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8）》·论文精选 ●
1904年张謇推动清廷立宪的努力
彭 剑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张謇1903年赴日考察后，决定要设法让光绪皇帝知道宪法的重要性。1904年，张謇组织翻译出版《日本宪法》和《日本宪法义解》。通过任职内务府的赵小山，张謇使慈禧太后看到了《日本宪法》。通过面赠《日本宪法义解》，张謇和铁良讨论了宪法问题。同年，张謇试图将讽劝清廷制宪的话写进翁同龢遗折，但未能如愿。他还代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了一道主张制宪的奏折，但也胎死腹中。张謇觉得，自己在1904年的努力，对1905年清廷作出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张謇 赵凤昌 张之洞 预备立宪 五大臣出洋
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次年，宣示“仿行宪政”国策。学界早已揭示，此次改革的出现，与日俄战争有莫大关系：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各种政治力量不但将其视为一场立宪国与专制国之间的战争，且努力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张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刊印《日本宪法》、代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草拟立宪疏稿。[1]不过，细察张謇留下的文献，发现他对宪法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日俄战争爆发之后，而始于之前。日俄战争期间，他确实有很多促进立宪的努力（不止学界已揭示），但似乎不全是因应战争，而是在实践自己早已定下的“为圣主告”的目标。他的这些努力，对于深化理解预备立宪相关问题不无裨益。
一、要设法让皇上知道宪法之益
章开沅的研究早已告诉我们，张謇对君主立宪问题的关心，是在他赴日考察之后。[2]张謇赴日，发生在1903年。考察的主题是农工与学务，但收获却超出了主题。回国不久，他就给他的一位朋友、大学问家沈曾植写信，主题居然是“论世界宪法”。[3]可惜，我们未能找到这封信，无法知道他对“世界宪法”提出了什么高见。我们只能推测，他所说的“世界宪法”，大概相当于“各国宪法”。
也许张謇那一年除夕的日记更值得关注。他由蒯光典的一封来信，发表了一通感慨：
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4] 577
其实，蒯光典的信并未涉及宪政，而是讨论实业的，只是提到，某一实业，应该由北洋大臣提出，南洋大臣则“不足与有为”。张謇却由此生出一番悲感，联想到日本，虽然只有南洋的一半那么大，但发展实业和教育三十年，俨然成为强国，而南洋则被束缚了手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南洋如此，整个中国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张謇认为，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与日本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国家体制不同造成的。中国专制，日本则实行宪政，这才是导致两国强弱悬殊的根本原因。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太重要了。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却没有人向皇上进言，真令人痛心，令人愤恨。
不过，张謇没有停留在“痛”“恨”的层面。在那年除夕夜，他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采取措施，想方设法让他心中的“圣主”光绪皇帝知道宪法的重要性。
二、直达内廷
张謇为了上达天听，决定从多方面入手。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端，一则翻译出版日本宪法及相关文献，设法向高层传播，二则劝说重要官员，使其赞成立宪，借他们的口影响君上。
在翻译日本宪法文献方面，最早印出的是《日本宪法》，于1904年农历六月出版。张謇有一位好友赵凤昌，是他的重要政治盟友，《日本宪法》的出版，有赵凤昌的一份功劳。赵凤昌认识一个叫做赵小山的人，在内务府任职。内务府是清廷专管皇家事务的机构，直接内廷。并且，赵小山本是醇王府的人，因擅丹青，绘制了颐和园全图，被奕譞进献给慈禧太后，颇得慈禧赏识。[5]这就不难理解，赵凤昌给赵小山寄了12册《日本宪法》之后，赵小山能够将书“径达内廷”。
听说慈禧太后看了这本书之后，在召见军机大臣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句：“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而此时的军机大臣，毫无宪法知识，因此听了慈禧太后这句话，相顾无言，“不知所对，唯唯而已”，场面相当尴尬。
老太后口里蹦出来“宪法”二字，这对军机大臣刺激不小。识时务者赶紧补课。很快，瞿鸿禨就叫他的七弟到上海，委托赵凤昌，帮忙选购宪法类书籍。他们根本不知道，赵凤昌乃是参与刊印宪法的重要分子。赵凤昌后来将此事告诉张謇，两人相视大笑。
以上故事，出自张謇自订年谱。讲完了以上情节，张謇发了如下一句议论作结：“枢臣奉职不识古义，莅政不知今情，以是谋人家国，宁有幸乎？”[6]1020
这是一个批评当朝枢臣的结语。但其实作为对刊印《日本宪法》一事的小结，则应该说，这本书的效果相当不错。虽然在进呈的过程中充满了变数，令张謇一度心灰意懒，但终于有个好结果，引起了慈禧的重视。[7]虽然“圣主”未必由此知道了宪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是，“老佛爷”批览过此书，比“圣主”看过更有意义。因为戊戌之后，慈禧再度临朝，大清的国是，还是要靠“老佛爷”拍板的。并且，老佛爷还对枢臣说了“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的话，表明她对宪法产生了一些好感。枢臣们听了，虽然一头雾水，但对老佛爷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这就促使他们手忙脚乱地学习宪法知识。说刊印《日本宪法》一事造成了朝堂内外一次小小的学习宪法的热潮，大概不算过度解读。
因此，虽然从张謇所写的结语，望文生义地去理解，一定会觉得张謇对枢臣的无知义愤填膺，心情很不好，但若联系上文，则可以断言，他的心情其实好极了。揶揄枢臣，正显示了他的得意。
三、与铁良谈宪法
《日本宪法》出版前后，《宪法义解》一书的印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是主持制定日本宪法的伊藤博文的作品。在存留至今的张謇写给赵凤昌的信中，可以看到张謇曾多次催问印制该书的进程。如7月12日问：“《义解》印成否？应早成矣。”[8] 132次日又问：“印书成否？”“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9]133 16日信中写道：“日盼印成之书到眼。”[10]用语简单，心情急迫。
两个月后，《日本宪法义解》终于印出来了。[11]因为《日本宪法》开了个好头，张謇当然希望《日本宪法义解》也取得同样的好结果，因此继续走上层路线，对权贵甚至是深宫施加影响。[12]
《日本宪法义解》没有引起深宫的重视，但是，也不是毫无结果，至少引起了一位满族高官铁良的关注。
那年秋，铁良奉命南下巡察。张謇本来没有想到要去拜访他，但是，中秋节的前两日，他得到消息，铁良要与他一晤。[4]595于是，张謇决定采取主动，于中秋那天拜访了铁良。这次拜访，对铁良印象不错，觉得他“言论甚明爽，不减陶斋，而凝重过之”。陶斋，即端方，清末满人中的翘楚。张謇觉得铁良比端方还要稳重，可见评价之高。[4]595
看铁良是个明达之人，两天之后，张謇送了一期《日本宪法义解》给他。[4]595又过了一个星期，估摸着铁良应该读得差不多了，并且，铁良也接到谕旨，要赶紧回京了，张謇又去拜访他，“与之谈宪法”。[4]596
张謇和铁良究竟谈了什么，因为文献无征，不得而知。在其后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里，留下了这样的话：“铁侍郎居然能争赔款用金，且愿研求宪法，亦难得也。”[13]看来张謇对于这次晤谈相当满意。
四、翁同龢遗疏之迷
张謇自订年谱1904年条下有如下一句：“五月十七日，省翁尚书病于常熟南泾塘第，归后闻翁尚书二十日卒。”[6]1020观此可知，翁同龢去世前数日，张謇曾经登门省视。但所谈内容，没有交代。
不久后（7月12日）写给赵凤昌的信中，张謇对省视时所谈有所介绍：“十七八日与松禅老人谈两次，颇及宪法，老人极赞，亦以为非此不可救亡也。”[8]132松禅是翁同龢的号。原来，张謇此次省视，在翁同龢病榻边交谈了两次，并且，涉及宪法问题的还颇多。在交流中，翁同龢提出不定宪法，无法救亡。
在写这封信的次日（13日），张謇又有一函致赵凤昌，信中谈及推动宪政改革有希望时，提到了翁同龢的遗疏：
此事消息不恶。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常熟遗疏中有此语，是病榻所谈。此老毕竟有心。公秘之。[9]133
这里所说的“此事”，指他们正在进行的推动清廷立宪一事。“此语”，当指翁同龢遗疏中主张宪政改革的语言。张謇特别强调：“此语”是翁同龢在病榻所谈。联系到前一日的信件，几乎可以断言，“此语”是强调要制宪以挽救危亡的。
那么，为何要赵凤昌保密？
五天前（7月9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得翁宅讣，二十一日子正松禅师易箦。遗命以自挽联属书，又令草遗疏。”[4]585日记中说翁同龢死于7月4日，与前引自订年谱中所说的7月3日相差一日。这一差别，应该是由去世的时刻造成的。据此处所载，去世时间是4日子时，这个时刻，人们习惯上会称为3日深夜。
此处所提示的翁家请张謇代翁同龢草拟遗疏一事，值得重视。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中支持康有为一派，对宪法问题可能早有关注。因此，我们不能说他去世前与张謇所谈宪法问题是受张謇启发。但是，张謇那时正在花大力气推动政治改革，因此，可以想象，那次省视时所谈宪法问题，应该是由张謇挑起。张謇在翁同龢病榻旁谈起此事，引起翁同龢的悲感，发出不进行宪政改革就无法救亡的浩叹。数日后，翁同龢去世，其家人请张謇代笔起草遗疏，张謇乃决定将此事写入。因此，翁同龢遗疏中的政治改革主张，多少有点用翁同龢的口气传达张謇主张的意味。而作为当今“圣主”的帝师，翁氏遗疏无疑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于是，张謇借助翁氏的口气，可以达到“为圣主告”的目的。
至于他要赵凤昌保守秘密，应该是其时距他受托起草遗疏尚只有五日，可能尚在酝酿中，至少还没有公开，不可轻易外漏。
那么，翁氏遗折究竟是怎么说的？
遗折全文只有两百多字，涉及未来政治的，只有如下一句：“所愿励精图治，驯致富强”。[14]从这几个字，实在看不出翁同龢在劝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推行政治改革。张謇写给赵凤昌信中的“此语”哪里去了？
很有可能，张謇在受托代拟遗疏之后，眼前一亮，自认为抓到了一个“为圣主告”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将翁同龢临终前在病塌所谈非宪法无以救亡等话写进去。并且，他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因此虽还未能得到翁氏遗族的认可，便告诉赵凤昌，翁同龢遗疏中“有此语”。但是，将疏稿送到翁家之后，却遇到了麻烦。翁同龢在戊戌年以推动变法而遭贬斥，这对翁家人而言，记忆犹新。数年过去，社会上又出现了政治改革的呼声，但是，朝廷的态度并不明朗，万一因为在遗疏中说了不讨“老佛爷”欢喜的话，死后遭遣，受损害的，就不仅仅是死者的清誉，还有生者的前途。于是，“此语”被翁家人删去，改成了不痛不痒的“励精图治，驯致富强”八个字。
于是，张謇借助翁同龢之口将宪法之益上达天听的愿望落空了。
五、为江楚起草立宪疏
张謇自订年谱1904年条下有如下一段：
四月，为南皮、魏督拟请立宪奏稿，经七易，磨勘经四五人，语婉甚而气亦怯，不逮林也。[6]1020
这里记载了一件他自己评价不高的事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立宪奏折。所言他代拟的奏折赶不上的那位“林”，是林绍年，时任云南巡抚，于本年初和云贵总督丁振铎一起致电军机处，请其代奏，提出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15]此外，在同一年晚些时候，林绍年又单独递了一份奏折，明确提出要“改专制为立宪法”。[16]
代张之洞、魏光焘起草立宪奏折一事，张謇在日记中提供了较多细节。
还在5月，此事就已经酝酿了。
5月8日：“诣邵阳、南皮。”[4]583邵阳，魏光焘，时任两江总督；南皮，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那一段时间，张之洞为了办理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事，常驻南京。[17]因此，张謇拜见魏光焘和张之洞的地点，都在南京。
11日，张謇又试图拜访张之洞，后者外出，未见着。[4]583
8日张謇拜见两位总督的时候谈了什么，11日拜见张之洞的目的又是什么？日记简略，全无交代。但此时张謇心中已经装着要设法将宪法之益“为圣主告”的心事，拜见主题很有可能与此相关。
在这两次拜访中间，10日的日记写道：“蒯礼卿来说立宪事，谈甚久。”[4]583蒯礼卿，即蒯光典，张謇在事业上的好友。张謇在癸卯年除夕的时候决心要将宪法之益“为圣主告”，就是受了蒯光典来函的促动。而这次蒯光典来访，两人就立宪事宜，谈得似乎很投机。两位交流立宪，当然跟他们在这方面有共同话题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可能因为张謇正在推动两位总督参与此事？
至于第二次拜访张之洞之后的翌日（12日）所记，则似乎可以确定，张謇之拜见魏光焘、张之洞，确实是为推动政治改革。日记写道：“由邵阳抄示丁、林请变法之电奏，敢言之气当为本朝第一。”[4]583张謇第一次看到丁振铎、林绍年的奏折，是由魏光焘抄示的。如果不是正在酝酿与立宪有关的事宜，魏光焘为何要将丁振铎、林绍年的奏折给张謇看？
张謇看到丁、林奏折之后的第二天（13日），张之洞来找他了，“复谈立宪”。8日之后，二张再未见面，这次相见，谈了立宪，并且是“复谈”，足证8日张謇拜见魏光焘、张之洞的时候谈了立宪。不过，张謇对张之洞这次“复谈”不甚满意，评曰：“其论亦明，其气殊怯。”[4]583
大概觉得张之洞不足与谋，张之洞来访的次日，张謇去向他辞行。但是，张之洞却似乎欲有所为，因此请张謇再留几天。[4]583
再往后，就进入到草拟奏疏的阶段。15日，魏光焘宴请张之洞于粮道署，请张謇作陪。[4]583席间可能有所商讨。
起稿很快。17日，日记中就留下了“与礼卿定稿”数字。[4]583次日，张謇又记道：“以稿示聚卿、菊尊、少亮、蕃实诸君，属各以所见磨勘之。”[4]583聚卿、刘世珩，曾赴日考察，思想开明。[18]菊尊，朱恩绂，熟悉兵工等洋务。[19]少亮，章钦亮，日本中央大学专门科法律毕业。[20]蕃实，魏允恭，系《海国图志》作者魏源的从孙，时为江南制造总局总办。[21]这几位，都参与了奏稿的修订事宜。
到20日，“稿已三易”，张謇乃将其“抄送邵阳”，送给魏光焘过目。[4]583张謇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于次日动身去上海。[4]583
到上海后，他惊讶地发现，《中外日报》刊载消息，说南京正在“议宪法”。他很生气，写道：“不知伊谁漏言，报即滥载，徒使政府疑沮，无益于事。”[4]583乃于22日跟各报馆打招呼，请他们不要乱说话，免得坏了好事。[4]583
对奏稿的修改工作也还在继续。到6月10日，奏稿已经修改了七回。[4]584 11日，“再酌前稿”[4]584 12日，“与竹君、蛰先重酌前稿”。[4]584竹君，赵凤昌；蛰先，汤寿潜。汤寿潜也是一个热心宪政的人，1901年就写了一本《宪法古义》，1904年则配合张謇，试图运动军机大臣瞿鸿禨，使其赞成立宪。[22]
19日，赵凤昌又有新发现，于是又对奏稿做了一点修改，“至是十易矣”。[4]584
由以上梳理，可知这道奏折至少被修改了10次（而不是自订年谱所说的7次），参加起草和修改的人至少有8人，堪称慎之又慎，精雕细琢。但是，张謇对这一奏稿并不满意，觉得远远赶不上林绍年等人的奏折。
并且，花了这么大力气起草的奏折，最终成为废稿，张謇之灰心，可以想见。
这次努力中，受打击的还有一件事。
在与张、魏两位总督沟通的过程中，张之洞一再强调此事先要与直隶总督袁世凯达成一致，而张謇的好友汤寿潜、周家禄也持此观点。[23]张謇只好硬着头皮，给好多年未通音讯的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探听袁世凯的口气。没有想到，袁世凯对此事不甚热心，回复道：“尚须缓以俟时。”[6]1020
通过督抚之口 “为圣主告”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
六、日本宪法“似可采择施行”
正是在那一道胎死腹中的江楚会奏折稿中，亮出了制宪的主张。
奏折开宗明义，说环球万国都实行宪法。各国宪法的共通之处，在于以“利国便民”为宗旨，“顺人心而施政策”，“合众力以图富强”。但是，欧洲、美洲、非洲、澳洲这些地方，种族与我不同，宗教与我迥异，加上这些地方党派分歧，因此，它们的宪法，“不能尽合我用”。
唯独日本，是“以帝国为政策”，强调君权，“统一一尊”；并且与中国“同洲同文”，土俗民情相去不远；明治维新也是由于外辱刺激而来，与今日中国情形相似。据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可知日本宪法是在考察各国制度之后，慎之又慎，经过十年才确立起来，因此能够“尊主庇民”，“巩固国势”。
作了以上铺陈之后，奏折亮出了制宪的基本主张：日本宪法，“似可采择施行”，即模仿日本的方式制定中国宪法。[24]118
奏折的主体，是向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解释“宪法大益”。据其所言，如果实施宪法之治，则理财、练兵、兴学等难题都能解决，吏治的难题也能迎刃而解，外交也不会再如今日困难。并且，还可以消灭革命。总而言之，宪法可以“安上全下，靖内攘外，有百利而无一弊”。 [24]119
起草者考虑到最高统治者对宪法的最大疑虑，在于它会削夺君权，于是在奏稿中写道，此事不足为虑，行宪之后，君权不但不会受到损害，还能出现“君权转因之益尊”的局面。 [24]119这一说法，跟两年后载泽在日本考察时学到的宪法可以“巩固君权”何其相似乃尔！[25]这正是日本钦定宪法之精髓。
宪法能够使君权“益尊”，实在是充满诱惑。奏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诱导两宫：如果实行宪法，就可以打破历朝享国不过数百年的格局,“我大清亿万年有道之长，可以预卜”。这无异于说，实行宪法，可以实现“万世一系”的局面。而将“万世一系”写进宪法，也正是日本宪法的特色。
总起来看，奏稿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宏图。只要颁行宪法，内忧外患，立即消除，强国之梦，马上成真，君权巩固，君祚绵长。这一幅美景，无疑是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编织出来的。奏稿传达的制宪方法，显然是日式的。虽未说明是钦定，但仿日制宪，必为“钦定”无疑。[26]
七、要小心“学术杀人”
但是，仅仅从立宪奏稿去判断张謇和他的朋友们的制宪观，恐怕有些问题。因为这是代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起草奏折，不但要模仿总督们的口气，所写的内容，也必须是总督们所能认可的。因此，代稿所传达的，不可能全是起草者的意思。起草之前，张謇与张之洞交流时，就发现张之洞在立宪问题上挺气怯的。起草的时候，显然明显迁就了张之洞。这就是为什么张謇在自订年谱中对这一奏稿评价很低。这些情况，前文均已述及，在此拈出再说，无非是想强调，奏稿中关于制宪的文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张謇等民间精英的制宪主张。
能够比较真切反应张謇制宪主张的，可能是前文已多次引用的1904年7月13日写给赵凤昌的信。在那封信中，除了追问印制《宪法义解》的进程，告诉赵凤昌，翁同龢遗疏中“有此语”等事之外，还讲了他从友人那里听到的一则关于张之洞的传闻。
传闻说，张之洞最近有一个创见，中国应该制定一部“有限制宪法”，其特点是“民间有义务无权利”。张謇的友人评论道，张之洞“毒民”，此说以后“必不昌”。
张謇向赵凤昌求证：“岂真有此说耶？公有所闻否？”
虽然尚未确证，但张謇担心这是真的。并说，张之洞这种见解，是典型的“学术杀人”。何谓“学术杀人”？张謇补充道，古人有言：“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人。”看来，所谓学术杀人，是指坏的学说被人用来指导实际政治之后，给天下后世带来灾难。
在信中，张謇请赵凤昌行动起来，劝说张之洞收回“有限制宪法说”。之所以要赵凤昌出来担当此任，是因为赵凤昌与张之洞“有休戚之谊”。[9]133
从张謇对这一传闻的反应，可知他对张之洞“有限制宪法”的反感。由此看来，虽然他在当时主张仿日制宪，但是，并不赞成太过摧抑民权。由此亦可明白，代张之洞、魏光焘所拟奏折中的颁布宪法可以使君权益尊等说辞，很有可能并不是张謇真正欣赏的，而只是迁就张之洞的产物。
八、张謇的努力与五大臣出洋
1904年，张謇为了推动中国制宪，和他的朋友一道，翻译、印刷宪法类书籍，借助书籍去影响深宫，影响大吏；他们还努力说服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并代他们起草奏章，以便借他们之口影响两宫；当翁家人请张謇代草翁同龢遗疏的时候，他还试图在遗疏中写入请求以宪法挽救危亡之类的话。这些努力，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
那么，张謇的这些努力，对于实际政治进程有没有影响？后世学者的评判我们且放一边，[27]其实，张謇自己也曾经试图对此作一番评判。
他做完这些努力的次年，清廷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此举对于清廷开启宪政改革之门具有重大意义。张謇晚年为自己编写年谱的时候，写了如下一段话，似乎表明，他认为自己在1904年的努力，是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的一个促成因素：
先是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复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6]1021
张謇此处所列影响决策的有铁良、徐世昌、端方、载振四人。其中铁良之讨论宪法，乃是张謇促成，一如前述。如果铁良对于派遣五大臣出洋一事有促进作用，就可以说张謇对于此事有推动。张謇拈出铁良来，用意盖在于此。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奕劻是权倾朝野的军机首辅。张謇1904年7月13日写给赵凤昌的信显示，载振也是他们施加影响的对象。这封信在询问“印书成否”之后，告诉赵凤昌，他才得到一封密信，密信中有如下信息：“振得丹书告其堂上，亦深以为然，但言须稍从容。”[9]133
密信中的“振”，就是载振。而“丹”则是受了张謇委托，给载振上书，试图通过载振去影响奕劻，从而达到“为圣主告”的目的。此人应该是王清穆，字希林，号丹揆。1903年成立商部时，载振出任尚书，王清穆则担任左参议，是载振的部下。[28]载振受王清穆运动后，真的跟他父亲说了，奕劻表示认可，只是强调不能着急，要慢慢来。
而正是这位张謇设法联系过的载振，在1905年与端方一唱一和，推动朝廷作出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
张謇在自己的年谱中落笔于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事，显然是因为他觉得此事与自己有关系。这种关系，就体现在他述说此事时提到的铁良和载振两人身上。这两人对于推动清廷作出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发生了影响，而张謇做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因此，说这一段记载表明张謇自认对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事有推动作用，应该不为过。
说起来，张謇1904年的努力，影响清廷决策的，至少还有两条：
其一，慈禧太后看到他印制的《日本宪法》之后，对宪法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如果此事属实，可以说是慈禧对宪法有好印象的开端。如果对宪法完全无知，或者有知却充满敌意，清廷怎么可能在1905年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进而在1906年开启宪政改革的大门？
其二，对袁世凯的影响。在为江楚起草奏折的过程中，张之洞一再要张謇与袁世凯取得联系，张謇乃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虽然没有得到袁世凯的积极响应，但中断多年的联系终于借此恢复。次年，张謇又向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这一回，袁世凯似乎听了张謇的建议，乃给清廷写了一封奏折，请派大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29]而袁世凯此折，乃是清廷做出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决策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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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寄尘.清季野史[M].上海：国光书局，1913:112.
[6]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7] 赵小山的工作曾经一度受阻。张謇在8月初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中不无悲愤地说：“不知丛桂留人处机括何如？目下止盼此一路……宪书值，理合公摊，公勿独为君子。事即不成，花去几文，权当落去几点眼泪。”张謇.致赵凤昌函（清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34。“丛桂留人处”指赵小山，典出庚信《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一句。在“第七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慧颖女士提醒此典故，特此致谢。
[8] 张謇.致赵凤昌函（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9]张謇.致赵凤昌函（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一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0] 张謇.致赵凤昌函（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33.
[11] 自订年谱甲申年八月：“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送铁侍郎良，与谈宪法”。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20.
[12] 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张謇向赵凤昌索取《日本宪法义解》以便寄到北京去的信函，其试图施加影响的对象，当系权贵。其言曰：“尊处尚有前印《宪法义解》否？有则请分十六七本，以便寄京。”张謇.致赵凤昌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38.
[13] 张謇.致赵凤昌函（清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M]//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35.
[14] 全文如下：“已革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翁同龢跪奏，为天恩未报，臣病垂危，伏枕哀鸣，仰祈圣鉴事。窃臣早年通籍，荐蒙先朝优遇，屡司文柄，兼侍讲帷，忝陟班联，叠膺简任。只以奉职无状，负罪当诛，犹蒙恩予保全，放归田里，交地方官管束，俾尽天年。臣自知咎戾，深悔难追，夙夜彷徨，浸成老病，兹已气息绵惙，无望偷生。伏念负疚如臣，固已言无足取，不敢复有所陈述。第思隆恩未答，盛世长辞，感悚之馀，难可瞑目。所愿励精图治，驯致富强，四海苍生，咏歌圣德，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谨口授遗疏，不胜呜咽依恋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翁同龢.遗折[M]//谢俊美.翁同龢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201。收入集子时，标注此折形成时间是“光绪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年份当是光绪三十年之误。至于月日，可能是成稿之后往前署的，因为张謇接到翁氏家人委托代拟遗疏是在五月二十六日（1904年7月9日），遗疏不可能在此之前拟就。
[15] 滇督抚丁振铎林绍年致枢垣日俄将战中国必受其殃请速变法以挽危局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M]//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 1-2//孙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2939.
[16] 林绍年.遵旨敬陈管见折（光绪三十年八月）[M]//康春华.许新民.林文直公奏稿校注.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43.
[17] （1904年）“三月十三日（4月28日）乘轮东下，赴江宁会商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事宜。”“四月十九日（6月2日）乘轮离江宁回鄂。”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821、826.
[18] 参见:徐学林.精于理财，拼命存古——近代出版家刘世珩传略[J].出版史料,2003.1:77-85.
[19] 本书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133.
[20] 1914年4月13日《政府公报》（总第694号），令告。但在他翻译的古田良一著《日本通史》（国立编译馆，1942年）的封面上所印的头衔中，却写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前东吴大学教授、 国立编译馆编译”字样。
[21] 冯绍霆.李平书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119.
[22] 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朝野为了保住满洲“龙兴之地”，纷纷出谋划策。其中商约大臣吕海寰、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北巡抚端方、商约大臣盛宣怀等于1904年3月7日联衔具奏，提出日俄双方交战，不论哪一方获胜，都会对中国主权造成极大侵害，当务之急，是利用美国宣布保全中国领土主权的机会，派遣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到欧美各邦开展外交工作。而汤寿潜半年后则通过章梫向瞿鸿禨提出了一个“一笔两用之策”，即以“考求宪法为词”，从事外交活动。（参见：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1-35.）。汤寿潜甚至提出，瞿鸿禨可以辞职相要挟，促使清廷立宪。（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9-40.）
[23] 关于促成张謇给袁世凯写信的人，《啬翁自订年谱》提到张之洞和汤寿潜，而《柳溪草堂日记》则说给袁世凯写信是“徇彦升说”，彦升是周家禄的字。（参见：张謇.啬翁自订年谱[M]//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020.；张謇.柳溪草堂日记（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三日）[M]//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84.）
[24] 张謇.与汤寿潜赵凤昌改定立宪奏稿（1905）[M]//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5]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光绪三十二年）[M]//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173.
[26] 当时的人们，受日本宪法学界的影响，认为制定宪法的方式有“钦定”、“协定”、“民定”三种。三种不同的方式制定的宪法，民权依次递增，也就是说，钦定宪法民权最轻，民定宪法民权最有保障。围绕宪法究竟应该钦定还是民定，清季有过很多争论，并对制宪过程产生了实在的影响。关于此，容详另文。
[27] 潘崇认为张謇的努力与派遣五大臣有关系。在分析张謇等人代张之洞、魏光焘起草的奏折时，潘崇论道：“无疑，张謇等人的‘遣使’主张较之张美翊等人保全东三省权益的‘遣使’主张取意更高，与后来政府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决策有直接关联。”问题是，此折并未上奏，二者如何关联？作者似未能说明。（参见：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4.）
[28] 清季商部农工商部主要职员年表[M]//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9.
[29] 侯宜杰持此说。（见氏著.袁世凯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142.）但也有人提出是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等人推动了此折的出现，如冀满红、李慧：《袁世凯幕僚与清末立宪》，（见苏智良.张华腾.邵雍.袁世凯与北洋军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59.）。陈丹则通过对《南方报》刊登的《论五大臣奉使出洋原起》一文等文献的研究，认为日本人平冈、神鞭在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时访华并提出很多对华利权要求一事是促使袁世凯奏请派人出洋考察的原动力。（见氏著.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0-68.）
The Efforts of Zhang Jian promoting the Qing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Constitution In 1904
Peng Ji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After his 1903 expedition to Japan, Zhang Jian decided to try to make the Emperor Guangxu know the importance of constitution. In 1904, he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Through Zhao Xiaoshan, who served in the Interior Household Department, Zhang Jian enabled Empress Dowager Cixi to see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Through presen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in person, Zhang Jian and Tieliang discussed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 In the same year, Zhang Jian tried to write the words of persuading the Qing Government to make the constitution into Weng Tonghe's memorial, but failed. On behalf of Liangjiang Governor Wei Guangtao and Huguang Governor Zhang Zhidong, he draft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but it was stillborn. Zhang Jian felt that, his efforts in 1904 had an impact on the decision of Qing government to send five ministers abroad to study politics in 1905.
Key words: Zhang Jian, Zhao Fengchang, Zhang Zhidong, Preparing Constitution, the five ministers going abroad.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