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时代的脉动——我眼中的张謇（三）

（来源：“謇行致远”公众号  2026年10月8日）

仲秋时节，丹桂飘香，硕果累累。张謇研究中心联合南通市地方志办公组织部分研究者开展“向海图强，薪火相传～张謇沿海垦牧实地考察调研”活动。这次调研活动时间只有三天，从启东走到连云港，边听边看、边问边议，抚今追昔，可谓收获满满。

这次考察时间不长，内容却异常丰富，有观瞻历史遗存，如启东大生二厂旧址、挡浪墙遗址、华成公司第五区旧址、大丰“天水贮”、同仁泰盐业公司的晒盐板等；有参观博物馆，如大丰博物馆、盐垦文化园、淮盐博物馆等；又有学术交流，如与启东市政府相关领导、与年届九旬的邹迎曦先生交流研究成果，与大丰区副区长陶耸、连云港市党史办副主任陆海涛等启海移民后代畅谈乡愁等；还有总结分享会，考察组十多位成员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角度汇报交流了考察调研体会。

站在这片盐垦热土上，眼中是百年前张謇先生盐垦时留下的实物与照片，耳边是浓浓的启海移民及后代的乡音，脑海中浮现的是张謇兄弟筚路蓝缕的盐垦故事，似乎有置身历史现场之感，仿佛穿越到风云激荡的艰辛岁月，并在这种穿越中享受历史变迁的趣味，感受时代的脉动，体味历史人物的辛酸与坚忍，领悟“废灶兴垦”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在“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魁天下的张謇在时代的感召下，毅然“舍身饲虎”，创办大生纱厂，揭开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序幕。大生纱厂投产后，张謇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垦区总面积232平方公里，合12.5万亩。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经“四难”，即与天斗（雨涝”）、与地斗（盐碱）、与海斗（风潮）、与人斗（地权），有计划地修筑海堤、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招募垦户、建造农舍、改良品种，终于大功告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为大规模盐垦积累了经验。据统计资料，从1911年到1925年，通海垦牧公司实现利润84万余两，是实际投资额的2.1倍。望着这片绿油油的农田，张謇先生动情地写道“多把芳菲泛春酒，已见沧海为桑田”。

通海垦牧公司成功后，张謇兄弟又先后创办了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等盐垦公司。在张謇的带动与影响下，江苏沿海掀起了废灶兴垦的巨浪，在北起阜宁、南至南通绵延600多里的冲积平原上，迅速兴起了废灶兴垦的热潮，在荒凉的盐碱地上谱写了雄伟、悲壮的乐章。据1937年淮南盐垦公司总管理处统计，淮南盐垦公司投资总额高达2087余万元，总面积达430万亩，已植棉花144万多亩，总产籽棉679900担，几乎全部销往大生集团。

二十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却在江苏沿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盐垦公司的股东构成、股权结构、存续时间、所垦荒地、租地形式等存有差异，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生产关系与管理方式，但持续三十年的“废灶兴垦”，总体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重构了沿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结构，孕育了敢为人先的盐垦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联动性、进步性、艰巨性等特征，彰显了儒家文化的民本观，也给后人以很多启示。

就废灶兴垦的历史价值而言，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

一是体现了时代性。张謇所处的年代，中国现代化艰难起步，民营资本犹如一株幼苗，外有列强的商品侵略与资本挤压、内有封建官府的压榨，生长环境极为恶劣，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尤其是日资企业与民族纺织资本争夺原料市场，致使一些纺织厂或胎死腹中，或奄奄一息。诚如张謇在大生纱厂《厂约》中所云：“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面对国内纺织工业与日俱增的原料需求，面对日趋激烈的外商竞争压力，如果没有稳固的原料基地，新兴的纺织厂就难以发展壮大。因此，废灶植棉就成为时代强音。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中列举了盐垦的四大功能，包括筹措学校经费、发展农业、拓展税源等，更多地强调“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由此可见，张謇的废灶兴垦不同于历史上的旨在缓解人地矛盾的单一垦荒，而是把废灶植棉与发展民族工业、推动农业转型、发展社会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逐渐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新格局。这一设想与时代潮流相吻合，与现代化内在要求相合拍，其时代性以及蕴含其中的爱国性不言自明。

二彰显了创新性。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张謇推动盐垦的一大法宝。张謇在继承传统垦荒经验的基础上，又顺应时代要求大胆创新。以通海垦牧公司为例，为了更有效地推进盐垦事业，张謇实施了五大创新，包括发展理念创新、组织形式创新、要素投入方式创新、经营机制创新、垦区功能创新等。张謇还在招股说明书中倡导用机器垦殖，采用日本农会办法等，把佃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公司与农会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再以农业技术推广为例，1920年，张謇从美国引进陆地棉系列的脱字棉、金字棉、爱字棉等品种，通过试验、驯化、比较等办法再进行推广。在试验成功后，张謇以大生各厂的财力为支持，以农科师生为基本力量，深入乡村、垦区，手把手辅导农户，大力推广新品种，培育栽培新技术，并由大生各厂与种棉农户订立合同，约定所产棉花全归大生收购。如收益不及老棉种，其损失由大生各厂补贴，解除了棉农应用新品种的后顾之忧，加快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普及。

三是呈现联动性。废灶兴垦是一项风险大、投资巨、耗时长的浩大工程，农业又具有外部性特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需要统筹联动，才能奏效。否则，就会举步维艰，功亏一篑。以废灶为例，盐灶由官府所定，背负制盐的定额。废灶涉及国家的盐额盐销盐课、盐商的利益、灶丁的生计等。清代盐法规定，盐业生产经营关系到国计民生，产盐有定额，销售有专岸。因此，完成盐额是废灶兴垦的重要前提。为了更顺利地推进废灶兴垦，张謇在吕四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充抵盐额，又主动与海州知州汪鲁门联系与协商，于1907年在海州陈家港地区创办济南场（接济淮南盐场产额的滩晒盐场）。到民国初年，济南场年产盐高达13.54万吨，已超过原淮南各盐场的产额，取代了淮南各场的产盐功能，为废灶兴垦铺平了道路。又以盐政改革为例，与清代陶澍等改革主张不同，张謇的盐改主张兼顾国计民生，在平衡盐业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利益的基础上，顺应自由贸易的要求，提出了“利国、便民、保商”的改革方针，其中包含的成本意识、自由贸易、技术创新、市场手段、法治精神等现代意识，更成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连云港的淮盐博物馆陈列的《张季子说盐》，就全面展现了这份精神财富。再以农业为例，发展农业离不开土地、水利、技术、劳动力等因素，具有鲜明的外部性特征。张謇统筹推进水利河网化、耕地园林化、人居一字化、教育普及化、设施便捷化，奋力打造“新世界雏型”，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是显现进步性。淮南垦区灶民占比较大。清光绪初年，南通灶户35616户，灶丁近1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7%。盐城灶户占比更大。淮南盐场一直以产额、销额、税额甲于全国著称，为国计民生做出诸多贡献。但在引岸专商制度框架内，盐业生产者又面临经济与社会两大困境：从经济上说，盐丁在恶劣的环境下，创造了巨额社会财富，却无权处置自己的产品，且盐价官定（多向盐商倾斜），又分享不到附加值，虽终日劳作，仅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甚至连温饱也难以保证，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过盐丁反抗活动，盐丁走私更为普遍。从社会上说，清代沿袭明朝盐制，实行严格的社会管理制度，煎户仍隶灶籍。在灶户籍依例不得在官府当差或投充军人，亦不得卖身富家为奴。凡身隶灶籍人口，子孙世代只许以盐为业。用张謇的话就是“丁籍云者，昔以最薄之值，任人以最苦之役”“故煎丁之被虐于盐官、胥役，与浙之惰民、泰西之黑奴无异”。张謇在废灶兴垦活动中，废除了盐丁的人身依附关系，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使奴隶般的盐丁蜕变为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佃户，融入了当地社会，促进了社会进步。张謇还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在垦区创办了几百所小学、母里师范、农学堂等，加强盐丁及后代的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其中一些盐丁后代还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

五是展示艰巨性。废灶兴垦是一项风险大、投资巨、耗时长、见效慢的浩大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难度之大、困难之多难以想象。咆哮的大海、白茫茫的荒滩、淋盐的艰辛、淡水的缺失等都让人望而却步。没有筚路蓝缕的勇气、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艰苦自力的恒心是做不成的。盐垦博物馆内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断壁残垣的挡浪墙似乎都在无声诉说围垦的不易，大丰的“天水贮”、移民初期海门移民住的“滚龙厅”仍在展现生活的艰辛。1904年，张謇先生为通师写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校训，既是对学子的要求，也是废灶兴垦的真实写照。

六是彰显民本观。张謇自幼熟读诗书，子曰诗云不绝于口，儒家民本思想烂熟于心。张謇实兴成功后，仍以“言商仍向儒”自励。据张謇之子张孝若记载，张謇因工作需要，时常到上海，碰到不少码头上拉黄包车的海门人。这些人迫于生计，终日劳作，收入甚微。盐垦地原有的盐丁人数很少，且不懂农业，更不会植棉。海门因长江坍塌失地，造成人多地少的现象，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海门人（也包括少量崇明人、通州人）以种田精明著称并擅长植棉，又是张謇乡邻，张謇在海门常乐等地设有招佃处，制订优惠措施，如提供食宿方便、解决路费及部分种子费等，吸引动员海门人分期北迁垦荒。受状元张謇感召，数十万启海棉农打点行囊，车推肩扛，北徙拓荒，追逐梦想。人声的喧闹打破了海滩的宁静，垦荒的犁铧翻开了沉睡的泥沙，开启了商品农业的先河，揭开了纺织工业的面纱，又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兴集镇。到民国十九年，仅盐城境内的盐垦区已迁入人口二十余万人。如今的大丰、射阳人口中，海门人后代仍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40%左右。盐垦如此，盐改亦如此。张謇多次呼吁“整顿以恤丁为第一，凡为各丁所苦之弊皆去之”。张謇还在同仁泰盐业公司制订了善待食盐生产者的条例，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这种关心重视底层民众、重民安民的民本思想几乎贯穿于盐垦全过程。

张謇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掀起了废灶兴垦的滔天巨浪。盐垦公司之多、盐垦面积之广、移民人数之多、盐垦成效之大，史所罕见，有效改变了盐区的物理面貌，由“白茫茫”转向“绿油油”，提高了农业的商品率，支持了工业化，重构了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启了江苏沿海农业现代化的壮丽序幕，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謇的盐垦是很难持久的。其原因有三：

从时局因素而言，张謇所处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受到侵害，对内没有民主，利益受到打击，营商环境十分恶劣，加之政治纷争不断，军阀混战连连，官府摊派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张謇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充分施展其抱负，所成之事只能“十之一二”。

从行业因素而言，纺织工业与盐垦事业是张謇“实业救国”的两大支柱。张謇的纺织企业虽取得不凡业绩，但也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当外国商品与资本侵略卷土重来时，国内纺织工业就会步履维艰，现代化的发动机有可能停摆。加之，大生资本集团因多种因素导致抗风险能力低下，自身尚且难保，农业发展的外部动力更难以持久。

与棉纺业相比，农业更是一个弱质产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又面临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的双重考验，加之公司办社会，承担教育，慈善，保安，自治等诸多职能，严重加重了公司的运行成本，使盐垦公司不堪重负，陷入亏损窘境。不少盐垦公司挪用大生借款与货款，又使大生集团气喘吁吁。据不完全统计，在1922年前，仅大丰各盐垦公司累计欠大生纱厂资金高达130余万元，其中大丰公司一家欠款超过百万元。后来，大丰公司无法还款，只能划地给大生纱厂，成立大生泰恒棉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通遂、通济、遂济等盐垦公司，亦有类似情况，最后多为划地抵押。

就盐垦公司而言，头绪众多，用人复杂，矛盾多多，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本地股东与外地股东之间，管理人员与佃户之间常常意见不一，吵得面红耳赤。尤其是股东成分极其复杂，有官僚、政客、垣商、地主、资本家、投机商人、买办等，这些股东动机与诉求不一，导致盐垦公司离心离德，失去了共同目标。张謇先生逝世后，这种争执又有所升级，内耗日趋严重。加之公司家大业大，层级众多，后期管理有所松弛，人浮于事，人情现象、中饱私囊等时有发生，后来又有二租地、三租地，人情地等问题，个别佃户也有要赖行为，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导致盐垦公司走向崩溃。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进入快车道。随着沿海开放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在张謇先生开垦的热土上，产业迭代升级明显加快，现代农业风生水起，先进制造业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加速成长，新质生产力异军突起。吕四港、洋口港、大丰港、射阳港、连云港快速崛起，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船舶海工、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南通早已挤入GDP万亿行列，盐城的新能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发展势头强劲、连云港的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在一步步由蓝图变为现实。

作者葛志华系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编辑：陈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