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良镛院士的几段交往
□ 张廷栖
原先我仅知吴良镛院士为蜚声中外的建筑学大师，只有仰望，与其并无直接联系，但人世间竟然有偶发的机遇，使我与他相识、相知。
我与吴先生的这种机缘，是规划局为我牵的线。在新世纪曙光照耀下，以扩建博物苑新馆的方式，南通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热情地迎接张謇先生所创“中华第一馆”——南通博物苑百年庆典的到来。筹建新馆的工作是从邀请享誉世界的建筑规划界泰斗吴良镛教授开始的。这位年已八旬的清华大学两院院士于2002年抱着对张謇先生的敬仰之心，来到南通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构思创作规划设计方案，努力为张謇所创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增光添彩。在南通市领导的陪同下，吴先生来到张謇故居濠南别业，参观了张謇先生生平业绩展，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地方自治的辉煌成就称赞不已，对张謇城市建设方面的惊人业绩，更是大加赞赏。其间，吴先生灵感突现，脱口说出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陪同的市领导敏感地接住了他这句话题，提出请吴先生题词。先生答应回去再书写。南通市领导开始酝酿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城市定位而加强宣传，制造舆论。吴先生返京后开始了对此大胆设想进行小心求证的学术研究历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探索，完成了论文初稿，并发给南通巿规划局，征求南通读者的意见。这一篇初稿成为我与大师认识交往的机缘。
我为吴良镛院士论文提建议
2003年1月17日上午，南通市规划管理局召开座谈会，会议由该局总工程师室主任单金林主持。我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会前电话通知中要求与会人员为吴先生提出的“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论断提供有关论据。我找了两篇关于张謇城巿建设方面的文章复印件带到会上。出席座谈会的有赵鹏、孙模等10多个专家。有人还带来了当年张謇创办测绘局所精心绘制的测绘图纸，令与会者惊叹张謇对城巿建设的重视。会上并没有讨论吴良镛院士的文章，仅仅在散会前将其打印的论文发给了大家，要求大家回去就论文提出建议。因为时届年终岁末，事务繁杂，所以我回家后就忙于其他事了，并未把此事特别放在心上。
过了一天，即1月19日，接到规划局副总工程师孙寰同志打来的电话，要求我对吴先生的论文重点提提建议。于是当天晚上对论文反复研读了好多遍，有的地方还做了记号，也查阅了一些资料。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反复研读论文，列了一个提纲，至晚上11：30。”第二天，即1月20日上午才将初稿研读完成。接着忙于我所担任课程的期终考试、阅卷、统计学生成绩报教务处，前后忙了两天。22号下午将稿子作了修改和定稿，共提了十三条建议，内容大多是有关张謇史实方面的问题，至今仍觉遗憾的是当时我未留下草稿，现在对内容有些记不清了。23日上午，孙寰总工程师到我家中，将我这份建议稿子取走。
过了一周，到了1月30日上午，我正在南通市邮政局组织的集邮协会商谈春节的集邮活动，接到孙寰的来电，说吴良镛院士已收到我的建议信，他要我的手机号，与我联系。在返家途经南大街时，接到吴先生的电话。因为在大街上，人声嘈杂，听不太清楚。但吴先生电话里首先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他说“你的意见很好，你是专家，不然有的提法成笑话。”他又说，“现在的关键是武汉，也有三镇，如果抬起扛来就麻烦了，这方面要做工作，还要适当肯定武汉，对其有一个说法，当然不称近代第一城，南通比武汉集中，又典型。”他又问起，南通是否还专门开了一个会为他的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论文提供论据的？我说是的。他又说，“请向其他专家学者表示谢意！”所以，他的著名论文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时，文后有一行致谢词：“承张謇研究中心的张廷栖先生2003年1月22日寄来南通同志及他本人宝贵的修改意见，甚为感谢。”[1]后来他的专著《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一书中仍有这一句话，说明一位名人、大师对小人物的尊重，也反映了其人格的高尚，真令我既景仰又敬佩。虽然规划局并未兑现《建议》的报酬，但得到大师的肯定和致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我十分感谢规划局和孙寰副总工程师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能为南通公共事业出一点力，为吴先生做一点建议和校对。以后与大师交往中所受到他的教导，无疑有助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先生的来电给我很大的鼓励，我真是受宠若惊。第二天即1月31日是大年除夕。因为这个年夜饭不用我忙，全家在文峰饭店大团聚，我就动笔给吴先生写回信，为他电话中提出的问题再提建议。这次的信保存了草稿，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您的来电中关于武汉在近代城市史上的地位问题，确是一个难点。正如您说的，抬起扛来是件麻烦的事，要做工作。对此我有两点想法。
其一是武汉定位问题。张之洞在武汉经营近代工业、文化教育事业，要比张謇早，比南通规模大，范围广。张謇走上实业之路，受张之洞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张之洞将张謇引上实业之路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是，武汉同南通不同的是它在当时是通商口岸。1858年6月，清廷与俄、美、英、法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定（汉口）为十大通商口岸之一，而且汉口还有英租界。这说明它丧失了主权，有殖民主义的势力，有外国的工业，有帝国主义的参与，而南通却没有。南通由农业社会的封建落后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过程中，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建、规划和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工业城市，没有帝国主义的涉足。因此，我想在您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下定义时，能否将其锁定在这个范围内。此外，张之洞是洋务派的晚期领袖，武汉是官办的民族工业的基地；而张謇在南通完全是民营经济，他是民营企业家的先驱领袖（我的观点）。对这一点似乎也有文章可做。正如您说的，南通比较集中，也可以说具有典型意义。
其二是关于做工作、避免抬扛问题。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以为关键人物是章开沅教授。章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尤其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张謇研究方面更为突出。1984年，他积极主张在南通成立张謇研究中心，并被聘为张謇研究中心的顾问，是张謇研究的最高权威；他还培养了一批学生，在近代史学界已是骨干和中坚。他在武汉的影响和声望，可能武汉大学没有人能替代。为此建议您在大作发表之前，可否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对“中国近代第一城”有何想法。如他默认也可，如能配合就更好了。我正在考虑建议市领导在适当的时候能否也去拜访和邀请章开沅教授再次来通。去年十二月，我们召开韩国旅通诗人、学者金沧江研讨会时他来通作过学术报告。今年四月将在扬州大学举行的纪念张謇150周年诞辰高级论坛上做主报告。您如能通过绪武先生，亲自前往，当面沟通，就最佳了。如不能抽身，可由绪武先生转交，他们交往甚密。
第二天2月1日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大年初一：春节。下午清稿后我以快递发出。
第一次会面于吴先生府上
2003年3月7日，由规划局局长主持，科协、文化局等领导商讨筹备“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我受邀列席会议。会议讨论到邀请出席对象时，有人提名如罗哲文、章开沅等著名学者。但这次研讨会主题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内容，邀请对象主要是城市规划建筑界的专家学者。最后一致认为首先应听取吴良镛院士的意见，会上还决定派人前往北京向吴先生请教。当时还有人提出要我去北京找张绪武副主席，通过他邀请章开沅教授来通。第二天，即8日中午，我跟随吴旭、孙寰一行三人前往上海虹桥机场，乘机赴京。到北京时已是万家灯火。当夜，我们在东方新天地的北方佳苑酒店住下。晚上，我与张绪武副主席通过电话联系，说明我赴京的使命，准备相约第二天，即9日晚上登门拜访。张绪武副主席在电话中回答，因为丁大卫市长那天晚上要设宴招待南通籍的在京领导，没有时间接待，同时表示，他可以出面邀请章开沅教授。这样我的任务就轻松完成了！
当晚，由规划局局长与吴先生电话相约，第二天，即9日上午9时半我们上门拜谒。第二天上午7时半，我们三人就从酒店出门，因听说北京堵车现象严重，就提前二个小时打出租车前往蓝旗营清华大学校区，想不到一路顺利，9时前就到达院士府门外。要不要按门铃，大家犹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按下了门铃，想不到吴先生饭后正休息。先生的生活习惯是凌晨开始工作，困了就睡下。听到我们提前来访，连忙起床，接待我们。
吴先生首先向规划局介绍了博物苑新馆的规划方案，讲到本月15日在京对方案有个论证会。他说，昨天文化局黄局长在此，要举行关于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座谈会，虽然当时答应了，但后来想想不妥，邀请人员，请谁不请谁，会有矛盾，还是不搞为好。再谈及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研讨会”，规划局计划近期邀请一批专家到南通实地踏访。吴先生认为不必了。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如3月份去南通踏访，6月份再去出席研讨会，有的专家是不可能去两次的。如需实地考察可以个别进行，也可能少花些钱。二是3月份考察的人多了会冲淡6月的研讨盛会。关于6月的研讨会议程方案、学术报告、出席名单等问题，吴先生说，这些问题可与学会秘书长石楠协商。吴先生说的学会是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为我们约定在当天下午二时于建设部会面。谈完这些问题后，送上我所做文化局招标课题“关于第一城的保护与利用”的结题报告。吴先生一见到我的名字就问，这就是你吗？我点头说，我是张廷栖。他马上提到我的建议信，表示感谢，并连忙起身去拿他论文的第二稿给我，但一时未能找到。我说南通市规划局有第二稿，回去我复印了拜读。坐下来后，我将写的小文——《中国近代第一城内涵解读》请他指教，他说“一定细看。”我们交谈时，孙寰副总工十分细心地及时记录了会面的机会，为我们照了两张照片。不一会，丁大卫市长带领沈启鹏、黄振平、徐国生等一行六、七人到达吴先生家，我们到另一个房间由其子吴晨接待我们，继续交谈。约半个多小时后吴先生送走了丁市长他们，我们也告辞了。这次与吴先生见面，在他家一个多小时，令我感到一种大师的人格魅力。他对所有来访者的谈话都静心倾听，尊重他人，平易近人，和谐可亲。
我从北京返回南通以后，因为工作忙碌繁杂，又胃出血了，只得服药治疗和休息，但因此也能静下来考虑江苏省“十五”规划课题民营企业家项目，并思考关于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问题。一天午休后，我突然出现一个思想火花：张謇为什么会有城市建设的规划理念？是否与他出生地的文化习俗、本人爱好和阅历相关？我们是否可以试图从这些方面去寻找和挖掘他的生态意识？经过半个多月的资料查阅和分析思考，我写了一篇题为《张謇建城思想探源》的论文，被“中国近代第一城研讨会”筹备组入围录用，并参于研讨会的一些筹备工作，又与沈启鹏、尤世玮、庄安正等一起都被安排在研讨会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中。6月24日上午，参加了更俗剧院“纪念张謇150周年诞辰大会”后，我还出席了濠阳小筑张謇纪念馆的揭牌仪式。下午“中国近代第一城研讨会”在蓝绍敏副市长主持下举行开幕仪式，由两院院士周干峙、副省长黄卫、市委书记罗一民致辞，接着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首先做主报告，再分别有阮仪三、郑弘毅、丁大卫的主报告。第二天25日上午，研讨会由阮仪三主持，6位学者围绕吴先生的论文做主报告，我是最后一个。会议结束后，我与吴先生合影。如果说吴先生在扬州的高级论坛上第一次向学术界正式亮出他学术见解——“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尚属个人观点的话，那么这次学术研讨会可说是全国学术界的共识。这次会议集中了全国城巿规划建筑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对吴先生 “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论断和张謇百年前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理念与实践活动，从学术的角度，从城巿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论证，确立了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在近代历史上地位。这次研讨会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尤其重大，遗憾的是并没有将论文集公开出版。所幸后来有吴先生与弟子于海漪博士的《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以及《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两本专著分别出版，奠定了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理论基石。
吴先生给我多次来信
扬州论坛后，2003年6月，有人写匿名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此信在南通市级机关一些部门和张謇研究学术圈内广泛散发。我与他一向毫无恩怨，无非是在张謇研究中心处理日常事务时可能得罪了个别人，或者是有另有目的，因对张謇研究中心不满而迁怒于我。章开沅教授和吴先生也收到了匿名信。吴先生于是年8月12日给我写信。当时学校正放暑假，我在20天后的开学时才到校收到此信。吴先生来信中首先对南通学术界和我的建议表示感谢，他说“在“近代第一城”设想中得到南通多位学者的协助与指正，特别您还专函给我一一指正，至今仍甚感激。”针对匿名信他又说“您的学识人品在初交中有所领会。来信中所述之事何时何地无之，亦不为介意也。”我曾有信中提及有人写我匿名信一事，所以针对此事，他不以为然，且对我的人品予以肯定，使我倍受鼓舞，深感宽慰，给了我信心与力量。
关于匿名信中涉及的有人以张謇《吴淞开埠计划概略》一文弄虚作假之事。事情是这样的，7月18日，我陪同中央电视台拍摄人员在博物苑拍摄关于张謇的专题片，正巧遇到博物苑金艳副苑长，她说她有张謇《吴淞开埠计划概略》一文，说是有人新发现第一城的资料，是个打印稿，我向她要了一份复印件，也没有细看。到了7月28日，我接到穆烜先生电话，他说张绪武副主席来电，说到有一兄弟俩去上海查档案，新发现重要资料，要求资助他们。同时又要求他向市里领导反映资助的问题。穆先生还告诉我，他们已写信给吴良镛先生，要编《中国近代第一城资料集》，得到支持的表示；又说他们已写信给罗一民书记，罗有批示给文化局，要我向李明勋会长和尤世玮常务副会长报告。经查核，他们所谓新发现的这份资料，并非是他们的打印稿，而是从郑祖安的《百年上海城》一书[2]第73至78页上复印下来的，打印是谎言。听到有人写匿名信给吴先生，涉及此事，我认为有必要，就向先生报告了真实的情况。所以吴先生在信中有一句话：“前些时因有人给我张謇先生规划吴淞的文章，阅读之后非常兴奋，回信费事，即按来信所示电话致谢，未想据此写信致罗书记等，我未曾意料也。”[3]尤其吴先生为了我不受匿名信的干扰，在信中还为我寄来他亲自书写的墨宝“锐意进取”以鼓励我，令我十分振奋。此墨宝右上方盖有他的闲章格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左下方是他的署名，并盖有两方印章，分别为姓和名。他明显是在鼓励我摆脱来自各种障碍和阻力，勇往直前，做自己应做的事业。我将墨宝装裱后挂在书房，成为我的精神动力。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抱着生命中有限的时间不能浪费在与这些无聊之人的争辩上、清则自清的原则，一边向领导报告，澄清有关的一些事实，一边继续做我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后来张謇研究中心的领导发声，向有关部门、领导和人士澄清事实真相，为我扫除了影响。
收到吴先生的来信和墨宝后，我于是年9月2日给他回信，表示感谢和敬意。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拜读大函，尤其见到您所赠墨宝，是先生对我的厚爱，我确实视为至宝，更要永远记取您‘锐意进取’的教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关于吴淞的规划文章一事，我又说到“先生对张謇城建思想研究和有关资料的关心和追求，我是十分理解的”，又进一步说到“近来绪武先生正努力促成南通新编《张謇全集》立项”，表示“如能实现，我们也将关心和搜集城建方面与南通有关的资料。”从此以后，我有了南通新出版的资料，总是给吴先生寄上一份，开始不断地有了交往。2004年3月1日，收到吴先生给我来信：“尊函及赐寄《张謇全集》补遗Ⅱ、《南通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均已收到，谢谢”，并说“今年总有可能为这两个博物院工程来南通，当面叙。”[4]
再三征求对第一城的不同观点
2004年4月29日，我又收到吴先生来函，说得知我的信中提到南通也有学者对他的中国近代第一城论断有不同观点的信息。他在信中说：“所提及有学者对第一城有异议，这也极正常。我甚期望能得到他们的文章或谈话，以便多做工作，使研究得以深化，方便时，能告知为感。”[5]后来我回信给他，提供了一些文字资料供参考。
是年5月29日，我接到规划局的通知，吴先生已到南通，要我第二天上午9时去规划局五楼会议室，吴先生要见我。第二天我准时到达，等了一个多小时吴先生才从工地来到。他一见到我，招呼我坐下，听取规划局领导向他汇报南通城市规划的情况，又研究第一城展览馆施工设计的问题，最后，吴先生讲了很长的一席话，接着城市展览馆的话题，说，到博物苑百年苑庆时，濠河一南一北[6]，同时开馆；一新一旧，古今结合，成为一体。布展是大问题，不能看来看去就是几张照片。几个地方，馆厅放什么，不要重复，要研究。第一城展馆突出城市建设，在国内外有贡献的内容。南通要做个大规划，将来南通怎么样，理想的规划就是武器。本地动员起来搞总体规划。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把你们的规划给我一份。不要就是房子，要有一个最好的环境。做精品设计这是很难的，一个设计师一辈子就是几个精品。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也不完全决定于自己，还有许多因素。南通两馆是特殊类型，新旧建筑连成一体。在布展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黎火车站，楼下破烂，没有什么，启发大的是楼上，一面建筑，一面对布展已设计好了，一旦完工，布展一个一个对号入座。南通张謇的先进理念是一城三镇，如何发扬原来的优势，不能摊大饼式推进，要体现出新格局。最后他说：对南通近代第一城的宣传，国内外影响越大，我越紧张，到现在还心有余悸。第一城是过去张謇的，当今的南通是当代人的南通，规划局是责任所在，承前启后。结束后我才将钱健老师一个课题的前言部分复印资料和顾毓章的《江苏盐垦实况》一书送给他。午餐由蓝绍敏副市长宴请，要我参加作陪，这时候吴先生向我提出，能否拜访有关的历史学家，听取历史学界的意见，还问拜访哪些历史学家为好？我回答说，主要是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他反复对我讲，“有不同看法在学术上是好事，我是认真的，还要做工作。”先生那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可称典范。我回答说可以先与一些近代史专家联系，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我向他告别时，他说：我们再联系。
当天中午雨很大，我打出租车返回家中。下午4时半，我又接到吴先生临走前打到我家中的电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约20分钟。他首先说《江苏盐垦实况》一书中有关张謇的部分都看了。有个“前言”[7]也看了，好像没有完，是谁的？没有姓名。我回答是南通大学一位中年学者所做的一个项目。他还想看看全文，提出能否征得本人的同意。我说我可以去联系。吴先生这次来南通是为了“第一城展览馆”的设计和施工方有关问题协商，并亲自到工地现场视察了一个多小时。从他的话中我得知，吴先生拿到我的资料，下午就抓紧时间阅读。已是82岁高龄的他，精力充沛，学术研究一丝不苟，追求完美。他在电话中还说了一些看法。他说“我今天也讲了，对商业炒作有看法，我们在做些实在有益的事，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还求什么呀？！我有缘与南通联系，提出第一城的看法也没有到此为止，要体现当今的作用，这是我的愿望。我到一个地方，人家是把总体规划送上门要我提建议，南通没有，所以今天我提出要看总体规划的要求。”这些话反映吴先生对先贤张謇的情感和对南通的责任感。在我与先生以往的接触中，他也提到，反对用“打张謇牌”的口号，也不主张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提法，说“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不过是我们通过历史资料发现而已，并非如今我们所能“打造”的。他对类似商业炒作是十分反感的。
第二天，即5月31日，我就与钱健老师取得了联系，得到他的同意后将课题内容复印给吴先生一阅。6月3日，我将一至五章的内容复印件和人大复印资料中的一篇论文一并寄给吴先生。另外为征求历史学界对第一城的看法，我分别写信给戴鞍钢、谢俊美、茅家琦、邵雍、华强等历史学家，附上参考资料，于6月10日发出，至7月1日，将反馈信息写信给吴先生，供他参考。
是年6月22日，吴先生又给我发来回信，信中说“我抽空将您赐寄的文献资料认真阅读，并草拟一文，其基本观点，在规划局时，您已听到。”获悉吴先生开始撰写关于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第三篇论文。
是年10月28日，吴先生再次来到南通，通过博物苑转告我，要我晚上到他住宿的文峰饭店房间见面。我们一见面，他高兴地说，新写了一篇文稿，要我提提意见。这又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我要求带回家拜读，在明天离开南通前送回。我谢绝了博物苑与吴先生共进晚餐的邀请，急忙赶回家，连夜拜读了二遍，收获匪浅。文中回答了历史学家关于第一城的一些问题，如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是历史学的概念，似乎是历史学家的课题，有那么个意思。吴先生在文中说：“我无意于成史学家，但是认为建筑与规划工作者不能不研究历史”，[8]“我不是历史学家，每就专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去寻找历史资料”[9]，也就是必须去了解、研究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第二天，即10月29日一早，我拿了吴先生的大作，连同友人送我的民国时期《巿政全书》复印本（这本书对吴先生来讲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到了文峰饭店。我谈了对他大作的理解：您所说的张謇经营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第一，并非在全国通常通过“指标”等评价标准进行综合“排名”，而是以张謇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先进理念，在中国城市规划学术传统中占据领先的地位，是现代化探索中的早期典型。研究张謇的建城思想的意义不仅要作一个历史评价，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当今的“千城一面”本质是缺乏张謇那样城巿发展的创造性，在中国大地上自力更生地开辟城巿发展道路，尤其南通是张謇的故乡，我们不是要借助张謇的名望“打张謇牌”，而是要学习、弘扬和发展张謇的思想，在当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创造性地、合理地进行区域布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新的创造发展新的模式，这个对南通的指导意义极大。我又建议吴先生，大作是否可以首先放在南通内部刊物上发表，不影响在全国发表。吴先生同意了，并请人复印，还留我一起用早餐，要同我聊聊。我们又谈到南通曾在媒体上提到近代第一城建成110周年，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事，现在不听说了；又谈到要我作为于海漪博士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专家，已向学校提出来了，得到批准后通知我。我也向他报告，昨天于海漪博士来了电话，说她的论文这两天发出。共同用过早餐后，他直接去了上海，晚上七时可返回北京。是年11月2日，我将先生大作《关于张謇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探索与随想》送给了方志办公室张建明副主任。文章于当年在《南通今古》第6期上发表。
邀请我参加博士毕业论文答辩
吴先生不仅自己研究张謇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思想，还指导博士研究生于海漪以此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吴先生在他《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总序中说“在我确认这个课题很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之后，作为指导教师，我安排了研究生于海漪以此作为博士论文课题。”[10]吴先生交代她要向我这名本科生“请教”。她的毕业论文选题为“张謇在南通的城市建设”。他们师生都研究张謇与南通，我理所当然地予以支持。2003年春天，吴先生的博士生于海漪来通，我们见过面，开始有接触。然而因为很快发生“非典”的原因，在京的于海漪博士来不了南通，令她十分焦急。我只好将《张謇全集》和有关课题资料邮寄给她。所幸的是，封闭时间不长，她后来到南通调研，我努力为她提供了方便。
2004年11月初，于海漪将毕业论文发给了我。我可能是南通第一个读者。所以吴先生说“在南通博物苑及张謇研究所的协助指导下，她的研究工作进展很快。”[11]他所说的张謇研究所是指原南通工学院张謇研究所，那时我任常务副所长。我抽时间阅读了全文，并写了约2000字的评阅意见，寄给了于博士，请其转交吴先生。是年12月初，我接到了参加于海漪博士论文答辩的正式邀请。12月12日，原南通工学院党委金城副书记正巧也赴京出差，于是，我俩结伴从扬州坐动车赴京。13日一早，我们到达北京火车站，打出租车前往清华大学，下榻于紫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上午两人在清华校园参观，观光这一用庚子赔款所建的名校校园，感受了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论文答辩定于12月14日下午进行，所以从当日下午和14日上午，我留在房间内准备。下午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建筑学院二楼小会议室。评审正式开始前，吴先生与评委们见面交谈。评委共5名，校内2名，是建筑研究所吴唯佳等两位副所长；校外3名评委，即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夏宗玕（教授级高级规划师）为组长的3名正高，其中只有我是另类人员，不来自规划建筑界。正式开始时，吴先生回避了，由学术秘书首先介绍学生情况，再由学生于海漪介绍自己的毕业论文。接着，评委们依次评议和提问，完成后答辩休会。评委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论文评语，并进行了两次投票。第一次关于论文是否能通过；第二次是否授予博士学位。投票完成后宣布复会，秘书宣读评审结果，大家纷纷表示祝贺！分别与先生照相后，吴先生作为导师讲话，对评委们表示了感谢，令我不安的是，他又突出了我的远道而来，再次提及2003年的论文得到我的意见和建议。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在现场我很不自在。他对别人为他做的哪怕一点小事总是挂在心上，一有机会就要致谢，这可能就是大师的风度和品格，我反而很觉难为情，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最后博士与评委和导师合影留念。午餐由建筑学院宴请，告别时吴先生约我在餐厅小聚。
任务的完成，令我一身轻松，心情很好。有幸得到吴先生的厚爱，能在清华这座名校与名师们一起参与博士论文评审，是我一生之幸运。15日，我与金城副书记租了自行车，先去圆明园遗址公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再去北京大学校园参观，出西门经颐和园前门，往北到中央党校出版社购书。中餐有张慎欣同志邀请我们用西餐。一天参观活动结束回宾馆，吴先生来电话约我在餐厅小聚，当时天气不好，已下小雪，室外气温很冷，鉴于先生年事已高，不宜在冬天晚上外出，万一受凉伤风感冒对高龄老人是个大问题，于是我一再谢绝，虽然有些不礼貌，但也是为了保护国家栋梁之才。我与他另约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到他办公室辞行。
16日上午九时，我们来到了吴先生办公室，他早已在此等候。我先向他介绍了金城副书记。坐下来后，他拿出准备好给我的礼物：国宾加饭酒和茶叶，又从书架上取出他的大作：中国院士系的《建筑·城市·人居现境》一书，打开扉页，签上大名，盖上印章赠予我，还送上名片。他赠送如此厚礼，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愚笨的我只会重复说谢谢，谢谢，太谢谢了……，然后又谈起张謇研究的话题以及关于他的论文和学生学位论文出版的问题。金城副书记见我们谈得十分融洽，就提议聘吴先生为学校客座教授。我向吴先生说，南通大学新组建，建筑工程学院想得到您的支持和指导，能否聘您为客座教授？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答应了，我们十分高兴，为学校做了一件好事。金城副书记也说，我们学校的建工学院很年轻，也知道吴先生忙，只要一年来一次做个讲座，或我们来京向您请教。为了不占用院士更多的时间，与他合影后我们怀着满足的心情告辞离开。因为回南通是傍晚的机票，所以我们两人又去参观了宋庆龄、郭沫若、梅兰芳故居。回南通后，金城副书记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学校。后来情况如何我不知下文。（未完待续）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