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研究（2020）》·论文精选 ●

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

舆论和抵制运动

陈以爱

  摘 要：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两大重心，以抵制日货运动为一大表现。五四时期弥漫上海及江苏一带的抵制运动，“商战”舆论之风行一时，抵制运动之波澜壮阔，与“东南集团”之长期鼓吹及组织策划有密切关系。从晚清到民初，这一江浙绅商集团以张謇为领袖，据上海及江苏一省为大本营，在社会上有深厚的潜在影响力。以“棉铁主义”为号召，制订“联美制日”为策略，形成一个涵盖学、商、报界的网络，彼此声气相通携手联结。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厉行国耻教育，到1919年推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通过学校系统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藉由报界宣传形成抵制浪潮，深度介人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应重新评估这一集团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五四运动；东南集团；张謇；商战；抵制日货

前 言

向来对1919年五四风潮的考察及研究，莫不注意抵制日货运动的波澜壮阔。即如《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和《五四运动在江苏》二书，所收史料便多学商两界参与抵制运动的原委经过。就时间性言，抵制运动比罢课、罢市、罢工（统称“三罢”）更为持久。就效果言，对日本在华经济的打击也更为深远。前圣约翰大学教授雷默（C.F.Remer）指出，五四抵制运动以学生为主力。近年李达嘉进一步认为，“五四抵制日货运动，学生从一开始便企图掌握主导权，并且积极地进行全面性的动员”。本文着重探讨抵制运动弥漫上海及江苏省之前，在舆论界声势高涨的“商战”舆论如何形成并落实到行动？五四前后在东南地域享有崇高声望的张謇及其相关集团，在这一抵制浪潮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提出的“商战”观点，对五四时期的学商两界有什么影响？

本文首先想提出的一个论点是，考察五四前后上海及东南地域的抵制运动，需要格外重视以张謇为领袖的“东南集团”之作用。这一集团以江苏人为主，浙江人次之，涵盖上海教育界、实业界、银行界、报界诸要角。从清末以来，这一集团渐渐以上海为基地，凝聚成一个具有观念和策略、组织力和行动力的集团。五四前夕，他们秉持鲜明的“商战”意识，以联美制日为方针，有计划地制造舆论及教育学生，在长江流域形成一股不可轻忽的力量。白吉尔对此集团的实业家曾有研究，近年马建标也指出江浙资本家政治集团的影响力。但这一集团在五四运动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则犹多待发之覆。过去讨论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版图，多只注意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之对峙角力，却忽略了雄据长江流域下游之东南集团的潜势力。对东南集团领袖张謇在此一时期的行止，尤多误解或皮相之谈。事实上，欧战结束的五四前后正是这一集团的黄金时代。他们享有传统士绅的社会声望，兼具经营实业累积的财力资本，积极吸收日本、欧美的新知识、新技术，尤获美国朝野支持合作，成为北洋政府不敢轻忽，广州政府难与相抗，地方军阀（尤其是长江流域直系军人）积极拉拢的一大势力。这一集团人士与五四政潮的关系，是五四运动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聚焦于“商战”这一概念的提出，进而探讨其如何演化为抵制运动及提倡国货的行动，藉以评估东南集团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一、敲响“商战”锣鼓

近代中国“商战”概念的提出，其来颇早。欧战发生后，“商战”一词，近乎人人能道。江苏省教育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张謇，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江苏教育厅实业厅厅长张轶欧，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聂云台、穆藕初，《银行周报》社的徐沧水等，无不依据数字立说，详论痛陈“商战”之重大意义。他们指出根本救国之道，舍此并无他途。透过出版专书译著，发行刊物，公诸报端，制造舆论，使抵制日货运动成为五四时期的重要现象。

（一）张謇

东南集团领袖张謇拈出的著名口号“实业救国”，以“棉铁主义”为核心，即“商战”的具体表现。1913年，张謇出掌北京政府农工商部门，公布其“棉铁主义”：

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以为今日国际贸易，大宗输入品以棉为最……铁需用极大，而吾国铁产极富……为捍卫图存之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惟为之左右，为之前后者，尚宜有各种之规画……总之，政治能趋于轨道，则百事可为，不入轨道，则自今以后，可忧方大。

张謇之棉铁主义，自始针对强邻日本。其子张孝若谓:“我父对于农商向来有棉铁政策的抱负，认为基本农商在此二事；国家富强，更在此二事。”

欧战发生后，张謇身为农商部总长，积极提倡国货。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提倡国货之声不绝。如《申报》指出：

我国提倡国货之声，何自起乎？起之于欧战初起。时农商部劝告之，各界鼓吹之，以为此乃推广国货之时机也。

当时受日本对华交涉刺激，上海商界发起救国储金运动，各界捐输热烈。张謇认为言救国无用，唯有实业救国，才是根本之道。对于抵制之声，则提出“抵制云者，犹必我有可以相当之物，我而无斯物也，是所谓空言抵制”。

1918年，中日军事密约披露，中国两千多名留日学生愤而退学，引起社会震动。6月29—30日，学生代表王兆荣前往南通恳请张謇主持办学，张謇对日本及国内亲日派“侧目重足，声色倶厉”痛加批判，却认定救国仍须图根本之计。“根本之解决，相当之势力”，不在退学罢课，而在兴办实业。因此，他虽有三户亡秦之志，仍婉拒王兆荣邀请；唯允可在办学之提倡及金钱之帮助上，向留日学生救国团提供帮助，函请江苏省教育会及沪上人士磋商筹款与安置之法。

当时南北多有抵制日货之说，张謇一再提醒人们:发展实业才是根本之道。直言：

若徒空言抵制抵制，则彼一物而我无物，抵且不能，制于何有？

张謇的务实论调，一向能得商界中人共鸣。1919年7月3日上海《新闻报》刊出《棉纱事业之亡羊补牢策》，引用张謇冷静论调，以为“就今日全国论，须更自有一百万绽，始可言抵制”。

考察五四前后提出“商战”概念者，都表现出一个特色，即依据海关册数字立说。通过实际调查和统计资料，上海学商界普遍意识到，日本已隐然操纵中国经济命脉。1919年3月4日，北方教育巨擘严修《致张季直信》便深为感慨：

欧战以来吾国出口之货，悉供东邻操纵，我所沾溉者，残膏剩馥耳！然据任君言，一九一七年海关贸易所册载出口之货，竟与入口相抵，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可见吾国物产之丰，愈惜吾国商术之拙。

严修此函显示“商战”概念之深植人心。1917年进出口货价相抵，则使人心一振，认为中国应有一战之力。

（二）黄炎培、沈恩孚

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沈恩孚，也是大力倡导“商战”者。1915年，黄炎培将随游美实业团出发考察教育，为了解1876—191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历史及现况，委托浦东中学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庞淞调查统计海关册，历两个暑假而成。黄炎培题书名为《中国商战失败史一一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深具警世之义。书前冠以沈恩孚序及黄炎培自序，痛陈“商战失败”之原因及急起直追之法。沈恩孚序曰：

窃谓吾国自中外互市以来，商则有之，战则未也。商与商自战则有之，与外商战则未也。然则吾国之有进口货，彼外商以吾为市场捆载彼之国货来耳。彼且如入无人之境，何胜败之可言。吾国之有出口货，彼外商因市场之所需要，捆载吾之国货去耳。彼且如出无人之境，又何胜败之可言。夫彼之商以农工为大本营，既骎駸入吾不战而并不守之国，吾之商方日为彼商乡（向）导，或略分其刍秣以为饱，而绝未知其大本营之所在。徒仰彼前锋之鼻息，彼东则导之东，彼西则导之西而已。以云战败，其谀词矣。虽然，吾国之商人其奋哉！吾既有为人用之出口货矣，则吾国固有可战之器。在吾器不自用，而人用之，可耻孰甚。吾愿吾国商人注意国外贸易之调查，侦知其市场之所需要，避实击虚，以为前锋。吾尤愿吾国工人日以研究艺术为事，俾有多数精良之人造品，为商人后盾。吾尤愿吾国农人日以研究种植为事，俾有多数精州之天产品，为工人后盾，为商人后盾之后盾。如是吾商人之大本营固，庶乎可言战矣！吾知后此数十年有重检海关进出口货价比较表者，其感想必大异于今可知也。今欧战逾二祺，欧商困矣。彼予吾以从容之准备，而吾弃其时乎？吾国之商人其奋哉!

沈恩孚序文重点有三：一，中国商人应奋起与外商一战。二，工人农人应成为商人后盾，使其可与外商一战。三，欧战期间欧商困顿，中国商人可把握时机从后赶上。此书之刊布，即为鼓舞商人，号召社会人心。

（三）穆藕初、聂云台

黄炎培和上海实业家穆杼斋、穆藕初兄弟是南洋公学同学，情谊深厚。穆藕初早年任职海关，爱国心浓烈。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发生，适“任（上海）海关总会董事之职，邀集海关、邮政司一切人众，开全体大会，合力抵制”。从此他认定抵制运动有效，以为“即此最文明、最有效之经济绝交一举，足以制强邻之死命，虽曰消极抵抗，他方面并能唤起国民自求多福之觉悟，开改良国货、仿效外货之动机，于消极的主张中实含有无限积极的作用也”。穆藕初后得友人资助，赴美习农。返国后，在沪创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被誉为棉业巨子，声望甚隆。

按穆藕初爱国意识之浓厚，排日思想之激烈，在商人中极为突出。沈恩孚在其逝世后赋诗挽之，有“爱国如君今有几”之语。穆藕初翻译、尤惜阴校《中国布纱花业指南》，其自序及按语三十五则，揭示“商战”意义及方法，提醒读者注意日人谋我之策略。兹举两则为例。

（第十六则）夫商战二字，恐我国商人知者尚鲜。既知矣，又恐不能熟筹商战方法，如何方收实效。然商战无他，其外面则为最进步之交易手段，其里面实与争战时秉同一之性质，即进退有序，动变有方，在在受主任者之指挥，万不得自由行动，以破坏团结上应分确守之范围。

（第二十三则）我国近十年来，抵制外货之声，愈唤愈起。然多数愚民尚未确知抵制外货之重要。即知之，而不知提纲挈领之抵制方法，则其抵制能生几何效力？夫亦徒托空言耳！提纲挈领抵制之方法奈何？……棉铁两大事业，为杜察漏卮之最大事件。振兴此两大事业，实为万急之务，而棉业尤为重要。

综观全书按语，对日本深怀戒备。其主张棉铁事业，则又响应张謇之号召。贝润生为穆译撰序，谓“他日排斥外货，畅销国货，胥于是编操其券也”，亦其抵制日货之同志。

穆藕初深感日人深谋远虑，呼吁华商团结，遂有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创设。《穆藕初年谱长编》1917年12月4日条如下：

华商纱厂联合会开第一次议董会。聂云台转达（穆藕初）先生意见，一是本人不愿任议董，二是会长必推张謇，三是会所必须迁移。（华商纱厂联合会档案）会议采纳先生意见。1918年2月12日华商纱厂联合开会决议：（1）定期阴历二月二日召集选举会。（2）举张謇为名誉会长。（3）会址迁至《申报》馆二楼。（4）推聂云台为总董。（5）创办《纱业杂志》月刊。

由此可知:一、聂云台、穆藕初为纱业领袖，两人关系良好。二、穆藕初建议会址设在《申报》馆二楼，可见他和史量才的关系。最后，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人推举张謇为会长，聂云台为副会长。

白吉尔指出：“中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全国的广泛性，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上海纱厂主，特别是聂云台和穆藕初——他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聂云台是中国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而穆藕初则是个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此二人，又都是张謇“棉铁主义”的追随者。1919年9月，该会机关刊物《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出版，卷首冠以张謇题签、弁言一篇、照片一张。张謇弁言谓：“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之说，几三十年。先我后我事乎此者，亦肩背相望矣。”他充分肯定联合会的成立，以为“豪杰所萃，结合斯起。前年成纱厂联合会，今年又由会辑季刊，以通此业之邮，夫非欲举世界纺织之智识以诏中国之事纺织者乎?”

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的创刊，适值五四风潮之后，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一文，揭示“工战”“商战”之义。宣称:“欧和告竣，铁血之战争甫闭幕，经济之奋斗已开场。”全面分析中日工商业竞争态势：

自中日、日俄战后，日本乘战胜余威，竭力振兴其商工业，推广销路于我国，以我各市场为其尾闾……即此进口棉货一项，已足竭我膏血，绝我命脉。是以振兴棉业不但于平民生计上有密切关系，而于全国经济上亦生莫大影响。

篇末慷慨陈词:“世有抱棉主义救时之宏大主张，为国家谋公福，不为个人营私利者，玥虽鲁愚，深愿执鞭担镫，追随左右，向工战商战场里，作冲锋陷阵之一战员也。”

在穆藕初的“工战”“商战”论述中，始终视日本为头号敌人。1920年他撰《今后东方纺织业竞争之大势》，分析战后局势，仍以日本为心腹大患：

欧战告终……其为我国纺织界心腹大患者，其惟日本乎？日人在欧战时得千载一时之机会……处心积虑，希图扑灭我国纺织业而握东方纺织界霸权，并在我国境内，遍设纱厂，与我纺织界接触益近，而竞争愈烈。

总之，1919年前，中国实业界咸知“我国最大之实业为棉业，棉业唯一之劲敌为日本”。这是五四运动中，实业家如穆藕初等力主抵制日货之绝大背景。

至于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聂云台是曾国藩外孙，同样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抵制运动蔚为浪潮时，他发起大中华纱厂，与日商争夺市场。上海《银行周报》1919年3卷26期刊出《大中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助其宣传招股。该刊3卷27期刊出《抵制日货与中国工业之关系》，介绍聂云台棉业计划，首从抵制运动说起。编者称:“恒丰纱厂聂云台发起大中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拟纺双线细纱以供社会需要各情，已志前报。惟此公司内容详情尚未尽悉，兹承聂君以其棉业计划书见示，爰知该公司之发起大有研究。”

此篇《聂云台之棉业计划》一文，写于五四风潮后，其中心主旨为:“棉业救国”。开篇叙述爱国运动：

迩者国人痛外交之失败，激起爱国之热诚，群议提倡国货，固矣。然而外货入口之大宗，吾人日需之用品，国货能否供给以应其求，不可不急事研究，速谋准备，否则终不免贻人以五分钟之讥矣。吾国漏卮最巨者厥为棉货，每岁出口之银二万万余，积年计之为数不堪设想……愚以为今日提倡国货，当务之急，莫重于棉业矣。

大中华纱厂设立于五四高潮后，即以为商战之重要一着。在五四抵制风潮中，得到多人积极响应。

（四）刘厚生、张轶欧

当江苏省实业界、金融界相通，实业界、教育界合作之际，江苏省实业厅也大力支持。1919年五四风潮前，江苏省实业厅在厅长张轶欧主持下，编印《江苏省纺织业概况》，提供详细准确的调查报告，鼓励成立新厂改进旧厂。全书相关论述，大力为“商战”推波助澜。

张轶欧早年就读南洋公学，受教于刘厚生。刘厚生是张謇大生纱厂得力助手，被梁启超誉为“张季直（謇）手下第一健将”。张謇任农商总长时，即以刘厚生为次长。刘厚生推荐留学比利时返国的张轶欧任矿政司司长，为落实张謇棉铁政策之“铁”的部分。张轶欧设置地质调查所，延揽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先后入所，成为中国矿产调查事业骨干人物。刘厚生卸任后投资探矿，“誓以将来之钢铁大王自命”。其人虽似“隐于货殖，不复仕进”，却绝非不过问政治之人。1913—1917年，张轶欧在前后几任农商总长支持下，为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司长。1917年—1925年初，转任江苏省实业厅厅长。此一职务调动，自负有重要任务。1918年6月，刘厚生偕张轶欧至南通，张謇置酒款待。张轶欧主持江苏省实业厅期间，对张謇相关事业尽量扶持。

1919年江苏省实业厅出版《江苏省纺织业状况》，即据“商战”意识而编印。全书处处以数字为依据，不发空论。又制成图表，呈现调查统计结果。开篇《江苏各纺织厂资本比较图》，列明华商和外商（英日两国）之资本数，予人深刻印象。《内编》题为《华商纱厂之自卫计划》，收录《华商纱厂联合会略史及其现状》等资料。《附编》收载《张总长季直经理大生纱厂十二年之历史》，摘录大生、德大、厚生诸厂章则。全书推崇张謇及其大生集团，许为江苏一省之楷模。总之，张謇商战之说，实为全书指导思想。

又《江苏省纺织业状况》不断提醒读者：中国的头号商敌是强邻日本。欧战期间，日本已取代其他列强，成为中国最大竞争对手。张轶欧亲为此书撰序，勉励华商奋起应战：

  自欧战发生，吾国工商业之直接间接受影响者，几不可偻指。惟纺织一途，则岁有增进……盖外货之来既减，有识者应时势之要需急起直追，生机乃日呈其活泼，此不可谓非国家经济上之好现象也。所惜者（吾省纱业）三十四厂者，华商祇占三分之二，余悉英、日诸商所经营。而就上海一隅计，华厂且仅得其半，锭数尤以华商为最少，喧宾夺主，相形见绌，不能无叹于吾国商民能力之弱，与夫资本之不充。虽然，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矧吾苏纱厂已占全国锭数百分之七十四以上，上海亦占全国锭数百分之五十六以上，由是积极进行，安见华商成绩终久居人下！

总之，欧战以来，中国人“商战”观念，愈益强烈而明确，尤以棉纺业者为然。江苏为产棉地，又是纱厂集中处。商民在五四运动中奋起反日，实有经济上的原因。

（五）《银行周报》社

五四风潮中，以商战意识鼓吹抵制运动之专业刊物，更有上海银行公会之《银行周报》。该刊1917年创办，是现代中国第一份金融界言论机关，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公权提议创办，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机关刊物。据徐沧水《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可知《银行周报》和银行公会之筹设，皆由张公权创议。外界每视张公权为“江浙财团”之核心人物，确有依据。

张公权、张君劢兄弟是江苏宝山人，和江苏省教育会要角袁希涛、沈恩孚、唐文治有师生之谊，自云终身服膺袁、唐师教。入民国后，张氏兄弟和东南集团及进步党关系密切，张公权被委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职，再被擢升为中国银行副总裁。他重视言论机关，聘诸青来及徐沧水任《银行周报》撰述及编撰，二人分别为其辛亥年“国民协进会”同志，及神州法政大学高材生。1917年张公权北上后，仍为《银行周报》筹款；其经费缺乏之数，由挚友陈光甫以上海银行透支弥补。

综合来看，1917年《银行周报》社的创办，以留日学生为主，加上留美的陈光甫。支持社务之相关银行，也是上海银行公会最初成员。十年后，此一团体主脑人物，被日本人呼为“江浙财团”，其集结实早在五四之前。银行公会机关刊物《银行周报》创刊于1917年，自始密切留意及报导国内外贸易及金融状况，随时公布调查结果；并聘有东西翻译二员，译载欧美及日本消息。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摘录徐沧水1919年5月发表的《欧战以来日本在我国之贸易》一文，宣述商战概念。徐氏作为《银行周报》编撰，每期提供论说或调查一篇。1918年，银行公会聘其为驻日通讯员，定期供稿。徐氏根据日本大藏省最近五年统计数字，分析中日商战激烈，感愤之情跃然纸上。他指出，1915年对日抵制运动为一有效武器。银行公会成员对徐沧水备加欣赏，认为他“文笔极佳”，“对于银行界各种调查材料又极丰富”，除了对其给予加薪待遇外，后更聘其出任总编辑兼发行主任，恰可反映上海银行家对日本的态度。就抵制运动而言，他们认为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乃是打击日本的有效武器。

1930年代，陈光甫委托宋春舫撰写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稿》进一步指出，抵制运动确为一有效武器，以日本为主要对象：

至少我们已发现了一种新武器，一种民族运动的表示，所谓抵货运动便是。最早的抵货运动，远在清代，那是对付美国的，第二次是光绪三十四年二辰丸案，结果日本对华输出贸易，减少了二千五百万元。第三次是宣统元年安奉铁路案，减少了日本对华输出贸易八百万元。可是这几次，范围都没有4年5月9日那一次的广泛，组织也没有那一次的严密。要晓得二十年来的国际交涉，全是对日的争持。欧洲战事，恰好给日本一个自由行动的好机会，各国战时的创伤，更使日本得实行其露骨的侵略政策……到了二十一条件，提出之后，人民刺激，一天深似一天。这一次抵货运动的结果，竟减少了日本对华输出贸易二千万元，证明了抵货的真实力量。同时我们又发起了救国储金，国人正忙着捐输巨款。在本行开幕以前六十二天之内，中交两行，实收进了六十万余元。《申报》上更逐日登载着国货调查表。

宋春舫指出五四运动以前的四次抵货运动，第一次是对美国，后三次都对日本，更重要的是确有效果。抵货运动的成功，造成日商受损；救国储金的发起，扶助了国货发展。此二者，为五四期间“商战”的两大面向。

（六）报界鼓吹

宋春舫提及《申报》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对抵制运动起推波助澜的角色，是值得注意的讯息。罗志田考察二十一条交涉后，也指出上海报界的作用，他特别注意《时报》的积极性。据包天笑《驯影楼回忆录》指出，“民初上海报人如陈景韩（冷血）、包公毅（天笑）、张蕴和（默）、戈公振等，不仅对当时的舆论有相当影响，且与江苏实力人物张謇、赵凤昌、黄炎培等，有亲疏不等的关系，其言论亦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民初《申报》和江苏元老的关系同样密切。黄炎培在史量才死后所撰《史量才先生之生平》，详述江苏诸老和史量才及《申报》之关系，是尤为值得重视的局中人语。《时报》和《申报》这两大上海报纸，足以左右沪上舆论，乃至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各大城市的报刊调查资料，告诉我们沪上华人报章的影响力。兹据许金生主编《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成（1909—1941）》制成表1:

表1 1918—1919年上海重要华人报纸发行量表（单位:份）

就1918年来看，《申报》和《时报》每月销量共达32，000份之数。1919年五四风潮过后，更上升到35，000份之数。其在沪上的影响力，超过进步党办理的《时事新报》及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五四之年，《申报》和《新闻报》的销量都有增加，而《民国日报》竟不增反跌，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准确，则我们对孙中山派的影响力不宜高估。而知张謇、赵凤昌等江苏元老，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狄楚青、史量才（家修）等报人，更能左右沪上舆情动向。如此，《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对学生及商人抵货运动的报导，主要摘录自上海《申报》，就反映东南集团的观点。从五九国耻纪念后，《申报》逐日长篇累牍报导上海、江苏、各地抵制情形，另《新闻报》也逐日以近半个版面，报导商学各界抵制消息。至于《时报》《民国日报》，篇幅虽不如前面两报，同样逐日刊载相关消息。抵制运动得到这些沪上报业配合，声势极为浩大。

二、国耻纪念与抵制运动

前面论及张謇等东南名流的论述，以教育家、实业家、银行家为对象；《银行周报》等机关期刊的发布，则以专业从业员为读者。彼等言论通过《申报》《时报》为媒介，又复向社会大众鼓吹宣传。惟五四运动时期尚有一现象，即以学生为社会运动主力，在街头户外演讲劝说。本节将说明这一现象的背景，从远的来说，必须注意江苏省教育会长期推动的国耻教育；从近的来说，复有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教育会之推动训练。江苏省教育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合作，更提升了学生公开演说的动员能力。

（一）“五九国耻”与抵制浪潮

过去对五四时期抵制运动的考察，多聚焦于学生运动的波澜壮阔，忽略了江苏省教育会和各校教职员的策动鼓励，这却是仔细考察报章不难发现的事实，应该充分重视。

首先，五七及五九国耻纪念，是在江苏省教育会大力推动之下，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并在1919年成为上海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开端。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追溯国耻纪念的制定，说明穆藕初及江苏省教育会的关键作用，并通令江苏全省各级学校必须推行国耻教育。罗志田所提出的几个面向，值得更进一步说明。

其次，国耻纪念日的制订，与江苏省教育会密切相关。罗志田注意到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发生后，穆藕初是首先提出国耻纪念及国耻教育的人。江苏省教育会致各县教育会函，通告五九为国耻纪念日。江苏省教育会通令全省及上海各校，职教员须承担国耻教育责任，每年于是日在校集会，向学生贯输“发愤自强之计”。查1919年上海各报章对五九国耻纪念日学界动态的报导，均贯彻教育会决议。此一每年讲述国耻、纪念国耻的仪式，切不可轻忽视之。从1916—1919年，它塑造了各级学生的国耻感，对日本人的恶感也根深蒂固。五四反日情绪之爆发，不过为瓜熟蒂落而已。

此外，罗志田还察觉到五七和五九国耻纪念的差别。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苏省教育会的决定之前，一般都将5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在该决定之后，则越来越多的人将5月9日即袁世凯政府决定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另外，无论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地方，商界通常都取5月7日为国耻日，而学界则通常取5月9日。”罗志田此说尚待进一步详考。惟1919年上海商学各界在“五九国耻”当天，多宣布停业停课。江苏浙江两省商学两界也大体纪念五九。据此来看，江苏省教育会对江浙的影响兼及学商两界。就1919年学界而言，北京、济南、武汉纪念五七，上海、南京、杭州纪念五九。这种差别造成了步调不一致，因此五四风潮后穆藕初提出以五九永为国耻纪念日，理由是“五月九日为我国屈服于彼势力之一日，鄙意永宜以五月九日为国耻日，全国一致，以免歧异”。

1915年政府对国耻纪念日的法律制定，既反映了江苏省教育会对教育界的影响力，也涉及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态度。马建标注意到北京教育部对国耻教育的重视，1915年5-6月教育部有几个积极行动:5月12日，教育部长汤化龙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做闭幕讲话，提出此后教育应务使学生能“卧薪尝胆，期雪耻于将来”。6月，教育界向全国各省发出“国民教育”咨文:“知耻乃能近勇，多难足以兴邦……普败于法，乃以其事日诏国人，厥后战胜。论者咸归功于国民教育。”6月20日，江苏省校长会议做出决定，未来要使用一切教育手段，“务使人人知有此辱也”，即是为了贯彻教育部的咨令。惟此说有倒因为果之嫌，其实江苏省教育会（穆藕初为会员之一）是发动国民教育之团体，并非被动配合教育部才推行国耻教育。罗志田指出：“从（1915年）4月20日到5月21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各省教育联合会上，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如何使下一代不忘此次的国耻。他们要求将这次的国耻经历写入教科书，这个建议被纳入全国教育计划并在参政院通过。”也就是说，国耻纪念列为教育内容是各省教育联合会主动，再获得教育部支持而下令贯彻。至于1915—1919年始终担任教育次长的袁希涛，则为江苏省教育会驻北方中坚分子，必然扮演推动促进的角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引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及提倡国货的运动。罗志田指出二十一条引起的国人反应，也包括了抵制日货运动。正如许多观察者注意到，抵制日货运动有难以为继的困难。惟罗志田认为，1915年“抵制日货的行动渐渐衰落，但是提倡国货的活动在各地‘劝用国货会’的推动下仍然持续活跃了相当长的时间。抵制日货的时间从2月起基本持续到是年年底，其中最为活跃的是3月到7月的五个月。在此期间日本对华贸易损失甚大”。旅沪商帮协会正副会长马乙棠、邹敬斋，鼓吹提倡国货。由虞洽卿出任“劝用国货会”会长，鼓吹抵制日货。当时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周金箴、朱葆三也支持储金运动。江苏省教育会去函救国储金团表示赞同之意，且“分函各县教育会，属其广为提倡，共策进行”。复派该会驻员蒋季和参与救国储金团会议。1915年的经验对1919年有很大启示，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成为五四风潮的重要内涵，非仅罢课罢市罢工而已。

事实上，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江苏省教育会在常年大会中，就讨论把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纳入国耻教育，穆藕初再次作为推手。1915年8月，江苏省教育会在南京召集常年大会，穆藕初以会员资格演说，大声疾呼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之重要，期许江苏省教育会负起责任。以穆藕初和黄炎培的情谊，自必熟商密议，谋求教育家和实业家充分合作。从积极面来说，“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从消极面来说，抵制日货，防堵强邻。此二项要事，即是五四前后江苏省教育会及其所属各级学校，列为爱国运动之两大主轴。

（二）“国民教育”之“演说竞进”

1919年北京五四风潮发生后，上海各界迎来了五七和五九国耻纪念。当时号称国民大会，实即是国耻纪念大会。由江苏省教育会领导的上海五七国民大会，在前一日召集的各校校长筹备会上，把“提倡国货”列为目标之一。更提出“（中日）交涉未了以前，抵制日货，先从调查入手”。当天晚上，由江苏省教育会主持的上海各界筹备会，也议决:“提倡国货一项……于国民大会开过以后，仍决议继续进行，不达交还青岛，废去密约及二十一条款以前不止云。”可见江苏省教育会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列为国耻纪念的重要内容。五九国耻纪念日当天，沪上各校上午先召开国耻纪念会，全体教职员生参加。纪念会上，由各校校长、教职员演说国耻由来，兼涉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据报载学生听讲情绪激动，至于泪下者不少。纪念会后，有些学校发给学生宣传品，出校沿途分发。

再观5月9日国耻纪念日南京的集会游行，同样是在各校教职员领导下进行，且先得军民两长同意。5月11日《申报》之《江浙之纪念国耻与争青岛》及5月14日《新闻报》之《宁波禁阻国民大会详情》，报导江浙各端口消息，知南京、苏州、无锡、扬州、嘉定、嘉兴、绍兴、宁波各地纪念活动，也大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当时北京、天津商学各界也有抵制日货呼声。5月16日，江苏省教育会接待由京津到沪的学生联合会代表团，邀集上海各中等学校以上校长开茶话会，由黄炎培主持。北京学生代表方豪陈述代表团三大任务之一，为“筹议抵制日货”。黄炎培最后宣布结论之一:“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利用暑假组织讲演团，赴各地劝导人民抵制日货。”事实上，组织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利用暑假到各地劝导抵制日货，是江苏省教育会原有的教育规划。他们此前已与基督教青年会商议合作，在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支持下，展开江苏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演说竞进活动，训练提升学生演说能力。许多五四研究者均已指出，五四时期学生户外演说是一大特色，也达到很好动员效果。这一现象与教育会提倡演讲训练，又获青年会讲演部主任余日章协助有关。

关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对五四运动的参与，包括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高度涉入，是一个重要面向。五四运动中遍及全国的户外演说，与青年会亦有关系。王成勉指出：“自1913年1月1日（青年会）委请余日章出任讲演部主任干事，经理全部事宜。余日章的讲演部在一年之内举办数百次演讲，听众达到几十万人。他更协助江苏省教育会训练讲员，编为巡回讲演团，到各县去演讲，使得社会教育之目的更为普及。他在任的三、四年来往南北各省，所做演讲均造成轰动。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干事来会理曾赞誉讲演部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事业最重要之工具。”王成勉未把余日章之讲演训练及其发生的社会影响，和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直接联结。然而，基督教青年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南京的合作，却是五四前后的重要背景。此二大系统的互渗合流，为美国在华影响力提升的表征。其领袖黄炎培和余日章的个人交往，使一个新的社会教育网络形成。

从江苏省教育会文牍及月报可知，最迟在1916年，湖北籍的余日章已加入江苏省教育会任交际部干事。1916年，江苏省教育会附设教育讲演练习所，以余日章为主任。即以该年为例，训练学员40名，江苏省22名，北京、天津、浙江各2名，山东5名，自费生7名，旁听生13名。学员受训4个星期，授课与实习兼重。从学员地域分布看，江苏以外特重山东，兼及邻省浙江及北方重要城市。江苏省教育会的眼界和策略，由此可大致知悉。五四时期青年会成员及青年会中学，乃至上海各校学生出外演讲，宣传抵制日货及提倡国货，甚或其他更为激烈的演说劝请，都与这些演说训练不无关系。

近年桑兵发表《“新文化运动”的缘起》一文，注意到1919年五四风潮后，江苏省教育会发出致本省中等以上各学校函，在南京举办第二届演说竞进会，意图运用现有教育机构，引导学生讨论“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事实上，从1918年起，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演说竞进会，就开始对江苏全省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展开演说竞进训练，积极提升学生的演说热情和技巧。这对翌年上海及全省学生投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或有相当的影响。而此演说竞进训练，从一开始就是余日章主持。

兹检《江苏省教育会月报》收录1918年教育会订定《演说竞进会简则》，它说明这一演说训练的范围，涵盖江苏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及各县高等小学全体学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演说竞进活动，把教会学校纳入1918年12月21—22日首届在上海举办的演说竞进会，题目为“毕业后前途之预计”，与国家大事无关。21日预赛，与会者有中等十八校，高等四校（包括: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由沈商耆君主席，张叔良、顾荫亭、吴和士评判”。22日决赛，“由穆藕初君主席，黄任之、蒋梦麟、沈信卿三君评判”。最后，“余日章君演说演说时关于态度、音调种种必须注意之点，末由沈商耆君给奖散会”。

  综合来看，江苏省教育会推动的演说竞进训练，是余日章主持策划的活动。它的效果，不仅有助提升演说能力，也拉近江苏全省教会学校和国立私立学校的距离。黄炎培和余日章私谊既睦，政治见解尤为契合。余日章逝世后，黄炎培撰写《余日章君纪念碑》，推崇其爱国热忱及演说才能：

君姓余氏，名日章。少岁为文，尝自署新中国之国民……年十三，入武昌文华中学，每试必第一，课外运动、演说、辩论皆冠其曹……民国二年，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五年，受任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善用模型图表演讲普及教育之重要，输入民众国家观念。江苏省教育会设演讲传习所，君为之师……君善以雄辩阐发真理，尤善感化青年，闳远其襟怀，而笃实其践履。服务青年会二十年，认定基督教最高尚旨趣，扩大青年会使命。

他更撮录余日章的著名讲词，以表彰其人生理想及政治主张：

君尝演讲：凡真实之基督教徒应是最完美之公民，最高尚之爱国者。君尝演讲：吾人须向一国人民明析指示对国家应负之责任，协助发展其国民性，尽辟其天然利源，此不仅为己享用，须使其国家对世界文化有绝大贡献。君尝演讲：吾人须指导并感发各民族，俾咸循正义公道以行，同时鼓励诸强国，俾联合援助较弱小民族，用其全力为困苦无告之国家请命，虽蒙重大牺牲，所弗顾。君尝演讲：吾人应深切地觉悟世界任何民族，凡彼所得较大较多之知识、经验、才干、力量，举不得用以自私，乃至用以欺压较弱小民族，须用以为全人类服务。君尝演讲：吾人为公众利益，为国家幸福，虽丧生命非所宜恤。

细按余日章上述言论，就外在政治处境而言，他处处针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立论。就人生理想而言，则表现黄炎培所说“最完美之公民，最高尚之爱国者”之人格形态。

  （三）训练学生校外演说

  在这样的背景理解下，研究者对1919年上海学生参与抵制运动的行为，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学生产生主体性的追求之后，人们往往视其所作决议为独立行为。其实上海学联的职员中，便有各校教职员参与。学联也常常请校长演讲，并备咨询顾问。从圣约翰退学到复旦的章益后来说到，五四时期“师生互为表里，所生影响尤巨”。此语道破这一时期的师生关系。种种迹象显示，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学联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的连系，绝非各行其是。总体来说，江苏省教育会从未放弃对学生施加影响力，企图主导或控制学生运动的方向。5月26上海学生总罢课首日，江苏省教育会要角蒋梦麟写信给胡适:“上海今日罢课，弟等已将舵把住，不至闹到无意识。”此语透露出来的消息，可供研究者重估学生运动的实情。

  上海学联筹备成立之际，立即制定抵制日货列为任务之一，订定切实办法。其行动方案包括“露天宣传抵制日货”。及至上海学联决议罢课，即附带有两项决议，都和抵制日货有关:一，“要求各商店不卖日货，此项由交际员担任。”二，“罢课后，除宣讲、发传单、调查日货、介绍国货、组织义勇团等事外，每人应自修三小时。”当时学生组成义勇团，把“不买日货志愿书”送各商店填写，将表示同意之商号名字送报刊登。5月30日报载：“上海学生联合会交际部在罢课后进行异常迅速，对于联络商界尤为积极……前次议决之联络商店学校及组织宣讲等，已由各团续报告，成绩优著。并由书记周正辉收集调查日货名单及商店志愿书，以备将来刊本查考云。”这些办法，即使不是由校长及教职员提议设定，至少得到他们鼓励支持。

学生积极发起抵制运动之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及青年会中学的表现，也引起注意。先是五七国民大会召开，青年会成员和青年会中学列队参加。五九国耻纪念日后，5月10日上海《新闻报》记:“昨为国耻纪念日……有青年会会员昨日午后在城内邑庙演说，略谓政府原为国民之代表，乃畏该国之势力不敢与争，则政府既不能代民办事，现我同胞祇有自谋抵制之法，誓不购用日货。务请爱国者共同挽救，以免亡国之惨祸云云。”又记:“昨有青年会学生数人手执小旗度浦前往浦东一带各乡镇学校等处演讲，大致谓朝鲜何以亡？亡于卖国贼。欲救中国，先除国贼，永久坚持不用日货，则日亡可待云云。声泪倶下，听者感动，乡间农民称之为好学生云。”青年会会员及青年会中学学生在宣传抵制日货中，最先出动也最为积极。

顺带一说，南京方面的国耻纪念活动，也获得青年会积极响应，且取得官府认可。5月9日《新闻报》之《苏省学生力争山东问题》报导：

在北京学生风潮未发生之前数日，此间即闻有人组织国耻纪念会，其时教育界有识之士，深以山东问题外交将次失败为可虑，正在筹思挽救之方。忽闻某校接得京电，历述风潮始末情形，众情不胜愤骇。未及半日，全城各学校均已知之，遂由某某等校学生与青年会及各教会学校学生发出传单，约定于7日上午就青年会开国民大会。嗣因来者甚众，地方容纳不下，临时改在北城鸡鸣寺开会。由发起人检查，到会者签名，并须注明校名。当场举定青年会干事温世珍君为会长，金陵大学职教员应尚德君为副会长。第一条即讨论北京4日风潮事……其次即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亟应表示人心未死，各发热忱，以为政府及和会代表之后盾。议定是日各校学生聚集小营大校场中演讲国耻纪念历史，列队执旗环行街市，齐赴军民两署请求力争山东问题，共请惩治卖国奴某某等……此次全城中等以上学生有万余人，而秩序尤应特别注意……请各校校长在省教育会分事务所开会，筹商料理学生列队游行，并赴两公署请愿事。

  这则报导显示了几个情形:一，南京以五九为国耻纪念日，与上海相同。南京五九国耻纪念会，由各校教职员指导进行。筹备国耻纪念日的集议之所，即为江苏省教育会事务所。二，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均积极参与国耻纪念活动，筹备国耻纪念会的正副会长，都是青年会成员。报载温世珍是青年会干事，也是江苏督军署顾问；副会长应尚德为金陵大学教授，又是南京青年会会长。南京五四运动和青年会的密切关系，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上海及江苏全省抵货运动，包含教会学校在内的各校教职员参与尤多。只要细心阅读相关史料，都不难发现教职员的身影。《五四运动在上海资料选辑》选录“上海学生展开抵制日货运动”部分，显示有些活动是在校方组织下进行；有些学校由学生组成的抵制日货、劝用国货团体，却不易看出是学生自主成立，抑校方教职员鼓励推动。兹举一例，浦东中学似是最早成立劝用国货会之沪上学校，该团体通函沪上各校：

泣启者，青岛问题危在旦夕。青岛亡，则山东亡；山东亡，是中国亡；其势诚急。抵制无法，惟不用某国货而已。某国出产品，销行我国占其大半。凡我学界，热胆照人，即希贵校发起抵制某国货会，或劝用国货会。如有购某国货，与以相当之对待。并希印刷广告，张贴通衢，以使我国四万万同胞，一律抵制日货，终至不用一矢，不伤一士，致彼倭奴于死地。以上所述，谅亦贵校诸同学所赞成也，上海浦东中学劝用国货会启。

从措辞来看，浦东中学劝用国货会似以学生为主。但浦中是江苏省教育会大本营，黄炎培、秦汾、朱叔源相继出任校长，此会成立或受校长默许或鼓励。披览《五四运动在江苏》一书选录史料，更显示各地各校教职员在鼓吹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上，往往起带头作用。

此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未收录的《申报》报导，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讯息。首先，五七国民大会以来上海各校学生之对外讲演活动，多在校长、职员鼓励或指导下进行。徐家汇工业专门学校（即南洋公学）、上海公学、寰球学生会日校、两江公学都是如此。其次，上海县教育会（会长贾季英）尝以社会教育为名，请各校教职员预备提倡国货演讲资料。5月19日上海县教育会通函各校:“本会于去年7月间职员会提议实行社会教育事宜……现值外交失败，青岛告急，宜乘此时机提倡国货，唤醒国民，或于国事稍有裨益。至演讲资料，可由贵校职教员自行酌用，总期达到同人救国之热诚，是所至盼。”可见省县教育会在提倡国货，唤醒国民的倡导活动上，扮演积极鼓吹的角色。

又《江苏省教育会月报》收录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9年6月函，从侧面反映江苏省教育会作为官府和学生的沟通桥梁，获得官府同意抵制运动的推动，保证“文明抵制”的政治空间。卢函说：

径启者：自青岛问题发生以来，群情愤激，骇汗相告。莘莘学子，激于爱国之热诚，牺牲学业，奔走呼号，以劝告不用日货为文明之抵制，其行可敬，其志可嘉。本使同属国民，敢忘此义。惟查近日风潮所荡，渐有越轨之行动发生。闻租界捕房日前逮捕因抵制日货而扰乱秩序者二人，其一为某处补习英文之学生，其一且非学生，似此难保无不逞之徒，厕身其间，无理取闹。万一酿生事故，外人有所借口，则不但有违吾人爱国之初心，且尤贻国家无穷之隐患。本使为保卫国维持秩序起见，嗣后如有扰乱公众安宁，作为无意识之举动者，亦不能问其孰为学生，孰非学生，惟有行使职权，依法惩治，以儆效尤。尚希贵会转告各学生热心爱国，务为合法之行动，庶无害于治安，且益宏其效力。慎勿为奸人利用，自贻伊戚，是所至嘱，此请台安。

卢永祥函不知出自哪位书记手笔，措词颇为巧妙。他一方面请江苏省教育会警告学生，若有扰乱秩序之举，便当依法惩治。另一方面，却表示同情且尤许学生继续“以劝告不用日货为文明之抵制”。卢永祥的审慎措辞，因其深悉学生抵制运动背后，教育家乃至其他有力人士为之后盾。五四时期，教育界和学生界互为表里，所收效果颇巨。

上海学商各界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风潮平息后，江苏省教育会系统又积极鼓励学生，把抵制运动作为任务，转入长期宣传劝说的阶段。6月12日上海开市之日，江苏省教育会发函各学校，应偕工商界共同恢复原状，并联同上海县教育会及上海县劝学所，公布三条办法，其第二条通告为：

  所有提倡国货，调查讲演，注重体育等事，各学校学生应于课余一律进行，暑假期内尤应注意。这一则通告清楚显示: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劝学所三个团体，积极主张学生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更组织学生到校外调查讲演，以期把抵制运动继续下去。1920年1月黄炎培到南通之江苏省代用师范（即通州师范）演讲，面对六百多位学生，犹以“抵制日货，学生自治，社会服务，教育方针”为说。可见江苏省教育会的侧重点，终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打击日本的利器。

三、上海和江苏商界的抵制运动

1919年五四风潮的观察者，就已认为学生是爱国运动之领袖，但“彼等之背后，现有银行家、商人、实业家、教育家”。本节要进一步指出，上海及江苏实业家对抵制运动的响应。主要以东南集团成员为对象，以了解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一）上海华商纱厂业主之抵制行为

当北京学生运动消息初传到上海时，穆藕初就参与了黄炎培宅中的讨论。待上海五四运动扩大，穆藕初始终关切且积极参与。五七上海国民大会中，他作为商界名人列名领队之一，相当引人注目。《穆藕初年谱长编》编者归纳其在五四风潮中之表现，列为五个方面：

（1）组织德大纱厂救国十人团，研究改良国货，抵制日货。

（2）与各团体致电美、英、法领袖，呼吁主持公道。

（3）与各界开会商讨应对“三罢”办法。

（4）撰文肯定“五四运动”意义，希望今后各界各尽责任，力谋发展。

（5）就上海总商会“佳电”事件撰文，指出改革总商会之必要。

  兹就第一项言之，据《时报》登载德大纱厂救国十人团缘起，以永久抵制日货为宗旨，显然得到穆藕初支持。

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聂云台、徐静仁等实业家，也都积极支持抵制日货。《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引用上海报纸，记述聂云台任经理的恒丰纱厂抵制日货表现突出。5月11日《时报》之《商界对外之热忱》报导：

  杨树浦路恒丰纱厂向与某国某洋行订有定货合同，兹缘青岛问题发生各路风潮，该经理聂君以此事恐为热心爱国之士所反对，自愿先将所订合同即日取销，损失数额约计五千余金。并标示本厂前通告声明，凡有某国人交易，无庸来厂进门云。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编者以为，抵制日货有利华商，故表示支持。其实，毁弃合同也带来损失，不应低估一些商人的爱国热诚。当时国民党人办的报纸，就肯定聂云台的表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选录恒丰纱厂的表现，便作为“农工各界爱国”的例证。刘明逵、唐玉良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却以之为工人阶级政治意识觉醒的例证。其实恒丰纱厂工人的举动，毋宁是经理聂云台及高级主管进行政治启蒙的结果，而非工人本身的政治觉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选录《时事新报》记载，举恒丰纱厂为例，则以为“民族资本家利用工人抵货机会，准备扩大生产”。它引用5月11日《时事新报》报导：

  此次青岛问题发生，适值国耻纪念。杨树浦恒丰纱厂，特于5月7日，大书白纸黑字二大张，贴于厂之大门，左曰“国耻纪念日”，右曰“禁止日本人进厂”。又于8日晚八时开一全体大会，研究抵制办法，并宣告自今以后永与日本人断绝工商关系，前与日商某某等洋行所订之一切交易合同，概行废止。兹将开会情形略述如下：（一）由卢天牧君报告开会宗旨；（二）推定周如波君为临时书记；（三）首由黄首民君略述日人屡次与中国人交涉，无不如愿以偿，实由汉奸之甘心卖国，而汉奸之得肆行无忌，实由国民之爱国心薄弱以养成之故。今日之会实欲提起国人之爱国观念，且尤贵乎能自实行，始能令人感动。故本厂此次预备扩充，加纱绽万锤，所需一切机器本拟购英国货，因该货系由某洋行经理，决意改用美国机器也。其次马子静、伍惠渠、朱晦霖、徐树滋、周如波、卢天牧诸君各有主张，旋即议定办法数条：（一）推举黄首民君为代表与外界联络，一致进行。纱厂方面亦由黄君代表与华商纱厂联合会，磋商办法积极进行。（二）组织干事会，监督厂员及工人之购办日用器皿，凡以前所买就者，由干事检查识别，如系日货予以标记，并将物主之姓名、件数一一登记簿中，以免以后之误购及借辞推诿免罚。散会后，闻该厂之学生及职员中之热度高者，立即返室将所有之日货全行毁弃，叮当之声同时并作云。

事实上恒丰纱厂从厂长黄首民到职员工的表现，都在聂云台支持下进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编者指出：“恒丰纱厂职工反日爱国斗争只是一般职员在资方同意下领导进行的。据上海经济研究所调查恒丰纱厂历史，1919年获利最多，可见民族资产阶级对抵制日货有积极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五四运动。”这一判断是合理的。

五四风潮中由资方鼓励的抵制运动，还有徐静仁开设的上海溥益纺织厂。徐静仁和穆藕初、聂云台同为华商纱厂联合会董事，和张謇也有密切关系。他先是大生集团董事，后来被张謇以总管理处付托之。《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选录6月2日《时事新报》报导：

  小沙渡溥益纺织厂全体同人，自青岛问题发生后，即组织十人团。近更公议牺牲端午节筵资，以半价收买日货，当众毁弃，以示决心。并印发传单，唤起国人提倡国货。

溥益纺织厂同人在运动中对端午节筵资之牺牲，必蒙资方同意乃至支持。全厂同人组织十人团，其形式类似穆藕初之德大纱厂。

就同业公会而言，华商纱厂联合会在上海各商业公团中表现积极。5月18日即集议谋商抵制日货具体办法。5月22日上海《申报》载，该会通函同业：

  自巴黎和会失败，国人激于爱国热忱，群起抵制日货。凡吾同业，当无不赞同。惟抵制之初，必求相代之国货。空言抵制，终难持久。例如本国各纱厂所用之包纱纸、纱管两项，大都皆仰给于日货。兹查上海宝源纸厂之包纱纸及维大公司之纱管，出品精良，久着闻誉。不特本埠各厂争先购用，即英日各厂亦多采办，本会为提倡国货起见，特举所知代为介绍。

当时中国纺织业和日本竞争激烈，故华商纱厂联合会为抵制日货之积极分子，在拍电及参与罢市期间各界联合大会上，派穆藕初、聂云台代表出席，坚持北京政府未有令人满意答复之前，不应贸然开市。

更有意思的是，6月5日上海罢市首日，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主持上海商学工各界联合大会，他建议发电北京，表达上海各界意见：

取今午华商纱厂联合会致北京请除奸电展诵一过，而以各领袖意见付表决。

所谓“华商纱厂联合会致北京电”，其重点声明：“学生与国人所争者首在锄奸”，要求“迅释逮捕学生，罢免曹章陆”。

又罢市期间，沪上风传实业家出资支持学生。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回忆录就说，上海商人中简照南、穆藕初都曾向学生提供活动费，被学生婉拒。但事情未如许氏所说那样简单。6月7日罢市高潮中，《申报》载《学生联合会消息》：

顷闻本埠某大实业家已发起向商界为（学生）联合会募集经费，指定某银行为存款机关，并允将自用汽车供会中使用云。

《申报》隐去商人商号姓名，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1919年日记却透露实情：

6月9日 昨日在发行所商议……拟略出捐款送学生会。众意多则一千、少则五百，后决议五百，由梅生转托李登辉。

6月10日 聂云台来信劝捐（学生会）。允照前日决定办法，送去洋五百元，交陈光甫君代收。

张元济日记提及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是上海学联顾问。聂云台，是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陈光甫，是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此数人皆沪上教育界、实业界、银行界代表人物。当时聂云台劝捐范围未悉多广，陈光甫代收捐款也未悉是上海银行抑银行公会决议。但此一史料向我们透露，实业家和银行家对学生的直接支持，是五四运动中不可忽略的面向。

（二）江苏一省抵制浪潮

关于抵制运动在江苏全省情形，《五四运动在江苏》一书收录上海及各地报纸消息，揭示1919年江苏全省普遍发生抵制日货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抵货运动之起，皆以五九国耻纪念为开端，涉及的地点包括:常州、苏州、南通、江阴、常熟、武进、无锡、南京、扬中、镇江（含:丹徒、溧阳）、徐州、扬州、淮阴、泰州等。惟编者编选报纸材料后，列入“学生抵制日货”、“商界抵制日货”、“工人抵制日货”、“各界联合会商学联合会抵制日货”，各节标题可能造成误导，使读者忽略各校教职员及省县教育会的角色。然而一些学校明明是在校长讲演之后，学生始分团出外演说。至于商学两界联合情形，亦时时见之。惟商界一节，则充分显示商会或同业公会（尤其纱业、钱业），对抵制日货有主动积极的响应，如苏州总商会（会长庞天笙）、扬州总商会（会长周谷人）、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张謇），都是鲜明例子。

我们若考察江苏一省的抵制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波抵制运动，5月9日至6月4日（上海罢市前）为第一阶段，上海及无锡纱业商人表现突出。《五四运动在江苏》引用1919年5月13日《新闻报》，记述上海及无锡纱业商人抵制日货之表现：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及台湾银行分设上海，发行钞票甚多，前年抵制日货后，该行钞票国人相率抵制勿用，近来又有该行钞票发现。迩日因吾国外交失败，日本割据我国青岛山东，并履行前次要挟条件之讯传来，锡邑商界遂痛愤交集，决定抵制日货，将正金、台湾两银行钞票，特派人至沪持向兑现。乃上海不用日币亦极坚决，持票向兑者络铎于道……未能兑取者尚属不少。又上海纱业公会集议不与日商交易，以抵制日货。至昨日上海日本取引所日本棉纱绝无交易，每件跌价五六元至七八元，尚无成交。本邑纱业亦有不售日本棉纱之提议。又有某君发起商界以镇静的坚决的积极进行方法，以期永久抵制。调查日本出品货物清单印表分送，以便周知，勿致误购……

无锡是纺织业兴盛之地，荣家为一大巨商。南京省议会无锡籍议员荣鄂生、薛育津、荣德生，“群谋抵制之法，相戒不用日货”。他们由宁电锡，请无锡商会设法劝导各商店，一致提倡，“以二十一条款及各项密约废除之日为止”。

第二波抵制运动，以6月5日上海罢市后，造成江苏全省震动为另一个段落。此一阶段中，通崇海泰总商会表现突出。《五四运动在江苏》记载6月6—8日通崇海泰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分别就洋货业、杂货业、纱业制订详细抵制方案。纱业办法如下：

  （一）纱业一致自民国八年（1919）六月八日起，一律永不定买日本棉纱，为全国创。

  （二）由通总商会函请大生纱厂及上海德大（、）溥益等中国各纱厂，添纺四二线，添纺二十支纱，以应市面。

  （三）嗣后如有违背私买日纱，一经查获，送请总商会公议处分。

这一抵制方案显示通崇海泰总商会会长张謇的影响力。上述第二条办法，又涉及南通大生纱厂（总经理张謇）、上海德大纱厂（总经理穆藕初）、上海溥益纱厂（总经理徐静仁）的连系，上述纱厂皆华商纱厂联合会核心成员。

第三波抵制运动，在拒签巴黎和约运动后。《五四运动在江苏》记载各地抵制情形，渐渐以“某货”“劣货”取代“日货”之称，避免日本干涉，引起外交纠纷。其后，更以国货维持会名义，兼行抵制日货之实。该书在这一阶段中，特辟“江苏民族资产阶级在抵制日货中发展民族工业”一节，追记五九以来无锡、南通等地情形。并有“江苏人民反对高徐等路借款及提倡储金赎路”一节，收录张謇两封电文及各地筹备储金救国状况。从抵制日货到提倡国货的重点转移，亦由国人从五九开展抵货运动后，认识“抵制日货，务以提倡国货为前提，方可持久。否则，托诸空言，无补事实”。

（三）规划长久抵制

6月10日《申报》刊出穆藕初化名“我亦爱国者”的《永久抵制日货之方法》。此文把抵制日货与国耻纪念挂勾，筹谋一长久之计。穆藕初回首“民国四年间，因‘二十一条’苛酷条件之要求，曾有抵制日货之举”，可惜“主持其事者仅空言抵制，而无实际之救济方法”。于是，向商学两界提出积极面和消极面之法。穆藕初希望学商两界合作，以彻底抵制日货，振兴国货。他提出的学生协助商界调查日货，是欲延续学生已进行之事业。最后复郑重宣示个人立场:“呜呼！此次抵制日货之伟举，实关系我中华民国之存亡绝续者至大，愿我全国人士，尽力做去。仆不惜牺牲所有之精力财力，暗随诸君子之后，愿我举国爱国人士交相勉策之。”

当时《申报》也是抵制日货的鼓吹者，认为中国资本家应负起振兴国货之责。此时穆藕初及其友人已发起“中华劝工银行”，以辅助小工业为宗旨。1919年8月，中华劝工银行筹备处设于华商纱厂联合会。穆藕初年谱1919年10月3-4日条下，记述《申报》公布《中华劝工银行有限公司章程》与《中华劝工银行招股简章》，说明：“本银行以辅助工业之发达或改良为目的；本银行资本总额定为一百万元，计分五万股……等。”列名发起人为:穆藕初、聂云台、黄炎培、沈信卿、经子渊等15人，赞成人为宋汉章、陈光甫、钱新之等15人。是江浙实业家及教育家一同列名倡议，而获银行家赞成支持。

当时穆藕初撰《劝工银行与各小工业之关系》，呼吁实业界和银行界联合一致，是以抵制运动为背景的。11月11日《申报》刊出穆藕初这篇《劝工银行与各小工业之关系》：

  自五四运动以来，民气日盛，抵制劣货，全国响应。乃为时无几，锐气驟减。呜呼！岂我国民缺乏决心与毅力有以致之乎？夫亦以家常日用品中国货稀少，故不能不仰给于人，而作此饮鸠止渴之举耳。世不乏热心远识之士，持百年长久之计，以求国内各小工业之发达，而后外来之劣货无可乘之隙矣。其计维何，即尽力促成此劝工银行，作各小工业之补助机关，维持之而发达之，起点虽小，收效自宏焉……况乎此劝工银行成立后，其同类银行之接踵而起者，固属意计中事。

中华劝工银行之发起设立，确是抵制运动后，为振兴国货而创设之金融机构。1919年以后，创设银行蔚为沪上风潮，皆为抵制运动之副产品。

然则中国实业界和银行家的携手合作，标志“商战”进入一新阶段。1917年穆藕初尝以军队比喻日人之商战布局：

  日人思深虑远，出其锋利之眼光，鼓其勇猛之精神，争向工商场里，扩展其领域。视各工团、各商贩团为各师团，视纱业公会为大本营，视公会会议处为参谋部，刻刻进取，步步为营，遂占有今日之地位……玥羡佩彼邦工商业之孜孜勇进，以军队方之，岂过语哉!

两年后《银行周报》3卷48期刊出“沧水”（徐沧水）《中华劝工银行之前途》，以相近概念分析中国银行业和实业界之战略关系：

  军队有战斗将校与参谋将校之区别，战斗将校则统率军队以从事战斗，而参谋将校虽未直接以从事战争，但必赖其运筹帷幄以为进行，其战斗之方法不同，而所效力于疆场者则一也。一国之实业亦复如是，从事于农工业及贸易者，则直接以发达实业，犹之战斗将校也。如银行业处于活动金融之地位者，则间接以发达实业，犹之参谋将校也。从严格以论之，银行业对于实业界之任务，非仅融通资金借出资本而已，大凡实业界其财政的基础倘不能巩固，则其事业将倒闭随之，吾国实业界既往之失败悉由于此，近世所以将公司财政学独立为一学科也。譬如实业界之活动如同战斗，而银行业之职务则如兵站，使前进军队不论其如何活动以得莫大之胜利，倘兵站不随其活动以一致进行，则其结果必不免于失败。故欧美实业家其视银行家殆如同参谋，其公司财政上之计划及整理，必常就银行家协商并受其指导，其财政的基础所以能预防破绽于未然。而银行家因与其事业上资金之融通，具有相互之利害关系，故亦乐于赞助而不厌倦之。今吾国实业所以未能发达者，即譬如开往前敌之军队，战斗自战斗，参谋自参谋，战斗者既不屑服从，参谋者亦无从指挥，故银行与实业之关系，在他国则二而一，在我国则一而二，此其故可深长思也。

由徐沧水所设譬喻，五四之际中国实业界、银行业已形成战略布局:银行公会譬如“参谋将校”，为一运筹帷幄之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譬如“战斗将校”，为统率作战之团体。“其战斗之方法不同，而所效力于疆场者则一也。”

  1920年1月，针对日本指称抵制运动是英美人士煽动之说，江苏省教育会领衔的上海九公团（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上海县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欧美同学会、华侨联合会、基督教联合会、上海救火联合会），用英文发表宣言，“声明华人抵制日货之理由，乃基于严正之爱国立场，而非由英美人士煽动”。更称：

抵制者，并非如日本报纸有时所说，由在华英美人所鼓煽，亦非由中国官吏，并非由中国学生。学生虽然热心，然皆年少，且仅全国人民之一小部分，不能使此种运动得有如此之影响，在如此短时期遍于如此大国。

抵制者，乃中国人民对于近年以来日本对于中国之侵略与非公理之一种同时而起之反抗。此种侵略与非公理，曾明白表现于二十一条款，于山东事件，于新近之福州暴动，于彼国不断之全力扶助及利用中国武人及腐败政客害中国以为彼利，又于种种之事使中国人民深怒强抗者……因其为同时而起之运动，所以传播极速而无可抵御，不久即得全国之赞助。

以江苏省教育会为首的上海九公团作此宣言，可证明本文所说，此一集团为抵制运动中坚分子。借用徐沧水的譬喻，若把实业家和银行家喻为战斗将校和参谋将校，江苏省教育会可譬诸新闻部门，时时为鼓舞士气发反击敌方文告。“其战斗之方法不同，而所效力于疆场者则一也。”

结 语

五四前后以张謇为领袖的东南集团之内政外交方针，非本文有限篇幅所能描述论析。本文聚焦五四时期中外瞩目的抵制日货运动，以上海及江苏一省为考察对象。从各种史料综合来看，上海及江苏地区抵制运动的原动力及执行者，需在学生以外去寻找根源和结构:教育界、实业界、金融界、报界巨子共同策动，相互声援。就具体现象言，本文指出了几个现象:一，五四时期上海及江苏全省抵制运动的鼓吹者，包含商教两界领袖人物。他们具有鲜明的“商战”意识，主张及落实张謇“棉铁主义”，以数字为据，透过报纸灌输社会大众。五四前，“商战”一语，成为商界及社会共识，为抵制运动提供思想背景。二，五四时期上海各校师生的抵制运动，发端于五七和五九国耻纪念。江浙二省教育会对国耻教育的推动，对学生反日意识起绝大影响。该年上海及江苏学生由国耻纪念之集会游行，其爱国情绪被强烈鼓动。随后各校师生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之理由及办法，对商家店户演讲劝说，其调查日货及提倡国货之工作，有师长辈之指导鼓励。五四风潮平息后，这一活动持续到翌年，对日商造成相当打击。三，五四风潮发生后，上海及江苏全省实业界借此推动抵制日货运动，更捐款学生联合会资助宣传活动。他们力谋根本救国及长远之计，期使爱国意识不留于空论，而是转化为振兴国货之行动。综上所论，考察五四运动，若不审视这一集团所起的历史作用，而仅止描绘学生的串连行动，恐将误判五四运动的潜在动力。

（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