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年刊（2017）》·新论集萃 ●
张謇的义利观及其在“地方自治”中的实践
羌 建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19）
摘 要：张謇具有多重身份，作为清末状元，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教育家，他积极融通中西，开拓创新，开风气之先，成为时代的佼佼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张謇在对儒家思想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义利观，体现在对家人、老师、朋友、民众、国家等多个层面，并由从片面逐渐发展到辩证统一。其义利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容都是张謇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思考。
关键词：张謇；义利观；形成；发展；地方自治
义利观，从字面意义上来讲，是指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关系的看法和观点。从内涵上看，则有更深的意味。义者，包括两层含义：一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标准，即“正义”；二指赞同他人的正义行动，甚或为情谊而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或作自我牺牲的气度，即“义气”。利者，即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如何看待“义”、“利”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可作为评价个人义利观的依据。张謇作为一位清末的状元，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熏染；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他依托实业的成功，将实业所获之“利”惠及地方社会，张謇对义、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从以往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张謇义利观的研究相对较少，视角主要放在张謇地方自治的活动，并据此分析、归纳张謇义利观的内容。笔者认为，在梳理张謇义利观形成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再将张謇的义利观与其地方自治的实践经历相结合进行研究，有助于较为全面、系统地探究其义利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张謇义利观的形成与发展
张謇的义利观是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成长经历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总的来说，张謇的义利观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初步形成期：直观感受（1857-1874）
这段时期包括了张謇从4岁到21岁共18年的时光。这段时期，张謇主要的事情有两件，一为读书以求功名，一为耕刈以修心志。这段时间，张謇义利观主要受儒家典籍、家庭、塾师和乡里所闻所见影响，处于感性认知阶段。
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排行第四，兄弟五人中，为张謇最为聪颖。父亲张彭年年少时喜欢读书，但是家境贫寒，不得不半道辍学，儿时对读书的渴望和不能读书的无奈让他对张謇寄予厚望。在父亲“从古无穷人之天，人而惰则天穷之”的训导下，张謇4岁始读经，5岁上私塾，15岁修完“四书五经”，开始参加科举考试。1896年，16岁的张謇通过院试，考中秀才。这一时期，张謇的义利观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义高于利，倡导“贵义贱利”，同时并不排斥谋取正当利益，即“义主利从”，“见利思义，利然后取”。父亲的言传身教，先生的殷殷教诲，加之自己童年的耳濡目染，让张謇幼年的心里对儒家的义利观开始有了懵懂的理解。张彭年为了不让儿子成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纨绔子弟，敦促张謇兄弟从事农业生产，并时常告诫：“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同治二年（1863），江南兵乱，许多人逃难到江北。一次，张謇在街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讨者在大声念诵《滕王阁序》，产生同情之心，回家后问父亲此人是否是拿“关山越难，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来诉说他的苦境，父亲听后，感受到张謇对落难之人的“义”，深感欣慰。同治五年（1866），通州余东灶民抗缴厘捐，乡民惊慌外逃迁徙，十三岁的张謇目睹这场变乱，对民生的艰难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治七年（1868），父亲和老师宋璞斋准备让张謇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按照本地旧俗，考生上三代内没有取得过秀才以上功名的，是为“冷籍”，不准许参加考试，张謇的父亲请教并听从了宋璞斋的建议，让张謇冒充如皋张驹之孙到如皋应试，张謇果然不负所望，考中秀才。但是，此后张驹一家以此事相要挟进行敲诈勒索，张謇的家庭几乎因此而倾家荡产。为此，张謇专门写了一首题为《占籍被讼将之如皋》的诗，以表达自己当时内心的万分痛苦。在此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张謇决心投案自首。他的遭遇得到通州知州孙云锦、师山书院院长王崧畦、海门训导赵菊泉等人的同情，在他们的帮助下，礼部于同治十二年（1873）准予张謇“改籍归宗”。相对于以往多来源于儒家典籍的学习，这次跌宕起伏的经历使张謇较早地获得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直接感受，为张謇对义利观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实例。他在后来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及往事，仍是感慨不已：“凡人年少，须有贤友名师之督教，乃得正轨；否则须经忧患，乃得困心衡虑之效。父十六岁以前受乡里小儿之轻，十八岁后受通如伧父之辱，故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1]（658）其实，如张謇自己所说，其既得“名师之督教”，又经忧患，“得困心衡虑之效”，又得孙云锦、王崧畦、赵菊泉等人对他的“义”，实可算是其“青年”时一笔宝贵的财富。事实证明，张謇也确实未因此消沉，而是化悲愤为力量，更加刻苦自励。
这段时期，张謇由读儒家经典而初识儒家义利观，由耳濡目染而多有感触，由亲身经历而获直接感受，但只是点滴汇聚，既未形成系统，也未有实际行动，其义利观尚处于初步形成期。
2.锻炼成长期：社会实践与义利思想的延伸（1874-1894）
这段时期是张謇个人成长历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张謇第一次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政治要地的南京客幕长达11年（1874-1884），眼界大开。学业不断精进、思想渐入佳境，为其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治十三年（1874），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他了解张謇的处境，邀请张謇帮助办理文牍，张謇开始了幕僚生活。据张謇回忆，孙云锦给张謇的主要任务是陪伴其两个儿子读书，“给余月十金，先生发审局差，俸月裁五十金耳。”[2]（835）孙云锦让张謇陪伴自己儿子读书，张謇也可继续学习；还把自己月薪的五分之一分给张謇，可见孙云锦的爱才之心和对张謇的照顾之情，张謇也发自内心地称呼孙云锦为“先生”，可见其对孙云锦的感恩之情。不仅如此，孙云锦对张謇的照顾，不但给负债累累的张謇带来了金钱上的补助，也给了困顿中的张謇极大的温情。孙云锦的这种大义给了张謇莫大的感动和鼓舞，孙云锦对张謇的器重为张謇重新树立信心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江宁期间，张謇先后考取了钟山书院、惜阴书院等著名书院，结识了许多国内一流学者，在他们的指点下，学业得以不断精进。不仅如此，他还“时励于学，而微之事，察政治之良窥，民生之利疡”。1874年，张謇刚到江宁，就随孙云锦到淮安查勘渔滨积压讼案，了解了广大农民的疾苦，写下了《农妇叹》：“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头蓬胫頳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腴田田有主。”[3]（17）诗中满怀对穷苦大众的同情与仁爱，同时，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的思想也随之开始萌芽生长。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张謇告假回乡省亲，将自己积攒的100两俸银交给父母。我们不妨简单地计算一下，张謇同治十三年二月到江宁就差，至此时不到11个月，孙云锦每月给其俸银10两，其总收入不会超过110两。稍加计算便可知其平时生活之节约。这100两俸银都是张謇平时省吃俭用省出来的，全部交给父母，可见张謇之于家庭的义利观之一斑。
光绪元年（1875）年底，孙云锦奉调河运差，询问张謇愿否同行，张謇因秉承父母意愿，为来年乡试做准备，婉谢恩师好意。翌年，张謇答应了驻扎在浦口的淮军儒将吴长庆（孙云锦介绍而结识）的邀请，加入庆军幕府。吴长庆十分欣赏张謇的才华，张謇把吴长庆视为清王朝中兴的希望，同时也寄望在辅佐吴长庆的过程中建功立业，成就自己。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张謇具呈学官，改名为謇①，改字季直，别字处默。季直和处默这两个字，是张謇表示对淡于荣利的南齐人陶季直和不尚浮华潜心著述的梁朝人沈处默的景仰和自己的志趣取向，这两个字也是对张謇义利观的极好注脚。由于吴长庆给张謇安排的职务是专治机要文书，给张謇了解军国事务提供了便捷条件，张謇的义利观因之得以向国家层面延伸。此时张謇的义利观已由关注自己发展到关注民生，再而发展到国家层面。对于列强窥伺与边疆危机，热血沸腾的张謇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感慨道：“锦衣杖节空都护，墨绖临边有上卿，坐使积薪仍厝火，牺牲玉帛任寻盟”。[3]（61）透露出自己对国事的惆怅和无奈。光绪八年（1882）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很快卷入其中。吴长庆也奉命东渡。朝鲜乱事平息不久，由于政见不同，吴长庆受到排挤与打击，一病不起，不久抑郁而死，幕僚随之纷纷离去。面对变局，张謇十分伤感。此时，张之洞和李鸿章均有意罗致，但张謇都婉言谢辞，体现出张謇“义字当头”的义利观。另外，在吴长庆幕府，张謇结识了袁世凯，发现“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同时对国际形势等也颇有见的，并具有正气凛然的气概，于是成为第一个发现并推荐袁世凯的人。但由于袁一旦得势，便为人狂傲，张謇忍无可忍，又成为第一个正式与其绝交的人。张謇唯才是举，公私分明，也是其义利观的一大表现。
光绪十年（1884），张謇回到家乡海门，冀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苦读入仕。在之后的科举路上，张謇有幸和翁同龢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翁逝世后，张謇多次渡江到恩师家乡虞山祭扫其墓，并在隔江相望的南通马鞍山上建虞楼，寄托怀念之情。同时，在外游历形成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在乡里开展了多种乡里活动，为了解决民生疾苦而奔走。在社会事业方面，他积极主张并于1884年在常乐镇设立具有平粜放赈功能的义仓，预防饥民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先后两次上书呈请当地商人共同集资恢复海门的慈善机构——溥善堂，②“所幸此举，咸知于地方大有裨益，无不乐从。”[1]（337）在经济方面，他邀集家乡绅商，通过出资组织小型蚕桑公司，推广种桑养蚕缫丝。为此，他甚至亲赴浙江湖州买回桑秧，赊给乡农栽种，还随种分发《蚕桑辑要》一书，支持种桑致富。然而，由于通海地区手工缫丝业比较落后，导致丝不成市；销往江南，又有厘卡重重盘剥，导致无利可图，因此乡民们并不积极，导致经营屡屡受挫。他嘲笑那些欺负民众的官员：“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4]（760）意思是指这些官员不知道百姓是谁的百姓，却把欺压百姓当作对国家的效忠，实在是可笑。但是，张謇并未气馁，而是“一试蚕桑，八年乃成。”表现出其坚定的意志和为民办实事的迫切愿望。需要强调的是，张謇虽然对官府行为表示不满，但仍然认为“知官所为非朝廷之为”，[4]（760）并以此劝告商民不要反对朝廷。这是他长期深受传统儒家义利思想熏陶，坚持忠君爱国为义利观基本原则思想的一大体现。
张謇在乡里的活动，旨在解民生之困，为民谋福利；同时，这些活动赢得了家乡人民的爱戴和信任，为他日后在家乡兴实业、办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可谓“义之所至，利之为通”。
需要强调的是，张謇回乡十载并非只是读书与主持、参与乡里活动两项，而是以这两项活动为主，并时时寻找机会参与外部事宜，增加自己的阅历，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认识。1887年，他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八月，郑州黄河决口，他协助孙云锦查灾。九月，他为河南巡抚倪文蔚拟主河工程计划，草拟《疏塞大纲》。在这期间，他对河南按察使鞠捷昌因与孙云锦有隙而反对设局赈抚灾民，在日记中痛斥鞠为“昧良丧心狂吠之犬”，同时，对孙云锦“官不做可也，眼前灾民，不能不救”[2]（848）的话记忆最为深刻，恩师的正直和爱民之情对张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话题至此，归纳来说，张謇的义利观在关注的内容上，经历了一个从关注个人得失，转而民生利疡，及至国家利益不断升华的过程；从其义利观发展的历程来看，由于张謇前期没有从事经济活动，因而其义利观主要在于“义”，及至1884年开始试办蚕桑公司，张謇的义利观开始进入辩证思考的领域。
3.发展成熟期：实业救国与义利思想的融合（1895-1926）
光绪二十年（1894），为庆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开“恩科会试”，张謇一路高奏凯歌，终于状元及第，大魁天下。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张謇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中央政府一员直面列强侵华战争，张謇的义利观也因之上升到国际意识层面。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张謇“惶悚痛愤，寝食难安”，[5]（29）认为其“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2]（371）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尖锐地指出：“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日本蓄意瓜分中国的实质在于“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并预言西洋各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中国则“事事曲从，无以立国”。[5]（30）反映出张謇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在笔者看来，敢想敢做，是张謇最为可贵的品格特质。他不是一味地忧虑，而是殚精竭虑地思考出路，主张民办工业以自救。并进而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他大义凛然，“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毅然弃官从商，“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为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4]（115）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张謇在国家“大计”和“个人私利”上的观点。事实证明，张謇确实是“义无反顾”，他以家乡南通为基地，兴办实业，致力于建成一个“新世界之雏形”，南通因之成为全国闻名的“模范县”，[1]（434）被誉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③
这一时期，结合大量的地方自治实践，张謇的义利观逐渐发展成熟。这在其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张謇义利观在其“地方自治”中的体现
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萌生于1884年结束幕僚生活回到家乡后的一系列乡里活动，形成于20世纪初。多年的游幕生涯使张謇深知，依靠晚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强国主张断不可行，单凭个人在全国范围内施展抱负也必然为个人能力所不及，难有实际收效。要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断非短期可达。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感受颇深，并坚定了其地方自治的构想。“日本之自治，五十年而后成。美国则几及百年。今中国无一年自治之成绩，安可望其收效。”“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窃尝谓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不亡亦亡；国亡而自治精神不变，虽亡犹不亡。”[1]（439-440）“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1]（147）自此，张謇确定了以“地方自治”为起点，再谋渐次辐射，放眼全国的设想。
随着“地方自治”实践的全面展开，张謇的义利观体系也得以逐渐发展成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此时张謇的义利观主要体现在国计、民生层面，与本文前述各个阶段的义利观一起，成为张謇义利观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张謇“地方自治”的实践来看，义利观渗透在“地方自治”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张謇的义利观是其“地方自治”指导思想的源头，即为什么要弃官从商，经营“地方自治”的出发点；“地方自治”是张謇实践其义利观的重要舞台，即义利观在“地方自治”中的实现，也是其义利观的归宿。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民生为本，义字当先。作为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人，张謇同其他儒者一样，有着深切的忧国情怀。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对张謇影响极深，使他逐渐认识到分国家之忧，首在解民生之困。他曾宣称：“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校之气。”[1]（526）1895年，张謇开始实业救国的实践，经过仔细思虑，决定创办纱厂。之所以创办纱厂，张謇在亲自拟订的《厂约》中说得很清楚：一为“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二者，“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4]（17）无论是从实业长期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考虑，都突出显现了张謇兴办实业的根本意图在于实现取利为民，取利为国的大义。张謇为纱厂取名为“大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以大生两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含义。……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6]（251-252）即使迈入花甲之年，张謇最为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命运和广大人民的生活：“二十世纪之经济问题，实有左右全球之价值。吾国迭经兵乱，国力益形疲敝，已蹈入经济之漩涡，设再玩愒数年，则有此广土众民，已无复自营之余地。謇年逾六十，精神财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励者尔。”[7]（167）
2.以利出发，取利行义。张謇认为：“当今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1]（570）因之首办纱厂。历经“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4]（14）大生纱厂终于1899年5月正式建成投产。其间可见张謇个人意志之坚定与坚强。纱厂初成，张謇便开始着手解决民生。1901年张謇开始着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④用他自己的话说：“张謇亦农家子，亦尝治农家书，以为凡滨海荒废之滩，宜尽堤而辟之为田，增长人民生计，蓄此志久矣。”[1]（174）当垦殖事业初有成效后，张謇的喜悦心情油然而生：“就中山所谓三民说之中，民生为要。……一介寒儒，无可为计……自营纺厂资教育，粗有成效，嗣营农垦，得十万亩斥卤之滩于海上。颠顿数年，渐几稳固。始敢冀以资本劳力相济之征，小试井田学校并进之志。”[5]（621-622）张謇十分重视教育，主张“父教育而母实业”。[1]（74）1902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独立设置的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创建了一系列各类学校，形成了一个从幼稚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完整教育系统。这些学校从创建到运营，其经费大部来源于张謇所办各项实业，以及张謇个人或由张謇发起募集所得资金。张謇还兴办了诸如养老院、收养弃婴之新育婴堂、收容娼妓之济良所、收容流浪者之栖流所等等门类齐全的众多慈善事业。除此之外，尚有大量公益娱乐事业，如公园、博物馆等等。张謇一生节俭，“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不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但对于民生诸事，向来慷慨大方。张謇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8]（344）张謇所办大量社会事业，纯为解民生之困，且耗费颇巨，如新育婴堂创办费用为23400余元，每年用费超20000元，常因经费紧张，张謇不得以以鬻字补助；⑤第一养老院创办费用18221元，每年用费达5000至6000元；贫民工场创办费用18550元，每年开支20000元；济良所每年开支1200余元；残废院创办费用达14390元，每年用费6000多元⑥等等。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存在因为产业链条过长，拖累实业经济的风险。足可见张謇经营实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取利行义。
3.以义取利，义利相生。张謇本为一介儒生，受儒家“重义轻利”影响较深，而如今为了振兴国计民生之大义，涉足商业，取利故在必然，他的义利观也相应有了发展，即以义取利。张謇经商最为看重信用，即经商之中的义。他认为近世商业之所以不振，原因在于“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1]（110）“然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之行矣。”[2]（502）他在商校本科毕业演说中告诫学生：“当求为人所敬爱，毋至为人所畏忌。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自得社会之欢迎。”[1]（151）在张謇看来，“以义取利”，有助于树立企业和商人良好的形象，会得到社会的响应和回报，达到“义利相生”的效果，对企业发展和商人经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张謇对于信义二字的重视，不仅在于工商业二项，而是体现于其实践的多个领域，较为典型的如他为通州师范题写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创办我国第一所盲哑合一的特殊学校——盲哑学校，并题写“忠实不欺，力求精进”校训，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謇认识到仅仅依靠道德说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法律手段加以辅助。他认为“欲开门以求活，则人且鄙我蔑我，谓我人民无知识，国家无法律，虽欲与世界共经济，而世界不吾与。”[5]（291）“法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具体而言，“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丧。此尤其显著者。”[5]（272）因此，他于1914年主持颁布《公司条例》，被近代史研究学者普遍认可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公司法。⑦此后，张謇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先后主持颁布了《商人通例》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商人通例实行细则》和《商业注册规则施行细则》，以及《矿业条例》、《森林法》、《狩猎法》、《商会法》等等一系列法令。至此，张謇的义利观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无疑是其义利观的一次升华。从中也可以看到张謇个人开放的意识和长远的眼光，同时，他不仅是一位见地精粹的理论家，还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三、结语
综上所述，首先，张謇的对于“义”、“利”二者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个人到集体（劳苦大众）再到国家层面，从依靠道德养成实现自律到建立健全法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父亲和塾师的谆谆教导和殷殷期盼，使张謇的义利观得以启蒙；在面临“冒籍风波”的重大挫折时，幸得孙云锦等人救助，后又得吴长庆、翁同龢器重，使得张謇人际关系上形成了爱憎分明、唯才是举等个性鲜明的义利观，同时其义利观也得以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对国家前途、民生命运的担忧促使其放弃仕途，投身商海，实业救国。在地方自治实践中，其义利观逐渐成熟完善。他始终不忘初衷，兴实业目的在救民生，因此以“民生为本，义字当先”；要救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因之必须谋利，因此“以利出发，取利行义”，兴办了大量不以谋利为目的的社会事业，体现出“取利”的根本在于“行义”的本质；同时，“以义取利”，有助于企业或商人树立良好形象，获得社会回报，可得“义利相生”之效。为了保障企业、商人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张謇主持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义利观因之上升到法律层面。从张謇义利观发展的过程来看，其义利观还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辩证统一的过程，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由最初关注“义”逐渐发展为“义”、“利”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从以自身出发考察“义”逐渐发展为从人、我双方考察“义”、“利”的辩证统一。当然，受时代局限，张謇的义利观也表现出一些诸如维护清廷，忠君爱国的思想。总之，张謇义利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义利观的思想内涵都是张謇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精神遗产，对于当今“中国梦”的实践和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参考和精神引领作用。
注释：
①此前张謇曾用过两个姓名，5岁入私塾，由于祖父入赘吴家，父亲又继承了吴家产业，所以先生为其起学名为吴起元。15岁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冒充如皋张驹之孙，取名张育才，到如皋应试（详见文中相关陈述）。张育才这个姓名一直用到24岁。
②当地专门负责掩埋无主野尸的慈善机构，为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饬令开办。由于地方经费缺乏等种种原因，多数废弃。一些衙吏、地痞常利用野尸敲诈勒索邻近居民，民众深受其害。
③1922年，中国当时最高层科学家和学者的团体——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第七次年会，一些与会的科学家们对南通的发展成就深感惊异，他们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④早在1895年，张謇看到南通沿海由于淮南盐场逐渐荒废而产生大片荒滩，在土地严重浪费的同时，清末却有大量的从土地中被排挤出来的农民，四处流亡。就主张成立农业公司推广果木、桑棉等经济作物，发展农牧业生产。由于能力未及，只得暂且搁置。1901年大生纱厂盈利，加之出于对原棉稳定供给的需要，张謇决定利用荡地，变废为宝，创建大型农业公司。
⑤张謇所办地方报纸，以及《申报》上有大量张謇发布的“鬻字启事”，其中一大部分是为育婴堂鬻字筹款。
⑥清末与民国初期，一个银元等于0.8-0.9两银子。民国成立后，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一元）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即约等同于银元一枚。
⑦近代中国第一部公司法是清政府于1903年颁定的《公司律》，张謇参考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法典，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主持颁布的《公司条例》对《公司律》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和调整，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大为提高。
参考文献：
[1]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六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五卷·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三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刘厚生.张謇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5.
[7]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8]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
Zhang Jian's Ideas of Moral and Profit and It's Practice on Local Autonomy
Qiang J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226019)
Abstract: Zhang Jian had multi-identity, as The Number One Scholar of Late Qing Dynasty, h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Confucian ideas. As a prominent politician, industrialist and educator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 he actively mad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culture, blazed new trails in pioneering spirit, becoming a leader of the times. He combined his own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 ideas， formed the particular ideas of moral and profit, which reflects on multiple levels, and from one-sided development to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The progress of the idea is a legacy of precious wealth, which is worthy of thinking and summing up.
Keywords: Zhang Jian，ideas of moral and profit，local aut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