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读张謇!罗一民:他是与众不同的企业家

（来源： “苏商会” 公众号2021-01-09）

刚刚过去的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提张謇。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总书记盛赞张謇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不久后的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称赞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新时代呼唤更多“张謇式”企业家，把爱国之情融入报国之行，办好一流企业，更好地造福国家和人民。

经江苏省委同意，2021年1月6日，张謇企业家学院在南通市委党校正式揭牌。全省民营企业家学习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高级研修班同日开班。在昨天举行的首期高级研修班结业典礼上，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罗一民为学员们作了题为《张謇：与众不同的企业家》的报告，从“一生痴迷强国梦”“亦政亦商为中华”“只手打造‘第一城’”“精神遗产世代传”等几个方面，重点解读了张謇与一般企业家的不同之处，以及他对苏商及通商精神、南通的城市精神产生的深远影响。

以下为讲课内容：

谈到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位企业家。张謇身上确实有一般企业家的共同属性，包括投资创办、经营管理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销售各类商品；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为国家经济社会做贡献；以特定的经营管理专长和能力，自成一类社会群体——企业家。

然而张謇的伟大，不在于他和一般企业家的共同点，而在于他不同凡响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独特卓越的个性所为，才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创造了不朽的业绩，为后人由衷的景仰。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把他称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与一般企业家相比，张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概括说来，我认为有四个方面。

一、一生痴迷强国梦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像张謇那样，一切从爱国出发并将浓烈的爱国情化为对强国梦的执着追求，并坚持终身而不渝的却十分罕见。

张謇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身受儒学“忠君爱国”传统思想影响，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生长在国难深重、山河破碎的清末民初，要爱国就必须救国。而要想救国首先必须强国。只有使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不受外强欺侮，救国家于沉沦中，自立于世界之林。由爱国而救国，由救国而强国，是那个时代包括张謇在内的爱国志士的基本心路历程和行为轨迹。张謇是其中最执着、最痴迷的一位。

（一）为强国，“舍身饲虎”

1894年，张謇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本可以“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凭借亿万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平台，博取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走向“状元宰相”的道路。但是，考取状元的当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忍受的割地赔款重负和国家从未蒙受过的奇耻大辱（与两次鸦片战争有所不同），促使满怀浓烈的爱国心、强国梦的张謇做出了不同凡响、惊世骇俗的抉择。

1894年的下半年，张謇因父去世，回乡奔丧，丁忧三年。第二年，便在家乡南通创办纱厂，开启了他艰辛而崇高的实业报国之路（南通濠河南岸堤坝上的浮雕“强国梦痕”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在商人地位低下、工商业落后的国情下，以新科状元和朝廷近臣的身份，弃官经商办厂，在当时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想象。这并非意味着发财致富，而是要在自弃美好仕途和尊贵社会地位的同时，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难言的艰辛，周旋于地方官场、商界、各色人等之中，奔波于险象环生的风口浪尖之中，承受“千磨百折，忍侮受讥”。确如张謇自己所说，是“舍身饲虎”。

张謇之所以选择“舍身饲虎”的办厂之路，完全是为了圆他的强国梦。这颇像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在张謇看来，“策中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塞漏救贫，必须兴办实业。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要办好实业，则须奉行“棉铁主义”，形成棉纺和钢铁业为基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南通棉多质好，农村种棉纺纱成风，搞棉纺实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张謇首先选择开办纱厂作为他宏伟地兴办实业以强国家的计划起始第一步。正如他在为沙厂拟定的“厂约”中所说：在通州创办沙厂，既是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虑，也是为中国的资源和利益考虑。

（二）为强国，百折不挠

张謇的创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辛的磨难，并屡经挫败，但为了实现他心中的强国梦，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忍常人所不忍，为常人所不为。

刚开始筹办纱厂时，张謇本想在民间集资，搞“商办”，但通州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富户，虽有资金，却不愿轻易投入。他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官商合办，由官方提供搁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纺纱机，作价五十万元作为官股投资，另由张謇组织绅商筹五十万元合作经营。但随后不久，发起股东和承诺入股者，纷纷反悔退出，“商股”无法凑足。张謇不得不再退一步，一面压缩总股本金为五十万元，一面改为“绅领商办”，即由他自己认领官股的二十五万元，再另外筹集二十五万元，官方只收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尽管如此，张謇所需股金仍无法凑齐。他只得奔波沪通两地，多方集资求助，有时不得不靠卖字来弥补旅费的短缺。面对乡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和各方敷衍作梗，他虽“闻谤不敢辩，受辱不敢怒”，仍坚韧不拔地往前走。

在苦心创办了五年后，1898年，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为了铭记纱厂创办过程中的磨难和教训，张謇特意请人画了四副“厂儆图”（张謇亲笔题词点题），挂在工厂的公事厅。四副画作分别讽刺抨击了集资办厂过程中洋行买办的反复无常、官僚奸商的言而无信、本地官吏的阴险阻挠、上海巨商的贪得无厌。

后来，大生纱厂虽然在开工半年后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张謇的实业和教育等民生实业随之也不断拓展，但他还是不断遭遇波折和磨难。1922年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产品的滞销、资金链断裂、垦牧公司的灾祸，大生企业集团濒临破产。但即使在这时，张謇还是怀揣他的强国梦，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奋斗拼搏，直到临去世之前的当月（1926年8月），他还抱病视察沿江水利工程。

（三）为强国，至死不渝

爱国、救国、强国，像一根光彩夺目又厚重无比的主线，贯穿了张謇的一生。为强国，他探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坚守了一生。直到垂暮之年，张謇念念不忘的还是国家强盛、天下太平。在他逝世前不久，南通南郊剑山雷神祠修建落成，他为之题一副楹联：百里蒙休，山川大神止于此；万方多难，云雷君子意何如？在这里，他借咏雷神，表达了他 “天佑中华，使多难的国家走向强盛” 的殷切愿望。

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理，一个人爱国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爱国，一辈子将爱国之心化为强国之行。张謇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张謇以他一生痴迷强国梦的爱国主义壮举，践行了他的人生理念：“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二、亦政亦商为中华

作为企业家的张謇，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既搞经济活动，又搞政治活动，既经商，又从政，既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

所谓“亦政亦商”，主要指：

1、兼具官员和经商者的双重角色

综观张謇的一生，从22岁任江宁法审局书记，即涉足官场、政坛。24岁至32岁，任庆军首领吴长庆幕僚（30岁时曾随吴赴朝鲜平乱，结识袁世凯）。35岁为开封知府孙云锦幕僚，并受河南巡抚倪文蔚委托，主持黄河防灾抗洪工程计划，草拟疏塞大纲。随后，一面赶考，一面在江宁、崇明、赣榆等地书院任职。

42岁高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相当于朝廷中枢文秘，最高官级为三品）；

43岁在家丁忧时，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总办通海团练，并主持江宁文正书院；

46岁（1898年）入京销假，为翁同龢起草《京师大学堂办法》等文稿。在戊戌变法前请假回乡，任江苏商务局总理；

52岁任商部头等顾问官；

53岁任江苏教育会会长；

54岁任苏省铁路公司协理；

56岁奉旨筹备江苏咨议局，当选为议长；

58岁任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

59岁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同年1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

61岁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辞职）；

67岁任运河督办；

68岁任吴淞商埠局督办。

由此可见，张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官职（尽管有的是虚职，但他的官员身份始终存在）。

同样，在具有官员身份的同时，张謇同时扮演了经商者和企业家的角色（大大早于他1895年正式下海创办纱厂）。

1886年，张謇36岁时，结束了幕僚生涯，回到家乡，一面备考，一面以商业眼光帮助父亲集资购买湖州桑苗，鼓动乡民赊购，推广植桑养蚕。他与家长还向乡民售发柏秧、槐秧和油桐子，发展经济林木。随后，他采用商业经营方式，集资开办公司，推销桑秧，由乡民自定购买数量，只记账不付现金，三年后乡民卖桑叶供公司养蚕，从付给乡民的现金中扣取秧苗成本和两分利息。这种具有现代气息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今天看来仍有价值。这足显了张謇经商创业的精明和高明。

1895年，张謇正式办厂经商。从此以后，他尽管仍不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甚至还担任各种虚虚实实的官职，但他始终没有丢弃企业，没有丢弃企业家身份。以至于在他生前生身后，人们都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位搞实业的企业家。

2、同时开展政治和经济活动

犹如兼具官员与经商者双重身份一样，张謇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以至于无论是在早期地方政商环境的改善中，还是在后来全国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包括晚年的南通地方自治方面，他都展现了政治家的风采。

张謇早期在涉足蚕桑、林木等经商活动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一是联合地方士绅，禀请两江总督免除十年丝绢，以兴蚕利。二是动员地方官招商开行，收购蚕茧，发展蚕丝市场。三是牵头联络通州大布庄老板和各地花布商人，力争官府减收通海花布厘捐。四是筹办地方武装防卫组织“滨海渔团”，维护沿海地区安全。五是倡导建立社仓，备灾备荒，防止灾年发生社会动荡，恢复海门慈善堂，负责办理掩埋无主野尸等慈善事宜。

1894年张謇大魁天下后，便积极投身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中，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甲午战争前夕，张謇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凭借他早年赴朝平乱积累下的对朝日国情的认知，积极支持翁同龢的主战主张，并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不仅“主和误国”，而且“以庸劣而败和局”。此举震惊朝野，使张謇名动一时。

甲午战争以后，张謇满怀悲愤，积极建言献策，以“救亡图存”。他在为张之洞所拟的《代鄂督条阵立国自强疏》中，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建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条建议，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

1898年（戊戌）春，张謇因丁艰期满，入京到翰林院销假，参与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运动。但他主张稳健改良，自称与康、梁“群而不党”。在维新派惨遭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前夕，他辞谢京师大学堂教习的奏派，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匆匆离京归乡。

1900年（庚子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件。张謇等东南绅商名流，为避免繁华的东南一带陷入战乱，在清廷已贸然对外宣战的情况下，力劝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与英国等列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这件事，在当时保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但从长远看，动摇了朝廷的权威和统治根基，助长了地方及民间力量的上扬，诱发了后来的政治改良及最终的共和革命。

在随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张謇也积极参与。他在1901年2月写的《变法评议》，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基本的三条：一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二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者”。实际上就是主张先立后破、先破后立、新旧融合三种方法同时并用。他提出了分阶段进行政治、教育、产业、民生等各方面的变革设想。

在看到清政府并不真心搞“变法”，“新政”亦无实质性成效后，张謇毅然投身立宪运动，并成为运动的实际领袖。

他在立宪运动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进行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1903年去日本时，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回国后便呼吁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改革）。并印译了许多立宪资料给朝廷和官绅。二是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直接组织推动立宪运动。三是发起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早开国会请愿活动，迫使清庭同意提前三年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预行组织责任内阁。

立宪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精英群体与民众互动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直接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统治合法性，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张謇晚年在为自己编写的年谱作序时写到：“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张謇逐步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转为支持革命和共和，并在“南北议和”中充当重要角色（由“通官商之邮”变为“通南北之邮”）。他一手托三家：首先劝清廷顺应大势及时体面退位；其次劝革命党人适可而止，共创太平；然后再劝袁世凯以革命形势逼迫清廷退位，但不要扑杀革命力量，做华盛顿那样的开国元勋。

1912年1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于是，清王朝在紫禁城内安享尊荣，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革命党人宣告革命成功，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封建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型变革。

1913年至1915年，张謇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抓全国经济勘察、规划，一方面大搞经济立法（民国初期的70%的经济法律、法规都是在他任上搞的）。他认为发展实业,亟需注重四个方面：一是乞灵于法律；二是求助于金融；三是注意于税则；四是致力于奖助。他认为，“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

1915年，张謇因不满袁世凯的内政外交举措，辞官回到家乡南通，直到1926年去世。但即使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和政治追求。

1918年底，张謇为了在巴黎和会上使我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获得关税自主，致电政府及与会代表据理力争，并发起成立了“全国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自任会长。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时，他针对日本政府的蛮横和北洋政府的妥协，频频通电，严正指出：政府即使愿去自杀，可人民难道就不希望生存？他呼吁政府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致电徐世昌、段祺瑞，指出：民众激愤，完全是因政府把原来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1920年直皖战争、1924年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张謇均奔走呼吁，斡旋调停，劝阻交战各方以人民福址为重，停战讲和。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各界组成后援会发动募捐，张謇率先捐资，以示援助。孙中山去世时，他代表地方主持追悼大会；蔡锷灵柩路过南通，他组织全市人民举行公祭。一些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依然闪现着他忙碌的身影。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晚年在家乡的十多年，表面上看是在搞实业、办教育，实际上是在全力搞地方政治——“地方自治”，并以地方政治的成功（“模范县”）作示范，引领全中国（余秋雨称之为向全世界发出了现代化的“南通宣言”）。他搞地方自治的初衷是：“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张謇兴办实业、热心政治，均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均出自于非同一般的爱国主义情怀。只要能救国强国，他什么都愿意做。他既是实业救国论者，更是政治救国论者；他既是优秀的企业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他进则搞全国“大政治”，顾及南通；退则搞南通地方“小政治”，影响全国。不管怎样，他从未忘记救国救民和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也从未停止过以政治现代化促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和开拓。

3、政商互动创大业

张謇秉持救国强国理念，在办实业、搞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源于他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深刻认识。张謇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他那个时代的经济落后的主因，是政治腐败。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经济蓬勃发展。他在考察日本后，对比日本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得出结论：“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墯者当之”。因此，他主张要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

基于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张謇主张除了在体制上进行政治变革以外，还要“借助实业来变更国体，强国富民，革故鼎新”。张謇一生着力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推动政治变革，一件是发展实业及民生事业，最终成果则集中体现在南通地方治理的成效上。张謇凭借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实践活动中，也较好地处理了具体的政商关系。

一是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的政策。（如用足用活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江苏政府扶持实业政策等）。二是妥善处理好与各级官员的关系（包括与江苏督抚及南通州官）。三是以政兴商，以商促政。（以“自治”为手段，改善政治小环境，助推经济发展；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促政治建设）。

当今，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像张謇那样去搞政治和经济，但他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思想与实践，依然对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有启发。比如：1、企业家也应该关心政治，促进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建设。2、拥护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促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3、正确处理与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关系（形成新型的“亲、清”官商关系）——①亲而不俗（亲近友好不庸俗）；②敬而不远（尊敬而不疏远）；③靠而不等（不消极等、靠、要，在政策扶持、要素配置、指导服务等方面主动争取）。

三、只手打造“第一城”

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这是2001年吴良镛第一次来南通与我会面时，首次提出的）。打造“第一城”，全靠张謇非凡的见识和能力。遍观全中国、全世界，优秀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能够靠一己之力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张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近代第一城”的含义可从三个层面看：一是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看；二是从城市的各种民生事业、公共设施看；三是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建设看。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是第三层面。

我曾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第一城”的丰富内涵。（1、从城市建设的主体来看，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全面规划并实施建设的具有近代意蕴的城市；2、从城市的形态布局和功能来看，南通是一座世界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城市；3、从城市的发展基础看，南通是一座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的城市；4、从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南通是一座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5、从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来看，南通初具区域整体发展的雏形）。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尚有道理，但对第三个层次揭示不够。今天要重点讲一讲。

张謇在南通所有作为的初衷是“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他要统筹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打造一个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城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以示范、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在政治建设方面，张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关于地方自治的政策，于1908年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设立了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州官”应该干的事儿。他还建立了商会、农会、慈善会、长江保坍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发动各方共同参与地方治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建立了维护治安的警卫队，花钱改造政府的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张謇的现代化政治建设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五个充分运用”：一是充分运用地方自治政策（用足、用活）；二是充分运用特殊的政治身份（状元、翰林、立宪派领袖、中央正部级高官等）；三是充分运用省级官僚的授权和支持（包括张之洞、刘坤一、程德全等）；四是充分运用当地老百姓的拥戴；五是充分运用自己的从政经验和聪明才智。

经济建设方面，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由工业到农业（盐垦、种植），到生活服务业（商业、旅馆、房地产开发）到物流运输（大达轮船公司、汽车公司，十六铺码头），到金融保险（淮海实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甚至还与比利时合资兴办中比航业公司及专事对外贸易的新通贸易公司。他创立的南通绣品公司还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设立分公司，经营刺绣工艺品。他在逐步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产业资本集团的同时，全面地促进了南通经济现代化建设。当时的南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中小城市中首屈一指。

当年中国海关“一把手”罗伯特·赫德（英国人）每十年就出一份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海关十年报告》，连续三次（30年）仅举上海和南通两个城市为案例。他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在社会建设方面，张謇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社会风气的同时，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1913年办大聪电话公司，建成南通市内电话网络。1916年开始建唐家闸公园和市区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是我国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1917年办通明电气公司，形成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布局。1917年成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在港闸、城区等多条公路上运行。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1906年创办的新育婴堂，1912年创办的南通医院，1913年在他60岁生日之际，用所得寿礼之金创办的养老院，1914年创办的贫民工场及济良所，1916年创办的残废院及棲留所。

在文化建设方面，张謇致力于文化事业现代化。190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建成图书馆，将自己收藏的八万多卷和征集采购的共13万卷图书置于馆内，供市民阅览。1913年后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报刊，并创办了翰墨林书局。1917年在军山建气象台。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现代化大剧场——更俗剧场。同年还创办中国电影（影戏）制造股份公司，拍摄多部影片。

1922年，应张謇之邀，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在南通召开。杨杏佛、马相伯、梁启超、丁文江、竺可桢、陶行知等知名专家学者纷纷汇聚南通。张謇在会上说道：“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有不发达者。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此以兴科学”。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作为张謇70寿辰贺礼，以答谢他对科学的倡导和支持。

“文化必先教育”。张謇在教育事业上的努力和成就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创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专科学校、特种学校（聋哑人学校、职业技校、师范学校），几乎无所不包。他还规划在农村每八平方公里办一所小学，并成立了教育会、劝学所等几十个现代教育研究团体和机构。他还担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可以说，张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先驱和集大成者。世界闻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考察南通后，由衷地赞叹道：“南通者，中国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南通近百多年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绝非偶然。

在生态建设方面，张謇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上，就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布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他比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大师霍华德还早三年提出并践行了“花园城市”的理念。除了主城区以外，他将唐闸设定为工业和港口区，狼山设定为风景旅游区，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现代城市格局，既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又改善了自然环境。他还封山育林，保护自然生态，在街道、公路两旁栽种行道树美化自然景观。他还成立“长江保坍公会”等社团，发动社会各方保护长江生态和水系。

总之，张謇以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推进南通现代化建设，精心打造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我曾经在2006年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道：“张謇先生在家乡南通进行了前后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张謇当年全面推行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虽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作为宝贵的探索经验，对我们当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实施“四个统筹”和“五个全面”的战略方针，仍不乏有益的启示。

四、精神遗产世代传

张謇先生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坚韧的意志品德、不凡的心胸气度、超群的学识胆略和经世才华，创造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不朽业绩。如今在南通的城乡各地，大街小巷，到处留下他当年创建的工厂、学校、慈善机构和公共实施，这是一笔可贵的物质遗产。但比这些物质遗产更为宝贵的，是他遗留人间的精神遗产。无论是在国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他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精神财富。我在本世纪初，就对有关人员说过：张謇的精神是无比宝贵的金矿、富矿，我们一定要认真挖掘、提炼、运用。

张謇的精神遗产无比丰富，今天我们着重谈两个方面，一是他所孕育的苏商及通商精神，二是南通的城市精神。

关于张謇与苏商精神，我在前不久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谈到：作为企业家，张謇身上有三点最鲜明的精神品质。一是始终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固守“家国一体，大德为先”的儒家传统。二是始终奉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三是始终坚持以德兴商，注重个人和企业品德修养。

张謇企业家的精神品行引领和代表了近代苏商精神。从张謇身上可以看到苏商精神；从苏商精神中可以映照张謇的思想品德。苏商精神的五大基本特征：1、爱国爱乡情怀；2、开拓创新意识；3、务实低调风格；4、精良细致品质；5、崇文重德禀赋。

通商作为苏商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张謇家乡的企业家，无疑具有张謇为代表的苏商精神，但更具有张謇直接打造的通商精神。

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张謇与通商精神的核心内涵——“强毅力行”和“通达天下”（2017年首届通商大会发布）。

关于“强毅力行”：

1913年6月24日，张謇对北京商业学校的学生演讲（不讲具体商业技能，专讲企业家的修行和品德），他以山东武训乞讨集资办学为例，论述“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同时他进一步以自身艰苦创业的经历勉励大家“一介寒儒，无所凭藉如余者，所志既坚，尚勉强有所成就，天下士亦可大兴矣！”

在这里，他主要突出了三点：一要立志，志存高远；二要力行，艰苦奋斗；三要坚毅，百折不挠。他还联系自己办厂的艰苦过程，深有感触地说道：“东拼西集，朝夕拮据。加以小人之阻难，局外之反对，困苦情形，不但他人未曾尝试，即鄙人回溯生平，亦有数之厄运也”；“千磨百折，忍侮蒙讥，伍平生不伍之人，道平生不道之事”。
后来开垦滩涂，又遇种种险阻，仅为了解决复杂的地权问题，就奔走协调了八年，并花费了大量的银两。刚建好的堤坝，几经大潮袭击，大面积垮塌，几遭灭顶之灾（据说大生集团的最终破产与此有关）。但他还是建成了长六百多里、宽一百多里，总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的黄海滩涂垦殖区，至今仍造福江苏沿海各地。

由于有了切身体会，或者说是切肤之痛，张謇对“强毅力行”的阐发是：“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地，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他对挂在家中客厅里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的解释是：“立时冷暖，人非受其薰蒸不可，能至大冷不觉其冷，大暖不觉其暖之一境，即庄子所谓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者，便可以处世，便可以成事。”（原对联：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与子言孝，与父言慈）

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年轻企业家的不良现象，谆谆告诫道：“尔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即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这也是对强毅力行的最好注解。

今天“强毅力行”已成了通商的鲜明标帜，包括在座的各位南通企业家，都有着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奋斗史，都散发着强毅力行的耀眼光彩。追根溯源，其源头活水均来自于当年张謇的思想言行。

关于“通达天下”：

从字面上看，表达了两个方面：1、南通是通江达海的地方；2、引申为商界吉利语“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结合对张謇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情况，可以从本质上概括出五点含义。

1、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福祉为依归。

2、秉持“开放主义”，具有“世界眼光”和包容会通的胸襟。

3、以诚为本走天下，讲诚信、重品牌（当年魁星牌棉纱、颐生酒均获世界博览会金奖。今天南通拥有“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国家级一百多家，省级三百多家，市级六千多家，位居全省第一）。

4、敢为天下先，以追求卓越独步天下（一招鲜，吃遍天）。

5、圆通豁达，注重人和，行稳致远（与合作伙伴、顾客、员工、政府官员等各方面搞好关系）。

由此可见，张謇所孕育的通商精神博大精深、切实有效，我们一定要光大弘扬、再创辉煌。无论是苏商还是通商，其精神实质都是与中国企业家的优良精神相契合的。我们在学习民族企业家先贤和楷模张謇所体现的苏商和通商精神时，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关于张謇与南通的城市精神，我在2018年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一次讲座中，系统地论述过。现将那次讲座的记录整理稿附上，供大家交流参考（顺便说一下，二十多年来我对张謇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

张謇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

张謇给南通留下了这么多工厂、学校、市政建设，但是给南通精神、南通的文化遗产留下了什么？城市精神就像人的灵魂，像我们说的核心价值一样，能代表整体状态。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与不好，要看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精神动力。张謇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时候，也打造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南通近代的城市精神是张謇一手孕育出的，对南通城市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张謇对近代南通精神的孕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行为的示范引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像张謇这样主导性的人物，他在方方面面的一言一行都起到表率作用。

1、他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给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理念。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很多，但同时脚踏实地做出成效的人不多；肯干务实的人也很多，但同时拥有崇高的境界与远大志向的人不多。既有远大抱负又能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做事，这点很难得，在张謇身上体现的十分充分。这种精神不仅在创办工厂、创办学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也是这样。他有崇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和远大的政治变革志向，对康、梁的态度及其在南北议和中，都体现了他不冲动冒进、稳健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他对李鸿章、袁世凯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例子。一开始觉得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不对，立即上书弹劾，后来看到李鸿章掌握大权，主政比较务实时又拥护他，乃至在庚子动乱时，他主张以李鸿章为首领，率各地总督捍卫朝廷；对袁世凯也是，开始觉得袁世凯品行不好时与之分裂，后来看到袁世凯的能力与格局提高，又主动握手言和，都说明了他是个务实的人。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他儿子张孝若也说：他抱定主义，立定脚跟，要创造一个新局面和新事业。孙中山也评论他是干实事的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实践、有成就的人。

2、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断创新，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所以胡适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我觉得，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特别是在与时俱进方面，非常难能可贵。办工厂，一开始起点就很高，搞现代公司治理，搞股份制等等。他在政治上的不断地转变和跟进，往往被后人议论为“多变”，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正反映了他了不起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因为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他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且，他的变不是往坏处变、不是往后退变，而是往好处变、往前进变。不管他怎么变，始终是是围绕着“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在变，根子上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以，我说他的变是与时俱进的，不管是维新变法、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就像他的儿子张孝若说的，“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

3、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他秉持“开放主义”，对国外开放，对南通之外的地方也开放；对资金、科技、企业管理等生产要素开放；对外来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也开放，全面兼收并蓄；对人才也持开放的态度，在当时中国那么混乱、那么落后贫穷的局面下，历史上的许多中外名人都来过南通，王维国、梁启超、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梅兰芳都到南通和他见过面，探讨过问题。有来自日本、荷兰、英国的七十多名专家在他的公司工作。讲到人才，这里插一个故事。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江泽民同志的祖父江石溪和张謇家有一定的关系。他是江都人，原先与张謇素不相识。张謇办了工厂后，要搞运输业，办轮船公司，从南通开到扬州，扬州人就不服气，抵制他，不让他到扬州地盘。特别是有两部分人抵制的很厉害。一部分是码头上的混混、帮派团伙；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的盐商大户。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让张謇在当地找个有名望的人、社会上都认可的人去协调，后来就有人推荐了江石溪。江石溪是中医，平时还讲学，很有声望。果然，江石溪就帮他摆平了，当地的盐商大户、小混混都不再惹事生非，他的轮船公司顺利通航了。后来，两人在交往中相互仰慕，变得很要好。张謇就让他到自己公司，做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干得不错。据说江石溪有现代科技的眼光，当时运河里水草很多，他设计的除草机将草除掉后，船就能通畅航行。我记得江泽民2008年到南通时还跟我聊过这个事，问能不能找这个除草机的图纸档案。我说这个故事，说明张謇心胸很开阔，能识别和使用各方面人才，这和他的开放主义和世界眼光是分不开的。

二是地方治理的教化。近代南通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南通人的思想观念是怎么大幅提升的？我觉得和地方治理和地方政治建设有很大关系。一方面现代化市政建设和管理，必然会促成现代化的观念形成。为什么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形成不了现代观念呢？因为没有现代的物质载体。但是张謇在南通搞了一批现代化的载体，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现代化的设施和功能在启迪民智的同时，必然催生民众现代意识的形成。张謇办了那么多学校和公共设施，教化功能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一方面给予民众以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又培养具有新时代素养的新人。南通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方方面面杰出的人才，追根溯源都和当时的基础和源头分不开。在这种情况下，南通必然在全国率先除旧布新，移风易俗，领风气之先，形成新的城市精神。所以，蔡元培写的对联说道：“为地方兴教养诸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

三是时代精神的倡导。他一方面在示范和教化，一方面又在大声疾呼倡导时代精神。概括地说，张謇主要倡导以下三种精神：一是除旧布新，变革图强。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时候，旧势力错综复杂，张謇能带头转型，精神难能可贵。他儿子张孝若说：“父亲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10年，做事必须进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实业要应着世界潮流，没有顽腐的成见”。二是文明和谐，尊法守信。张謇对股东、对职工都很好，他让股东得到利益、职工得到好处。他对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弱势群体、扶贫对象更好。他号召要以法为本，忠实不欺。他认为，大家都要自觉守法，这是社会的根本和灵魂。他的哥哥张詧在做警察局长的时候规定，晚间车辆、轿子行走时一定要点灯。有一次，张謇手下抬轿子时没点灯，被巡逻发现要罚款，张謇不但认罚还给这个巡警奖励。这说明他带头守法的意识非常强。三是坚苦自立，奋发进取。他在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当中都强调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各尽所能，奋发图强，不断进取。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国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孙支厦还是小青年的时候，在张謇邀请日本人为其学校设计平面图的时候担任翻译，中途这个日本设计师抑郁症发作自杀了。结果，设计到一半的图纸没办法接着搞下去，孙支厦就接手做了下去，而且做得很好。张謇发现他这个人才很是珍惜，送他到大学深造，毕业后留在公司重用。孙支厦在张謇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设计了很多著名建筑，被后世公认为中国近代最领先最先进的建筑设计师，成为一个人才的典型。

那么，南通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近代南通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我觉得张謇不仅是南通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我在2006年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讲过：“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继承张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扬张謇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和脚踏实地务实风范。”

南通精神在当代的弘扬

既然张謇孕育了了不起的南通精神，那么南通精神在当代又是如何继承和弘扬的呢？南通人一直很珍惜张謇孕育的南通精神。在本世纪初，我主政南通时也在琢磨这个事。经过调研思考，我们决定要打好张謇这张文化牌。2003年时，我们利用吴良镛评价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契机，对张謇的成就和精神文化遗产进行了宣传和推广。2005年，我们又抓住省委宣传部统一布置各地级市都要搞城市精神建设大讨论的机会，将之作为弘扬南通精神的良好契机。我们从年初发动和组织南通精神大讨论，呼吁全民讨论、召开讲座、座谈、发表文章，甚至用手机信息收集上万条信息，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在此基础上，选取了几千条城市精神的概括，然后继续推敲、提炼。

概括和提炼遵循了三个原则：一、传承历史。要看看南通历史上到底有什么，不能凭空想象。看看远古历史，即南通的海洋文化与移民性格；看看近代历史，张謇精神文化的传承。南通很早就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南通除了张謇没别的。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近代出了个张謇。评选出的200多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因为远古时期的历史，唯独南通一个城市是因为近代历史。这也是特别之处。二、观照现实。在近代南通精神的基础上，南通人在当代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优秀的品格、精神和作风。同时也要关照到南通自身存在的不足。由于南通三面环水、交通不便等方面的限制及其本身的文化特点，南通人有时闭塞、胆小、格局不高，加之移民很多，互相戒备，容易产生“内耗”等问题。三、引领未来。定了城市精神以后，不仅是现在管用，将来也要管用。要引领未来，推动未来，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发挥城市精神的坐标、导向作用，发挥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精神动力及支撑作用。通过对这种城市精神的弘扬，提升城市品位，塑造一个凝心聚力、政通人和的和谐南通。

在这三个原则的遵循下，南通精神最后被确定为八个字：“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确定了这八个字以后，一切工作的开展都以之为旗帜、为引导。我们以城市精神来衡量做事的成败，做到了就给予表扬和鼓励，没做到的继续鞭策和努力。事实证明，这样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是无穷的。通过对南通精神的弘扬和倡导，南通人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当时概括了南通在五个方面的面貌变化：城市面貌、经济面貌、社会面貌、生活面貌、精神面貌。其中，我最看重的、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精神面貌的变化。南通人现在更加包容了，更加开放了，心胸和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对外来的生产要素，包括企业、资金、技术、人才，更愿意接纳了；对外来的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更加接受了，南通人更敢想敢干了，敢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人际关系也更为融洽。这些都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同时，给城市的各方面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敢为人先”的光大弘扬，更是引领南通人创造了许多争先创优的当代奇迹，圆了精彩纷呈的“南通梦”。

今后南通城市有形的东西还会不断变化，但“南通精神”这个看上去无形的东西，却会永放光芒。这里，摘录一段我在2006年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大力弘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新时期南通精神，奋力推进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开创出速度效益双双领先、外资民资比翼跃升、江海开发联动突破、城乡县域整体跨越、三个文明协调推进、农民市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既快又好发展局面，成为长三角发展最快、活力最足、潜力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今天，我仍觉得南通在各方面还是走在前面。前不久，江苏省委娄勤俭书记到南通视察时提出了“三个先锋”的定位：“争当全省解放思想跨越赶超的先锋、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先锋、争当新时代全省干事创业的先锋”。我觉得这“三个先锋”的定位，也是继续弘扬南通精神的要求。

我在总结南通精神时，一直想到文化名人余秋雨十年前在南通讲的一些话。他说张謇了不起，他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范本，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发了一个“南通宣言”。他没写在纸上，但是他用南通的成就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人行，中国人能搞现代化。他认为南通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黄金期，“南通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百脉俱开，路路皆通”。

今天着重从四个方面谈了张謇与众不同之处，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卓越非凡之处，希望能有助于加深对张謇的了解和认识，以便更好地领会贯彻习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学习张謇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先贤伟业，再创时代辉煌！

以上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