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日记》两则解读
王其康
1883年十二月二十，张謇由沪返通，当天日记载:“返，附‘江裕’船行。雁臣同舟。”查阅《张謇日记》，这是第一条有关王宾（1837-1909，字雁臣)的记载，字不多，内涵丰富，值得解读。
解读之一是时间背景。
此时张謇尚为秀才，刚结束随吴长庆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的军旅生涯（二次入朝为1883年5月）。此番归乡，正值晚清内外交困之际，中法战争前夕，朝鲜局势未稳，而张謇已从“理画前敌军事”的幕僚转身，重拾书生本色。
同舟的王宾（雁臣），则刚上任“台湾剿办番社”的差事，以五品候补同知身份试用江苏。二人在江涛颠簸中相遇，一为初露锋芒的青年才俊，一为历经宦海的中年官吏，舟中对话或关时局，或涉诗文，更或共为袁世凯师长的渊源，而惺惺相惜。
腊月江寒，“江裕”轮吐着白烟驶离吴淞口。张謇倚舷而立，望水天苍茫，思绪犹萦绕朝鲜烽烟。舱内，王宾展卷未读，与他聊起袁世凯:“季直（张謇字）督课项城时，可觉其桀骜？”张謇苦笑:“少年锐气，然兵策确有天授。”王宾颔首:“昔年授他《论语》，已显韬略之才。”
解读之二是张謇与王宾的交集，可追溯至更早的“袁世凯纽带”。
据《续修霍邱县志》载，王宾为“辛酉年（1861）科府庠拔贡”。
又据《袁世凱轶事》载:“项城当髫龄时（3-8岁称髫龄，笔者注)，其养父袁保庆以道员需次宁垣，携之任所，为延霍城王雁臣先生教之读。”“雁臣以友谊不得却，强留六年。”
袁世凯生于1859年，王宾任其幼师，是1869年前。因为，壬辰二月十九日《申报》刊有“刘坤一、刚毅联名保举王宾奏书”，其中说到1869年王宾的官职。
两位晚清重臣，联名向朝廷保举王宾担仼海门直隶厅同知，奏书其中写道: “惟查有候补同知王宾，年五十三岁，安徽拔贡，就职直隶州州判，指发江苏试用，同治八年（1869）三月到省。光绪四年，在金陵皖捐局捐升同知（同知为五品，笔者注)，指发江苏试用（上海水利厅，笔者注）。八年九月，请咨赴部，十二月初十日，蒙钦派大臣验放，堪以发往，十一日复奏，奉旨依议，钦此。九年二月回省，业经试用期满，甄别堪以留省，照例补用台湾剿办番社出力案内保归候补班补用。”
壬辰二月十九日《申报》
读奏书可知，光绪九年（1883)，王宾在江苏“台湾剿办番社”任五品官职，（江苏的涉台湾事务机构，类似现在的“江苏台办”)，办公地点在江苏省衙苏州，或是上海（此时上海隶属江苏省)。
王宾于1869年前曾任幼年袁世凯之师，执教六载；而张謇则在1880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后，受命为其授业。王宾、张謇二人虽未谋面，却因同一学生间接构建了“师承谱系”。此外，王宾的仕途亦与晚清重臣刘坤一、刚毅，紧密相连，这种错综的官场人脉，恰是晚清士人网络的缩影。
解读之三是，王宾这一天从繁华的上海，与张謇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通州，有何公干？按理说，通州不大可能有涉台事务。看次日的张謇日记，似乎有了答案。
张謇乘的这艘“江裕”轮，是上海轮船招商局旗下的一艘明轮蒸汽船，1873年由江南制造局建造，从上海至通州，一般行程是8一12小时。
张謇在次日的记中写道:“由芦泾港之通州。寓肯堂宅，晤晴谷年丈。”舟至芦泾港，夜色如墨，二人踏着霜板登岸。寄宿范肯堂宅中。
范当世(1854-1905)，清末文学家。初名铸，字无错，后字肯堂。江苏通州人，十七岁院试为廪贡生员，但此后九次科试不第。25-28岁后负笈出游，从张裕钊学古文，又与吴汝纶、陈三立等结交，所作散文属桐城一派。也能诗，与弟钟、铠齐名，称通州三范，著有《范伯子诗文集》。1892年（光绪十八年）38岁，应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请，仼家庭教师4年之久。
《范伯子诗文集》
范当世与张謇之间有着深厚且真挚的友情，堪称“生死之交”，这段情谊在晚清文坛与南通地方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同治八年（1869），十六岁的张謇与十五岁的范当世相识为友，两人年纪相仿，意气相投，从此过从甚密。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张謇母亲病殁。次年春，张氏父子四处寻觅茔地而未得。范氏父子得知后主动让地于张，范如松命其子范当世作《归田券》。
清同治辛壬间，张謇与范当世同登剑山，僧请题雷神祠联，两人仿联句例口占成之。张謇所著《张季子九录》中，收录有与狼山题名坡崖壁上相同的联句，此对联的由来，他也作了详细记载。后来范当世抱疾与张謇等一道致力兴办家乡教育，参与筹办学堂，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范当世与张謇的友情堪比唐代元稹与白居易的“元白之交”，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在文学创作上相互交流，在事业追求上志同道合，其“生死之交”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成为后人眼中交友的典范。
说到张謇与顾曾烜，如同与王宾一样，也是忘年交。
顾曾烜（1835-1909)，字晴谷，晚年号方宧、方宧老人。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九年（1883）48岁时中进士，1890年后曾任陕西耀州知州、醴泉知县等职。他在任期间实施多项救灾措施，如缓征赋税、借贷抢种、设局筹赈，有效缓解了醴泉县旱灾。其救灾理念与举措写成了《癸甲振灾记》，被收录于《续修醴泉县志稿》。碑刻《癸甲振灾记》拓本，现藏于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
顾曾烜著作颇丰，其中有《方宧酬世文》《方宧文录》各四卷。1883年，顾曾烜，弟曾灿、仲子儒基，同科中进士，捷报传来，轰动朝野学界与通州大地，王宾对此也是有所耳闻。
张謇对顾曾烜十分敬仰，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1894.8.31)，写有“顾夝谷先生六十寿序”，其中一段情深意切:“謇每私从先生子启我、聘耆（曾烜仲子，名儒基，同科进士)、未航（曾烜尗子，名似基，举人)昆季先生之为政，其于民事，无巨细无之而或苟也，犹先生之为文；政之成不期禄于外，而期心之谦，犹先生之为人。是则先生之异于世儒也。先生之举进士，年已近五十，又数年而始之官。往时语謇矣，吾宦十年必归。夫既宦矣，归岂其可券？而今年十二月先生寿六十，计所谓十年之期，则既近矣。”
这段寿序既是颂扬，亦含慨叹，展现了顾曾烜作为传统儒吏的操守与局限，也透露出张謇对时代与士人命运的深刻反思。
（顾曾烜墓志铭）
解读两则张謇日记，还原了1883年十二月二十、二十一两天，张謇不辞辛劳，陪王宾从上海至芦泾港上岸后，先到寺街，夜宿范当世家，醒后再至城西，拜访新科进士顾曾烜。顾府茶烟袅袅，四座高谈，竟忘窗外岁暮飞雪，场景是何等有趣。
这次张謇与王宾面交虽短暂，却为此后深交奠定了基础。1893年王宾赴海门直隶门任同知，推蚕桑、社仓等民生新政；1894年张謇则中状元、兴实业，两人合作愈发紧密。而1883年冬的那一叶舟船，恰似时代洪流中的隐喻：士人的命运在此交汇，继而各自驶向更广阔的江海——张謇成为“实业救国”先驱，王宾则以“问心犹可对神明”自勉，终成海门百姓口中的“民之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