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5）》·纪念甲午战争学术座谈会论文选●
书生点兵 舌灿莲花
——从张謇书信看甲午战争中张謇御敌主张
沈晓飞
（苏州吴江区七都中学，江苏 苏州 215200）
摘 要：1894年张謇在科举中蟾宫折桂后，随即遭遇了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国家变故。在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张謇不仅坚定“主战”，而且围绕“攻击与防守”、“海战与陆战”、“国军与民兵”、“前线与后方”和“用力与借力”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作战策略。一介书生，以其治乱经衰的传统学识、客座幕僚的随军经验和对国际大势的有限认识，提出的御敌主张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华，但又因自身地位和视野所限，难免流于空泛的纸上谈兵。
关键词：张謇；甲午战争；御敌主张；五个并重
张謇虽为一介书生，但算得上近代文人学士中较为“知兵”者，这主要得益于他早年在朝鲜担任吴长庆幕僚时参与平定“壬午之变”的亲身实践和对中国古典文献典籍的深谙熟记。在日本舰艇纷至沓来，气势汹汹地染指朝鲜和中国近海之时，张謇始终高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心怀“以战求和则和平存、以和求和则和平亡”的理念，力主对日战争。张謇通过与翁同龢在1894年7月至8月间的二十余封信函和其他一些文章表达自己对战事的看法。即使在回籍丁忧后，他依旧关心着中日战局，仍然在有限的范围内承担着他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
一、攻防兼重谋驱敌
日本自黄海东进袭扰朝鲜与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成为中朝抗日的唯一选择。攻防是兵战中一对矛盾统一体，以守为进，是以我之逸攻击敌之劳；以攻为进，是以积极的防御歼敌于千里之外。张謇在对日作战中，充分体现了攻防的统一。
张謇的进攻策略表现为“水陆并进”、“分兵扰日”。这一策略的提出首先是基于朝鲜问题。朝鲜作为中国东三省甚至是全中国的屏障，得到张謇的格外重视。他曾在致翁同龢的信中指出“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国家根本，非琉球、安南、暹罗可比”[1]53。张謇重视朝鲜，意在防御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防范，由来已久。早在1874年日美联合侵略台湾之时，面对清朝当局的妥协退让，他就发出“天下事去，夫复何言”的感概，并赋《咏史》诗4首，表达对台湾防务的担忧和抵抗日美侵略的坚定决心。面对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起来的日本，张謇的防范之心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时，日本染指朝鲜、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挥笔写就了诸如《壬午东征事略》、《规复琉球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其中尤以《朝鲜善后六策》治论最为深刻。文章开头即点明朝鲜之祸非在外交之败、而在内政之乱，并以“固国脉”、“用人才”、“课吏治”、“足财用”、“练兵卒”和“固边陲”等六策为朝鲜内政改革描绘了宏伟蓝图，虽字字谈论朝鲜内政，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日本之谓也。这些让朝鲜高宗李熙甚为服膺的主张是以朝鲜的内政改革为切入口，力争建设一个强大稳固的朝鲜来抵御日本的侵略，从而拱卫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便是张謇“人无强弱，自胜者雄，国无大小，忘战者败”[2]4的集中体现。
1894年6月，清政府出兵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后，张謇就断定日本不会就朝鲜形势而袖手旁观。6月7日(五月初四日)，他致函翁同龢，“饬北洋驻威海援朝鲜”、“起用刘锦棠，募哥老会二、三十营”；“援朝鲜之兵，应由水路两路”，水路以商船运兵，“以战舰一队护之”，而“陆路应调旅顺防军十营，由大同江进发，以四营驻平壤为后路，六营径壁汉城，与水军约期夹击”[1]54。在中日宣战后，他认为“应选韩民为导（并探倭状），更番屯扎，步步为营，节节前进”[1]60，他甚至想要单兵突进，直捣黄龙，向日本本土进攻，他在致翁同龢的信中写到“我之兵船规利图便，遇有可乘之机，飙驰前进，或毁其船厂，或沉其战船”[1]54。为切断日本的补给，张謇还提出实行海上“米石禁运”的主张。张謇的这些策略，意在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表现了他誓与日本一战到底的坚定决心。这些建议虽经翁同龢转达在御前陈辞，但由于当时全国海陆主要武装力量掌握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手中，清政府依仗李鸿章的军队维系着危如累卵的政权，自然对李鸿章言听计从。而李鸿章一味以中日海军的客观实力来搪塞清廷，保船避战，更是将避战的希望寄托于列强调停。尽管后来清廷因形势变化而仓促应战，但至始至终都不曾有力战到底的决心。张謇“水路并进”虽然不失为积极进攻的作战策略，但人微言轻和文官无权的弱势始终无法将之付诸实践，只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张謇在计划“攻”的同时更加强调“防”的重要性，而防御主要是“海防”、“陆防”和“江防”。
张謇首先批评了“海防”有论无实的现状，他认为原因则在于朝廷“是又从前并无战争，便费无算之币”[1]54，要加强海防，首先要有备无患，增加这方面的财政预算，着重做好南北洋的海防，以战舰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则“可进可退、亦战亦守”[1]54。张謇还为“游弋战舰”设想了根据地，他认为“游弋之师，必有后路，南洋则台湾最为便，厦门为辅，而舟山次之。北海则威海最便，烟台为辅，而旅顺次之”[1]55，更希望北洋大臣能够移驻威海，扼守北洋重镇，拱卫京师。
南洋海防，张謇更重台湾。他认为台湾首先应该进行改弦更张，可派厦门提督杨岐珍先驻台湾，“名为防台，相机东渡”[1]56。南北海防，必须双向联动，张謇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提议由如今士气正旺的刘锦堂（湘刘）和刘铭传（淮刘）两部分别帮办南北洋，则可“统帅游弋之师”[1]56。张謇的海防之策，事后被翁同龢基本采纳，在军机会议上陈言。
“陆防”。张謇认为战争的“陆防”则可分成三道防线，并保持三大防线联动，不可有所偏废，而首防在朝鲜。针对日本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而日本海军又频频出没于渤海、黄海海面，寻机挑衅之时，张謇援引在壬午年朝战的观点，认为“大军根本在平壤”，并要求严密布置、扼守大同江口。他特别强调大同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据江口方可攻平壤”，否则只能“取道义洲”[1]55，加重军队负担。守朝鲜则可“东顾元山以防俄，西顾大同江以犄角旅顺，北通凤凰城驿路，南拊王京之背”[1]55。守住朝鲜，实则为第二道防线——东三省屏障。至于加强第二道防线的防卫，张謇在《治兵私议》中提出“应（在东三省）各增二千余人”[2]5，连同原有新练三千余人，每省各计五千余人，“专责之吉林、黑龙江、盛京将军都统切实训练，分扎要地”[2]5，并设想了“寓兵于农”之策，训练在东三省屯垦之丁壮，“俾有事之时，兵足战则用为守，不足则用为应”[2]7。除此之外，张謇还看到了清朝两百年前定鼎中原的入口——山海关的重要性，提出请淮军增兵，以沿海为堤并在堤内外设深堑、瞭台，所驻扎之兵应旗额兵、炮兵等一应俱齐，背枪、洋枪、长矛、短刀等一应俱全，再加以正确的行军策略和督导、赏罚之策，山海关不难守卫。第三道防线，则是京师。京师乃根本之地，“可抽选神机营万人，一用勇营练法，归京营统帅代练，练成以备宿卫”[2]5。张謇的“三道防线”虽然以“京师”为根本，以日本为防御对象，但也考虑到了与强邻接壤之西藏地区的安危，以防前线与日激战正酣时，背后遭内陆列强的侵扰，给中国造成“顾此失彼、穷于应付”的窘境，故此他主张“应令四川总督、新疆巡抚通筹远虑，豫为防备”[2]5，张謇在陆防上的思想，体现出一个战略家的风度，不失为中国国土防御的重要策略，若能地以重视并付诸实践，日本能否直捣辽东、威胁京师尚未可知。
关于“江防”，张謇首先排列了江防扼要，以吴淞为第一，宝山、崇明、白茆、通州芦泾港、如皋周圩港、泰兴天兴港等依次次之，让地方官“率公正耐劳绅士，按地抽丁”[1]66。修筑“宜宽而不必宜甚高”的沿江大堤。“无事以之捍潮防灾，有事以之藏兵御敌”[1]66。最值得称道的是张謇在回籍丁忧时为防止日本侵扰长江沿岸而在家乡南通创办的通海团练。该部分将在下文详述。
二、海陆共谋话建军
甲午战争从丰岛海战始到辽河陆战止，日清之间的大小战役交织着海陆两大战场间的配合与牵制，日军自海上纷至沓来，尤其重视制海权的夺取。但封建的卫道士们因“闭关锁国”，始终固守传统的陆战观念，尚未意识到海域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更谈不上壮大海洋军事实力，维护海洋的权益。当时张謇对海战与陆战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转变过程。
起初的张謇与传统的封建卫道士一样，也是传统“陆域”的坚定捍卫者，他对海域表现得相当漠视，认为：“毋庸舍长用短，相持于汪洋大海之中，争不必争之地也。”[1]6不仅如此，张謇起初还对海军建设表现的相当冷漠，对北洋海军无不鄙夷之情。他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批评道“今以南北洋兵船计之，分别战守策应，仍恐不敷调度，亦虑兵力单薄，不足以壮声势”、“平时养以重饷，而临事不足折冲，是縻甚有用之钱，养群无用之人，安用此军？”[3]10这些文字足见其对海洋疆域的重要性还尚未认识。
但是北洋水师虽在对日战争中浴血奋战，但其战况惨淡，制海权彻底丧失，中国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加剧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使清政府朝野上下在痛感疆土流失、领海惨遭践踏的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海权的争夺往往是近代化战争的导火索。海域关系着陆域的存亡，并非“不必争之地”。张謇由此思想急转，对海洋和海军的的重视程度瞬间提升。
他在《治兵私议》一文中强烈指出“中国之所以见侮于外夷，并海七省五六千里，一有蚍蜉蛾子之动，上下相顾愕眙无策，葸葸而却缩者，海军之弱也”[2]5。他虽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狠狠地对北洋海军批评了一番。但在1894年7月24日致翁同龢的信中对比了中日海军，“（日）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舰，亦远不及我快练船”[1]56。张謇对北洋海军“一批一赞”看似矛盾，实则另有深意思，批的是北洋海军的主人，赞的是北洋海军本身。张謇在日后评价说“甲午一役，一败涂地，坚舰利械，转为敌资。推求其故，则李鸿章误用一浮滑不学之同乡丁汝昌为提督，而在舰之士卒不尽学生，是正犯兵法所谓‘将不得人，以兵御敌；兵不夙习，以国予敌’之戒也”[3]10，因此他主张“丁须速拔，以武毅军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又因为“江非水师，恐于驾驶事不习，转为士卒所轻”，则考虑“左翼之林泰曾、右翼之刘步蟾似可择一”[1]56，并把谭文焕也列入将领的后备队伍。张謇此处所思所想，是要给北洋海军换将，甚至是换帅，以夺取北洋海军的指挥权，这也是张謇倒李（鸿章）的重要策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张謇又提议“购铁甲二艘，闻德厂有造成者，似一个月可到。此于时事则为游弋之资，于虚声则示日本以不轻于和之势（若再添购铁甲，明无直捣之说，而隐有若作直捣之势，或亦可掣日人之心，俾不为我海边之扰）”[1]56。
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清军之败，一泻千里，深深牵动张謇之心。《治兵私议》一文中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海军建设的思想。他认为首要在于通过“购”、“造”相结合的方式集全国之力建设海军，规定了每省所应配备的舰数及等次。他设计了海军的体制，以五船为一军，省各两军，并主张把南北洋大臣改为总统和会办，“南洋驻台湾、北洋驻威海”，轮流驻守，“更番休息”，通过总统、会办和各省的合作协调来实现统一指挥，提高战斗力。另外他还提出了招募及训练的办法：可招募沿海精壮，甚至主张用“洋将”，加强训练，“岁四会操”，“十日一游弋于海上”[2]5，并与每年年底进行考核，奖优罚劣。
张謇于海军建设思索甚多，然手无缚鸡之力之书生，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和生花妙笔，也无将之付诸实践的能力，更难改变海军之控制权，只能是纸上谈兵。
三、军民同心定胜天
张謇重视国家正规军的建设，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国家海军的建设，张謇也在《治兵私议》中论及了陆军，并在回籍丁忧时希冀利用民兵策应国家正规军对日作战。
1.湘淮并重以建陆军
由于看到了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因此张謇非常重视湘军的作用，他称赞湘军“步队之勇不可无湘人，湘人坚朴而治，营垒整洁”[2]4。在治京营方面，张謇主张治马队和步队两种，京营则以五百人为一营，驻扎与京城五十里之外，选择军中有声望、忠勇有条理者为统帅，每日练习“马步行阵进退整散离合之法、枪炮刀矛长短迭用起伏相乘之法”[2]4。除此之外张謇还重视淮军，认为李鸿章虽一味主和，但仍可“鞭策而用之”[1]53，因而“江苏淮海之人、山东兖曹之人，直隶宣大之人”[2]4，都可以纳入“统一战线”以备迎敌。就将才而言，他认为可启用刘铭传、刘锦棠、章高元、蔡金章、杨岐珍、李先义、章光直、聂士成等人。于此同时，张謇也主张以义气激励刘永福等“江湖人士”，发挥他们在消除内地隐患、保家卫国中的作用。除此以外，虽然八旗在当时早已没落，但张謇还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扶不起的阿斗”，希望能在宗室八旗中选拔将才，“先历练于水陆前敌之间，后先督禁兵以卫根本”[1]57。但是，张謇也不乏对在平壤丢盔卸甲、弃城逃跑的叶志超的鄙夷，说他“沾染官场习气，且夸诞恐不足当大事”[1]53。
2.发动民众以练民团
值中日激战正酣、朝内唇枪舌剑之际，张謇回籍丁忧，暂时告别了血雨腥风的中央政局。面对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朝廷内主和派的攻讦，再加上父亲的谢世，张謇“心思甚劣”。但回到家乡的张謇并没有灰心丧气，而仍然以一颗赤子之心，在有限的区域内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为了预防日本可能对长江沿线的侵犯，张謇接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之派，积极与通州知州汪树棠和其他一些地方乡绅联系，筹办通海团练。通州地区历来民风朴实、缺乏尚武之气，在这样的老百姓中选拔团练之才，可谓“不易措手”，张謇曾感慨“言者动以乡绅见责，不知寇非粤匪，时非咸丰，地非长沙，人非曾侯，共事非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谬相假借，不自知其傎也”[4]387。虽然困难重重，张謇却办的认真投入，在致张之洞的信中写道“通海两处为一年之防，事事认真，约非七万余千不可”[1]69，他励志向曾国藩学习，以实际行动践行士大夫的铮铮铁骨。他在《海门团防营制》里系统地阐述了建团思想，首先是仿效曾国藩的湘军编营，“略依湘军营制而省之，寓团于募”[2]8，并对每一营队、每一伍、每团绅帮管教习所需器具数量，对于每营每月所需费用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编制的设计，使得所需军物军费一目了然，杜绝了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腐败行为，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张謇事无巨细，对选规、营规、训规、练规更是作了更加严格而细致的规定。通过这一整套的规定，明确了领导责任，强化了军队纪律，铸就了军队精神，对于造就一支强有力的战斗力量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此外，张謇还撰写了《通海劝防歌》和《民团续议》等文章来激发通海人民保卫家园、抵抗侵略的斗志。为了革除办团扰民的积弊，不搞摊派、不刮民脂民膏，他甚至“以书二十四櫝付典肆，抵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4]1009。张謇为筹办通海团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在《马关条约》签订后，通海团练也就不了了之。
鼓励地方办团练以自保，是清廷自嘉庆以来每当时局危迫实力不敷时的政策。在以往的国内战争中，团练为清军作战曾起过很大的辅助作用，并成为湘淮军形成的基础。但团练不是国家正规经制兵，没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参差不齐，通常也只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有所作用，若据以抗敌则远不可恃。张謇主办通海团练，虽不失强烈的爱国之心，但其所用江防之兵还在旧式军队中打转。
四、前线后方两不废
战争的胜负，与其说取决于前线的冲锋陷阵，不如说取决于后勤保障。张謇也深谙其中之意，在提出宏观的军事斗争策略的同时，他也在后勤保障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表现在：
1.开源节流以补粮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治兵之要，首在度支。如何筹措更多的军饷以满足军队建设和作战之需，也是张謇一直考虑的问题。张謇在《治兵私议》下篇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他分别预算了士兵的饷银、武器装备及海军的建设费用，主张海军之费由全国十八省分摊，而富庶的江浙地区，应该承担更多的费用。但是江浙地区厘捐繁重，商旅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各卡局和卡船处处刁难，均需以钱开路，为今之计，只有建立统一的市场，“尽裁厘捐分卡而归于一”[2]6。若购置军舰，亦可令使臣劝谕各国各岛商人捐备“各联会定章，集捐购船”[2]7。为了筹饷，张謇无所不用其极，他动起了西太后大寿庆典的脑筋，主张“拨用庆典款，足感动人心，亦可阴折虏计”[1]58，他甚至还搬出“卖官鬻爵”这一套，“捐至十万以上赏九卿，勋戚之家捐至十万以上予爵”[2]7。有开源，必有节流，东三省地广人稀，荒地甚多，似可利用屯垦，即可节省开支，由可“寓兵于农”，以为战守。
2.昂扬斗志以铸军魂
《左传》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军队的精神是这支军队无坚不摧的力量。张謇非常重视军队精神的铸造，他以古喻今，分别于1894年9月7日和9月12日写下了《兰陵王入阵曲赋》、《宋太祖解裘帽赐王全斌赋》[4]383等两篇雄文，通过赞美北齐兰陵王孝瓘在困境中“赫然振斾”的事迹和宋太祖解裘帽关心部下的事迹告诫清朝统治者通过关爱士兵实现君民同心以使军队坚定必胜的信念。甲午战争后期，张謇在家乡治办通海团练时，在加强营制建设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精神力量把通海团练练成一支无坚不摧的武装力量，他曾以一篇简单顺口的《通海劝防歌》批判佞臣劣将偷安误国的丑恶嘴脸，揭露日本帝国嗜血成性的侵略行径，号召家乡人民拿起武器，与日本作殊死抗争。
3.标本兼治以聚民心
张謇充分认识到民心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治兵余议》中强调“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民心得，则兵力虽弱，而犹可为迁延之图；民心失，则兵力虽强而终不免于灭亡之祸”[2]7由此，他提出标本兼治的用兵之法，“治兵者治其标，苏民者治其本。苏民以治兵者，里中有表也；治兵而即苏民者，表中有里也。故言治兵，而不专于治兵也”[2]8，这种想法充满着深刻民本思想和辩证思维，表现出一位传统的士大夫对战争的一般看法，确实针砭时弊，切中要害。
五、用力借力两相用
中日甲午战争的实质，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或者中国的自卫战争，应该将它放在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过渡这一国际大势中看待。在战争的背后，有的西方列强持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背后捅刀的奸诈之状、渔翁得利的侥幸心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远东战争，它与其后的日俄战争一起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的预演。张謇看到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共同野心，也察觉到列强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蠢蠢欲动，料定他们在争夺中国时存在深刻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加强自身战备的同时，也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借力”之策。
张謇设想了一个最坏的战争结果，相应地提出了一个的解决办法，这便是“引狼入室、牵制日本”。“今姑为收局计，最下之下者，划鸭绿江；下之下者，划大同江；下者又不如即乃津谋，俾归英德、法、俄、美各国保护，而中之与倭亦在各国之列，各占口岸，各设兵防”[1]64。他区分了英法等西方国家与俄日等近邻的不同，指出“英法我仇也，俄倭我近灾也”[1]64，他认为英法俄日虽是一丘之貉，但是从地理上说，英法毕竟远离中国，而俄国和日本则是毗邻，相比之下，俄日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况且英国虽然因为日舰击沉英船“高升”号而在“震怒”之下占领仁川以威胁日本，涉足中日战争，但“仁川与大同近也，劫棋岂万全？权两害而择其轻者，可乎？”[1]65他同时也预料到“英之防俄，十倍于我之防倭，则英于今日，其必有引近中国之心，势迫之也”，因此主张“与其信近灾不可测之俄，毋宁联仇而远而犹有联我之意之英矣！”[1]64。张謇之说虽颇具道理，但依然对西方列强颇具幻想，未能看到西方列强背后的波谲云诡。因此可以说，张謇联英制日，即使成功，也将会是“赶走了豺狼又来虎豹”。
在估计了英法俄等列强关系之时，张謇也深刻分析了日本在战争中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的军事补给问题。他认为“倭之度支必已不堪，国中议院必然有变局”[1]64，但他又痛惜于中国没有完备的情报机构来侦察日本的军事底细。因此他认为一方面可以采取舆论战术，大造日本必败的舆论氛围，“以懈敌人之气而窥其瑕”[1]64，另一方面又要坚定必胜的信念，坚持持久抗战，苦撑待变。
六、评说啬公策
正如张謇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于甲午战事，“不免新妇移薪之燥”[1]55，在其慷慨激昂的侃侃之谈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张謇缺乏对现代化军事斗争的完整认识。张謇虽是近代知识分子中较为“知兵者”，但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对如何打仗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开展军事斗争还是缺乏应有的知识储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兵论，只是泛泛提出古之兵法中已有的一些措施，择要设防、练军募兵、办理团练、筹措饷糈、军械购买与制造、设置粮台、禁止米石出洋等。这些要么是治军大员正在从事的工作，要么早已不符合现代战争的需要。对于现代化战争所需之情报、通讯、运输、医疗、俘虏、宣传、科技、民政等后勤之需，缺乏应有的考虑。尤其是其初期对于海洋权益和海军建设的漠视，是在“闭关自守”的国情下典型的“自闭之症”。此外，张謇也没有认识到本土作战的“地利”已在自然灾害的厄运中掣肘了清军战争行动和粮饷补给，对于如何尽可能减少顺天府、直隶、辽东等地区的水旱灾害对军队的影响，张謇没有作深入分析。
其次，张謇对国情、民心认识不清，影响民心的有效利用。张謇并不是北洋海军的创立者，也不属于北洋海军的战斗序列，仅仅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总论中国的军事实力，因而对本国的海军实力知之甚少，只是一味地希望海军速拔击敌，看不到与日本海军的差距。此外，他虽然认为民心可用，但没不了解“民心”之所向。“愚民政策”下的中国民众，在酷吏的压榨下逆来顺受，民众不懂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他们甚至不知道打日本人为了什么。战争在民众中间也没有引起浓厚的仇日情绪，看不到有民众自发组织抗日的的迹象。甚至有些汉族民众对日军的到来抱有某种期待，以倚靠外来势力推翻满清的统治。这种“愚昧麻木”、“病入膏肓”的民心真的可以利用来抗日吗？显然张謇对民心，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对中国的国情、战时的民心作深入的分析，张謇并没有真正做到“知己”。说到底，甲午战争中的张謇还是一名典型的“封建卫道士”，所论也是典型的“纸上谈兵”。
再次，张謇缺乏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对西方列强心存幻想。十九世纪末的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因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存在着法德矛盾、俄奥矛盾和英德矛盾，而英德矛盾是帝国主义间的主要矛盾，英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动作意在将俄德法等国势力清除出远东，而日本则成为英国的理想工具。1902年，英国打破其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和日本为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而结成了互助同盟，旨在反对俄德法等势力在远东扩张，直至日俄战争期间，英日同盟使俄国的盟邦法国不敢参战助俄，确保了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张謇“以英制日”之策，对列强心存幻想，这是张謇的视野之隘，也是阶级之限。
第四，张謇对日本缺乏的正确认识。甲午战争以前，张謇并没有踏上日本的领土对日本进行直观的深入认识，其对日本有限的了解也只是通过在朝鲜“壬午兵变”及其他间接途径。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张謇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对日本民族发展的价值。而对日本海军，他则认为“日本铁甲船五：金钢、比睿、龙镶、东舰、扶桑。扶桑最坚，金钢、比睿次之，东舰不足道……余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舰，亦远不及我快练船”[1]56，张謇对敌的了解显然有所偏差，日舰中并没有“龙镶”、“东舰”，而且张謇对日本海军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年前，如今日舰已今非昔比。所以，张謇也没有做到“知彼”。
一个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书生，怎会有绝对正确的高论？
更为重要的，一名没有权力的白面书生，纵使其思想再深刻入微，也是无法将他的付诸实践的。
但是，我们从张謇对日作战的思想中，看到了他杰出的军事理论才华。张謇早年随吴长庆出征朝鲜，在平定壬午兵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朝鲜善后六策”，从朝鲜内政着手，展现了青年张謇的治国理政的政治才能及御敌卫国的军事才华。但因种种原因，该策被束之高阁，朝鲜内乱如往，清廷腐朽依旧，终于导致甲午年日军的全面入侵。但这一年，42岁的张謇已经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屹立于清朝的政治舞台上，虽没有具体参与到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去，但他凭借更加丰富的知识阅历、更加老到军事谋略，通过与翁同龢的书信和其他一些军事论文，从“攻击与防守”、“海战与陆战”、“国军与民兵”、“前线与后方”和“用力与借力”等战略战术方面具体阐述了自己对中日战争的见解，虽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不失为御敌制胜的积极尝试。但再高明的军事战术，到最后也只能是后方师生交流的废纸，丧失了“疆场弯弓”的机会。眼见国土沦丧、百姓失所，却无能为力。
此外，我们从张謇对日作战的思想中看到了他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他与其他有识之士一起，审时度势，冷静思考，甚至亲身实践，展现出传统士大夫应有的民族使命感。当然，受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无意苛求他于此有所建树，更不能指望他投笔从戎、上阵杀敌。我们在对张謇进行评价时，应该立足于当时的历史实际，既不能一味夸张褒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充分肯定其爱国动机的同时，应对其局限性和消极面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予甲午战争中的张謇一个合理而公允的评价，才能对其在晚清政坛上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A Scholar Having Military Talent and with Rich and Colorful Language
——Zhang Jian's Propasals to Defend Japanese Invading in 1894 from His Letters
(Qidu Middle School of Wujtong District,Suzhou City,Jiang Su Province，215200)
Abstract: In 1894, after w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Zhang Jian suffered the great change of the country, the Sino-Japanese War.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Japanese invasion, Zhang not only firmly insisted on defending the invasion, but also put forward concrete tactics from five aspects. As a scholar, he raised suggestions of brightness to against the enemy, based on his rich experience as an assistant to the military officers an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but some of which were vague and useless, because of his own position and field of vision.
Keywords: Zhang Jian,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suggestions to resist the enemy,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five asp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