术去改良土壤、推广良种、改进田间管理。张謇创立的“公司”加“农户”组织不仅注重生产和经营，还努力推进农村的卫生、文化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不仅是一经济组织，亦是一社会组织。公司在招佃章程规定了有关农户住房要整洁通风，多种桕树和桐树（由公司按成本价提供树秧），不得种罂粟，不得聚赌、不得吸毒贩毒等内容；公司负责修建小学校、农学堂等，供佃户子弟入学等。张謇主张用“改良其性质”“革除其习惯”“督课其田功”“扩充其实业”“普及其教育”这5种办法教育农民。[25]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把为通海小学堂、农学堂储集经费作为创办公司的四大目标之一；把办好农学堂作为公司之“本”，并打算聘请外国农学教师，为本公司，亦为“他州县”，培养专门人才。从一开始就把教育作为企业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映了张謇这一大儒商独到的眼光与个性，这在当时国内是很难得的。张謇对垦区教育曾充满信心地说：“我垦牧公司二百方里之地，六千户农民之众，岂无颖异之才翘然秀出于其间，继起而增益垦地，扩张农业者乎？吾敢断言之曰：必有。”[26]
至1911年垦牧公司经过十年艰苦创业，“堤成者十至九五，地垦者十之三有奇”，基本上按科学方案设计施工的整套农田水利设施大功告成，堤内土地已得到初步改良，已能为大生纱厂等提供优质原棉。参观者可见堤内土地由河渠道路等称“井”字形或“十”字形划分成区、排、垗；每垗为长方形，约20亩，四周都有沟渠环绕；每垗南端为所承租农民之住房，屋后有宅沟，供养鱼、贮存淡水之用，四周有菜圃、竹园等；各大区并建立起“自治公所”、初等小学、中心河闸等，昔日荒滩已建成新式农村。当时有文人赞之，认为上古亚圣孟子之井田理想已由张謇付诸实现。张謇内心亦很欣慰，作《垦牧乡志》记曰：“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27]通海垦牧公司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取得海内外公认的巨大成绩，为近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张謇曾经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之说，强调教育与实业对于救国图强的重要性。在日本考察时对日本教育以普及教育为主有较深入认识。他回国后积极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认为之前的中国教育“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认为这样“徒误国民有为之时人也”。[28]张謇并身体力行在南通各级各类学校合计330多所，形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实业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完整体系；他还在宁沪等地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等多所学校。这“与其东游有着一定的关系”。在教育理念上他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出“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29]。他为师范、医校、纺校、农校建立了附属的实习基地。对师范生，他明确规定毕业前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校进行教学实习，且须预备教案于实习之前，详加讨论于实习之后，以便总结得失、增强技能，注重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张謇也注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1923年，他还回忆说：“二十年前，余参观日本实业教育，其学生勤俭之风，实令人钦敬。”[30]
张謇在日本考察归来后在南通实业和教育领域所做的工作，促进了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他还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等一批文化事业单位，并积极从事兴修水利、盐法改革、渔业改良等活动，为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
参考文献：
[1]因为晚清保守派势力根深蒂固，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强大，中国爱国志士“开眼看世界”的过程坎坷曲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具体表现，笔者将另文阐述，这里不喧宾夺主。
[2]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一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17-23页。
[3]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4]张謇：《请兴农会奏》，《张謇全集》第一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27页。
[5]张謇：《农工商标本急策》，《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24-25页。
[6]详见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75页。
[7]详见张謇：《变法平议》，《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34-62页。
[8]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179页。
[9]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80页。
[10]《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11]蒋国宏：《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2]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13]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页。
[1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6页。以往学者论述中关于癸卯东游起始时间有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二十六日张謇一行上船，二十七日船启航。
[15]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7页。
[16]张謇：《变法平议》，《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55页。
[17]详见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6-567页。
[18]蒋国宏：《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9]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页。
[20]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页。
[21]蒋国宏：《张謇癸卯东游日本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2]章开沅：《张謇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218页。
[2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
[2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0页。
[25]《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26]《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27]《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28]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日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
[29]《张謇全集》第四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30]张謇：《女师范校毕业演说》，《张謇全集》第四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2012年版，第555页。
（原载《张謇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