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新论集萃 ●
张謇与涩泽荣一的基督教观比较
朱 江
（南通市档案馆，江苏 南通 226018）
摘 要：张謇和涩泽荣一，是近代东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各自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非基督徒的张謇和涩泽荣一，却对基督教义有独到的认识，也对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带有欣赏的态度，都对基督教人士采取亲善和帮助的态度，而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事业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关键词：张謇；涩泽荣一；基督教
张謇和涩泽荣一，两位近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分别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位先贤对于基督教的认识以及对基督教人士的态度，尚未有深入的研究。张謇和涩泽荣一，都不是基督徒，但各自对基督教义有独到的认识，也对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带有欣赏的态度，都对基督教人士采取亲善和帮助的态度，而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事业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一、两位非基督徒的基督教认识
1918年，张謇曾在尊孔会作了一次演讲。就在这次演讲中，张謇阐述了他对儒家学说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张謇认为：“孔道并非国教，孔子本无宗教性质。彼佛教、道教为上等人说法，清净寂灭而失之于空。耶教、回教为下等人说法，洗礼膜拜而失之于固。我孔子则取中庸主义，不偏不易，纯为人道。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初不藉国教而始重。如必以孔子为教主，与佛道耶回争无谓之权，反觉小视孔子。盖孔子所说，足以包括佛老耶回诸教而熔冶于一炉者也。”[1]在张謇自己看来，仅仅孔子的学说，就足以涵盖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核心内容。
具体到张謇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可以从张謇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裴义理和李提摩太的交往中看出端倪。这两位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进程中有其地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直接影响了张謇。
裴义理（Joseph Bailie，1860－1935），是美国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加拿大人，出生在英国的爱尔兰，1890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1910年任金陵大学算学教习。1911年春夏之交,江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罕见的特大洪水,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裴义理于是联合士绅，发起义农会，以工代赈，帮助流民。义农会“专为中国贫民种植荒地、自谋生计，办法甚善，至公无私”，因此得到了唐绍仪、黄兴、张謇等人的襄助。[2]购买南京紫金山荒山4000亩，雇佣难民并亲自指导他们用新法造林种地。裴义理亲自动手，并创办灾民子弟学校，传授林木种植技术，使种植质量越来越高。随着垦荒和雇工规模不断扩大，裴氏越来越感到中国农业人才缺乏，遂建议金陵大学开办农科，并得到美国金陵大学董事会的同意。1914年秋，农科开始招收本科生，这是中国四年制农业本科教育的开端。[3]1915年，裴义理又在中国倡导成立植树节。裴义理创办义农会、推动金陵大学农科设立以及倡导植树节的过程，大致与张謇先生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同时期。裴义理曾经与张謇先生多次互动，他的所作所为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一位对中国晚清政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基督教传教士。1911年3月30日，张謇与李提摩太有过一次交谈，对张謇触动极深。他在《感言之设计》中写道：“昨晤李提摩太。言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空为强，究竟有几省能试行否？猝无以应，强答之曰：或者沿江各省州县能行者，但一时不易遍及耳。李云：有三两处做模范即善，余日望之，姑为之设计。”[4]这次会晤对张謇在南通的教育与慈善事业的规划和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办了很多社会事业，如医院、学校，还把视野拓展到广袤的农村进行乡村建设。与基督教传教士的交流与交往，张謇对此深有体会，在他辞世之前一年的1925年，他认为：“佛、耶说皆近墨，而尚有伦常，且其意在度世牖民，而其说主福田利益，蚩蚩易晓，故忧世君子，有时取焉以济孔孟之教之术之穷。”[5]福田是佛教里的概念，“田”含有长生和收获的意思，“福田”即可生福德之田。佛教认为，凡敬待福田（佛，僧，父母师长，悲苦者）即可收获功德福报。张謇认为基督教的各项事工，如同佛教所说的“福田利益”，而且很好地弥补了孔孟学说的不足。这是张謇对基督教社会作用的主要认识，也导致他采取了亲近基督教的态度。
与张謇相似，涩泽荣一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他自己这么说：“至于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于儒家之道，把孔孟的教导作为贯穿我一生言行的指导。我相信，重视忠信孝悌之道是人格养成的最权威方法。”[6]涩泽荣一固然把儒家之道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但并不排斥宗教对人格养成的作用，他认为：“人格养成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借助信仰佛教来修养，有人则通过基督教这个方法来修养。”[7]同时，涩泽荣一认识到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有其社会的作用。涩泽荣一这样描述他所处时代的日本：“现代年轻人最切实需要的就是人格修养。明治维新以前，社会上比较盛行道德教育，然而随着后来西方文化的输入，日本思想界逐渐发生变革，以致今日几乎沦落为道德的混沌时代。我指的是，现代年轻人把儒学视为陈旧的事物而加以排斥，不愿意去充分学习和理解。与此同时，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为普遍的道德约束，而明治时代也没有另行确立新的道德体系。”“世界各发达国家人民几乎都有宗教信仰，而且树立起了一整套道德规范。相比之下，唯有日本处在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8]
涩泽荣一重视忠信孝悌之道是人格养成的最权威方法，他进而指出：“概言之，忠信孝悌之道是构成‘仁’的基础，是一个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一日都不可缺的要事。”[9]对于《论语》教导的“仁”和基督教宣扬的“爱”，他理解为殊途同归，两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两者间还是存在着主动和被动的区别。比如，基督教讲的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凡己所欲，必施于人）’，而孔子则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相反的方面进行说教。”[10]尽管如此，涩泽荣一还是认为：“作为宗教或是经文而言，耶稣的教导颇佳，但作为人类应守之道来说，孔子的教诲则更为合适。”[11]
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在一个“爱”字里。[12]这与儒家的“仁”有共同之处，决定了儒家与基督教有着共通之处。观察张謇与涩泽荣一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基督教积极从事社会事务、为社会文明进步所作贡献这个方面。具体而言，张謇关注的是基督教通过事工对社会的推动；而涩泽荣一在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主要是道德层面对人的作用。
二、各自与基督教人士的频繁互动
张謇与涩泽荣一对于基督教的欣赏态度，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与基督教人士，特别是与西方传教士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是19世纪初产生于美国西部的一个新教差会，1880年代进入中国。1905年4月，基督会的约翰逊（John Johnson）和丹尼伯格（D.E.Dannenberg）两人在南通花了3个礼拜的时间修缮了租住的房屋，10月31日，两个家庭到达南通，这是南通第一批外国居民。由此，南通成为基督会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地区。基督会在南通的工作是传教、医疗和教育三位一体的。
基督会是南通西医早期的传播者，还开设了专门培养护理人员的南通基督医院护士学校。1907年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查普曼（C·C·Chapman）捐资5000美元，基督会在通州西门外河西街购地建造查普曼纪念医院，1912年10月医院建成并开张，可惜由于缺乏医护人员，查普曼纪念医院1913年下半年无奈关闭。在南通传教士的强烈呼吁下，1915年底美籍医生海格门从南京来到南通，次年10月南通基督医院重新开业，张謇及南通的地方政要出席开业仪式，张謇还发表了讲话。
基督会原先在南通的教堂破旧不堪，于1918年经过整修后焕然一新。11月3日，张謇在小教堂致辞，发表他关于基督教宗旨和计划的精湛演说，也表达了对教堂发展、对南通工作进展的喜悦，同时希望更多有文化、有影响力的人士走进教堂，襄助教会工作。[13]
与此同时，对于张謇的支持和欣赏，基督会投桃报李。在南通的基督会负责人高诚身（Frank Garrett)，一直与张謇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并且经常参加张謇组织的大型集会。1920年6月5日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抵达南通，先后举行了三场演讲。离开南通的前一天（6月9日），高诚身邀请杜威全家午餐，同时邀请了张謇夫妇和张詧、张孝若等人陪同。1920年高诚身受张謇和张詧的邀请，参加了南通几所学校的联合毕业典礼，还做了主题为“进步、谦逊以及团结”的简短发言。[14]类似活动还有不少，如1923年5月9日南通各社会团体和学校的国耻纪念会聚会、1923年5月16日南通代用师范学校20周年纪念会、1925年6月6日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学生讲演会等，高诚身在后两次集会上还发表了演说。
相比张謇主要与美国基督会的交往，涩泽荣一与基督教人士的往来则广泛得多。根据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会编纂的《涩泽荣一传记资料》记载，与涩泽荣一有联系的基督教机构，有万国学生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世界主日学校后援会、夏威夷基督教青年会、财团法人日本主日学校协会、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复兴建筑资金募集后援会、旧金山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东京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日本基督教联盟等，地理上涵盖了日本境内外。涩泽荣一与基督教机构之间的来往，主要体现在参加和组织相关的会议基督教会议、接待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赞助基督教机构的活动和建设。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中，涩泽荣一参加基督教有关会议、发表讲话的最早一条记录是1907年4月5日，由东京市工商业者主办的第七届万国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参加者欢迎会，在芝公园内的三缘亭举办，涩泽荣一代表主办方发表了欢迎辞。涩泽荣一还促成了1920年第八届世界主日学校后援会在日本举办。1913年3月22日，涩泽荣一招待了世界主日学校后援会H.J.海因茨一行，提出了希望1916年的世界主日学校后援团大会由东京主办。在该年于苏黎世举办的第七届世界主日学校后援团大会上，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10月27日，成立了日本主日学校后援会，涩泽荣一担任副会长，还设立了第八届世界主日学校后援会大会筹备机构，由涩泽荣一指派委员。1915年6月28日，涩泽荣一出席了在总理大臣官邸举办的世界主日学校后援会评议员会议，决定了第八届世界大会的会期及经费等事项，此后屡次出席各类筹备会，尽力促成大会的举办，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大会延期举行。1920年10月5日，原定的东京站前的会场因火灾被烧毁，第八届世界主日学校后援会转移至神田基督教青年会馆及救世军大本营，举行大会的开幕仪式。涩泽荣一出席致欢迎词并作了演说。7日，会场移至帝国剧场，大会举办到14日为止，其间，荣一作为后援会副会长为大会顺利举办做出种种努力。[15]
涩泽荣一与不少国内外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保持着友谊。如日本基督教联盟会长小崎弘道，涩泽荣一支持该联盟出席世界基督教联盟主办的世界宣教大会（1928年耶路撒冷、192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16]在国外基督教人士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涩泽荣一与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的三代领导延续着友好的交往。1907年4月18日，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访日，涩泽荣一等人作为发起人在东京市会议事堂举办了欢迎会，发表欢迎辞。4月20日，涩泽荣一带领威廉·布斯参观了东京市养老院，之后在飞鸟山邸以慈善研究会的名义举办欢迎会，作为总代表致欢迎辞。1912年8月29日出席了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内举行的威廉·布斯的追悼会并做演讲。1926年，救世军领袖、威廉·布斯的弟弟布拉姆韦尔·布斯访日，受到了涩泽荣一的热情接待。1929年，新任救世军领袖、威廉·布斯的女儿本杰琳·布斯访日4周，涩泽荣一11月13日在飞鸟山邸宴请，11月24日涩泽荣一还将其手抄的威廉·布斯来访时的欢迎词作为礼物馈赠。[17]11月26日，本杰琳·布斯发电报，向涩泽荣一道别，29日涩泽荣一回电。[18]1930年3月6日，本杰琳·布斯给涩泽荣一的信里，感谢涩泽荣一“给了我与许多年前给予我已故父亲同样的厚遇，我感觉仿佛沿着我父亲的足迹、享受着父亲的经历。”[19]从涩泽荣一4月26日给本杰琳·布斯的回信中可以得知，本杰琳·布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访日观感，对此涩泽荣一认为充满了“同情、欣赏和理解。”[20]
对于基督教机构经济上的困难，涩泽荣一给以了很多的帮助。1911年，威廉·布斯访日时，提出设立贫民医院，荣一作为发起人，协助募集了8000日元捐赠金，以后涩泽荣一多次给救世军捐款。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在关东大地震中被毁，1926年重建工作提上日程。涩泽荣一多次出席有关资金募集的会议，并捐赠了5000日元。1927年为东京基督教女子青年会会馆建设，捐赠1000日元。1928年为旧金山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建设事宜，涩泽荣一筹措到捐款23500日元。1928年和1929年，涩泽荣一分别捐赠500和2500日元，供日本基督教联盟派员参加世界基督教联盟主办的世界宣教大会。[21]
三、借助基督徒的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张謇与涩泽荣一对于基督教的欣赏乃至帮助，固然是对基督教义的认同，但也有其现实的考量。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共同点，就是希望通过基督教的传播，提高本土人们的道德水平。而在操作层面，都是希望借助基督教人士的力量，对各自的事业起到帮助和促进的作用。
涩泽荣一曾经四次访问美国，分别是1902年、1909年、1915年和1921年。1915年在美国期间，涩泽荣一与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1838-1922）的会面很有趣味。沃纳梅克1875年开办了美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后来还担任美国邮政部部长。沃纳梅克除了让涩泽荣一参观他的商店外，还带涩泽荣一去看了一所主日学校、请涩泽荣一在一个妇女《圣经》研究会演讲。期间，沃纳梅克当面劝说涩泽荣一放弃对孔子的信仰，改信基督教，搞得涩泽荣一非常尴尬，一时难以做出回答。[22]回国后，涩泽荣一给沃纳梅克回复了一封短信，信中主旨为：“我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也许就不需要强迫我改换信仰了吧。”[23]正如基督徒评价张謇时说：“这些老一辈的人自己不会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对于基督徒所作的工作表示欣赏，也愿意频繁出席基督徒组织的各类活动。”[24]
在美国期间，沃纳梅克曾问涩泽荣一，为什么不是基督信徒，却为世界主日学校大会尽力斡旋。回国之后，涩泽荣一在访谈中这样认为：“我虽信奉儒学，但认为此事有助于本国国民道德的进一步提升，所以愿意为世界主日学校在日本的设立而尽绵薄之力。”沃纳梅克和涩泽荣一谈话中还问到：“不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到底理不理解道德为何物，是不是认为没有信念这种东西？”涩泽荣一觉得对方言语无意中流露出些许侮辱的意味，对此他解释道：“我认为物质文明必须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首先推动道德提升，在这点上我信奉的儒学和基督教一样，教导大家不能单执念于自身的利益，也要关注他人的利益幸福。”沃纳梅克对涩泽荣一的解释表示满意，认为两人虽信仰不同但想法是一致的。[25]
无独有偶，张謇也强调了基督教对人格提升的作用。基督会的传教士华莱士Ｃ.培根是这样描述张謇的：“不久前的一次宴会上，张謇说，中国最急需的是那些有崇高品质和领导力的人，他进一步阐述说，需要祈祷上帝的帮助来获得这样的人。在这之前他还说过，中国需要上帝和耶稣的知识，没有这些，中国是无法如愿地向前发展的。这些言论不代表张謇是个基督徒，但的确说明他有些欣赏基督教在培养人格方面的价值。最近他任命一位女基督徒作孤儿院的负责人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位基督徒担任了济良所的负责人，监狱的监管也有一位基督徒。五位基督徒（其中四位是留学生）在农校担任教师。张謇让最优秀的一批中国人和一个传教士共同掌管慈善资金。这些都是出于对基督徒的美德的信任。”[26]
张謇与涩泽荣一对于基督教的认同乃至支持，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宗教的因素。对此，Georg M﹒Oshiro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涩泽荣一对于一些基督教组织的多年支持，取决于两个原因。首先是源于涩泽荣一的爱国主义，涩泽荣一认识到通过基督教可以与西方国家保持自然的联系，也可以赢得海外的朋友，这有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对于基督教，涩泽荣一不仅从宗教的角度，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待，传教士的身后站着他母国的教会、家庭和朋友。涩泽荣一晚年从事民间外交，为此不仅与基督教人士交谊，与一些笃信基督教的名流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除了沃纳梅克，他还与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食品大亨亨利·海茨（Henry Heitz）等美国商人联系密切。其次是基督教从事的各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事工，得到了涩泽荣一的赞赏。[27]涩泽荣一访问美国期间与沃纳梅克交流时，也提及了这一点：“其实在古今中外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人们不仅为自身的利益幸福而工作，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幸福工作的话，一定是件非常值得光荣的事情。”[28]
张謇在南通进行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并将实业、教育和慈善作为其核心内容。通过举办实业，将其中的部分利润连同他自己的积蓄，投入到教育和慈善事业中去。但这样的投入，与张謇宏伟的计划相比，毕竟还是捉襟见肘。因此，张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他的事业中，一起来建设他理想中的新世界。美国基督会是以医疗为先导进入南通的，日后也始终是以医疗作为传教的主要辅助手段。基督会的出现，或者说是基督会带来的西医，吸引了张謇先生的视线。相对南通医疗资源的不足，基督会显然是个有益的补充。
深感南通实业的发展匮乏英文与化学人才，张謇向基督会提出能否办一所侧重培训这两方面技能的职业学校。“张謇迫切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满足他在南通推广的诸如肥皂制造、墨水制造等实业的需求”。[29]这个建议得到了基督会的响应，英化职业学校1919年招生，1920年秋迁入西门外望江楼北首新校址。作为对基督会支持的回报，张謇同意在其所办的各个学校接受基督教徒，还同意传教士到他办的学校去传授基督教义。英化职业学校成为南通教育体系中独特的一面。
张謇与基督会关系密切的另一大原因，在于通过基督会成员扩大其事业的社会影响。张謇地方自治实践，是为了将南通作为一个实验，进而推广到全国。他非常注意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向外籍人士进行宣传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因为张謇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人员有着期待，同时西方人的舆论支持对他的事业是有帮助的。张謇除了热情接待来访的外籍人士，也看重外文报刊对南通的宣传。《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士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等英文报纸长期关注南通。张謇甚至通过南通县商会，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布南通的广告。由南洋兄弟公司选派留学哈佛大学的陈其鹿在《游美随笔》里就提及：“南通州为江苏六十县模范自治区域，模范县Model City之名，已啧啧于美人之口。大概美人之知东亚状况者，自此间发行之《亚细亚日报》及上海发行之《密勒氏评论报》得之者为多。”[30]
而在南通的基督会成员则是英文报刊对南通宣传的推手。一方面他们与这些报刊的编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报道的导向有着引导作用，如高诚身就与《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交往密切。鲍威尔后来一度担任《大陆报》的主编，1925年8月曾致信高诚身，就次年中国与列强有关修改条约事宜，有关中方提出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征收关税中国有完全自由主权、实行治外法权”的要求，请高诚身征求南通人士意见，以便汇集成书，交列强与会代表作参考。10月3日，张謇就此致信高诚身，阐述自己的主张。[31]另一方面，高诚身、高诚身夫人白美华等，也是南通报道的写作者，由于他们长居南通，兼具第三者的身份，所以他们的文章非常客观。美国基督会出版的《世界召唤》（World Call）杂志创刊于1919年，终刊于1973年，是一本反映基督教在世界各地传播情况的月刊，1919年至1927年间发表有关南通的文章20篇，其中就有7篇文章和3张图片涉及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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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Study of Zhang Jian's Christian View with that of Shibusawa Eiichi
Zhu Jiang
(Nantong Archives Bureau, Nantong, Jiangsu, 226008)
Abstract: Both Zhang Jian and Shibusawa Eiichi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in modern East Asia,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Though not Christian, they had unique understandings about Christianity, and took the attitude of goodwill towards Christian social welfare and Christians, who in turn promoted their undertakings in the end.
Key words: Zhang Jian, Shibusawa Eiichi, Christianism.
（作者简介：朱江，南通市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