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6)》·论文精选 ●
张謇与柳诒徵
渠 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摘 要:张謇和柳诒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张謇兴办实业,亦强调教育救国,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并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柳诒徵不仅是历史学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长期亲执教鞭战斗在第一线的教育家。他们的人生存在着交集。1901年柳诒徵至南京江楚编译局任职,得到文正书院山长张謇的赏识。1903年柳诒徵和张謇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倾力于新式学堂教育,并在一些学校中共事,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至1922年,张謇关注到了新兴的“学衡派”并认同其部分观点,与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中坚不无关系。张謇与柳诒徵之间的交往,不仅有共同的交往圈,更是相互赏识且志同道合,在这种基础上的交往推进了教育早期现代化。
关键词:张謇;柳诒徵;新式教育;交往
张謇和柳诒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关于二者的研究颇多,尤其对张謇的研究,更是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不仅论著甚多,而且以张謇家乡南通为重镇先后成立了张謇研究中心和张謇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柳诒徵,师从缪荃孙,是近现代著名学者,在历史学、古典文学、书法、图书馆学等方面均造诣颇深,是南高师的精神领袖,“学衡派”的五大核心人物之一。近来亦颇受关注,研究渐多。但关于二者交往的情况,仅在柳诒徵的自述等相关材料中有零散记载,学界似还没有系统研究,本文就此做一梳理,并考辨史料中不确之处。
一、初识:萍水相逢嘉后学
张謇和柳诒徵的初识,至晚应在1901年,即柳诒徵在江楚编译局任职之时。江楚编译局是在清末国门洞开背景下警醒的先进人士为寻求救国良方翻译西书和编写新式教材的机构,在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下,于1901年成立,由缪荃孙出任总纂。缪荃孙字小珊、炎之,号楚芗、筱珊、艺风,近代藏书家、史学家、教育家,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1907年,江南图书馆筹备成立,缪荃孙受端方委任总办图书馆事,至杭州与丁立诚商议购买其八千卷藏书,为江南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又主持馆址选择、馆舍建造、书籍安放等一系列图书馆事务,实际上成为江南图书馆创办过程中的组织者和重大事务办理者[1]195-199。江南图书馆即现南京图书馆的前身,缪荃孙弟子柳诒徵曾任主管,并为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09年,京师图书馆筹立,缪荃孙亦是主要办理人之一,整理了部分藏书,押解江南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五十种入馆,更编有《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和《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1]202-204,为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柳诒徵能至江楚编译局任职,是由于陈善余的推荐和缪荃孙的赏识。陈善余是缪荃孙的门生,江苏镇江人,是柳诒徵的同乡,亦是柳诒徵父亲柳泉的学生。柳诒徵17岁通过童子试,有“未冠能此,可称妙才”之称,并为乡里所知,在做廪膳生员时又时常向陈善余请教学问,其聪颖好学为陈所熟知。故在缪荃孙搜罗编译局人才时,陈即向他推荐了柳诒徵。入局后,柳诒徵负责编译新式历史教材,而编成的作品中便有为学界所熟知的《历代史略》。据其曾孙柳增符《劬堂学记》载:“缪先生一见他就很器重,很赏识他的才学,尤其赞扬他那朴实无华的作风。”[2]171正是因为这种欣赏,柳诒徵不但被其招入江楚编译局任职,进而成了缪的学生。
柳诒徵任职江楚编译局时,因暂住南京,便报考了南京文正书院。此时,张謇正掌文正书院:“同时通州名人张季直先生(謇)做文正书院山长时,我应过一回考试,他就赏识我。”[2]12而据《劬堂学记》记载:“先祖由镇江到南京后,一面在缪先生任职的江楚编译局中工作,一面作文投考南京之书院。文章被尊经书院山长张謇所选中。”尊经书院(现今四川大学的前身)是1874年由张之洞创建于成都的传统书院,张謇从未出蜀,并没有出任过该书院山长[3]。此处应为误写。1901年,张謇读了柳诒徵的文章后大为赞叹,决定将柳延揽进正在筹备的新式学校,并拿去与好友缪荃孙探讨,得知此人已在缪荃孙的门下,甚为嗟叹。柳诒徵任职江楚编译局时能够拜在缪荃孙门下,得到其认可,想必是具有一定才华的,作为缪荃孙好友的张謇谅必能看到这一点。从张、柳二人以后的交往情况来看,张对柳的欣赏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外,与其是缪的得意门生不无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使得张、柳的交往更进一步。例如曾有人托张謇做一部书的序,张謇请缪荃孙帮忙找人代做,缪荃孙找的人就是柳诒徵,而张謇对柳诒徵所写之序十分满意,此后柳便得以经常去拜见张謇[4]9。
柳诒徵在江楚编译局中的很多同事都是张謇的旧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他与张謇的距离。张謇是“清末状元”,交友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界、商界、文化界以及教育界。他与清末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交往甚密。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就请张謇总办通海团练,次年又派其筹办纱厂,此后刘坤一也继续支持张謇在南通的事业。张謇有着扎实的旧学基础,文人名士如梁启超、罗振玉等均与张謇有交往,并对现在被尊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有知遇之恩。张謇与王国维的交往始于民立通州师范学校(下称通师),1903年张謇创办的通师延揽教习,经罗振玉推荐,聘请王国维任教,并委以学校行政事务。王国维任教通师时只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尚未有突出成就,但张謇对其十分信任,不仅打算与其签订三年之约,并在学校运营中多次叮嘱学校监理王康寿要与王国维商议,包括学校的课程设置和章程修订等重要事务。这成为王国维教育实践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江楚编译局总纂缪荃孙亦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受到张之洞赏识,帮助其编撰《书目答问》,在张之洞指派下任职江楚编译局、赴日进行教育考察。张謇与缪荃孙早有交集,至晚在甲午年(1894)的四月份已结识[5]。且关系颇为亲密,有大量书信材料见于《艺风堂友朋书札》,据笔者初步统计,二人交往有存的书札至少有21通[6]。除总纂缪荃孙外,江楚编译局中的宗嘉禄和范当世也与张謇相熟。宗嘉禄,常熟人,其任职江楚编译局即由张謇推荐。范肯堂,南通人,与张謇同乡,少年即结交,关于二人初交的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根据现有材料,笔者认为应是张謇年谱中所记的1869年[7]。此二人在下文将提及,此不赘述。
二、共事:戮力同心立杏坛
张謇长柳诒徵20余岁,但两人都曾经在1903年赴日本考察教育,不仅颇有心得,并都在回国后付诸实践。1903年,柳诒徵随缪荃孙赴日考察,历时两个多月,对日本教育有了直观的感受,在参观日本学校过程中了解和学习其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对日本的新式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并颇受影响,写有《日游汇编》[8]。该书记录了日本教育界精英的讲演,如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对日本教育形式和方法的介绍等。此外还列有日本学校沿革情况的表格,清晰展现了日本教育的发展轨迹,对其现有教育模式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也应该适时改变现状。柳诒徵回国后即将所学付诸实践,与友人陶宾南、陈宜甫等在南京合办思益小学堂,得到张謇的欣赏,曾誉之为“中国第一文明事业”,可见张謇对柳诒徵所办新式学堂的认可。此后,柳诒徵又与南京江楚编译局同事宗嘉禄办商业学堂。其实,早在柳诒徵赴日考察之前,就已经对日本教科书有所认可,1902年他编撰的《历代史略》出版,这本书就是以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主要参照。《历代史略》是第一本中国人编纂的比较完整的新式教科书,并被用在新式学校的历史教学中,可见柳诒徵是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接受日本的新式教育观点,并从教材的角度运用到教育工作的实际操作中。
同年,张謇也踏上了东渡的邮轮,赴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期间参观了不少日本学校,从幼稚园到高等学校皆有,也包括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和农学校等专门学校,每至一处都在其《癸卯东游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9]479-515。张謇对日本新式教育印象深刻:“参观时,直男子教室教度量衡算术、英文,女子教室教唱歌,歌以风琴为节。”[9]485张謇回国后在其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中开设音乐、体操、算数等课程;又办女子学校,把对新式教育的学习应用到教育实践中。张謇作为清末重要的实业家,本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他把对日本教育的认同直接运用到他所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学校中,以管理者的立场借鉴日本新式学校的办学形式和课程设置,并且招聘日籍教师直接授课。他与柳诒徵虽然存在社会角色的差异,对创办新式教育的实践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对日本新式教育教学方法的认同是一致的。
张謇与柳诒徵在教育事业上交集颇多,曾在商业学堂、民立通州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多次共事。张謇曾在商业学堂任监督,而柳诒徵则担任“中国商业史”和“中国商业道德”两门课的教习,并编有《商业史》和《商业道德》。柳诒徵曾说:“这个学堂曾经请张季直先生担任过监督,不久就让与黄慎之先生(思永)。张黄两先生对我之器重,不必说了。”[4]13除商科外,柳诒徵还讲授普通科目,主要是历史一门。柳诒徵旧学功底扎实,在历史方面颇有造诣,在商业学堂中讲授历史时为人称道,更是受到端方的赏识。两江师范监督李梅庵慕名聘请柳诒徵为两江师范历史教员,接替刘师培的职务:“两江师范监督李梅庵(瑞清)先生特请我兼两江师范历史教员。此席系继刘申叔(师培)之后,我就去担任了一学期。”[6]1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中所收《宣统元年(1909)两江师范教职员履历表及日教员履历表》[10],刘师培和柳诒徵都在表上,这说明至少1909年柳诒徵已经在两江师范任教了,且与刘一样担任历史教员,接替刘师培任教两江师范一事应为事实。又《柳诒徵年谱简编》中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字梅庵)因历史教习刘师培赴京膺北大聘,聘先生兼任该职。”[11]350柳曾符认为是刘师培至北大任教,李瑞清才请柳诒徵接任的说法实则有误①[12]344。关于刘师培任教北大的时间似无争议,即1917年至1919年。这就与柳曾符所认为的刘师培在1908年2月赴任北大所矛盾,且笔者查阅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谈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刘师培携妻回日本东京,且二月还在日本出席“齐民社”活动,直到十月才离开日本,且回国后即投身政事[12]242-272,因此该段时间不可能执教北大。顺便指出,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1903年,张謇在南通创立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欲聘柳诒徵任教,被柳婉拒。当时范肯堂曾劝其赴任,但柳因已在江楚编译局任职且缪荃孙待之甚厚,所以没有应聘,但曾接受张謇邀请到南通游览,张謇日记1904年正月条记载:“拜客。陶宾南、徐啸岩、陈宜甫、柳翼谋、宗受于来。”“听宾南翼谋诸君论。宾南经验最有心得,议以宗替静安。”②[9]523这证明柳诒徵在1904年正月曾至南通游览。其中陶宾南、宗受于二人都是在近代教育中有所作为且曾与柳诒徵合作开办过新式学堂的。除私人交谊外,张謇是为通师的发展邀请相关人士来通,而柳诒徵作为被邀者之一,可见张謇对他的赏识。
1915年,柳诒徵受聘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南京高等师范的前身是之前柳诒徵担任过历史教员的两江师范学堂,由江谦(易园)在1915年创办。江谦是张謇的得意门生,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是张謇成就了江谦。江谦在崇明瀛洲书院求学之时仰慕张謇大名,常去请教问学,得到张謇的指导和欣赏,张謇称赞江谦:“进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与人语,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13]此后江谦又得以求学于南京文正书院,在山长张謇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步,遂成为张謇的得力助手,在实业和教育事业上帮助张謇做出不少贡献。张謇曾经说过,自己的事业有赖于“一友、一兄、两弟子”,这两弟子之一就是江谦。江谦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后延聘柳诒徵,充分说明他对柳诒徵的欣赏和信任。除了柳诒徵自身的才华和丰富的执教经验外,可能与其恩师张謇的态度不无关系。且在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前,柳诒徵已对江谦有所耳闻并颇感敬佩:“但因到通州之便,与江易园先生(谦)相晤,江先生告我以‘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我为之极端倾倒。”[2]12
三、共鸣:心心相应主中正
张謇和柳诒徵同处一个时代,有着类似的赴日考察经历,对当时兴盛一时的新文化运动也持大致相似的态度。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改名为东南大学,而柳诒徵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成为东南大学的精神领袖,也正是在这一年,“学衡派”因《学衡》杂志的创刊而正式形成学人群体。1922年,张謇已经70岁,其所创办的大生集团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张謇忙于应对危机却仍然对学衡派有所关注。有关“学衡派”,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或说其是以反对“新文化运动”为目的的封建守旧派别,或说其是由有着丰富海外留学经验的文人们所建立的有利中华文化的派别。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后者的评价似较为公允,从其杂志的宗旨中即可看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③[14]。学衡群体的五位核心人物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其中,吴宓是贯穿《学衡》杂志始终的关键人物。1919年,吴宓接到哈佛同学梅光迪的来信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聘函后,辞去待遇丰厚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就任东南大学教职,从此一直担任《学衡》杂志总编辑,直到1933年杂志停刊。1924年,因东南大学之变,吴宓转任东北大学,一年后又任教清华大学国学院,《学衡》杂志的刊行也随之波动。在此期间,柳诒徵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包括担任南京编务处总干事及与吴宓一起游说中华书局等,为杂志的后期刊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宓和梅光迪曾先后在哈佛大学留学,并都师从白璧德,奉行“新人文主义”:“盖以彼希腊、罗马之大作者,皆能洞明规矩中节之道及人事之律。惟此等作者为能教导今世之人如何而节制个人主义及感情,而复归于适当之中庸。”[15]白璧德认为趋向选择极端是人的天性,但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是因为人们在趋向极端的时候会有反对的趋向来进行调节,就像古希腊罗马之伟大,是因为懂得中庸之道。简言之,新人文主义反对对传统的激烈破坏,但也绝不是主张倒退和不求进步的。张謇的文化思想亦与此相似,他的文化观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大动荡之中,以救国为己任,但是并不激进。他曾提出“祈通中西”,“力求精进”④[16],“提倡国粹,不废欧化”[17]106。此外,从其政治和教育事业的实践中也能看出他的中庸思想。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张謇并不主张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而是积极鼓动立宪,希望能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救国图强;面对教育改革的浪潮,他在创办的新式学校中采纳西方学制,聘任外籍教师,但是又在学校中灌输尊孔守常的思想,开设新式课程的同时不忘经学与国文课的教育。
柳诒徵是学衡派中唯一一个没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却成为了核心人物,并为《学衡》杂志后期转移到北京出版立下功劳。张謇之所以关注学衡派,与柳诒徵不无关系。现存张謇写给柳诒徵的一封信,证实他与柳氏的交往及对学衡派的认同:“前承惠《学衡》,未暇观览寻绎也。顷于日间人事纷扰之后,独处濠阳,灯下觅友,取而读之。其论新教育、论白话诗,乃无一非吾意所欲言,不意近日白门乃有此胜流群萃之乐也。望更寄全分三部,欲分与中学、师范诸校,为流行病之药。吾恶知恶风之不已侵吾域耶?得此庶以多自证,以同自卫□值。随示即可寄还。”[18]可见,柳诒徵与张謇素有往来,并将《学衡》寄张謇。张謇虽然事务繁杂,仍在夜间阅读,并引为知己,发出“无一非吾意所欲言”的感叹,对《学衡》杂志关于新式教育和白话诗等观点完全认同。信中所写的“白门”指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白门”是其正南门“宣阳门”的俗称,也因此流传下来成为南京的别称。张謇对南京最近有“学衡派”这样的学人群体感到惊讶和欣喜,认为这是一种“胜流”,并且应该广泛传播,希望以《学衡》杂志文章矫正当时鄙薄传统文化、盲目趋新之风气。张謇还希望柳诒徵能够再寄一些杂志过来,分别放到中学、师范学校中去,让他们广泛阅读,以期扫除学校中对过激的新文化运动的追从。张謇深知时下激进的追求“新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并且影响力颇大,不仅波及到社会中,也波及到自己的学校当中。对于这种现象,张謇是厌恶和担忧的,所以在看到柳诒徵寄来的《学衡》杂志后,觉得找到了改变这种风气的方法,打算将杂志的影响扩大,以期自卫。最后,张謇在信中说“随示即可寄还”,这样的话语应存于熟人之间,只有相熟才能够做到随时可以联系或寄回,说明张謇与柳诒徵是经常联系往来的,不是一般的寒暄交往。综上所述,张謇和柳诒徵的交往,不只是停留在名士之间应酬上,也不仅是相熟,而是在思想上有着共同之处,互为知音。
张謇和柳诒徵除了在学校教育、学问交流和社会观点上有探讨往来之外,在生活上也有交往。从这些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二人关系比一般士人间的交往更进一步。张謇曾经邀请柳诒徵游览南通,虽然有想聘请柳诒徵任教的因素在内,但游览之中自是有很多友朋间的生活往来,此在情理之中,不必赘言。此外,1910年,柳诒徵的母亲鲍氏病逝,这对柳诒徵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⑤[2]172。柳诒徵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和教导成人,对母亲不仅依恋感激,也很钦佩:“先妣明睿类外大父,少时记忆力极强,每岁阅历本一过,不再阅,自是举大小建,节气、建除、干支无或爽。”[4]26张謇听闻柳诒徵母亲病逝,当即作挽词,并将此事记在日记中:“晨雨。有柳母挽词,为柳生翼谋诒徵作。”[9]633挽词内容真切,除宽慰柳诒徵外,更表达了对其的理解和赞许之情,并且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颇有知己之感:“白门英彦黄论才,柳子清通众所推。母教劬从宽杖受,父书苦为凿楹开。客游顿断身衣线,孺泣长擎口泽杯。一贡成均成底事,当年我亦不胜哀。”[19]153
张謇兴办实业、教育;柳诒徵长期任教,建设公共图书馆。张謇虽长柳诒徵20余岁,但两人都曾经赴日本进行教育考察,都兴办新式学堂,在共事的学校中以管理行政者和教师的不同身份发挥作用,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在超出教育范围的文化运动中产生共鸣,跳出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浪潮,持传统文化不可废的新人文主义观点,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长远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謇和柳诒徵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辞旧迎新”的进程中相识与相知。如果说有交集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身份是促进他们关系的外在基础,那么共同的志趣追求则是他们友声相应的内在契机。张柳二人挺身以纾国难,振臂而呼自强,是传统士夫精神的彰显,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宏愿。他们的交往是和家国进程息息相关的。
注释:
①据《刘师培年谱长编》,学界关于刘师培何以任教北大的原因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或说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念旧情切,聘其至北大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或说是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刘师培,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
②“听宾南翼诸诸君论”,上海辞书出版社本作“听宾南翼谋诸君论”,今择善而从。
③简章无页码,置于《学衡》杂志目录前。
④此为今南通大学校训,出自民国三年张謇为南通纺织科和医科学校所题校训:“忠实不欺,力求精进”“祈通中西,以弘慈善”。
⑤柳曾符将柳诒徵母亲病逝和张謇作挽联时间误写为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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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佚名.学衡杂志简章[J].学衡,1922(1):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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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卷4)[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70.
[17]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卷1)[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8]刘鹏.陈三立、傅增湘等二十二人〈致柳诒徵信札〉考释[J].东方艺术,2013(3):130-131.
[19]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卷5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Zhang Jian and Liu Yizheng
Qu Yi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Abstract:Zhang Jian and Liu Yizhi are important figur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made a notice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Zhang Jian set up industries,put emphasis on education salvation,actively supported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stablished new kinds of schools.Liu Yizheng was not only the historians but also the pioneer of the Chinese library cause.he was also the educator who had a long term teaching practice.in 1901#Liu Yizheng toor office in NanJing Jiangchu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and got Zhang Jian's appreciation.In 1903,Liu Yizheng and Zhang Jian went to Japan to study education.They both devoted to the new school education after returning and had good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In 1922,Zhang Jian noticed the emerging of"Xueheng School" and agreed with its views partly because Liu Yizheng was the bacRbone of"Xueheng School". Zhang Jian and Liu Yizheng not only had the common communication circle,but also appreciated each other.Their communication further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Key words:Zhang Jian,Liu Yizheng,modern education,communication
(原载《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