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荣氏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之比较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陈建

2020年夏天，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企业家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近代以来的优秀企业家给予高度评价：“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习总书记点赞的张謇是通州人，荣毅仁是无锡人。当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2025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晚无锡分会场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晚会以“无锡景·家国情”为主旋律，探寻了无锡的千年文脉、百年工商，其中展示了无锡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靓丽风采。通州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和无锡的荣氏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有其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探寻江苏近代这两大企业集团的发展路径，比较其中的异同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南通乃至全国的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发展战略、经营模式和社会责任等三个角度，对张謇企业和荣氏企业作一个初步的比较。

一、发展战略：多元化和专业化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惨遭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和开放商埠之外，就是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其产品免收内地税。此时丁忧在家的张謇义愤填膺，在故乡南通开始筹划创办大生纱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历经曲折之后，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张謇根据南通的实际情况，大生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大生纱厂创办之初，困难重重。南通僻处一隅，原料、电力、交通等问题无不困扰着张謇，这些都迫使张謇积极探求资源节约、物尽其用、“万物一体”的发展路径，采取一体化、链式化发展模式，以增强大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他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为大生纱厂提供棉花为生产原料，皮棉纺纱，纱厂生产中产生的飞花短绒，为大昌纸厂提供原料，棉籽供广生油厂榨油，广生油厂榨油产生的油渣，又成为大隆皂厂生产肥皂和蜡烛等的原料。就这样，在大生纱厂所在地唐家闸，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先后创办了一系列配套企业：广生油厂、大兴面厂（新面粉厂）、大隆皂厂、资生铁冶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罐诘公司、大昌纸厂、泽生水利船闸公司、懋生房地产公司……形成了一个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生态化的产业循环系统，为全国最早的一个生态化产业链。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张謇便思谋改善南通的交通环境，实现交通强国的梦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与如皋绅士沙元炳在唐家闸商议集股创立大达内河小轮公司，经营通扬运河轮船航运业务。清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花费巨资包下了黄浦江江南市十六铺一带的大片土地，创立了大达外江轮步公司。此后不久，张謇又在南通成立了天生港轮步公司。随后张謇花巨资从外国买了两艘客货两用的轮船，把两地的公司合二为一，成立了大达轮船公司。大达公司成立了以后，一枝独秀，到民国七年（1918），内河航运为主的大达小轮公司，拥有小轮20艘，拖船15艘，公司经营的内河航线多达10条，遍及镇江、扬州、泰州、盐城、高邮、宝应等苏北主要城镇。这一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使大生纺织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荣氏企业发展战略与张謇企业颇为不同。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荣氏兄弟开办保兴面粉厂，后来又开办振兴纺织厂，把厂址放在上海、无锡等地，产品卖到长江两岸，甚至沿着大运河卖往北方。在20世纪初，荣氏兄弟的面粉厂飞速发展。刚好当时北方在打仗，面粉消耗量大，有北方人开海船来上海买面粉，荣氏兄弟就把握住商机大赚一笔。荣宗敬带着资本在上海收购面粉厂，把上海老牌的华兴面粉厂买了下来，当地的洋人和买办都对荣家的财力刮目相看。后来，荣宗敬看上海的市场更大，就和弟弟荣德生商量，两人分开开厂，弟弟在无锡，哥哥在上海，各自管理大江南北的市场。不久，荣宗敬就从无锡带来工人和设备，又开办了申新棉纱厂，自此以后荣家开始在无锡、上海两地发展。荣氏兄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确立起与张謇企业不同的一套发展战略，认为企业发展“不外吃、着两门为最妥”、“做新事业…如从食与衣着手较佳”。在整个荣氏企业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面粉业和棉纱业两大主业，走过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确立起“粉纱联营”的发展路径，两大主业之间相辅相成、互补促进。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荣氏兄弟创办保兴面粉厂开始，到三十年代的兴盛时期，荣氏兄弟兴办了12个面粉厂，其中包括茂新一厂至四厂，福新一厂至八厂，9个棉纱厂，其中包括申新一厂至九厂，逐渐发展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营资本集团。

二、经营模式：“绅领商办”和“民营商办”

最初张謇力图走“商办”的道路,由于南通经济落后、风气未开,张謇把集股的范围从南通扩大到上海,邀集“通沪六董”，然“入股者仅畸零小数”。在股款无着之时,张謇从沪董处得知江宁商务局有一批闲置多年的纺纱机，这批机器是张之洞为办湖北纺纱局南厂定购的，南厂创办不成，展转归江宁商务局。张謇经过反复协商、权衡，决定利用这批机器作为官方投资，作价50万两，再集商股50万两，企业体制就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由于集资十分困难，“官商合办”又遭搁浅。 在此困境下，张謇获得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他们托付盛宣怀与张謇进行磋商，大生纱厂减小规模，盛张二绅合领一半官机，分设通沪两厂，各招商股25万两，此为“绅领商办”。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10）开始，张謇奔波于上海、南京和南通之间，历经曲折集得近20万两股银，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生纱厂终于建成投产，沪厂未能建成，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还有一半官机仍安装于大生纱厂，这样，“绅领商办”的体制逐渐形成。这一体制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是《官绅约款》，其中第二条中规定：“所有举董招股,以及年终账目,统规张绅、盛绅分认，随时会咨南洋大臣及商务局立案备查,无庸仍照旧约,请派官董。”根据这一文件，官商权利关系已有了根本改变，主办人的经营管理全权得以确立，官方不派官董制约，只需向其备案。在大生纱厂的创办集股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张謇既利用了政府购置的大批机器设备，又以“绅领商办”的方式摆脱了官方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官方没有决策、管理权，甚至没有参与权，只拿股息，不问厂务。这样决定了大生纱厂的民营资本属性。摆脱官方制约的大生纱厂，经由张謇“绅领”，不仅获得了占股份56.7%的官机股，还向官府获得9.41%的地方公款，同时申请到20年的地方专利垄断。大生纱厂早期的顺利发展和不断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绅领商办”体制，民营资本在此条件下可以独立自主经营。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实业救国思潮兴起，大生纱厂的欣欣向荣和丰厚利润吸引了荣氏兄弟的目光，他们开始萌生了兴办实业的想法。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兄弟在商议后决定试办一家面粉厂，两年后他们与官僚朱仲甫一起合办的保兴面粉厂正式投产，由于前期经营的种种困难，朱仲甫决定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从保兴面粉厂撤资，但荣氏兄弟反而对面粉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增加了自己持有的股份并成为了控股大股东，为了表示一个新的开端，荣氏兄弟将面粉厂的名字由“保兴”改为“茂新”，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茂新第一面粉厂。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904～1905），日俄战争爆发，战争导致大批面粉厂停工，而战争又加剧了市场上对面粉的需求，一时间面粉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大涨。荣氏兄弟抓住这个机会，扩大生产线，增加产量，一时间赚得钵满盆满。他们在投资之初，就与各股东有过约定，在厂子盈利的前三年，一律不进行分红，所得利润用于还清建厂欠款、企业资金周转和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荣氏企业的“不提红利”“肉烂锅里”策略，与大生纱厂“厚利股东”“得利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一战期间，荣氏企业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民国元年（1912），荣氏兄弟在上海开办了福新第一面粉厂，到民国十年（1921），他们已经拥有了8家福新面粉厂；在此期间，他们除了继续经营茂新一厂，又陆续开设了3家茂新面粉厂。民国四年（1915），经过一系列股权置换，他们退出了之前开设的振新纱厂，然后立刻开设了自己拥有控股权的申新纺织厂，即日后的申新一厂，紧接着又开设了申新二厂、三厂。民国十年（1921），荣氏兄弟在上海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被称为三新总公司，固定资产1959万元，自有资本1043万元，在册职工1.3万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当时茂新和福新两大面粉系统的面粉生产能力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生产能力的31.4%，荣氏兄弟也因此被称为“面粉大王”。这个时候，他们对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改革，实行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不设董事会，由荣宗敬自任总经理，实行集权制，由其一手掌握人事任免、经营决策、资金调度、生产管理等企业大权。此法起初在申新系统实行，后来推广到荣氏企业茂新、福新系统中同时建立责任明确、统一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还对员工进行人性化管理，废除了“工头制”，推行“标准工作法”，为工人按时按量支付薪水，设立“劳工自治区”，由工人自行管理，在其中为工人建设了宿舍、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福利设施。

三、社会责任：企业办社会和适度回报社会

大生纱厂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张謇便思谋利用大生纱厂的利润，大力改善南通的各项社会事业。首先他致力于改善南通的交通环境，实现交通强国的梦想。张謇认为：“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随即规划南通的公路建设。清光绪三十五年（1905），张謇筹划建设的南通第一条公路——港闸公路建成通车，这也是江苏的第一条公路。不久张謇又规划建设了城闸、城山、城港3条公路，此后10年时间，张謇致力于修建南通各县区的公路。张謇一生秉持“父教育而母实业”理念，在实业稍有成就之际，就着手实现他的宏大教育蓝图。张謇认为：“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把自己办纱厂6年来应得的酬劳两万多银元拿出来作为基础，加之乡绅捐资，在通州城东南濠河外明代古刹千佛寺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张謇曾指出：“女子教育不可无师。”基于这样的认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创办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民办的、 本科学制的、也是清末第一所采用“学校”名称的女子师范。除了师范教育，张謇对于专门学校情有独钟。民国元年（1912），张謇创办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张謇对残疾人教育予以极大关注。民国四年（1915·10）张謇创办了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这是中国第一所盲哑师范教育机构，民国五年（1916·11），张謇创办了狼山盲哑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盲哑学校，盲哑师范传习所的师生转隶该校，开我国近代盲哑教育及盲哑师范教育之先河。张謇还对艺术教育情有独钟，认为可补助教育之不足，改良社会风气。民国八年（1919），张謇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这是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由京剧南派大师欧阳予倩任主任，主持校务工作，张謇又设计、建造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更俗剧场”。清宣统三年（1911），张謇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州（县）一级地方普及四年制义务教育的初步规划，计划在南通建成332所初小。经过不懈努力，到民国十年（1921），计划目标基本达成，南通县成为中国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县。美国学者杜威民国九年（1920）来到南通，不由赞道：“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也。”当时，南通县成为闻名全国的“教育模范县”，成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张謇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创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于南通老城区的东南濠河之滨创办南通博物苑，以“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宗旨，服务于学校和社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座公共博物馆。张謇特别关注气象事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在南通博物苑附设测候所，民国三年（1913），张謇开始筹建军山气象台。民国六年（1917）元旦，气象台正式开始观测工作，这是中国第一座气象台。张謇也是著名的慈善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兄弟在唐闸兴建了通州新育婴堂，此后办了养老院、残废院、栖流所、贫民工场、义茔、济良所、医院、盲哑学校等一系列的慈善事业。此外，张謇还创办了幼稚园并附设保姆传习所。这样，近代的南通构建了幼有所养、童有所教、老有所扶、贫有所济、残有所助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也表明了南通由偏僻落后的州县城市，一跃成为先进的现代化城市。张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融入南通城市规划和建设布局之中，开创性构建了“一城三镇”格局，城乡相间，各具功能，组团成城。张謇对南通的全面经营，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树立了一个典范，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荣氏兄弟与张謇一样，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创办实业的同时，还兴办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荣德生就认为“吾人须对社会、地方，稍尽公益义务之责”。荣德生说过，他办企业赚钱，不是为了自己享福，是要为社会造福。在梅园诵豳堂厅堂正中两侧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成为荣德生毕生追求和践履的写照。在教育方面，先后开水了4所公益小学、4所竞化女子小学、2所申新职工子弟小学、公益中学、上海申新子弟学校中学部、无锡申新子弟学校中学部、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后更名为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民国三十六年（1947）荣氏创办的江南大学，把荣德生一生的办学活动推向高潮。江南大学下设文、理工、农三个学院，不仅是无锡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本科大学，而且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璀璨的一页。民国四年（1915），荣德生开始建立一个收藏珍贵古籍的乡村图书馆。民国五年（1916），图书馆建成开放，取名“大公”，收藏各类图书9万余卷。至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藏书已达18万卷，成为无锡地区最大的私立图书馆。1955年，大公图书馆收藏的古书，全部捐赠给无锡图书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荣氏兄弟在家乡和常州、宜兴、丹阳等地建造超百座桥梁，民国十八年（1929）荣氏发起成立百桥公司，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8年时间中，在无锡及周边地区修建大小桥梁88座，其中57座在无锡，最为著名的是横跨五里湖的长桥，桥长60孔，计375米，宽5.6米，在当时被誉为“江南第一大桥”。根据2001年至2003年的调查，荣氏共修建各类桥梁超过100座，当时保存完好，还在通行的桥梁有30多座。到20年代末，先后在无锡修筑道路80余公里，其中有长达9公里的开原路，通惠路、申新路、德溪路，打通了惠山至河埒口的马路；与此同时，荣氏还发起并资助疏通了梁溪河，使太湖沟通运河的这一黄金水道重新沟通。在园林文物古迹方面，兴建了梅园、锦园，建造了开原寺，修复了南禅寺妙光塔、宜兴善卷洞、张公洞，修建了通往两溶洞的公路等等。其中荣氏修建的梅园，开启了无锡近代园林建筑和发展旅游事业的先河，也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第一个以花卉命名的专类园。该园凝聚着荣氏人的真挚情感，是无锡百姓的福祉，成为各地民众慕名游憩之胜地，有力地提高了无锡旅游的知名度。从上述荣氏兄弟所兴办的这些社会事业中可以看出，荣氏兄弟对于家乡社会事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文化教育、修路造桥、修建园林等方面，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能直接感知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社会领域，和张謇对于家乡全方面投资建设不同，他们并未想面面俱到包办家乡的社会事业，这种量力而行有选择的适度兴办社会事业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发展需要，同时也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益，赢得了无锡及周边人民交口赞誉，为企业发展展贏得了良好的氛围。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张謇和荣氏兄弟的努力下，南通和无锡成为中国县域经济的两大璀璨明珠：1923年4月28日的《密勒氏评论报》（第49、51页）刊登了Industrial Progress In China WuSih-The City Of Smokestacks，同时还刊登了英文的中译，文章开头提到：“南通州为中国模范城，为实业繁盛之区，前篇已详论之。而无锡则为先进之城，且实业较他处为繁盛，城中工厂烟囱林立，故有烟囱城之称。扬子江下游各区域除上海外，当推无锡为实业最繁盛之区。”近代无锡和南通的崛起，分别与荣氏兄弟和张謇有密切的联系。荣氏兄弟和张謇之间的关系，早年就有人提及。民国十八年（1929）编印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的11篇序言，有2篇提到了这一点。虞洽卿认为：“吾国之以实业名家者，南通张氏外，端推无锡荣氏。”裘科桴列数荣宗敬兴办的企业后，感慨道：“吾国自有史以来五千余年，工业生产之量未有若斯之伟大者也。同时南通张氏亦复名闻中外，与荣氏相颉颃之。” 荣氏兄弟与张謇事业的起步，都与上海有着不解的渊源。在事业发展过程中，相互有所启迪和帮助，双方一度曾在吴淞合作兴办实业。在地方自治方面，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影响了荣氏兄弟。而荣氏兄弟在张謇等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所以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载《謇园》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