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论文精选 ●
张謇在袁世凯政府中的地位与作用
张华腾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摘 要：张謇对于1912—1915年间的袁世凯政府是给予大力支持的，表现为张謇为其成立献计献策，后又出任衣商总长，主持政府有关经济发展事业。他在任期间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法令、法规，为民国初年经济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并促进了民国初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总结张謇在袁世凯政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民国初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有利于对当时社会的研究。
关键词：张謇；袁世凯政府；民初实业；经济发展
张謇(1853—1926)为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袁世凯为清末民初军政强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大总统。张謇与袁世凯有着四十余年的交往，①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两人关系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待南北统一，袁世凯北京政府成立后，张謇则为北京政府助力。继而张謇北上，出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1913—1915)，成为北京政府的重要成员。张謇在北京政府主导发展经济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对张謇在袁世凯政府中的作用，学术界已有了一定的研究，②但这些研究均未直接触及张謇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张謇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张謇在袁世凯政府时期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民初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等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术同仁。
一、袁世凯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者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2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各部总长名单，随后国务总理唐绍仪宣布北迁，标志着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的确立。其间，张謇为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成立奔走呼告，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北京政府的尽早成立。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设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但张謇却极力反对，主张在北京建立政府。当孙中山派遣蔡元培等迎袁使团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时，张謇派亲信刘垣代表自己建议袁世凯不要南下就任。他在致袁世凯电中说得明白：“公不能南之义，一面有北数省人民，一面有在京外交团，皆可与南使言之。”[1]30他在致唐绍仪电中有同样的表示，“为今计，惟有利用外交团，以非正式公文劝告南北两方，并声明不能听项城南下，致生变故。商之竹君，亦谓非此不易解决”[2]31。
张謇为袁世凯在北京建立政权出谋划策，不久发生的北京兵变，印证了张謇对于袁世凯不能南下的预言。③北京兵变发生、北方局势混乱，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妥协退让．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在北京建立中央政府。张謇为此非常高兴，致电袁世凯‘代表南回，北事当以大定，甚慰”。[1]31
张謇对袁世凯北京政府倾力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北京政府施政献策献计。在治理淮河方面，他向袁世凯建议，“迥电承示徐宝山请导淮事。合地势、工程、灾状、军事四者通筹，治本自在理淮，治标宜先造路”。[3]223为迅速统一中国，集权中央，结束各省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袁世凯提出军民分治，削弱那些集军权、民政于一身的都督的权力，每省设民政长1人，主管民政，与都督主管军政分立。军民分治不失为一项治国良方，但在辛亥革命后的初期实行不易，原因是革命党人控制着长江中下游各省，制约北京政府的集权。因此，张謇建议不可骤行，分期逐步行使。他说：“军民分治，不易之经。各省都督以不能遽予实行，致多异议。但此系事实问题，各省果有一时难行之处，不妨声明理由，规定分期进行办法，务以达到分治目的为止。中央立法为永远之图，未便以一时窒碍，更易立法宗旨，尤不便见某某省暂缓施行字样，窒碍统一。事关全局，用敢直陈。”[4]225在政府用人方面，张謇也曾提出中肯建议，比如对章太炎的任用，他认为“太炎识正而量不宏，宜优处于学问言论之地，如史馆、法制院等，而不甚宜于政治”[3]223。
第二，极力维护北京中央政府，抨击反对政府的任何政治势力。民初内阁风潮，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后，袁世凯任命陆征祥组阁，而当陆征祥将阁员名单交临时参议院通过时，参议院因不满陆征祥的演讲而将阁员名单全部否决。于是，陆征祥称病住院，陆内阁流产。对内阁危机，张謇愤愤不平，当时他为江苏议会议长，于是以江苏议会名义致电各省议会，号召各省议会抨击参议院的行为‘本会为参议院否认阁员事，电院警告。其文曰：‘民国未经国〔院〕承认，外交信用关系匪轻。陆总理能得外国之贺电，而不能治民国之党见，外人其谓我何。参议院前日信任总理，甫历旬余，未见政事成败之迹，忽又以不信任闻。国民索解不得，益滋疑骇。贵院诸君，宁不以国为前提。国苟不存，党于何有?栋折榱崩之祸，举国共之。泪尽声嘶，伏祈哀鉴’等语。大局至此，已陷入无政府地位，乞贵会分电参议院警告”[5]224。当国民党人借宋教仁案及善后大借款案准备发动二次革命以推翻北京政府时，张謇先是居中调停，后来完全站在政府立场上。他在《致袁世凯函》中说“综诸现象，皆政府之利。试问举国之人，何所私于政府?则以政府者，人民所赖以托命之地，西哲所谓恶政府犹愈于无政府也。然若无国民党之狂激大嚣，拂戾极多数乐生安业之众情，政府岂易受此举国之倾向，则政府实受国民党非常之赐”[6]254，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总之，在袁世凯北京政府初立的一年半时间内，张謇作为袁世凯的友人，不仅拥护北京政府，且为北京政府出谋划策，反对与北京政府为敌的任何政治势力，期望北京政府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极力赞赏“以国计民生为前提，保持秩序为宗旨”[7]46。张謇维护北京政府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业家憧憬的是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下，大力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
二、张謇关于发展实业的宏大计划及理念
1913年9月11日，二次革命的硝烟刚刚消散，进步党内阁正式宣布成立，熊希龄以总理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工商、农林总长(后来二部合并，为衣商总长)。因进步党人在内阁中居其半，故谓之“进步党内阁”，其余阁员如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陆军总长段棋瑞、海军总长刘冠雄、交通总长周自齐等皆为北洋人物。不管是进步党骨干抑或是北洋人物，均为当时国内著名人物，因此是届内阁还被称为“名流内阁”。张謇出任工商、农林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主管国家的经济发展部门，④绝非偶然。
张謇在清末民初发展实业、振兴教育的业绩，受到朝野赞扬，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能力也深为人知。他是著名的立宪派，清末立宪的推动者，武昌起义之前，在北京曾先后受到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以及载泽、载洵、载涛等亲贵的接见。[8]873－874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组阁，任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张謇因对清政府绝望而拒绝就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命张謇为实业总长，因反对孙中山、黄兴与日本合资汉冶萍公司，愤而辞职。
南北一统，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筹建北京政府过程中，曾邀请张謇主管实业事务，张謇以时机不到为由却之。他在《致袁世凯电》中说“客腊效电，属以实业，同尽义务，于公有所怯。惟审察时局，尚未至可以效力之期。自忖目前但可以一二事稍分公虑，幸勿处于国务地位，庶几彼此皆有余裕。”[1]31张謇所说的一二事，就是盐政与赈务。他在稍后《致刘垣电》中说明，“前许项城以一二事自效，目前盐、赈二事外，不可再加。”[9]32为何如此?笔者认为，这恐怕是与他刚刚辞去南京政府实业总长职务有关，如果马上就任袁世凯政府总长职，亲袁的政治形象未免太过露骨。
张謇出任工商、农林总长，原因有三：一是他经营工商农业的业绩以及其社会地位；二是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袁甚至还有让他出任总理的想法和打算；三是他有实业富国、强国的宏大政治抱负。他曾说：“謇有一至愚极拙而为我国自今以往更历百年而不可逃之观念，则救穷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准实业。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10]44
张謇雄伟宏大的政治抱负，主要体现在他就职后宣布的大政方针《实业政见宣言书》中。他将自己经营实业的经验与当时中国实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综合思考，进而提出发展实业的四大政见。
第一，制定发展实业的法令法规，健全法制。张謇说：‘故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将来提出关于农工商法法案，若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工场法及商人通则及公司法、破产法，运输保险等规则。”[11]272张謇建立健全经济法规的志向始终坚持不懈，如他在《对于工商部务的政见》中说，“余对于工商部务，首先着手者约有四端：一为排除工商业主障碍。盖今日而言振兴中国实业，不先排除障碍，几无方法之可言”，“欲排除此种障碍，惟有速订商法”。[12]270他在1913年11月《呈大总统》书中再次重申：“窃维本部职任，在谋农工商业之发达。受任以来，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非迅速编纂公布施行，俾官吏与人民均有所依据，则农林工商诸要政百端待举，一切无从措手”。[13]277
第二，发展金融，完善金融市场。从民初实业计，金融业当为实业之一类。金融业发展与否，是制约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张謇在其实业发展的经历中深有体会，认为实业是否发展，决定于金融业的发展。如其所说“农工商业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不立”，因此要发展农工商业，必须发展金融业，“窃以为为今之计，唯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主可言”。[11]272－273鉴于发展金融业是进步党内阁的大政方针，总理熊希龄已经进行了陈述，所以张謇表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在议及金融法案时，他将通力支持，同时也希望国会两院予以支持。
第三，减轻税收，规范税则。张謇对当时沉重的税收非常不满。“百里一税，二百里再税，道途梗阻，节节为厉。行之愈远．则商货成本愈重，是禁止商货之流通，迫其近售，而罚其远行者也。商货运行则有罚，是乌可言商政?”[11]273所以他将减轻税收作为自己的责任之一。“故本部亦亟以此事提出国务院，谋所以提倡保护商业之道”[11]274。
第四，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行奖助政策。张謇认为，对于那些投资多、收效慢、有风险大企业，政府应该实行奖助政策，保护其健康发展。他说“凡大企业资金巨、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之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11]273奖励补助大企业的发展，是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增强国力的深谋远虑之计，“故本部深愿以此为积极进行之策”[11]274。
对以上四项政见。张謇视为责无旁贷之要务，必须去做“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验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11]274。张謇作为农商总长。身负领导全国实业发展的巨任，将自己创业的经验转化为发展经济的国策，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民初政坛选择这样一位人物领导国家经济发展，无疑是最佳选择。
此外，还有张謇一项具体政策．即发展实业，抑制官办，大力扶持民办。洋务运动时期，由于特殊国情的制约，工商业大都是官办或“官督商办”。这些企业，对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开拓和示范作用，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它们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张謇深知其弊，故在主持工商业发展的重任期间要抑制官办，大力支持和扶持民办企业。他明白宣布：“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唯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皆听之民办。此謇对于官业之主张。至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设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14]275
张謇发布自己促进国家实业发展的政见之外，还发布了自己的理念与追求，即棉铁主义。他说“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即轻工业方面的棉纺织业，重工业方面的钢铁工业。张謇还特别自信，以为自己的理念和追求，是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故此一种主义，敢自信为适当”[11]274。张謇还认为，棉铁主义之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即人才、资金、国力和良好的政治环境，“至若何举办，则视乎人，视乎财，视乎国力。总之，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则自今以后，可忧方大。区区部务，更何足言!”[11]272－275可见，张謇已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经济腾飞，并非农工商部一部所能做到的，还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国人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张謇的远见卓识，不仅在民国初年具有现实意义，即使是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三、张謇振兴实业之举措
袁世凯对发展经济是给予支持的。他在参加北京临时参议院开院礼中申明：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工商、农林二部，以尽协助提倡二义。凡学校生徒，尤益趋重实业，以培国体。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实言之，中华实农业国也。垦荒、森林、畜牧、渔业、茶桑富藏于地，类多未辟之菁华。愿我国民，无从空中讨生活，总须从脚底下着想，即以矿产言之，急须更改矿章，务从便民，力主宽大，以利通行。且商律与度量、权衡，亦应迅速妥订实行。[15]12－13
进步党内阁雄心勃勃，拿出一揽子发展规划，发布政府大政方针“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振兴政策，因“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我国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斟酌两者之间，则须就各种产业之性质以为衡，若棉若铁若丝若茶若糖，其最宜保护者也；若普通之矿业，其最宜开放者也。外商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故政府原与国民共欢迎之”[16]556－557。
袁世凯的支持及进步党人才内阁的良好政治环境，张謇“举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的宏大抱负得以施展。
(一)基本建立健全了经济法规，初步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民初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张謇在农工商总长任上的第一计划即为实业发展立法建制，并且他说到做到，在他的努力下，两年任上所颁布的经济法规，是袁世凯政府时期最多最全的，重要者如《公司保息条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矿业通例》《公司注册规则》《劝业银行条例》《商会法》等。笔者曾对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的经济法规、律令进行过细化分析，[17]主要经济法规有44项。⑤从内容方面来说，涉及农业、林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业等实业的各个领域；从时间上说，张謇在任期内制定和颁布了32项法规，即1914年的30项加上1915年的2项，占1912—1915年间44项法规的72.7％。可见，张謇任职期间，是袁世凯政府时期经济法规制定的高峰期。这些经济政策和法规，初步确立了民初市场经济体制，为民初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张謇任内主持制定经济法规的情况，在张謇公文中多有陈述。如关于《公司法》《破产法》等，他在《为拟定农工商法令呈大总统文》中说：
……唯有将现在农工商各业急需应用之各种法令，督饬司员从速拟定，如法公布。……如待全部法典完成，非数年不能竣事。拟有本部择其尤要，如《公司法》《破产法》等，分别定成单行法令，作为现行条例以应时势之要求。[18]263
关于《公司保息法》，张謇说：
本部曾提出保息案，经国务会议决定施行矣。是策也，可以祛除企业者障碍，消释投资者之疑沮，故我国务院认为提倡实业之一策。[19]280—281
关子《奖励农牧产案》，张謇说：
本部对于工商政策，多取保育主义，故有公司保息条例之设。然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故保育主义又当移之农业。[20]319
张謇任内制定的经济法规，在《张謇日记》及《啬翁自订年谱》中可以看到蛛丝马迹。如《张謇日记》民国二年(1913)十月十一日，“九时总统府例会。午后至院议工商保息法”；二十四日，“院议。定实业部官制、矿法”；二十八日，“院议，定保息案”。[21]684－685十二月十三日，“午后院议，通过公司条例”，[21]687民国三年(1914)闰五月二十五日，“部请变通《矿区税则》批准”。二十七日“本部公布《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公司注册规则》”。[21]694－695《啬翁自定年谱》民国二年(1913)癸丑十月，“十一日，提议《工商保息法》……订《农林工商官制》并《矿法》。”十二月，“院议订《公司条例》”。[8]880－881如此等等，充分说明张謇在任上系列经济法规的制定情况，民初系列经济法规的制定，张謇主持有功焉。
（二）减轻税收，规范税则，为工商业发展减轻负担
张謇在政见宣言书中，批驳了苛捐杂税对工商业发展的阻碍，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厘金、常关税等，决心要为工商业发展减轻税收。他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也颇有成效。他根据工商界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将清政府所颁旧矿章中的矿税额大幅度减少，其中如矿区税(每亩每年)：贵重矿由0.42元减至0.30元，一般矿由0.28－0.15元减至0.15元。矿产税(按产值抽税)：贵重矿由10％降至1.5％；一般矿由5％－3％降至l％。还取消了旧章每年提取公司余利1／2归政府与矿区地面业主均分的规定。对勘矿区每亩每年只征收5分地租，免征其他税项。[26]16但对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常关税等，废除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民初中央财政非常困难，而二者是财政的重要来源，北京政府不可能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自断源流。
（三）设置银行，为经济发展创造一定条件
张謇会同财政总长周自齐，制定井颁布了《劝业银行条例》等。⑥他在呈报袁世凯批准时说：
环顾国内金融机关，既未偏设，农工贷借，尤苦无从，遂使地利未获尽辟，富源不克大兴，国计民生，胥受其困，亟宜特设银行，藉以劝导实业。自齐、宗祥会同商议，酌采他国之良规，参以我国之习惯，讨论再三，力求妥善。谨拟订《劝业银行条例》，凡五十三条，是否有当，理合将拟订《劝业银行条例》，缮具清折，呈请大总统鉴核批准施行。[23]23
（四）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以及工商、农业等实行奖助政策
在上述一系列经济法规中，奖助政策非常鲜明，如《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造林奖励条例》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謇还代表北京政府给一些著名企业家与大公司颁发了特别的荣誉奖励。1914年1月20日，张謇以南洋大利树胶公司创办人杨监莹创办树胶产业“外抵输入，内塞漏卮，苦心孤诣，实力提倡，其爱国热忱，兴利卓识，俱有特征”；江西赣县公民刘树堂开山辟地，种植多年“图远大之事业，树林艺之先声，又复劝告闾阎，群相仿效，俾得乐其乐而利其利，厥功甚伟”为由，呈请总统袁世凯核准授予勋章，以彰激劝。袁世凯马上予以批准，以“森林一项为利最巨，该商民等竭力提倡，成效卓然，殊堪嘉尚。杨监莹、刘树堂均给予四等嘉禾章，以昭激劝”[24]285。当时享受勋章者，一般为有功的军政人才“未有一及实业者”，所以刘树堂等分外感激，赞颂袁世凯“处国家艰难缔造之时，为下民利用厚生之计，虽北美之有华盛顿、林肯，未足以媲隆焉”。获得四等嘉禾章的企业家还有河南安阳广益纱厂经理徐积勋”[25]21、启新洋灰公司经理陈唯壬、李士鉴等以及吉林农林蚕牧公司的林鹤皋[26]。将发展经济成绩卓著者授予勋章，是历代政府前所未有之举。
四、张謇与民初经济的快速发展
张謇在任职农商总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法规，大大促进了民初经济的发展，使民初经济发展进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为稍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正如《中华实业界》1915年5月的一篇文章所言：
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主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
民初经济的快速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矿业的发展
张謇发展矿业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的实行，大大促进了民国初年矿业的发展。[27]据有关资料统计，1912年向农商部领取的矿照为21件，1913年为32件，1914年增加到58件，1915年猛增到153件，其中以领取煤、铁等矿照的居多。矿区面积也大为扩展，以矿业中最重要的煤矿业为例，1912年为5 145亩，1913年为8 397亩。1914年《矿业条例》颁行后，增加到253 542亩。[28]385－386全国煤的总产量增加显著，1912年机械采煤量只有516万多吨，其中外资煤矿的产量为多数，华商煤量也从1912年的41万多吨上升到1915年的215万多吨。[29]124铁业的产量也大为增加，以最为著名的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铁厂为例，1912年的产量为7 989吨，1914年为128 599吨，1915年为135 781吨，4年内产量增加近16倍。[28]387
（二）工业的发展
机器工业，清末上海共有65家，1912年新创设15家，1913年新创11家，1914年新创17家。火柴业，1912—1914年间，全国新创设火柴工厂25家。1913年在济南创设的振兴火柴公司，拥有资本20万元，日产火柴7 000箩(每箩144盒)，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火柴企业，所生产的火柴，将大部分的日本火柴从市场上排挤了出去。卷烟业，1912—1914年，仅上海一地，就新设有6家卷烟厂。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所创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销路顿开，1912年盈余4万元，1913年盈余10万元，到1914年，则增加到16万元，并在上海、广州、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公司，资本额发展到100多万元，产品畅销全国，几乎可以与国际垄断组织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打破了该公司垄断中国卷烟业的局面。[30]
其他如棉纺、面粉加工、机器缫丝、钢铁、电力等部门均有较快发展。如棉纺业，1913—1916年间，每年纱锭数递增率分别为6.2％、12.1％、13.3％和12.5％，这是了不起的递增率。就张謇个人而言，1912年开始筹建大生新厂，1914年建成，集资60万两，购纱锭1.2万枚。设在南通的大生一厂，1915年增设布机400台，后扩大到720台。资本总额扩大至250万元，纱锭达到7.7万枚。张謇棉纺厂如此发展，其他棉纺亦然。如无锡荣宗敬家族，1906年创办振新纱厂，1914年生产规模扩大了1／3，纱锭数由1.2万枚增至1.8万枚。[31]244
（三）农业的全面发展
张謇棉铁主义的基础是发展农业，着重扶持棉花的种植，为棉纺织业打下原料基础。其实张謇重视和发展的不仅仅是棉花的种植和生产，而是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经济作物的种植、林业的发展、畜牧业的发展等。他从发展棉纺织工业、制糖工业和毛纺织业出发，主张采取奖励措施，大规模发展植棉、种蔗、种甜菜和牧羊业。他的计划是：“每年扩充植棉地至二十万亩，计费(即奖励金额)三万元；改良棉种至一万亩，计费一万元。增殖(植)制糖原料地十万亩，计费三万元。改良羊种十万头，计费二万五千元”。[32]358“张謇雷厉风行，为激励以上各业的发展，1914年4月11日农商部正式颁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对不同的扩充和改良者给予不同的奖励，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1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3角：凡种植制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蔗苗银3角，肥料银6角。甜菜田每亩补助甜菜种银l角，肥料银3角；凡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30元。”[33]1为保护环境，大力发展林业，农商部先后于1914年11月3日、1915年6月30日颁布《森林法》《森林法施行细则》和《造林奖励条例》，规定：凡个人或团体愿意承包官荒地造林者，“无偿给予之”“自承领之日起，得免五年以外，三十年以内之租税”。[34]7对造林在200亩至3 000亩以上，并成活满5年以上者，分五级给予四等至特等的荣誉奖励。[35]5
在如此政治经济环境下，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业科技的运用促使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加，使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保证。[31]215－217尤其是张謇在发展农业方面的一系列努力，促使民国初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呈现出新气象。[36]
总之，张謇任职农商总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并非张謇一人之力，张謇前任工商总长、农林总长刘揆一、宋教仁、陈振先，以及继任农商总长周自齐等，都为民初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他们的努力以及效果，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的任上，他们营造发展经济的环境和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法规，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2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出现，与袁世凯政府，与主管经济发展的衣商总长的努力密不可分，是他们夯实了民初经济发展的基础，促进了民初经济的快速发展，书写下辉煌的一页!
（作者简介：张华腾，男，河南滑县人，历史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注释：
①张、袁之交始于1881年袁世凯投军吴长庆庆军，张謇时为庆军幕府人员。详见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周季鸾、刘大洪《张謇任农商总长时期振兴实业的措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朱英《张謇与民初的〈商会法〉之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2期；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农业现代化》，《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等。
③传统观点认为北京兵变为袁世凯策划导演，最新研究认为北京兵变与袁世凯无关。见尚小明《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尚小明《民元“北京兵变”并非袁世凯策划》，《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另外还有金满楼《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读书文摘》2011年第2期。
④传统观点认为，工商、农林部是冷闲中央机构，没有多少权力。其实革命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是最为主要的，需要既有能力又很专业的特别人才。
⑤这些经济法规政策除《农商公报》外，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农商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⑥时张謇南下考察淮河“部事请司法章宗祥代”；参见《啬翁自订年谱》，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1页。故见诸政府公报时为周自齐、章宗祥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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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农业现代化[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Zhang Jian’s Postion and Functons in Yuan Shikai’s Government
Zhang Huat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
AbStract： Zhang Jian gave great support to Yuan Shikai’s government from 1912 to 1915，brainstorming for its founding，assuming the office of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minister and chairing the governmental proj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ithin his time of taking office， Zhang laid out a series of policies，decrees and rcgulatiens for econoline development， laying a law-based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c Republic of China．Therefore，an objiectivc summarization of Zhang Jian’s function in Yuan Shikai’s admistration and reasons for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ll pave a better way for studies of the society in the day.
KeyWords：Zhang Jian，Yuan Shikai’s government，indust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cpublic of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