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试论张謇思想演进过程

□ 沈振元

随着张謇研究的深入，张謇思想研究是个无法绕开的课题。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历史人物的思想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张謇先生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曲折前行的。张謇思想是个复杂的体系，不仅涉及广泛，内涵丰富，而且有时代和阶级的印记，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

纵观张謇一生，似乎是结束二千年封建专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大人物，亦是勇于走向共和，热心为祖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先驱者。本文的主旨是探索这个“大人物”思想演进过程，探索他从一个封建士大夫如何冲破思想上的桎梏，一步步走向共和的光辉历程。

一、身似短烛，梦在丹霄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海门常乐镇的一个农民家里，生逢乱世，列强入侵，政府腐败，社会动荡。这一年5月30日，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对当时中国的状况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指太平天国运动）。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达出来，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论证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却为我们提供了张謇出生、成长、工作、奋斗的宏观背景。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是个爱好读书的农民，小时候随父下田劳动，往往活没干完就走到私塾的窗外听先生讲课。其父十分生气，私塾的丁先生却十分赞赏他的好学精神。其父被打动了，同意其半天种田，半天读书，直到学完《诗经》，能做七言对为止。人称其为“半个读书人”。

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学说便成为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张謇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4岁开始识字，其父教他《千字文》，第二年正月能背《千字文》，遂与伯仲叔三个哥哥一起入邱大璋私塾读书，起名吴起元，至十一岁，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授《诗经·国风》。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军占领江南，一些人到江北避乱，有个文化人以诵《滕王阁序》在市募钱，久之耳熟，就问其父“岂不以关山难越四语（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诉苦呼？张彭年很高兴，觉得儿子不仅识字，而且明理了。第二年，为儿子“别治一室”，室外有五柳，名之“仿陶书屋”。请西亭宋蓬山先生（效祁）授课。一天，先生在塾，见一武官骑着白马从门前经过，即举“人骑白马门前去”命对，张謇应“我踏金鳌海上来”。金鳌，神物也，传说海中有金色大鳌，王建《宫词》有“蓬莱正殿压金鳌，红日初生碧海涛”之句。“我踏金鳌海上来”想象奇特，气魄宏大，志向高远，先生因而大喜，其父亦喜甚，只有其母矜持：“儿诚可喜，但勿过誉之，成败未定也。”

十四岁，至西亭宋氏塾，并宿膳其家。读完《诗》《书》《易》《尔雅》，作《中秋宋宅楼中对月》，以言其志，诗曰：

云海腾初月，清光浩欲浮。

百年当短烛，独夜正高楼。

耿耿丹霄路，迢迢碧树秋。

都忘更漏永，河汉向西流。

这首五律，借景抒情，不仅抒发了作者“百年当短烛”惜时好学的豪情，而且展示了作者“耿耿丹霄路”的远大抱负。

同治七年（1868），15岁的张謇到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然而通往“丹霄”的路并不平坦。“通俗，凡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者为冷籍。子弟与试，则学官及廪膳生之为认派保者必钩联多索费”。张謇的父辈祖辈均务农，自然属“冷籍”。但三姓街族人张兆彪，字谷啸，以武举经商起家，族中习武中举者，仅咸丰同治两朝就有十多人。兆彪与张彭年同辈，完全可以将张謇隶于兆彪一族，但遭到宋璞斋、宋紫卿两先生反对，而张彭年又唯二宋之言是从，张謇遂入如皋张驹籍，更名张育才，参加如皋县试，通过州试和院试，考中第26名附学生员（秀才）。这是张謇求取功名之路登上的第一个台阶。秀才，乃秀出之士。士，为四民之首，是个有知识的头衔，虽没有实权却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在地方与乡宦并称，凭公共舆论发挥作用。秀才作为士大夫人生的起点，是值得庆幸的，但对张謇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他由此落入冒籍的陷阱。发榜后，按协议酬张驹二百四十千，随后，对方“居不泄之功”敲诈勒索，弄得家无宁岁。

如皋学署的官吏又借机敲诈，同治十年（1871），张驹之子张镕关通如皋教谕姜堉南、训导杨泰瑛，冒张铨（已死）之名控告张謇“忤逆”，姜、杨竟签传票，令张謇到如皋受审。张謇百般求援，却“求好语于怨家，资助力于敌党”。无奈，于四月杪单舸前往。行前作《占籍被讼将之如皋》诗曰：

丝麻经综更谁尤，大错从来铸六州。

白日惊看魑魅走，灵氛不告蕙荪愁。

高堂华发摧明镜，暑路凋颜送客舟。

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

七律反映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表达了作者对冒籍的悔恨、痛苦和愤怒的心情。

是年十月，学院彭侍郎久余莅临南通，张謇“自检被罔之误，请褫衣顶归原籍”。彭侍郎将此案交知州孙云锦“察究本末”。孙清正廉洁，爱惜人才，亲自出面处理此事。经礼部批准，于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张謇“改籍归宗”，复归通州三姓街张氏祖籍，落籍于张兆彪一系，结束了这场长达六年的灾难。

冒籍案对张謇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家庭经济损失惨重，个人学业受到影响，思想上的痛苦难以尽述，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当是时，外避仇敌之阴贼，内虑父母之忧伤，进亟学业之求，退念生计之觳，时在海门，时至如皋，时至如皋之马塘，时至通州，一岁殆鲜宁日。”然而，事物有其两面性，冒籍案也给张謇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一是得到地方官员的同情和赏识，也得到上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二是结识了一批同案生员，如周家禄、范当世、顾锡爵、陈国璋；三是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特别是如皋学署官吏的腐败和两位宋姓老师的自私和冷酷；四是改善了学习环境，从私塾走进书院，找到了名师赵彭渊，受益良多，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巾扇雍容，名士风流

同治十三年（1874），22岁的张謇应约赴江宁发审局工作，开始了他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应试的生涯，这是孙云锦为他设计的成材之路。这一年张謇先后考入钟山、惜阴、凤池三所大书院，结识了李联琇、薛蔚农、张裕钊三位大师级的人物，借住惜阴书院肆业，李教他“洽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向张学习古文。十月，岁试，取一等四名、经古五名，补增广生。二十三岁结识了吴长庆。二十四岁，科试，补廪膳生，入吴长庆军幕。二十五岁，正式更名为謇，字季直。二十七岁五月应科试，取贡元，优行试亦第一。这是科举之路的第二个台阶，由此开始仕宦生涯，可以到县里担任教谕、训导一类的小官。

孙云锦确是个识才爱才的伯乐，他把张謇从冒籍案中解脱出来，又把他安放在自己管理的发审局，解决他的经济困难。再帮助其结识三位大师，最后又推荐给吴长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謇新结识的老师都属于桐城派的名师。赵彭渊、字菊泉，无锡名师，他崇尚曾巩的为师之道。“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张謇在其门下问业三年，他分文不取。张謇十分崇敬这位恩师，誉之为“人师之职帜，学官之凤麟”。李联琇，江西临川人，进士，曾任师山书院山长，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致信李联琇，邀请他出任南京钟山书院院长，信中称：“阁下则以郑许之学，渊云之才，濂洛之传、正嘉之格合之于一手，沛之乎寸心，洗洮庸音，追轨前哲，谈艺必衷于古，教人必尽其才，下至试帖小诗，律赋末节，亦复力排佻巧，崇尚清真。余技足了乎十人，端仪合光于四国”。凤池书院的张裕钊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他对张謇的影响尤为深刻。张謇的青年时期一直在桐城派导师指导下学习、生活，从而加深了对儒学的理解，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了他思想的成熟。

同治十三年七月，张謇遵孙云锦之嘱，“以白金五千解往吴营”，由此与庆军官兵接触，对庆军及统领吴长庆产生好感，后作《奉呈庆军统领庐江吴提督》，赞美吴公尊重人才的儒雅风度，诗曰：

隐然江表系长城，复见中兴汉广平。

喑咤但闻威百战，须眉未觉异诸生。

纵横羽檄春移帐，卓荦图书夜启楹。

尽使风云求猛士，眼中衮衮是英彭。

峨峨高节拥辕门，拂拂朱旗绛阵云。

难得名公趋赵壹，况容揖客重将军。

明珠却聘宁无意，宝剑衔知昔所闻。

骏骨从来能得马，好收骐骥共殊勋。

两年后，张謇入吴长庆军幕，深受器重。光绪六年四月，吴公有陛见之行，张陪同北上。光绪七年，移驻蓬莱，张与周彦升、杨安震等偕吴公至济南，与巡抚商议海防事。光绪八年，朝鲜内乱，吴公奉命督师援朝，嘱张謇负责“理画前敌军事”。他在《代庆军寿徐仁山方伯五十生日序》中称“戈茅跳宕，是男儿奋迹之秋，巾扇雍容，亦名士成功之会”。会丁乱世，“天子仄席而求贤，大帅悬金而募士。遂乃究韬略之秘奥，洞孤虚之元关。”战争中不仅需要冲锋陷阵的猛士，更需要运筹帷幄的将材，羽扇纶巾的周瑜在谈笑间使“强虏灰飞烟灭”。赴朝平叛正是他们崭露头角的机会。

光绪八年（1882），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叛，这是张謇政治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是他政治思想、军事才能的首次展露。平叛过程中的一系列举措和平叛后的文章，标志着他践行儒家思想的高度自觉。

1. 师出有名。朝鲜乱局本是宫廷内部的矛盾，即国王李熙的生父李昰应想乘乱夺权，他挑起兵乱，烧粮房，杀官吏，并杀了日本的练兵教师。日本借机干涉朝鲜内政；清朝政府则派兵赴朝平乱。七月初四出发，初七到了朝鲜，初九住在马山，张謇写了《军行水原道中》，描写了庆军入水原的情景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诗曰：

水原大府新留守，天使皇华旧驿亭。

故事两朝隆典策，戎旃廿里入丹青。

对山藉草愁还热，夹道交松昼亦冥。

隔岁新收玄宰画，都疑导示有真灵。

诗中的“天使”，即天朝的使者。皇华，即清朝皇帝的光华。《诗·小雅》有《皇皇者华》一诗，描写“群遣使臣，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朝鲜是清王朝的属国，派兵平叛自然师出有名，合理合法。

2. 智擒乱首。庆军十日行五十里，至鱼鳞川。十一日行七十里，宿果川。李昰应派大将军载冕来晤。十二日，渡汉江，至距京七里的屯子山。十三日，吴公入京，晤国王生父李昰应。午后昰应至军，因宣示朝旨，执送南阳军，登兵船赴天津。十六日以国王密请，攻剿枉寻里、利泰院二处，阵斩数十人，擒百余人。请国王派司法官至军，讯别首从与非辜，得罪人十个戮焉，余尽释放，平乱因此结束。

张謇智擒乱首，把战事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也有道义方面的考量。七月十四日，吴长庆在汉城和朝鲜左承旨严世荣的笔谈就是明证。强调“太公与国王则父子，于朝中则人臣，有此一行而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决策的良苦用心，目的是“全父子之恩，定君臣之分”，这是儒家伦理的核心。

3. 以儒治国。平乱之后，张謇写了三篇文章，《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善后六策》。这是个切中时弊的建国方略，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其重言，于道最为重。”儒家追求的就是能遵道而行，达到天下安宁的目标，因此“六策”主张：

（1）通人心以固国脉；

（2）破资格以用人才；

（3）严澄叙以课吏治；

（4）谋生聚以足财用；

（5）改行阵以练军卒；

（6）谨防圉以固边陲。

“六策”被李鸿章斥之为“多事”，但它深受朝鲜国王重视，并派使者聘张謇到朝鲜任职；也得到国内“清流”的赞赏，张謇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一些高官争相罗致的“人才”。

4. 明辨利义。赴朝平乱，张謇立下赫赫战功，朝鲜国王宴请他，并赠一套三品官服，希望他成为国王的“宾师”。吴长庆等因张謇功大，要“会折特荐”，破格任用。李鸿章、张树声等高官也派员罗致张謇，均被一一回绝。我们知道，利义之辨，历来是儒家思考的最深层次的问题，它是天理和人欲、道心和人心矛盾的产物，这个矛盾解决了，人的境界就提升了。它是检验君子还是小人的试金石。张謇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显得坦荡而自信。在《致李智俦函》中，他回顾往昔：“报罢而因人之资以为官，非独名义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已丑、庚寅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旨亦无以自昭于天下。”他还说：“亲在而望中进士，不成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幸为坚谢申仲，转告诸君，以君子之爱人，容匹夫之立志，设使强而为之，将来下走除官不拜，成何事体耶？”可见这位农家子弟俭朴、稳健的品格。他坚决不走别人给予的升官之路，坚持走自己选定的科举之路。

张謇在壬午平乱中是成功的，但结局是悲伤的。他在《上翁同龢书》中云：“壬午津谋，委一垂败之肉于众狗，使不得专餍一狗饱，而我收虚名于外，以为旦夕之幸也。”光绪十年作《还家》诗，算是对六年军幕生涯的小结，诗曰：

关河苦说太匆匆，潇飒江淮尚转蓬。

但使有田供抱犊，谁能计岁蹋飞鸿。

六年冰雪还家梦，千里帆幢落木风。

丹嶂黄泥前约在，分明惭愧此山中。

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卯（光绪五年）江宁还，道此已六载矣，年来期读书黄泥山，复不果也”。似乎有点后悔，决心重归读书应试之路。

第二年（1885）应顺天乡试，中南元（举人）。这是张謇科举之路的第三个台阶，意义重大，潘祖荫对张謇说：“论学我当北面，徒以一日之长，抗颜为师。一第在子，不足轻重，朝廷得人，殊可贺耳。”张謇深受感动，“声闻过情，惕然若砭于肌也”。第二天见翁同龢，“相待尤极拳挚”，深受鼓舞，决心向进士冲刺。

三、致君尧舜，怒斥佞臣

汪国垣先生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书中谈到江左派诗人“张季直以廷对受知，大魁多士。通籍之始，颇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

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在经历了四次会试失败后，第五次向进士冲刺，中六十名贡士，复试为第十名，殿试以“第一名引见，授翰林院修撰”。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而最使他感动的是授官典礼，“二十五日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此时此刻，忠君报国之情在胸中升腾，暗暗自励：“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这绝非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侥幸和狂喜，而是奋斗成功后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对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和忠诚。

是年七月，朝鲜内乱再起，日本趁机出兵，攻占王宫，扶立大院君，宣布与中国绝交，接着在汉城以南的牙山偷袭中国海军，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8月1日，中日宣战。

面对现实，张謇认为：“跌宕文雄，纵横战士。事则不同，理乃相似”，在文战中，他力压群雄，大魁天下；在战场上，他智勇兼备，英驰俊驱。中日开战后，自然责无旁贷，“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京城，人们会看到这位新科状元殚精竭虑，勇往直前，搏击风云的雄姿，或奔走于重臣，或结交于同道，或著文以献军策，或呈疏以劾庸臣……显示其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品格。

1. 著文以献军策

朝鲜局势恶化，光绪主战，慈禧主和，张謇拥护光绪主战主张。六月上旬，张为萧小虞拟《条陈东事疏》，全面阐述对朝对日策略，强调中朝“唇齿相依，利害相因”，揭露日本觊觎朝鲜的野心，建议朝廷“速申旧约”以定藩名，“起用宿将”以壮先事之备。从六月六日到七月十二日一个多月时间内，张謇上翁同龢书就有十五函之多，着重谈对日作战的策略和方法。在张看来，翁是光绪帝师，也是自己的恩师，希望通过翁把自己的主张上达皇帝，这也许是“致君尧舜上”的重要一步。中日开战，张謇又改定《治兵私议》（上、下）和《治兵余议》三篇军事著作，论述了治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无强弱，自胜者雄；国无大小，忘战者败。今天下大势，其不能一日已于为战之备也，至愚之人知之矣。”而当时朝廷官员文恬武嬉，养尊处优，国防非常脆弱。文章尖锐指出：“京师根本之地，所赖以拱卫者，禁兵不足恃也，有神机营之籍而已；东三省与强邻接壤之区，所赖以防御者，练兵不足恃也，有将军大臣阅操之奏而已；滨海七省玃持而狙伺、旦夕与人共利害之门户，所赖以建威销萌者，海军不足恃也，有南北洋开支之款而已。”这种徒费钱财，有名无实的“国防”根本靠不住。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泥塑巨人”；中国的官吏是“花团锦簇的官袍里面一具丧失灵魂的躯体”。因此，必须整治军队，任用战将，强固边关。

如何治兵呢？张謇提出一系列办法，而最值得后人记起和借鉴的是“治兵须得民心”的主张。张謇认为：“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民心得，则兵力虽弱而犹可为迁延之图；民心失，则兵力虽强而终不免于灭亡之祸”。他还说，“治兵者治其标，苏民者治其本。苏民以治兵者，里中有表也；治兵而即苏民者，表中有里也。故言治兵，而不专于治兵也。”他把儒家的民本思想融于治兵之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2. 作赋以“铸军魂”

张謇考中状元后不久就作《仁寿镜赋》，称“五谏之一为讽（用含蓄的语言批评劝告皇上），圣人所从；六义其二曰赋，大夫之事”。作为大夫可通过赋这种形式，向皇帝提些意见，“伏惟皇上履虞舜之大孝，体唐尧之至仁。纳言无间于洪纤，救文将希乎忠质。敢因奏赋，窃贡微忱。”

光绪是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力主抗战，却没有军权；清军又是一支没有战斗力而“不足恃”的军队。其要害是没有权威的统帅，没有军魂。当务之急是塑造军魂，提高皇上在军中的地位，为此，张謇根据“翰林衙门送翁师课题”，作赋三首。

《牙璋起军旅赋》。战时，皇帝以牙璋起军旅，治守兵。牙璋是皇帝发兵的信符，以牙璋“授诸使，宣王命而播天威”。若诏于军，所有将领都必须执行，“无寸退而有尺进”。现在，“我皇上道并生成，治敷文德”，“定知天佑圣清；庶鲸牙之拔成功，犹可祀存藩国”。这是为软弱皇帝造势的赋。

《兰陵王入阵曲赋》。赞美北齐兰陵王孝瓘在困境中“赫然振旆”的事绩。于是“星弧烛宇，露布宣朝”，人们争相传颂“天子还师之大凯”。这是为皇帝加油鼓劲的赋。

《宋太祖解裘帽赐王全斌赋》。宋朝初立，蜀后主未附，遂派王全斌去征讨。时际仲冬，“悲风朝激于千笳，冻月霄凝于万帐”。太祖紫服温貂，怯冷犹然。想到三军执锐披坚，御寒何以。于是“脱帽解裘，载舒载熨”。在场的官吏把皇帝的感慨当做皇帝的诏令，“乘邮传而奔驰，叩军幢而运迄”，把皇帝所赐之衣帽送到军营，王全斌“感矢于心，涕沾乎面”，由是“奋厉无前，进攻益急”，迫使蜀“奉表而请降”。这是希望皇帝关爱将士，戮力同心战胜顽敌的赋。

张謇连作三赋的目的，一是确立皇帝在军中的统帅地位，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枢；二是确立将领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才能一往无前，克敌致胜；三是确立上级关爱下级的观念，上下同心，战胜强敌。借此以铸就军魂。

3. 呈折以劾庸臣。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对备战持消极态度，在外交方面一味退让求和，在军事方面极力避战。7月16日，光绪给李鸿章下了一道措词严厉的御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自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但手握兵柄的李鸿章置之不理，把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上面，因而贻误战机，使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遭到朝野人士的愤怒谴责。10月2日，丁立钧领衔翰林院35人上《请罪李鸿章公折》。张謇于当日单衔上《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揭露李二十年来，特别是“壬午兵变”以来“败战局，坏和局”的行径，“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为甲午之败种下祸根。张謇严词追问：“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恳请朝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奏折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张謇对国家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他在《殿试策》中就暗示光绪“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希望他加强国家权力的控制；在殿试结束时，还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书，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战争爆发以后，他使出浑身解数支持光绪抗战。由于光绪未能“总摄”全局，主战派与主和派互相牵制，张謇的许多主张无法实施，以致消弭于无形。张謇所在的翰林院实际上是个选拔和储存官吏的地方，远离权力中心，脱离客观实际，对推动抗战起不了什么作用，使张謇大失所望。八月初六（1894年9月5日）作《寄酬查翼甫同年》：

十年铩羽向冲飙，垂去无端上碧霄。

臣尚有亲新受禄，世方多难却登朝。

楼船横海消金帛，词赋长杨狎翠苕。

差有寸心堪报谢，由来生计是渔樵。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捕鱼打柴是生计的主要来源。宋邵雍撰《渔樵问对》以渔夫和樵夫对话，阐明天地事物之理义。元曲《渔樵记》。描写汉朱买臣砍柴于会稽山，与渔人王安道、樵夫杨孝先为友。一日大风雨，路遇大司徒严助，朱买臣上万言策，严助大为赞赏，因荐于朝。作者“由来生计是渔樵”的思想非常可贵，重视民生，重视实践，重视渔夫樵夫的思想，也是对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仕宦生活的反思和否定。

张謇从少年立志，赴朝平乱，到大魁天下，一直以儒家为宗，崇儒学，讲儒道，行儒术，一以贯之，以奉父命，求取功名为职志。回家丁忧，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张謇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以救国泽民为已任，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思想上有三次重大转折。

四、不能致君，亦当泽民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张謇得父亡噩耗，十九日晨起程南奔，归里治丧。他是个孝子，历来敬重父亲，称父“强立好义，天性绝人”，勤劳俭朴，做事精细。父病期间，因甫登朝籍，倭氛日棘，君恩父志，国难家忧，进退两难。二十七日抵家，“入门伏地恸绝，”哀叹“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丧父之痛不言而喻。张謇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丁忧期间，遵父遗言，营家庙，设义庄，办社仓，筑石路，造石桥，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不忘国家大事。“长与春风约今日，每凭南斗望京华”，表明他一直惦念着京师的皇上和恩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张謇得知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他总办通海团练。这自然是件“不易措手”的难事，但寇在门庭，义不容辞。他以“书二十四椟付典肆，扺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为乡人倡”。又作《通海劝防歌》，揭露日寇侵略罪行，晓以生死大义，鼓励乡民英勇杀敌，保卫家乡。并明确表示，“筹集经费，则解囊从有司之后；疆圉有警，则荷戈抗颜行之列”。四月知“马关条约”已订，“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这使丁忧在家的张謇忧心如焚，“每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叹嗟之书，深宫痛哭罪己之诏，当食辄辍，中夜忽起，糜心碎胆，不知所云”。主张抗日的光绪只得在深宫中痛哭下“罪己之诏”，承担失败的责任。这是何等的悲哀！

闰五月下旬，通海团练撤防完毕。六月中旬，张謇便赴江宁，“谒南皮尚书，久谈”，决定由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阐明二张对“和约”与时局的基本观点：一、和约凶狠，“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并企图瓜分中国；二、要在救时，提出八条措施，作为“安身立命之端”；三、自立自强，希望朝廷“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奋发图强。

反观朝廷，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甲午战败，似乎是主战派的失败，却成为主和派的“胜利”。他们把持朝政，既无卧薪尝胆之志，更无立国自强之心，保的不是祖国的江山，而是自己的官位，斗的不是外国的侵略者，而是主战爱国的大臣。张謇也在打击排挤的黑名单中。这无异在张謇头上浇了一飘冷水，不禁自问：这样的朝廷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政府能立国自强吗？但他没有因此而绝望、退缩，认为只要光绪还在，就有一线之希望。他以南皮三忠祠联自励。三忠者虞翻、韩愈、苏轼也。韩、苏名声很大，张却把虞置于三人之首，除出生最早，更喜其个性。虞自白：“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虽处罪放，讲学不倦。这是何等气度！令张謇折服，南皮的祠联更让逆境中的张謇勇气倍增，“海气百重楼，总为浮云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即使“浮云蔽日”，也要敢作敢为，暗示他对光绪的忠诚。

张謇年轻时读杜甫《奉赠韦左丞（韦济）丈二十二韵》，没在意“儒冠多误身”的忠告，却被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宏大抱负所感动，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考中状元后，实现这一目标似乎近在咫尺；帝后之争，又使这一目标遥不可及。其实“致君尧舜上”是个虚幻的口号，尧舜之后未有类“尧舜”人物出现，也从未见过哪位君王在状元宰相辅佐下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人物。唯有民生才是士大夫应当关注的社会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冬天，张謇知道掘港堤外有三百多户“至穷极困”的人家，急需救助。但他经济实力不足，就致信东台运判金子羲，信中提到：“昔陆桴亭先生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水火之中，望救正切”。陆桴亭，即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太仓人。明亡后，不应科举，以授徒自给。学尊程朱，以居敬为本，主敦守礼法，著有《思辨录》。陆桴亭的话，不仅打动了金子羲，而且使张謇深受启发。“致君”与“泽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致君尧舜上”，目的是使皇帝的思想道德达到类似尧舜的境界，这样的君王自然亲民爱民，“上之劝民，当必乐敷其泽”；“泽民”则为民解困，为君分忧，因而是最好的“致君”。实践表明，士大夫一旦摒弃“致君尧舜”的迷梦，就会直面现实，关注民生，他们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就不再留恋官场，看重权位，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为百姓干出一番大事业。张謇就是这样，他不仅提出“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而且“绝意仕途”，义无反顾地投身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宏大事业，这是张謇思想的重大转折。

如何泽民？这是个很复杂的大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张謇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1895）以后，经始实业，辛丑（1901）以后，经始教育；丁未(1907)以后，乃措意于慈善。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泽民主要做好三件事：实业、教育、慈善。

1. 兴工。张謇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因此，必先兴工。

光绪二十二年，“先是南皮以中日马关条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后有两江总督刘坤一议兴通州纱厂。张謇“自审寒士，初未敢应”。这确是一项艰难的抉择，他“踟蹰累日”后才答应。1923年3月，他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中回顾当年办厂过程，说了如下一段话：“謇农家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盖自恃无往而不得其为贫贱一语，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这段文字不仅反映张謇兴办实业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写出张謇先生不为势利所屈的骨气，甘心为“中国大计而贬”的爱国精神，“舍身喂虎”的牺牲精神。实业救国之路，是布满荆棘的路，困难重重：如资金、厂房、设备、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问题，都很棘手，他“一介寒儒，信用不彰，求十应一，经无数波折才成厂房，置机器而股本已尽。锲而不舍，再接再厉，停辛伫苦，又数年而始收效”。更令他烦恼的是一些士大夫对他的攻击，有人说他弃官而营实业，获利必大于居官之所得，有人批评他获利数十万金，仍集股不止。有的嗤之为“怪物”，有的斥之为“嗜利无厌的贱丈夫”。张謇不为所动，甘当“实业公仆，乃至由一而二而三不止”。并申明，“鄙人经商而不为市侩，办垦而不为沙棍，营正当之业，赚正当之钱，给正当之用，此可向诸君表明者也。至于反对我者、趋附我者，向不注意”。显示了这位爱国实业家的磊落胸怀。（末完待续）

（作者单位：海门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