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謇评述通海历史人物
而想到的几个问题
□ 沈振元
读张謇诗文如饮醇酒，老而弥笃。
夏日炎炎，坐困书城，百无聊赖。于是从书橱中抽出一本《张謇全集》随便翻，《南通县图志杂纪》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张謇晚年的作品，叙述通海地区的一些历史人物，赞美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崇高的奉献精神、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才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通海地区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而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张謇对历史人物的评述。
一、不虚美，不隐恶
张謇评述历史人物，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一目了然。
历史上，吕四是海滨重要市镇。吕四之旧族，首曰刘氏，次谓彭氏，均“为人多义声”。刘氏始于鹤龄，彭氏始于宝荣。彭氏以航业兴，宝荣之曾孙彭鼎，字小池，二十多岁游于沪上，“骤中死疾，猝遽作遗书，愿以家产三分之一属张謇用以兴学。”张謇知道后，自然为其悲伤，亦同情他的意愿，并“为大会其族戚，据遗书稍稍变通处分之：以其田二十五万步（约1000亩）为吕四教育之常产，而以其余归县城女子师范学校及其故不谐之族，又为彭氏族学以妥鼎妾所遗女。”然后，张謇将彭鼎献资兴学之事，“呈官立案，请政府特奖”。
张謇亦非常赞赏彭鼎的思想品格：“鼎虽不遂其年，然能于危死之时决然善用其财，以不没其名而施及于后世，则其视长年役役冀以多财遗子孙者，其相去为尤远也。”张謇就事论理，就事论人，毫无夸饰之辞，寥寥数语，就把彭鼎的高尚品德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将彭鼎所为与那些“长年役役冀以多财遗子孙者”加以比较，凸现彭鼎的思想远超众人之上，令人敬仰。反观当今社会，千万、亿万富人不少，而愿意将钱财用于公益事业者有几人呢？古人彭鼎的思想品格，对今人也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提到当时的著名画家单林，字竹孙，以写真闻名于世。他画人颇有章法，“每写一真，与其人坐对，日三五时，凝神注目，审度面部及顾盼言笑庄谐之姿势，干墨淡赭，钩烘、钩勒、烘染，辄三五日成一真，十八九能肖”。《张季子荷锄图》出自单林手笔，形象逼真，神情兼备。他画像，不仅注重“形似”，而且讲究“神似”，画出了张謇从官场走向实业的豪迈姿态。张謇很赞赏他的技艺；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性懒癖烟，非窘不画，烟尤急于食也”。“卒葬于剑山之阴”。作者淡淡数笔，有褒有贬，个性鲜明，让人过目不忘。
二、不厚此，不薄彼
张謇谈历史人物，不问身份尊卑，不看关系亲疏，而是不厚此，不薄彼，平等相待，“杂记”指出：
昔范文正公监泰州西溪盐税，为堤捍海潮，海门县沈起继之。范堤自盐城迄余西，余西以东故海门县地，皆起所筑，东暨于海。海濒坍，堤频蹙。今吕四所谓倒岸者，即沈堤蹙而未尽之处，张謇治垦时续焉。沈在当日名位皆不逮范，虽堤之名，亦为范所掩，赖王介甫《沈侯兴修水利记》一文彰其实。
此处涉及范、沈、王三位历史人物。本段仅谈范、沈二位。
范仲淹，苏州人，“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钱公辅《义旧记》）。他的《岳阳楼记》早已闻名遐迩，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遍大江南北。他筑捍海堤正是他“先忧后乐”思想的具体实践，深得民心。张謇并不因此而大力宣扬其功绩，而是从实际出发，强调沈堤继范堤而筑，沈名被范所掩，自然之理。
其实，沈起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据李兆星编的《道光县志》也留下《沈起列传》，列传曰：“沈起，宋鄞县人，由进士通判滁州间，父病委官归侍，有司劾其擅去。仁宗谓辅臣曰：观过知仁，因父病而加罪，何以厚风俗而劝人子。既终丧，特迁知海门县。海门地卑，风潮岁作，败民田舍。起为筑堤七十里，引江水灌田，民遂复业。立祠以报之。包公举为监察御史。累官至天章阁待制。祀邑之名宦祠。”
而今天的海门人，对这位为海门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老县长”知之甚少。而证实这位“老县长”为政业绩的就是他的继任者王安石。他在《沈侯兴修水利记》一文中明确指出：“以余所闻，吴兴沈君兴宗海门之政可谓有志矣，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数乡之田。方是时，民之垫于海，呻吟者相属。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并且进一步指出：“兴宗好学知方，竟其学又将有大者焉”，意谓沈起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才。正是王安石这篇“记”，坐实了沈起在海门兴修水利这件大事；同时又间接佐证了王安石在海门当县长这件大事。
张謇对沈起，并没有用多少笔墨夸奖他为海门作多少贡献，也没有批评沈起在海门的治水工作不够完美，而只是证实沈起继范仲淹之后筑了沈堤，可谓要言不烦。
三、不因是，不因非
《庄子·齐物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这里的“因”，由于、因而。“因是因非”：由于有是，因而有非；“因非因是”：由于有非，因而有是。因此，圣人不被是非这个概念所误导，而是观察比照事物的本然。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庄子认为，有所是则有所非，有所非则有所是，是与非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与非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乃至互相转化的。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局限于某个人物的观点或感受，而应当尊重客观实际，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考察和研究。不被前人的“因是”或“因非”挡住视野，张謇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陈朝玉，海门早期的开发者，人称其为“田祖”，崇明人，“生有异禀，黑子错落腰际如带，修躯广颡，声若洪钟，膂力绝人。少即豪宕不羁，粗识字，辨文义，嗜博辄负，以是无赖，益纵覆其家”。（张謇语），而龚自珍、号定庵，是清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作文赞美陈朝玉“欣慕仿效于古人”。这与张謇听到的陈朝玉绝然不同。他所听到的陈朝玉是“极莽苍礌礌落落”的农民。于是他向与陈家有婚姻关系的秦驾鳌打听陈朝玉的情况，秦对陈非常熟悉，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使张对陈有真切的感受。于是作《龚定庵海门先啬文书后》，对陈朝玉作了比较全面公允的评价：既指出他青年时期的“豪宕不羁”，又肯定他不依赖富裕的丈人，“荷担挈妇出翁门”的气概，既肯定他在与明氏富翁斗争中“术略过人”，有勇有谋，取得了胜利，同时又指出他行为“多磊砢不泽之节目”，他的敢作为，识进止，不畏权势，强直自遂，“亦草莽英杰不数觏之才也”。最值得肯定的是：他富了之后，“施与为善”，并能严格教育培养自己子女，“有得人赃私一钱者非吾子，不许归”。从而使我们对陈朝玉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如果说，龚自珍因不了解实情作文赞扬陈朝玉，甚至加以神化，偏离了人物的本来面目，这是“因是”得过分而犯的错误。那么，对王安石则走到另一个极端，因“非”得太多，歪曲了这个历史人物。
王安石是个才子，庆历二年（1042）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中进士，初为韩琦的幕僚，继为鄞县县令、舒州通判、常州等地方官。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有“矫世变俗之志”，大力推行改革，以期富国强兵。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改革失败。他又是一位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能文、能诗、能词，成果丰硕。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周官新义》十六卷，编有《唐百家诗选》。他还是海门县令，值得我们关注。
先谈改革问题。当时北宋立国已有百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勾结在一起，兼并土地，垄断财货不断激起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辽和西夏频频入侵，朝廷无力反击，民穷国困是不争的现实。王安石对国家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便上书仁宗，希望改革。神宗皇帝接位，王安石便着手改革。因保守派反对，王安石被罢相，改革亦终止。改与不改决定权在皇帝，然而，改革失败后，怨都积在王安石身上，王就成为保守派攻击的靶子，甚至否定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如《古文观止》是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评注的一部著作，全书分十二卷，选古代散文二百二十二篇，王安石的作品入选仅四篇，而且篇幅短小，《读孟尝君传》不足百字。
众所周知，王安石的论说文非常漂亮、结构严谨，雄健犀利，精工妙丽，含蓄深沉，瘦硬通神，无人出其右者。姚鼐还说，学者欲文字“简峻”，“须读荆公所为，则笔间自有裁制”。张謇在江宁读书时，拜见凤池书院院长张裕钊，张指点他多读书，首先要学王荆公的文章。清代桐城派崇尚经世致用的思想，推行清真雅正的文风，对唐宋八大家的评价有了很大的变化。姚鼐编纂了一部古文选集——《古文辞类纂》，其中搜录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415篇，其中韩文136篇，欧文65篇，王文59篇。王安石位居第三，这是比较公允的排列。王安石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他的是是非非，不能人云亦云，而应当作辩证的分析。
至于王安石是否在海门当过县令的问题，只有李兆星编的《道光海门县志》提到王安石的名字，但语焉不详。而王安石在海门的事没有跳出诗人的视野，周雁石先生从南通杨述臣编写的《五山耆旧诗抄》中抄录的《海门诗抄》的“附录一”就有王安石的条目，明确指出：“至和间，公为海门县令”，附有王荆公的诗《白狼观海》。张熙瑾先生编写的《古诗咏海门》有王安石的诗歌《江上》《送海门沈尹监湖南》等。明嘉靖年间在海门当县令的吴宗元《咏海门六景》中的《沈公堤》称：
捍海功成百代崇，蛇龙区薮尽耕农。
当年不有临川笔，到此惟知有范公。
诗中的“临川笔”，就是王安石作的《沈侯兴修水利记》。若没有这篇文章，人们只知道范仲淹在南通筑堤捍海，却把沈起在海门筑堤的壮举淹没无闻了。
我们研究张謇，必然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个非常复杂的个体；人的思想行为又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剧烈变化时，人的变化更为突出。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有的高升，有的落荒；有的革命了，有的保皇，去追随溥义了；有的愿意为新政府服务，有的则出卖朋友，甚至投到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当了汉奸……作为研究者，就应当有观察力、思考力、评判力，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厚此，也不薄彼；既不因循，更不妄断是非，以求得历史人物的本然面貌，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研究会）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