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
朱 英
摘要：“文革”结束不久, 章开沅即勇于解放思想, 呼吁打破对中国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 为实事求是地评价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扫除了障碍;随后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 开创“社会历史土壤学”这一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新范式;倡导“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并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等若干方面提出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作为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 章开沅不仅在专题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有影响的高水平成果, 而且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 高屋建瓴地引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 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章开沅; 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迅速发展。回顾近40年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具有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精神的20世纪80年代, 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新“启蒙”时期, 为后来的近代史研究进一步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近代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在研究中勇于解放思想, 不仅对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新探讨, 就各种不同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而且不断开拓新领域, 研究新课题, 形成了近代史研究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不仅是这一时期国内近代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重点, 而且也受到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取得了为数众多的重量级研究成果。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两次学术研讨会的规模在近代史学界也属仅见, 堪称学术“盛宴”, 并成为惯例延续至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00周年。在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这一领域, 章开沅以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 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 不断深入开展相关专题研究, 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得到海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一致公认。认真梳理和分析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本人学术研究的发展路径, 而且对于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及其影响也可获得深刻认识。
章开沅本人在其九十华诞来临之际曾回忆说:“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整整65年, 但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 终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然。”章开沅早年进入金陵大学就读, 填报的志愿是农业经济系, 但却被录取到了历史系。1948年11月尚未毕业就进入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 到了当时设在开封的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 1949年6月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 从事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工作, 数年后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建立华中师范学院 (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 成为历史系主讲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师。
章开沅早年对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产生兴趣, 个中缘由说来也带有某种偶然性。1954年秋, 民主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 年轻的章开沅参与了接待工作, 多有感触:“贝喜发来访一事对我颇有触动,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 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不太关心, 实在有点难以言说。于是, 我决心要研究辛亥革命。”1959年, 章开沅动议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得到学校和湖北省各级相关部门的支持, 并顺利获得中央批准。1961年的中国虽然处于非常时期, 但规模空前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仍如期在武昌举行。老革命家吴玉章和范文澜、白寿彝、刘大年等全国近代史学界的知名学者悉数到会。章开沅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 (刊于《新华月报》1961年第11期) 的论文, 受到一致好评, 由此更坚定了从事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信心。
章开沅能够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善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和十分严谨的史学品格, 对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开展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及方法略作介绍。
1. 倡导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 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文革”期间, 历史学受到严重摧残, 不仅正常的学术研究无法进行, 而且史学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及至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文革”余绪的影响仍然存在, 人们的思想尚受到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 制约着中国近代史以及整个史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 急需近代史学界有勇气和有学识的学者发出具有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 以推动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进入迅速发展的正常轨道。章开沅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解放思想, 突破禁区,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 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于1979年和1980年发表了颇受关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和《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两篇论文。
这两篇学术论文都是针对“文革”期间有关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种种不实之词, 从若干方面进行了辨析, 并提出了如何开展相关研究的思路、方法与见解。
首先, 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 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 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诬陷不实之词, 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 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所谓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应该‘立足于批’, 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冒牌的假马克思主义。”
其次, 在人物评价问题上, 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 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辛亥人物评价中, “路线斗争”不能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唯一评判标准。被标上“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并非什么都好, 打上了“错误路线代表”标签的人物, 也并非都一无是处。尤其需要打破立宪派人物的评价这一禁区, 立宪派虽反对革命, 但与“现代修正主义”绝不能同一而语, “需要对他们的言论和实践进行细致的、具体的分析, 不能笼统地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处理办法。”
最后, 在中外关系问题上, 要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 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 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特别指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我们自己工作上也存在着缺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甚多, 上面仅仅概略地谈到其中三个问题, 目的无非是强调首先必须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另外, 该文还阐明应该花费更大气力开展辛亥革命史料的征集、整理、校订、出版工作。因为一方面,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 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 “如果单纯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 也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研究, 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
可以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当时史学界较早倡导解放思想, 突破禁区, 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研究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的高水平论文, 发表之后很快在国内外即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对于促进20世纪80年代辛亥革命史与资产阶级研究的迅速发展,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美国学者不仅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而且还发表评论称这篇论文中的一系列学术新见解, 体现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值得重视的新趋向。日本学者也表示, 该文是指明了“当前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性的文章”。
此后, 章开沅一直身体力行,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展开专题研究,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极具分量的新成果, 与林增平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不久也得以出版。对于这一近代史学界撰写的首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大型通论性著作, 章开沅后来虽曾说过, 该书仍带有那个年代的一些痕迹, 但在当时可以说同样充分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因而被誉为反映新时期中国史学界研究辛亥革命史最高水平的代表作。尤其是这部著作在“文革”结束不久和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即问世, 令中外史学界颇为惊讶, 同时也一致给予了高度肯定与好评。很显然,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评价, 与章开沅在改革开放之初勇于倡导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 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是密不可分的。
2. 强调考察和研究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开创“社会历史土壤学”这一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新范式。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年里, 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 不断收获新的研究成果, 但在研究视野与理论方法等方面也仍然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就是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 对整个社会环境的研究较少, 这一缺陷对于学界从整体上认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客观全貌不无影响。章开沅较早即意识到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的这一缺陷及其负面影响, 有针对性地反复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考察社会环境重要性的论述, 尤其重视列宁所指出的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认识问题这一论断, 并深刻领悟列宁所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 以便首先了解, 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具体环境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此外, 章开沅还结合辛亥时期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相继发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论文。
这两篇论文主要是从方法论的高度, 指明当时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研究的路子显得比较狭窄, 视野也显得比较局促, 一般化的空泛论著较多, 而深入、扎实、有见解的论著较少。”另外, 还说明当年留日革命学生即十分重视对社会环境的调查, 以“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方针也”。例如《湖北学生界》和《浙江潮》杂志都曾列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内容的调查细目, “说来惭愧, 当年革命志士提出的那些社会调查细目,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研究甚少, 甚至毫无接触。”这一缺陷导致我们难以完全弄清楚辛亥历史人物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哪些社会力量联系最多, 最关心社会生活中的哪些问题?其结果是不仅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难以深入, 而且也妨碍了对辛亥革命的整体研究与认识。章开沅在文中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一句名言:“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 就要下定决定,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这句名言所揭示的正是我们研究历史所应遵循的重要方法论, 然而却并非所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 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实行这句名言———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文中还指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以往主要也只是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 这虽然是必要的, 却又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扩大研究视野, 认真考察这个阶级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丰富内容。“过去, 我们往往浮光掠影地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 却不能深入探究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怎样在那里活动, 因而无论对革命运动还是对立宪运动所作的阶级分析和功过评论, 便往往因为论证不足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当时, 章开沅即远见卓识地提出应该深入研究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工商业者的社会组织, “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类似这样的社会‘细胞’, 并且认真地加以剖析, 将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更确切的估量。”
稍后, 章开沅又将以上论述提炼归纳为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历史土壤学”, 其核心就在于举凡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 必须深入考察和探讨孕育人物与事件的社会历史土壤, 也即研究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其本人从事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 正是按照这一独特的思维路径不断拓展深化的, 因而所取得的成果立意更高, 影响也更大。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移, 可以发现章开沅其实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研究, 即已明显反映出重视考察社会环境变化对历史人物的影响这一风格特点。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 初稿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 该著十分注重以社会学眼光考察张謇所在的社会环境及其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转换, 同时也注重对于张謇其人与社会转型关系的发掘, 被誉为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法国学者巴斯蒂在《章开沅教授与张謇研究》一文中说:“在其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著作中, 章开沅教授为读者展示了他对张謇不断增多、深化、升华的研究成果, 其视角也在不断更新, 堪称最丰富最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是在与这位人物共命运同呼吸。”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章开沅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社会历史土壤学”, 虽然为时较早, 但却对于整个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具有推动意义。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 即是他对商会史研究重要性的敏锐感知, 并竭力倡导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经其奔走和联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与苏州市档案馆达成协议, 共同整理编辑并出版保存完整、数量巨大的苏州商会档案。笔者与同窗马敏于1982年初大学本科毕业后, 非常荣幸地考取了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 正好赶上苏州商会档案整理与编辑开始启动, 并被一同派至苏州档案馆参与了这项工作, 由此与商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国的商会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 经由章开沅大力倡导而获得迅速发展, 尤其在卷帙浩繁的苏州和天津商会档案相继出版之后, 海内外更多学者踊跃参与到这一新领域的研究队伍之列, 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商会史研究的兴起, 在当时不仅大大拓展和丰富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而且随着考察视野的拓宽商会史很快发展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新领域, 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3. 提倡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 推动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向纵深拓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 辛亥革命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汇聚了近代史学界众多高水平的优秀学者, 不仅在短时间内即出版了诸多有价值的史料汇编, 而且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包括有份量的通论性与专题探讨著作, 以及数不胜数的学术论文, 很快就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块学术高地, 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高原”效应。于是, 在近代史学界出现了一种说法, 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 很难再深入进行下去并获得新的研究成果。针对这种情况, 章开沅又及时发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这篇专门论及如何扩大辛亥革命史研究视野与进一步改善研究方法的论文。
该文指出, 当时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度过童年时期, 正在向逐步成熟的阶段稳步发展。现阶段的研究, 不仅需要继续扩展广度, 更加需要不断增添深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新课题的选择, 新资料的发掘, 新见解的形成, 当然绝非轻而易举。”这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 但也并不意味着无法继续做下去。因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就局部而言, 可能在政治方面颇有水平的成果较多, 但就整体而言, 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非常不足, 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 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去做。”为了更进一步具体阐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应如何深入, 章开沅在这篇论文中主要从宏观层面的综合研究和中观与微观层面的专题研究这两个方面, 进行了十分缜密的论述, 并提出了“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的研究新视野与新方法。
章开沅首先阐明宏观通论性的研究必须注重理论探讨, 当时海外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这一重大问题有种种不同说法, 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要回应这种挑战, 既需要深入考察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 更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到底应该如何判断一场革命的性质?是依据革命队伍成员的家庭出身, 还是从其思想、实践及其社会效果断定政治人物的阶级属性?进而需要说明的是如何判断资产阶级是否已经形成?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只有一种模式还是有多种模式?这些问题都涉及综合性的理论探讨, 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才能获得答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通识的眼光, 章开沅特别强调:“史学贵在通识, 通识首先需要理论素养, 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需要正确的方法论。通识不是空论, 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 更需要善于对历史作通盘考察或所谓宏观研究。”“史学贵在通识”高度提炼和概括了史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素养与能力, 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
与此同时, 章开沅认为中观与微观性的专题实证研究也很重要, 不能忽视。他特别说明:“专则易入, 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 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 如木无本。”关于综合贯通研究和实证专题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的道理, 似乎人人都懂, 但却很少有人能够作出如此深入浅出的形象描述, 而能够使之很好地运用于自己研究实践中去者更为数甚少, 以至于前些年在史学界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所谓历史研究“碎片化”现象, 并因此引发了相关的讨论。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地推动辛亥革命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他还进一步具体提出了极具启迪意义的见解:“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 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 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 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
所谓“上下延伸”, 是指从时间维度纵向跳出狭义上的辛亥革命史, 甚至要跳出中国近代史, 通过上下前后更长历史时段的考察, 对辛亥革命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章开沅先生还具体说明经由此一新视野, 可以发现许多过去并未注意但却颇具价值的新研究课题。例如戊戌、辛亥、五四之间的纵向联系, 前后之间的批判继承联系;中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排满”的历史渊源, “排满”对于夷夏之辨传统观念的改造制作, “排满”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关系;清代官制与前代官制的异同, 清末学制改革与教育体制近代化的关系, 以及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与依存关系等, 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之后, 对辛亥革命自然就会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所谓“横向会通”, 是指从空间维度跨越一地一国之限制, 在更为宽泛的世界范围内, 通过贯通式横向比较研究, 对辛亥革命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这方面需要探讨的课题同样很多, 例如将辛亥革命放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总体之中进行研究, 与以英、法为典型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 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代民族运动的比较研究, 在当时都较为欠缺。另外, 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到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或多或少的影响, 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欠缺。另外, 近代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文教科技的比较研究, 民族关系的比较研究, 以及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流派及其影响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都有大量的课题需要探讨。如果能够“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 或者将中外历史的某一侧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 所取得的成果将会不无新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章开沅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这个方法论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 这位86岁高龄的学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个百年说”, 倡导对辛亥革命的反思需要进行上下三百年探索, 具体说来, 就是除了对一百年的历史背景、一百年的历史本身进行探讨之外, 还应对未来的一百年进行展望, 以过去、当下、未来三个百年的长时段和全球史眼光, 全面深入考察辛亥革命的产生、发展、作用及其影响, 不能仅限于就辛亥革命研究辛亥革命。“三个百年说”提出之后, 在近代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4. 概念、模式、类型、布局: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思考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也随着辛亥革命一起成为国内外学者重点探讨的课题。1981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 就是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会议主题。在随后几年间, 有关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层见叠出, 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但是, 仍然还有不少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尤其是研究资产阶级方法论的改进显得尤为急迫。
面临这种情况, 需要有理论素养和真知灼见的高水平研究者予以引领, 提出能够带动改进近代资产阶级研究方法论的独到见解。章开沅正是这样的学者, 他曾说明“每当我阅读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第1版序言, 总是被他那永远不知满足的科学追求精神所感动。他严格地审视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局限性, 并且明确指出这本名著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弱点”, 即未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考察, 没有将资本主义的研究向上延伸至其胚胎时期, 搜集利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资料不够, 只研究了经济领域而没有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两者差异甚大, 但列宁这种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在研究方法上的认真总结经验, 都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1983年8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在上海联合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 本次会议并不要求与会学者提交论文, 主要是互相讨论进行思想碰撞。章开沅尽管在参会期间患上了严重感冒, 但仍就如何改进研究资产阶级的方法作了大会发言, 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会后即撰写了《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 发表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上。这篇专论研究资产阶级方法并且影响广泛的论文,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了具体论述。
其一是“概念”。当时, 中外学者对于资产阶级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 具体说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之区别。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主要是使用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 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 由此将辛亥时期的革命者也冠以“资产阶级”之名。而西方学者使用的则是资产阶级的狭义定义, 只包括工商业家、金融家在内的近代企业家。章开沅指出, 其实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外学者之间, 而且存在于外国学者之间, 同时也存在于中国学者之间。例如日本学者虽有赞成西方学者这一说法者, 但与中国学者持相近观点者为数更多。即使是西方学者中也并非完全没有使用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者, 例如乔·勒菲布的《法国革命的到来》一书, 用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因此, 章先生认为“中外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 似乎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概念的本身, 而是在于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可以说, 此言在当时有关资产阶级定义的争议中一语中的, 深刻地指出了争议背后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论问题。因为一般性地说明资产阶级内涵和外延以及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并不困难, 难的是如何将资产阶级广义或狭义的定义, 准确而又贴切地使用到不同的具体研究对象中去, 其原因在于实际状况总是比理论概念要复杂得多。例如银钱业和商业在近代中国资本结构中长期占居主导优势地位, 银钱业中的票号、钱庄都是封建社会中的传统行业, 其中票号的经营方式和功能明显保留了浓厚的封建特征, 而钱庄的发展演变则较为明显, 成为近代金融业的从属部分。商业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也出现了不同的分化, 传统的封建字号与新兴的行业店铺杂然纷存。“凡此种种, 都需要作个体的、集团的、行业的深入研究, 既要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又要把它放在整个生产、流通、分配过程中间来加以考察, 然后才有可能对投资经营者 (包括所谓‘绅商’、‘职商’) 的阶级属性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章开沅对资产阶级“概念”的剖析, 不仅指出了当时争议中存在的本质问题, 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如何辨析资本行业属性和近代工商业资本家的方法论, 同时还起到了拓宽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例如国内学术界对商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家长期缺乏研究, 在此之后即有学者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使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更加完整。
其二是“模式”。这里所说的模式, 首先应该是指近代资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模式, 其次也包括史学界探讨资产阶级的研究模式。当时, 中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 一般都是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模式为参照依据, 而且所谓西方实际上仅仅只是指西欧。章开沅认为这样的研究模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 因为“即令是同属于西方模式的欧洲众多国家,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成长的情况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且不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欧国家有多大差异, 也不说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首先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反而最早夭折, 就拿德国早期资产阶级与其英、法近邻相比较, 差别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 由于西方甚至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情况本身即有所不同,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 而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却将这并不存在的所谓发展模式作为主要参照依据, 势必存在某种逻辑悖论。
章开沅同时还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指明人类社会历史确实存在着客观规律, 但它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具体体现绝非千篇一律, 而任何社会形态更不存在什么单一模式。以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方式及其过程而论, 有些基本情况是各国共同具有的, 但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乃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存在差异, 加之不一样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必然也会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因此不能以某一个国家的发展作为范型, 合则为是, 不合则为非, 否则就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另外, 章先生认为中外比较研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 是非常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不能简单片面地生搬硬套, 尤其要切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央集权大国,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经历两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 因而有自身的产生与发展特点。
对于“模式”问题的论述, 章开沅最后归纳说:“多少合理的模式总是产生于历史实际, 任何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发展都不会只有一种模式, 决不要把丰富多样的历史内容硬塞进简单的、板滞的框架。”这段文字提醒我们, 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依据, 需要注重考察其自身特点。
其三是“类型”。所谓类型, 在这里具体指的是类型研究。当时, 有些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学者主要只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类型研究, 缺乏个案研究作为基础。很显然, 这也是涉及资产阶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章开沅就这一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见解。
首先, 中国学者并非没有开展个案研究, 即使是对一些行业、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的探讨, 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个案研究。但是, 由于长期受到“文革”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影响, 科学的阶级分析却常常被作为套语标签而简单片面地随意使用, 给类型研究带来了不良影响, 其实这并不是类型研究本身的问题, 而是方法论运用不当所致。严格说来, 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 无论是类型研究还是个案研究, 都存在薄弱环节甚至许多空白点。
其次, 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存在着紧密的辩证关系, 是相对而言的两个研究范畴。既需要厘清个体与类型、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差异, 又需要注意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在较小范围内的类型、一般、共性, 在较大范围内则是个体、个别、个性;反之亦然, 在较大范围内的个体、个别、个性, 在较小范围内又有可能是类型、一般、共性。因此, 我们强调个案与典型剖析, 决不意味着只去研究一个一个的企业或资本家, 各个资本集团和行业同样可以作为个案与典型加以研究。”
最后, 依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认识事物和社会的全过程既要从个别到一般, 又要从一般到个别, 从抽象到具体, 这一原理对于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 (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 之间, 多做一些集团 (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 的研究, 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 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是由于, 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许多规定和关系, 在集团中间比在个人 (或个别企业) 身上展示得更为完整和清晰, 从而也就更加有利于对阶级、阶层作总体的理论概括。”
上述章开沅关于“类型”的辨析与论述, 可以使相关研究者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不仅使我们对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关系以及方法论意义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而且在具体论述中揭示出资本集团、行业与商人团体的研究价值, 直接指引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这些课题进行探讨, 并取得一批成果, 从而对于促进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引领作用。
其四是“布局”。在本文中所说的“布局”, 具体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的不同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布局, 既与研究视野紧密相关, 同时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关于区域研究的布局, 章开沅指出已有的研究多半侧重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 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以及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都应深入开展研究。开展区域研究需要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 注重经济区划, 因为各级市场的范围往往并不以行政区划作为划分标准, 而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起主导作用。对于资产阶级研究而言, 所谓的区域“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一定空间, 而它又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变化着的, 应该勇于突破省、府、县的框框, 努力考察那些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区域界限。”
不仅是区域研究, 行业和集团研究也应有比较合理的布局。例如除了探讨工矿交通业之外, 还应注意对银钱业、商业的考察, 尤其近代中国银钱业和商业长期处于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更应格外关注, “否则很难说我们已经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作过全面研究”。即使是对工业的研究, 也不应忽略手工业, 因为手工业总产值在近代工业总产值中远远大于机器工业, 具有重要作用与影响。
市场研究的合理布局也比较重要, 已有相关研究同样存在着如同区域研究相似的不足, 甚至更为突出。章开沅十分欣赏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 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该书, 尤其对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称赞有加, 并认为“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 颇有指导意义”。此外, 章开沅还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人口问题也不应忽视, 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陷。
本文主要只是选取了改革开放初期章开沅论及理论与方法的若干篇代表性论文, 对其在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贡献, 包括开创“社会历史土壤学”这一新研究范式;倡导“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的新视野与新方法;以及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等若干方面提出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一系列精辟见解, 作了非常简略的介绍, 肯定存在不周全之处。此外, 章开沅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包含其他方面的丰富内容, 例如他曾经提出了“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理论, 认为历史学者既是历史的守望者, 又是历史的参与者即历史记忆的建构者, 其最高天职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 同时还要通过史学研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 成为将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 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章开沅还曾就密切关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史德”、“史魂”、“贵在通识”、“史学的品格”以及“走进历史原生态”等问题, 也进行过深入浅出的精辟论述。
以笔者个人的体会, 像章开沅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优秀学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都非常深厚扎实, 其原因是他们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 都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与方法的运用, 然后消化吸收进而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体系。进入新时期之后, “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 甚至要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 而章先生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 他从来就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即使是到国外讲学也从不隐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当然,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 他们也与时俱进, 并不排斥借鉴和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与方法。同时, 老一辈优秀学者还十分注重不断扩大研究视野, 强调独立思考, 形成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尤为重要的是, 在学术研究中不急功近利, 不沽名钓誉, 甘愿坐冷板凳, 信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也是像章开沅这样老一辈优秀学者的治学特点。他们不仅自身勤于学习理论, 忘我钻研学术, 而且还在新时期培养了众多近代史研究的杰出人才, 这一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章开沅在治学育人的实践中很欣赏楚图南的诗句“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同时他还常常强调“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通过本文的介绍不难发现, 类似像章开沅这样达到很高学术水准的优秀学者, 不仅在其个人所从事的专题研究领域能够取得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产生重要的引领示范效应, 而且往往能够在近代史研究处于关键转折和发展节点时, 从理论与方法的高度引导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 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之所以能够如此, 无疑是因为这些老一辈优秀学者在重视史料的挖掘与搜集的同时, 长年坚持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法的完善, 并将其准确无误地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去, 这也正是我们中青年史学研究者需要学习和发扬的一种宝贵治学精神。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