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謇行致远”公众号  2026年8月27日）

2026年5月30日，张謇研究中心换届刚结束，就在南通市图书馆主办了《张謇感到中国》读书会，我就部分内容做了解读，并回答了听众相关问题，后又把解读内容整理成《政商之间——我心中的张謇（一）》一文。该文在主流媒体及自媒体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与点赞，留言与转发较多。

《政商之间》一文主要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张謇这个人的综合性、多样性、特殊性与唯一性。就综合性而言，张謇是清末民初横跨官绅商三界的复合型历史人物，与单一的官员、商人、士绅不可同日而语。就多样性而言，张謇的事业既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艺文等多方面，仅《张季子九录》一书就有九大部分，又涉及全国与地方多个层面，集全国性作为与区域性贡献于一身，曾被一些学者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就特殊性而言，张謇又不同于一般的官、绅、商，作为名士，自带“天子门生”光环，但并不高谈阔论、眼高手低，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作为商人，具备企业家特质，但不单纯逐利，更不奢侈性消费，而是热心社会事业，做成了诸多“中国第一”；作为官员，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气，也不醉生梦死，更不躺平，而是抓住难得窗口期，干成了一件件大事难事，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诸如牵头制订民国初年二十多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等。就“唯一性”而言，在近代百年风云中，在偌大的中国，很难找出第二个张謇。“这种“综合性”“多样性”“特殊性”“唯一性”的有机融合，就是张謇这个人的鲜明标签，也是张謇的历史地位，更是电视片《江海潮生》吸人眼球的秘诀之一。

今年是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张謇研究中心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张謇与“南通模式”》一书，我主要承担该书的第三部分的写作任务，即张謇与农业现代化。为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我再一次研读了《张謇全集》及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完成了《张謇与农业转型》《张謇与盐政改革》《张謇与废灶兴垦》《张謇与水利事业》等章节初稿，正在核对原文、修改润色中。

研究的过程也是发现与再发现的旅程。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张謇的社会角色是多变的，在官绅商之间自由切换；张謇的人生舞台也是丰富的，有时居庙堂之高，有时又处江湖之远；张謇活动的历史场景又是易变的，有上海的十里洋场，也有杂草丛生的荒滩，还有机器轰鸣的车间等。在这多变易变的后面，张謇的心路历程虽然曲折丰富，但精神内核基本不变。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张謇的价值追求与人生态度。在这种精神内核的支撑下，张謇以“不变应万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践行了“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的诺言，乃至逝世百年后仍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士是张謇的人生底色，也是那个年代所有学子脫颖而出的必由之路。张謇蹉跎科场几十载，耗尽了大把的青春时光，终于摘取“天子门生”的桂冠，完成了阶层跃升，由农家子弟上升为“四民之首”，为以后的角色变化、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商是张謇的社会角色，也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时代感召下，张謇放弃了可能的高官厚禄，毅然由士入商，创办了大生纱厂，又由工业到农业，缔造了名噪一时的大生企业集团，支撑南通早期现代化艰难起步。这一壮举在世人眼中为坠落，即由“四民之首”坠入“四民之末”，在张謇心中为“舍身饲虎”，在历史叙事中表述为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官是张謇在体制内的位置，也是管理社会的平台。张謇获得商部头等顾问（三品）顶戴、后又出任实业总长、农林工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两淮盐政总理等职。在这些岗位上，虽然时间有长有短，作为有大有小，但都勤恳廉洁，事业有成。

绅是张謇在地方上的影响与声望。张謇辞官后，禀持“村落主义”的情怀，推行地方自治，打造“新世界的雏形”，建设“模范县”，赢得一生的高光时刻。辛亥革命时期南通和平光复、苏浙战争期间南通免于战火，都与张謇奔走斡旋有关。

与社会生活的角色、舞台、场景多变易变不同，张謇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变的，一以贯之的。走进张謇的精神世界，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终身学习。张謇青少年时期就是学霸，中年得以高中状元。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学习，而是结合时局变化与事业需要，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与科学，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如1903年，张謇到日本实地考察围垦、工业、农会、制盐、农业等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制订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工作方案。晚年的张謇眼睛有些老花，仍在学习棉花种植技术与水利筑楗技术。

——系统思维。张謇的思想方法不同于线性思维，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结构性等特征。如在设计中国盐政改革方案时，张謇统筹考虑盐业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等各方诉求，提出了“利国、便民、保商”的工作思路。

——现代意识。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张謇逐渐形成了现代意识，如成本意识、自由贸易、技术创新、市场手段、法治精神等，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如张謇在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就实施六大创新，包括组织形式、要素投入方式、经营机制等内容，并首倡把日本农会办法引入中国。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謇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信奉儒家“民本思想”，扛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大旗，践行“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即便“舍身饲虎”也义无反顾。张謇能办成了那么多“中国第一”，就是社会责任感的有力佐证。

——独特的人生态度。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要么做官，要么归隐，把入世与出世对立起来，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张謇身上，入世与出世又是统一的，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内心淡泊与担当作为融为一体。一方面，张謇入世很深，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救国济世，用实干承担时代责任，创造了诸多业绩；成为大商人后，张謇仍自许“言商仍向儒”。另一方面，张謇出世又很早，既看淡官场名利，常说“愿做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又淡泊功名富贵，不敛财，不追求个人财富，实业所得转投社会事业。如张謇六十大寿时，所收贺礼悉数用于社会事业。当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入世与出世的成色有所区别，中青年时期，以入世为主，信奉儒教；年老后，特别是七十岁以后，又以出世为主，泛舟水上，寄情山水，赞扬道教、儒教。

张謇曾说“謇之为是，欲使所营百利，副各股东企业之心，而借各股东之力，以成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这就是张謇的内心告白，也是“多变”与“不变”有机统一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