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世界”到“垦世界”——废灶兴垦与江苏沿海的区域重构 

（来源：“謇行致远”公众号  2026年9月29日） 

张謇研究中心和南通市地方志办，联合开展了一次“沿海行”活动，旨在向海图强、薪火相传。从南通出发，经启东、东台、大丰、射阳，一路到连云港，走了三天。22日上午在启东，看大生二厂遗址（启东第一桥）、通海垦牧公司复建工程和挡浪墙遗址文化公园，召开座谈会；下午到东台新街镇，看“天水贮”和张謇盐垦文化园；23日看大丰博物馆、张謇农垦文化馆（荷兰花海内），召开座谈会；下午到射阳，看合德广场张謇铜像、华成公司第五区旧址，途中还专门寻看了“五卯酉三子午”水系；24日到连云港，看江苏淮盐文化博物馆。看遗址，看博物馆，看复建工程。看得越多，越觉得苏北沿海的近代史，避不开一个人，绕不开一场壮举。这个人，是张謇；这场壮举，是废灶兴垦。

三天下来，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沿海乡村、棉田、城镇，并不是天然如此。它们是有来历的，是被人一步步规划、组织、开发出来的。这段来历，就是盐垦史。把这段历史讲清楚，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是我写这篇感悟，努力想做的事。

启东的挡浪墙，东台的天水贮，大丰博物馆里102家盐垦公司的名单，射阳合德广场的张謇铜像，连云港淮盐文化博物馆里的盐业旧物。这些东西散在各地，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盐世界”到“垦世界”。

一、盐的世界

煮海为盐，千年盐场

苏北沿海，自古煮海为盐。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里就设了盐渎县。“渎”是水沟，“盐渎”就是运盐的河。县以盐名，盐以地兴，两千年盐业的底色，从地名里就能读出来。到了唐代，沿海又设盐城监，专管盐课。宋人编的《太平寰宇记》里说，盐城“长海水卤，可煮盐”，这八个字，写尽了这片土地的命脉。

海岸线不断东移，滩涂不断淤涨，盐灶跟着海岸走。唐代为挡海潮，大历二年（767年），淮南节度判官、黜陟使李承，主持修筑捍海堰，北起楚州盐城，南抵海陵，长约140余里，百姓称之为常丰堰，也叫李堤。年久失修，潮患又起。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官。他在巡守盐仓时亲眼看见，常丰堰多处崩塌，海潮一至，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他便向淮南盐运发运使张纶建议，重修捍海堰。张纶上表三请，朝廷准奏，于天圣二年（1024年），征调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工。范仲淹提出方案，堰址稍向西移，以避潮势。堤成之后，后人称之为范公堤。

范公堤的意义，不只是挡住了一道潮。它把海岸线固定下来，堤内煎盐，堤外大海，界限分明。往后数百年，盐场制度沿袭不替。灶户世袭其业，叫做“束草煎卤，积薪煮海”。盐是朝廷利源，苏北沿海属两淮，两淮占全国盐课大致一半；盐利又约占全国赋税一半，最高时达八成；清代降到一成上下。盐税，也是地方的枷锁。

淮南盐场，是两淮盐业的重心。《宋史·食货志》记，淮南路设通、泰、楚三州买盐场十六处，催煎场十二处，灶四百余座。仅泰州海陵监，岁产盐六十五万六千余石，为淮南之冠。盐场按“场”设官，场下设灶，灶户按籍服役。明代以来，盐丁另立户籍，官府对灶户的管理，不止是抽税，还有超经济的压迫。灶户不得随意迁徙，不得改业，世代为灶，成了制度上的“编户”，也是“冷籍”。

摊开今天的江苏地图，这条海岸线还有一样东西值得留意。范公堤早已不是堤，而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干道。今天的G204，前身就是通榆公路。沿线留下了“串场河”“西溪”“安丰”这些盐业地名。地名不死，说明盐的记忆，一直还活在这片土地上。

范公堤修筑之后，历代多有修缮。南宋、明、清，屡有加修。堤身也随海岸向东移，从“防潮的堤”渐渐变成“分界的路”。堤西边是熟田，堤东边是滩涂。这个格局，一直到近代才被打破。

灶户盐法，制度之弊

盐场的运转，自有它的规矩。场官管灶，引商管运，盐课归朝廷。灶户煎盐，盐归垣商；垣商卖引，引商运销。一层一层，层层都要分利。生产的人是最苦，得利的人是最少。

灶户之苦，史不绝书。煎盐耗草，昼夜不息。草价都是由官府定，比市价高出好几倍。同仁泰所在的吕四场，场例草荡，每石204文，市价却要到300至700文。草价压得低，灶户卖草、卖盐，处处受盘剥，场商独困，运商独享，三分至五分之利。灶户没有议价权，只有熬的份。

更要命的是“引岸”二字。两淮盐法，实行的是纲引制度，盐有定岸，商有定引。某场的盐，只准销某岸；某岸的销，只准某商经营。销路划死，利润锁死，效率也就死了。生产端的灶户，被困在灶籍里；流通端的盐商，被困在引岸里。千年的盐法，就是这样一个层层设防、处处盘剥的体系。

张謇在吕四场办同仁泰盐业公司时，体会最深刻。辛亥革命以后，他在《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里，写下这样一句：“中国旧时专制政治之毒，最为灭绝人道者，无过盐法。”[1]他列举旧盐法，“灭绝人道”有四：丁籍、引岸、缉私、定价，条条都指向制度本身。这句话，是他做盐业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

张謇主张，就场征税，废止引岸。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在《变法平议》里就公开阐明，“设厂煎盐而后就场征税”的主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他在吕四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盐业资本主义企业。公司把封建衙门式的盐垣，改成了股份制，将煎丁变成公司雇工，改散煎为聚煎，改“板晒代煎”、“以煤代草”，还试制精制盐。

盐法不改，单靠一个企业，救不了这个行业。张謇在《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里自述：他当吕四场盐业公司总理十年，“受恶政之压制，亏耗资本三十余万”。[2]一人的改良，改不动一部的旧法；要动盐，先要动制度。这是他在盐业里，碰了十年钉子，才悟出来的道理。

同仁泰的十年，其实就是一面镜子。企业改良，只能改善一个场，却改不了一个制度。张謇后来把目光从“盐”转向“垦”，与其说是放弃，不如说是换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废灶兴垦。

封闭的世界，停滞的滩涂

“盐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土地归盐场，人口属灶籍，生产靠煎煮。结构单一，流动停滞。盐利，滋养了朝廷财政与引商资本，却没有滋养这片土地。区域发展，千年如一日。

盐与垦，本不相容。张謇说过：“垦与盐之不能相容，如冰、炭之不能相入也。盐欲地之卤，垦欲地之淡；盐欲蓄草以供煎，垦欲去草以种植；盐欲潮之常至，垦则唯恐潮之至”[3]卤地，长不了庄稼，草荡，种不了棉花。盐要保留草荡，垦要清除草荡。两种生计，两套逻辑，在滩涂上不断争地。

更深的矛盾是在制度。盐是专卖的，灶是世籍的，地是官产的。灶户要改行，官府不许；荡地要改种，引商不依。千年的盐场，就这样把自己锁死在一条道上。废灶兴垦，要害就在一个“废”字。不废盐灶，垦无地可兴；不兴垦殖，灶户无路可走。这是一场土地功能的转换，也是一场人的解放。

但“盐世界”也有松动的时候。晚清盐政败坏，灶产凋敝，私盐横行，引岸已是名存实亡。朝廷的财政吃紧，开始默认，甚至鼓励荡地放垦，以补钱粮。制度留了一道缝，张謇就从这道缝里，看见了“垦世界”的可能。

二、垦的世界

转折之机，破局之人

转折发生在清末民初，主角就是张謇。

先说时势。甲午一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办实业成了救亡的要紧。1894年，张謇殿试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势里，这位新科状元看明白一件事，靠做官救不了国。于是，他弃官南归，开始投身实业。

再说家世。张謇生于海门常乐镇一个农商之家，祖父、父亲都是兼营商业的农民。他从小熟悉农事，懂得土地的脾性。他在《啬翁自订年谱》里说，自己“生于田舍”，“长于田舍”。这层本色，让他后来搞垦牧，天然地既懂行、又有情。

1895年，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创办大生纱厂。四年之后，大生纱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开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开办纱厂，一要棉花，二要市场。通州土布业繁盛，销路不愁，愁的是原料。苏北棉，当时不敷所用，每年要从外省、从外洋，进口棉纱棉花。办纱厂，先要解决棉花。张謇后来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说》里回忆：“嗣因纱厂必需棉花，棉花必待农业；于是设垦牧公司。”[4]他的目光，落在了海边的荒地上。那里有地，有人，缺的只是制度与技术。

再说个人。张謇有状元的名望，可以召集资本；有办实业的经验，可以组织生产；有士大夫的责任感，愿意把账算到百年之后。三者缺一，盐垦都难成事。张謇的不可替代，正在于把这三样集于一身。

通海垦牧，股份制农业开端

1900年冬，张謇联络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等人，筹备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五月，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

股本计划规银22万两，每股100两，共2200股。至1904年，实收209180两，购地123377亩。公司设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张謇任总经理，江导岷任常驻经理。一句话，张謇把股份制公司制度，第一次搬进了中国农业。

公司的宗旨，写在《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开篇里：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一为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一储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经费；一务使公司获最优之利。四句宗旨，三句是公，一句是私。为公的三句里，一句为农，一句为国，一句为学。[5]

公司成立之初，困难重重。滩涂未垦，无利可分。股东观望，资本难集。张謇四处奔走，筹款补亏。直到1911年3月，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当年开始分红。十年经营，方见成效。可见垦殖是长远事业，急不得的。

当年即分红三万一千四百余两。此后经营渐稳，1911年至1925年，公司纯利累计达八十四万两，多数又投入垦区水利与学校。垦牧的经济账，算到第二十五年，才算真正翻过身来。

垦牧公司的经营，也有章法。公司购地，招佃承垦。租佃关系，采取崇明一带通行的“崇划制”。招佃规定，“以灶民七成、沙民三成”，大批灶民由此获得人身自由，或成为盐场雇丁，或成为农场佃农。田分等级，租按成色。水利、道路、桥梁，由公司统一兴办。垦区还试行乡村自治。

公司修堤治水，讲求科学。垦区内，堤分四等，最外一道叫外堤，专挡海潮；堤内再设里堤、匡堤、格堤，层层设防。荒滩上先长草，草养地力；再引淡水洗碱，碱退之后才植棉。引进美国陆地棉种，与本地鸡脚棉，比较试种，择优推广。张謇的垦牧，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圈地种田”，而是一整套农田水利工程。

张謇更把教育办进了公司体制。他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里说：“读书识字人少，容易闹事；读书识字人多，容易兴家。”公司先后建起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等八所学校，佃户儿童一律免费入学，受益农户达六千。有研究者概括：张謇开创了中国股份制农业先河，招股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引进外国优良棉种驯化改良，实行公司加农户的体制，试行垦区乡村自治。这一套做法，成了后来各家盐垦公司共同的路子。

这个创举的背景，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是大生纱厂对棉花的渴求，也是张謇对沿海滩涂的长期观察。他看得远，荒滩不是废地，是待开发的资源。关键在制度，股份制能集众人之资，公司制能行长远之策。

张謇的《垦牧乡志》里描述过垦区的新貌：“今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从荒滩到“小世界”，二十年垦牧，景象宛然。[6]

盐垦公司群像，从启东到射阳

此后二十余年，盐垦公司，沿苏北海岸，次第铺开。南通、如东、海安、东台、大丰、射阳，一路北上，直至阜宁（此次听连云港地方志办的同志说，直到山东的日照）。据海门张謇研究会专家调查，先后创办大有晋、大豫、大赉、泰源、通遂、裕华、大丰、泰和、大纲、华成、新通等50个万亩以上的大公司，连同派生的小公司共98个，实收资本3559.68万元，占地面积503.33万亩，已垦面积193.63万亩。大丰博物馆的展陈，收进102家。两种口径，数字有别，但规模之巨，没有疑问。[7]

挑几家看。

大赉盐垦公司，1914年勘察，1917年成立，是张謇盐垦事业，走出南通的“北进第一站”。公司设在东台新街，南至角斜范公堤，北至陈家店（老三仓河），西至李堡放船处。新街镇因大赉公司而成镇。

大丰盐垦公司，1918年11月成立，资本总额200万元，领地112万亩，是淮南垦区规模最大的公司。大丰的资本，很大部分来自盐商。草堰场最大的垣商周扶九，带头把垣产荡地，作价入股，连同现金共53万余元，占公司定额股金的四分之一以上。垣产入股，是盐商资本转向垦殖的典型路径。

华成盐垦公司，1917年8月在上海成立，冯国璋、朱庆澜、张謇等集资创办，资本总额250万银圆，土地75万亩，是长江以北第二大垦殖公司，时称“北有华成，南有大丰”。公司总部在阜宁千秋港，张謇主持垦务。华成公司成立后，筑海堤60里，工程费30万元，堤成后，飓风海潮不易入侵。1920年4月，张謇视察华成北闸（今临海镇双洋闸前身），亲题“华成北闸”四字。

大有晋盐垦公司，1913年成立，占地26.8万余亩，在南通三余镇。泰源盐垦公司，1919年由韩国钧、马隽卿等创办，占地15.8万亩。裕华垦植公司，1922年由陈仪创办，占地22.7万亩。盐垦之风，不只吹在张謇一家。江浙的实业家、银行家，江苏的省长、督军，都卷了进来。

射阳一县，1916至1933年间，兴办华成、合德、大纲、大佑等42家垦殖企业，投入银洋694.82万元，开发土地157.76万亩。到1930年前后，仅盐城境内盐垦区，就迁入人口二十余万，其中海门人约占六成。

这次看到的102家公司汇总表，资本来源复杂。有纱厂资本，有盐商资本，有官僚资本，有地方士绅资本。张謇的号召力，把这些资本聚到了一起。大生的利润，投进垦区。盐商的垣产，转作股金。资金的流向，就是利益的流向。张謇倡导“棉铁主义”，把植棉、纺织、垦殖连成一条链。盐垦，正是这条链上最初的一环。

各家公司的经营，大体循通海垦牧的路子；筑堤、开河、洗碱、招佃、植棉、办学。公司总部多设在上海或南通，便于融资；垦区分设办事处，专管佃务。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一层管一层。今天的公司治理，百年前已见雏形。

三、废灶兴垦的思考

六个层面的重构

从“盐的世界”变成“垦的世界”，绝不只是改了一个字。拆开来看，有六个层面变化发生。

第一层，土地。荒滩变成棉田。废灶兴垦，首要是土地功能的转换。灶地、荡地，能作价入股，转变为垦殖资本。通海垦牧筑堤围田，“堤成而田出”。沿海大堤称为外堤，设计时，底宽4丈，面宽1.5丈。今天的挡浪墙遗址，就是当年防潮大堤的遗存。墙外是海，墙内是田。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第二层，水。垦区关键是兴修水利，水从“害”转变为“利”，抗潮、防涝、引水、蓄淡、治碱、航运等等。挡浪墙挡潮，方塘河引水，天水贮蓄淡。东台新街镇小学里，两口“天水贮”水池，是大赉公司的遗物。垦区淡水稀缺，一口贮雨水的池子，连着学校，连着民生。水、田、人，被水利工程连成一体。张謇治水，从海堤到河网，再到田间沟洫，连成一整套系统。大丰盐垦公司建设的“五卯酉三子午”“井”字形水系，就是见证。水利，是垦区的命脉。

第三层，人。移民北上。海门、启东的农民，随公司成批迁入垦区（盐城垦区当地很多人都说是海门人，因为启东是1928建县的，移民很多是此时前来的）。仅东台新街一地，就有海门移民18000人前来垦荒植棉。大丰一地，从启海移民12.8万人。人跟着地走，镇跟着人兴。聚落格局，因垦而变。合德镇因合德公司而兴，新街镇因大赉公司而成。今天，合德广场上的张謇铜像，是当地人，为纪念他对射阳垦区的贡献而立。

第四层，制度。灶户变佃农、自耕农。公司加农户，是中国最早的农业企业化组织。盐垦公司普遍办学，新街镇小学，就是大赉公司时代的产物。张謇说过：“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实业与教育，在垦区连成一体。天水贮旁边的小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例证。

第五层，政区。今天苏北沿海的县域版图，与当年垦区高度重合。射阳建县，基础正是盐垦。《射阳日报》载：张謇积近三十年之功，把射阳从行政隶属、两淮盐业和苇荡左右营，三方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摘”出来，为射阳日后建县，打下最初的基础。大丰、启东，都是这样的。垦区划界，直接塑造了后来的县级政区。调研中，听盐城市射阳县临海镇中五村老支书讲，这个村的街区、道路、沟渠，都是当年张謇的华成公司规划修建的，至今百年格局未变。

第六层，产业。盐垦公司植棉，棉花供纱厂。苏北棉区，因垦而成；大生纱厂，因棉而兴。区域农业与近代工业，第一次形成稳定的原料链条。这个链条，是苏北经济近代化的主干。

所以，“盐世界”到“垦世界”，是土地、水、人、制度、政区、产业六个层面的整体重构。今天江苏沿海的县域格局与产业基底，相当程度上是这场重构的遗产。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区域开发。

这场重构，回答了一个问题：一片千年不变的沿海滩涂，如何被组织起来，进入近代经济体系。张謇给出的答案，是公司。公司集聚资本，组织生产，兴办公共工程，把分散的灶户、荒芜的土地、短缺的资金，都拢进一个企业的框架里。这个框架，就是区域开发的制度载体。

放到全国来看，这场重构也很有分量。20世纪上半叶，长江口以北的苏北沿海，是中国最大的农垦实验场。实业资本、农业改良、乡村建设，在这里交会。它的成败得失，是研究中国近代区域开发的一个绝佳样本。

成败之间的经验

当然，这场重构并不平坦。盐垦公司并非都成功。自然灾害、棉价波动、资金链断裂，加上公司制度初期的种种不完备，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集中暴露。华成公司领地虽广，1920年秋，海潮两次来袭，堤防未及复修，田面盐碱化，佃农无法种植。大丰公司水利工程浩大，到1920年底，累计投入已超过400万元，资金周转困难；1927年，以3万余亩田产抵给大生，1929年，由银团组织维持会共管。通海垦牧十年，历经“四难”：与天斗雨涝，与地斗盐碱，与海斗风潮，与人斗地权。

公司有成败，区域转型却完成了。荒滩变棉田，灶户变农民，渔村变市镇。这些变化，后来的事实可以印证。

成败之间，有一条教训值得记取。垦殖是长远事业，需要资本、需要耐心、需要制度。急功近利，必然伤筋动骨；但只要方向对、底子实，一时的成败，挡不住区域转型的进程。

孜孜不断的追索

对研究者来说，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讲完，有几条线索还值得继续追。

一条是长时段。从唐代李承筑常丰堰，到北宋范仲淹修范公堤，再到清末民初张謇废灶兴垦，直到当代向海图强。一千三百年“沧海桑田”的连续与断裂，是一部区域史。常丰堰是唐代的答案，范公堤是北宋的答案，张謇挡浪墙是清末民初的答案，今天的百年一遇大堤是当代的答案。几个答案之间，是制度与技术的演进。

挡浪墙本身就是一部小史。1911年，张謇出资，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指导，筑挡浪墙以护垦区。工程前后近十年，原长760米，今天尚存500余米（有专家研究，说是现今的二道堤有部分包含）。2004年，它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又入选省级水利遗产名录。一堵墙，从实用工程变成历史文物，恰好见证了从“盐”到“垦”的整个变迁。

第二条是制度史。股份制垦殖公司，股田制，招佃制。中国最早的农业企业制度实验，经验与教训都在这里。公司加农户的利弊，今天仍可借鉴。张謇任农商总长时，还推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把垦荒从一隅之策，变成国家法令。

条例规定，认垦国有荒地，原则上不少于一千亩，面积越大，认垦年限越长，享受的优惠也越多。这一政策，从制度上为盐垦公司的成片开发，开了门。

还有一条是生态史。挡潮、引水、排碱、植棉。人与海的博弈，在苏北海岸上演了一千年。张謇植棉植树，改造沿海滩涂，盐垦是其中最系统的一次。

长存记忆中的启示

一百多年前，张謇在这片土地上，用一纸公司章程，把海变成田，把盐变成棉。今天，我们站在挡浪墙前，看的不是一堵墙。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区域再造的完整过程。盐垦史，是写在大地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今天，向海图强再次成为国家战略。站在新起点上回望，一百年前的这场实验，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土地如何利用，水利如何兴办，移民如何安置，产业如何选择。这些问题，张謇都曾做过，都留下过答案。

张謇的答案，我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实业为体，垦殖为用，把区域开发与产业发展绑在一起；二是制度先行，公司运作，把散落的资源组织起来；三是教育为根，民生为本，让开发惠及普通农户。就这三条，放在今天依然还是有用的。

盐垦事业，张謇经营了二十多年。虽然他人已经走了，但是沿海的棉田已经连片。他没有看到今天，但他打下来的底子，今天还在。

——赵京平  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秘书长

2026年9月24日，连云港

1、张謇《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1912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2、张謇《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同上，《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3、张謇《整理盐垦公司刍议》（1922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4、张謇《北京商业学校演说》（1911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5、张謇《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1901年），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6、张謇《垦牧乡志》（1924年），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7、盐垦公司总数与资本、土地数据，参见陈启明《近代中国围海造田的典范——张謇》，海门张謇研究会。 

（编辑：陈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