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殇和张謇下海

张光武

（原载“ 张光武行走文史”微信公众号）    

1894年的甲午之殇，改变了中国政局的走向，也改变了包括张謇、梁启超、康有为在内处于前卫状态的知识精英的人生和事业走向。甲午战败，李鸿章是直接责任人，清廷对他的责罚无论如何是必须的，他的政治上的暂时失势也是必然的。由此看后来的政事变化，如果没有甲午之殇，没有李鸿章在政治上的失势，会不会有后来的戊戌变法，或者说，会不会有康梁鼓噪呐喊、引领群伦这样一种形式的变法呢？应该说，变数很大。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必要的复盘仍不可少。

当然，戊戌变法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的题目是“甲午之殇和张謇下海”。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袁世凯和张謇等人，将在下篇谈到。

1894年（甲午年），张謇考中恩科状元。同年，中日爆发黄海海战，战前，张謇和他的老师翁同龢是坚定的主战派，翁、张尽管与李鸿章政治主张不一致，但大敌当前，中日一战势所难免，当此重任者，非李鸿章和他养蓄多年的北洋水师不可，于是极力推荐李鸿章出任帅位。结果，黄海海战，中方败绩，陆军、李鸿章麾下素负盛名的淮军也输得一败涂地，最后在无奈和屈辱中签订城下之盟马关条约，倾举国之财力，对日本作出巨额战争赔偿2亿5千5百万两白银，客观上助推了日本经济的腾飞，为后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准备了充足完备的力量，这就是12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永志不忘的甲午之殇。

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积极推动者和领衔人物，他是洋务运动中坚和主帅，在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李鸿章作为权倾朝野的大清重臣，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负有全面责任，在对外策略上，李鸿章自怯国力之短，一贯主张求和，他曾将大清帝国比作一座行将倒塌的大厦，一堵纸糊的墙，他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裱糊匠，鉴于之前清廷在对外战争中的屡战屡败、国力大亏，他自始至终主张对外妥协，主和不主战。求和避战，应该不是他一时的权宜之计或一种投机行为，而是他长期一贯奉若圭臬的外交宗旨，直至临终泣血，仍是念念再三。但甲午一战，又暴露了李鸿章和整个大清帝国在治国治政治军上的致命弱点，张謇在甲午战败后单独上疏弹劾李鸿章“不特败战，而且败和”，还十分醒目地用了六个字：战不备，败和局。这六个字最是痛楚，深刻和入木三分。历史上任何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和谈大多是最后的归宿，是战败者的屈辱，战胜者的炫威，和谈从来是不平等的，和谈最后签下的条约，每一条都是加在战败者头颈上的绳索，所以，你要在和谈中取得优势，哪怕是微弱优势，哪怕是平局，答案其实已经预存在在你之前的备战状态中了。

李鸿章的“败和局”，是他的“战不备”必然引出的结果，而战不备，一部分是他长期骄纵部下造成军纪不振战斗力涣散的原因，一部分也是他过分依赖甚至迷恋他自己的求和偷安依赖列强的外交政策之果，包括他对形势的错判，以为可以借助英法的斡旋调停避免中日一战。所以，战不备和败和局，两者是一个互为因果关系。

李鸿章长期以来的避战求安，骨子里是他对帝国的前景的彻底失望，这种失望情绪也弥漫到他的同僚和部下中，包括那位最后尽忠殉国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大清帝国的群臣们似乎都已看清帝国大厦在日暮途穷中的必然崩溃，但都报以漠然，除了精明善谋如李鸿章还希冀通过洋务运动对大厦做一点修修补补，大部分人是醉生梦死，今日不思明日，这情形与大明朝末年相似，那些依赖体制生存的官员贵族们眼看着王朝正如腐尸般不断溃烂，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几乎无人再愿效法袁崇焕，以致明思宗崇祯在自缢煤山前发出绝望悲鸣：“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确实少德孤行藐视众议，以至遭到上天惩处，但都是让诸臣给耽误了。）这正是生存和依赖于体制中人受制于时代的一面。

张謇不同，我们可以把他的辞官下海看作是逆势而动。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同样见诸于张謇时代大生后期的张詧。

李鸿章的“战不备”，并不单单指李鸿章在临战阶段不作战前准备，不修战事，也不仅仅是在10年前，对张謇在《朝鲜战后六策》中发出的预警“斥为多事”，弃置不顾，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本人和他治下的北洋水师和淮军的长期腐败状态，导致军队的必然徒有其表，必然的毫无战斗力，必然的一击即溃。对于中国军队的腐败和不堪一击，眈眈虎视的日本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包括密布中国的间谍活动，已是洞若观火，所以才敢于挑衅国力军力貌似强大的“天朝”。关于李鸿章本人的腐败，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1896年，李鸿章率团访问美国，下榻在世界著名酒店，纽约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华尔道夫有史以来破例允许这个中国客人随带厨师、团队和食品进店，在李鸿章浩浩荡荡的团队中，有随员18人，仆人22人（其中厨师10多人），行李300多件，另有金轿1顶，珍贵奇鸟8笼，其中包括2只会说英语的奇种鹦鹉，还有一只云南特产的长尾金鸡，行李除衣物、日用品外，还有酒、菜，宫廷特制的桂花皮蛋，专门用天山瓦罐泥封口的雪水，供李鸿章烧茶饮用。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晚餐所食，有燕窝汤、烧鱼、鱼翅，还有一杯淡葡萄酒。甲午新败，丧权辱国以后，李鸿章奢华铺张不改，足见往日骄奢无度远过于此。李鸿章腐化如此，自然纵属腐败，上行下效，败军败国。张謇曾于1882年随吴长庆赴朝，庆军隶属淮军，当时的军队战斗力仍是可观，短短十余年间，甲午一战，军队士气不振一战即溃暴露无遗，十分痛心。不但陆军，水军自提督丁汝昌起，无不疏于战备，丁汝昌兵败不屈，自尽殉国，固可哀念，但其长期渎职，武事不修，沉湎赌局而不分昼夜，导致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战术荒疏，炮具生锈，临阵磨枪而不堪一击，兵败山倒，遗恨千秋。战不备而败和局，导致大清最后亡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慈禧、李鸿章起，整个晚清权贵统治集团的腐败是一个致命原因。

甲午之殇，包括之前中国种种因政治腐败、漠视民生带来的对外屈辱丧权，唤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自强，这种觉醒和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而忧、敢为天下先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临“三千年未有大变局”、为民族命运抗争的集体壮举，这种壮举具备了前卫的目光，天下民生的底蕴，勇于牺牲的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百折不挠的韧劲，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辉煌篇章，浓墨重彩，遗韵至今。张謇、张詧弟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謇、张詧明知腐败之政府已不可依靠，却并没有颓唐，没有随波逐流，眼见国运日衰，民生无助，反激起了他们舍身喂虎、志民兴邦的勇气。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2亿5千5百万两白银，清政府独立财政濒临破产。张謇“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辞官返里，兴办实业教育。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状元下海经商从一而终第一人。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札委张謇经理通海一带商务，招集商股，在通州兴办纱厂。为官督绅办。张謇立下誓言：

“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

这是张謇终其一生，矢志教育实业、以教育实业救国、以文化智民强国的动机所在。

1899年，由张謇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营纺织厂大生纱厂正式开机出纱。

1903年，张謇创建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专科学校。

张謇曾言：“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而“棉尤宜先”。所以，张謇办实业，首创中国第一家民营纱厂大生纱厂，后来又创办通州资生冶厂、资生纱厂和大陆制铁公司，张謇的经济思想引领时代经济潮流，在经济学界被称为“棉铁主义”。

此后二十余年间，张謇、张詧弟兄以寸寸而度的不懈努力，终其一生，建成示范全国的模范县和中国近代第一城，他们在清末民初的逆势而动，其实正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历史发展的因时而动，顺势而为。他们的判断，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业绩，直至今天，仍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只有把历史人物放回到他们身处的时代大背景里，才能得到真实而全面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