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山河

——《张謇未刊手札》里的实业梦与家国路

本报记者 顾遐

1882年9月5日，汉城大雨。为阻止日本势力扩张，清廷派吴长庆大军支援朝鲜，“壬午兵变”初定。当夜移营庙舍，四下昏暗潮湿，烛火微颤，张謇乘隙在低矮的案几上匆匆书就长函：“军书之校阅，条禁之冗集，函椟之往反，□日之中常五六彻夜，其席地卧雨、徒行犯瘴，则若固有之矣……”。雨脚纷乱，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

这封致挚友周家禄的手札尘封140余年后，与其他727通信札一同收入《张謇未刊手札》，打开了观察近代中国转型的“时光胶囊”。

致周家禄函（1882年）

今年正值实业、教育、慈善等领域的开拓者张謇（1853—1926）逝世一百周年，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推出1300余页三大册《张謇未刊手札》，由赵鹏、张裕伟整理。这批手札以上海图书馆藏品为大端，汇集9家公藏机构及私人藏家的珍贵文献，正编593通（未刊）、副编约135通（校正），近1200张手札高清原图。

该书是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通后，张謇史料整理的重大成果，入选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今年2月3日，列入一月“百道好书榜”。

手札：未刊于《张謇全集》

张謇研究者案头必备201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8册版《张謇全集》，“函电”约3000通，已汇聚学者百年积累之功，拾遗补阙一直处在进行时，可见全集难全。

张謇研究中心编《全集》时就知道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藏有张謇致沈曾植的信札，但当年很难看到这批文献，只能从《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摘录，有些为部分收录，有些缺字或讹误。“文革”前这批信札还能随意调阅，当时有人手抄了一些。比勘张謇手札原件是研究者的夙愿。

赵鹏从事张謇研究近半个世纪，长期任事于南通博物苑，《全集》中整理水平最高的“日记”部分即出自其手。他是学界公认的辨认张謇手迹水平最高的专家，在张謇手迹释读、史实考订等方面造诣精深。

海门张謇研究会会长张裕伟2021年研读《全集》时发现信函略有错讹，请教赵鹏后得知原件藏于上图，便询问与上图有过愉快学术合作的朋友严晓星。“他们很想知道上图到底藏有多少张謇信札，能不能看。”严晓星立刻去打听，不久得到答复：“看手札原件须历史文献和典藏两位中心主任签字。比较好的办法是出书，张謇的尺牍函稿超过600件，致蒋书箴、周家禄的就有300多通。”

“没想到存量如此之大，绝大多数未刊，立告赵、张二君，都很兴奋，看来此事可成。”

既然上图有这么多，那其他文博机构呢？张裕伟从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普查平台检索到大量遗珠，分散在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但公藏机构的藏品，不是个人想看就能看，即便著名学者也常被拒之门外。

“出版社及时介入沟通才师出有名，遗憾的是有两家机构没同意。”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辑周红曾就职于南通师范学校，“我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编校这部书稿对我来说有点超纲了。”围绕张謇，周红展开课题式阅读，发现了一条隐秘的递藏线索，“上图之所以有这批藏品，是因为1939年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当时不被重视的书信材料和近代报纸，他们认识到价值很大，因此保存下来。”

赵鹏认为，“作为历史研究，必须以一手资料为准，本是常识，但很多学人做不到。”真实的史料能否更大限度还原史实？是从“有”到“如何用”的过程，首先得筑基。

释读文字必须熟悉书法，以及张謇各个时期的笔迹变化，联系上下文类似完形填空；考订系年需要将信札置于张謇及同代人物文献和近代史的范畴中考量，极考验功力。校准历史时钟，事件之间的顺序、因果、逻辑精准咬合，方可立体建模。

研究历史问题要“无孔不入、有缝必弥”，信札无疑是最真实可感的“原料”，数量可观、对象集中、填补空白则更为难得。《未刊手札》是《全集》出版后，张謇基础文献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现。致周家禄188通、蒋书箴150通信函，占比近六成，二人是张謇朋友圈的核心人物，先后陪伴他走过了从传统士子到状元实业家的蜕变之路。《全集》中致周仅短函一通，致蒋两通，相关研究薄弱。与张謇有较多交往的濮子潼、章邦直、沈瑜庆、张光前、宋希尚、袁樊、杨令茀等，此前看不到张謇写给他们的任何信函。

从历史深处显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个人。

士变：良禽何枝可依

学术界一向注重“交游考”，较之诗文唱和，尺牍因为有了倾诉对象，书者墨随意转，观者析墨知心。“我千方百计地想把张謇拉回来，还原成一个人。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之前他从来没做过生意，还是一个读书人。”赵鹏关心张謇是怎么变化的，而非被动地接受变化，这肯定有一个过程。

当追光灯聚焦张謇众星拱月的创业团队，本书收入的致周家禄信函，有上百通写于张謇中状元之前，来时路不再晦暗难明。

1871年，19岁的张謇与26岁的周家禄相识于微末，两人情同手足，“极无界限”。他们同游于海门训导赵菊泉门下，后共在淮军名将吴长庆幕中，再到周家禄的独女许聘张謇之侄。“二人所志同、所学同、所遇合又同，吾惧蹭蹬不偶无所不同也”，周父担心两个孩子怀才不遇也相同。

命运的微积分尚无答案，作为精英阶层的士人，必须从笔墨辞章的小天地里抬头张望风云变幻的大世界，身份的转变具有模糊性和适应性。虽然周家禄比张謇年长7岁，但性格有点懦弱，犹犹豫豫，张謇更像哥哥，常常替他拿主意。

良禽本择木而栖，此时竟无枝可依。做幕僚是许多文人，包括张謇早年的谋生之道，但境遇和心境判若云泥。周家禄精于考据雠校之学，可此道“不能赡一身一家”，不得不辗转于吴长庆、张之洞、袁世凯等高官幕中。在致周家禄的信函中，张謇感喟“外间觅馆，难于上天”“今之处馆与古不同，此二十年中尤与前二十年不同，止合比诸佣鬻求活”。士人从“四民之首”沦为无用书生，处馆等同于出卖劳力。

位居幕僚作为有限，张謇心中郁结日深，使他更理解底层文士的困顿。正因如此，他在后来创办实业、兴办教育时，对废除科举后士人的出路问题尤为关切，也格外注重为读书人开辟新路，试图以实业养学，以学堂储才，将传统士人的价值寄托转向自强救国。

从1874年起，经过十年幕府磨炼和“壬午之役”的洗礼，张謇获得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领袖赏识，为他1894年状元及第预设铺垫。本书所收致周家禄函，揭开1882年在朝庆军军事布置及张謇羽檄交驰的日常状况，此时，他已觉察日本的威胁步步逼近。

1898年6月15日，戊戌变法第五天，帝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事发突然，原因不详，学界为此聚讼不已。6月19日致周家禄函，简直是“现场直播”，当时张謇丁忧期满回京任职。“上忤坤宁（慈禧），下不谅于群口，忽然斥去。去之故甚多，特此时忽发耳，主之者荣禄、刚毅”，点明翁氏罢官因忤慈禧意旨，而荣禄、刚毅促成，暗示翁的倒台是帝后长期矛盾的总爆发。帝傍无人，张謇“朝局且将大变”的担忧在9月21日成真，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而“外患益不可知”的预判在两年后被八国联军侵华证实，张謇已敏锐捕捉到清廷的崩塌前兆。

《张季子荷锄图》 （1898年）

“式微式微，胡不归？”进退之念绘于缣素。步入张謇故居濠南别业二楼客厅，你与张謇当年的目光交会在同一幅画上——《张季子荷锄图》。江宁画家单林笔下的张謇头戴竹笠，一手荷锄于肩，一手提袍裾，气定神闲，师友门生17人题咏如弹幕环绕。此画作于何时？为何而作？学界推测为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之际。本书出现5条新史料，其中张謇请丁立钧题诗，言明“图作于戊戌，盖以挂冠之岁，坚誓墓之志也。”数年前，丁立钧与张謇是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的政治同盟，彼此心有灵犀。挂冠之岁，即1898年翁同龢开缺后，张謇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辞官南归。

既然无力回天，那就退而求变。

实业：通官商之邮

由绅而商，张謇上下受阻，自陈“非张八面之锋，不足当万矢之的”。他有一股狠劲，一定要办成这件事，而且敢拍板。

《马关条约》签订次年底，时任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在籍的陆润庠、张謇分别经办苏州、通州商务局。苏纶、大生两纱厂隔江相望，自然成了参照物。

张謇曾致函某人：“往时都中朋辈如袁爽秋（袁昶），亦以弟办纱厂与陆尚书同论，何论他人？”陆润庠办苏纶是“官督商办”，3年后便回京复官。而张謇办大生，采用“绅领商办”模式，全凭民间募资，甚至卖字鬻文筹旅费。张謇独立开辟实业救国的新路，用以示范全国，“开径自行，长往不顾”的独醒有谁懂？作为相交二十载的清流同道，袁昶本应理解他“舍仕途而求实业”的决绝，却也将其与陆润庠并列，可见当时社会对绅商转型的偏见之深。“何论他人”四字，道尽张謇对“仅以逐利视之”的失望——世人只见状元经商的噱头，不见“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开民智”的深虑。

张謇38岁时结识蒋书箴，两人同进考场，又失意而归。蒋书箴祖上乃南浔藏书世家，岳父是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他替刘家在常乐镇经营“和济典当”。蒋书箴利用人脉调动湖州一带的资金，在张謇集股最困难时加入大生创业团队，担任纱厂的银钱账目董，负责核心财务工作，两人常往返通沪筹资或验纱机。

1900年大生初创，蒋书箴因故请退，张謇致信挽留，大意为：当初我发愿办厂，是为了抵制外来洋纱，保护本地民众的生计。而今众人即便不能理解我的苦心，但我这份心意光明磊落，如日月分明。“眼前幸尚有一二不怕死、不畏难之男子，左提右挈于其间，所谓有进一尺，无退一寸。”

张謇曾言“纱油诸厂，昔恃一友，今恃一兄”，一友指沈敬夫，一兄为三哥张詧。曾经最坚定的支持者沈敬夫退出纱厂，以往认为他因与另一董事高清不和所致。张謇写信向周家禄倒苦水，似乎能听到“中道乖分，不能共终一局”的叹息。大意为：记录各位董事的功过，《厂约》里明明写着是我的责任，难道不能原谅吗？就算记录不当，为何不直接讨论，却要做这种断绝关系、过于绝情的事呢？据此札，沈决意引退，可能与张謇对各位董事的考核不满有关。

致蒋书箴函（1901年）

张謇素以不事权贵为傲，却为成事屡屡妥协。1901年张謇向蒋书箴诉说建厂之难，令人动容：“古今中外豪杰之士，欲有所效于世，未有不有所迁就者……弟受人侮弄凌逼，至于中夜循檐而行，绕床而叹，推枕而不寐者，何止一二十次，而卒不能不迁就。”张謇吐露心声，“人间之暴雨飘风，在我视之，皆祥云瑞气。”境由心造，转逆为顺，则壁立千仞。

作为直谅之友，蒋书箴怎能不明白张謇的苦心与艰辛，可惜1901年末蒋中风，左边身体不能动弹，1904年，英年中殂。

张謇常年在外擘画实业，1902年，他力劝三哥张詧辞职回通。张詧经历基层磨砺，练就务实沉稳的行事风格，恰为大生集团及南通地方建设注入关键动能。赵鹏呼吁把张詧的文字资料整理出来，“这样就能比较清楚兄弟俩的分工，一个地区是怎样运营的，因为张詧管着很多具体事务”。

“实业—教育—慈善”三足鼎立的完整体系，运作起来并不完美。1922年，大生纱厂这个火车头气喘吁吁，再也拖不动日益增多的车厢。为挽救危局，一向警惕日本的张謇权衡再三，不得不求借外债。资本家涩泽荣一等委派“中国通”驹井德三来通“尽调”17天，评估风险，次年年底写成《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以往认为此书由驹井独立撰写，但致宋希尚手札谓“驹井调查报告请再检阅，凡对于中人、欧美人、日人，皆须使看者不起猜恶之念为准”，可见张謇对此书内容全面把控，并拟登报发表，其中颇多赞颂之辞，产生了类似软广告的效果。

商赖安境，张謇用士绅身份“通官商之邮”，弥合官府与商人的认知鸿沟，为大生、为南通和江苏的发展谋求更具弹性的外部空间。

时局：近代化之路如缘崖挪行

东西方文明的巨轮轰然撞击，激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滔天骇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对外部世界的体察与臆想天悬地别，中国的“天下观”在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冲击下分层碎裂，近代化之路如缘崖挪行。

1894年，张謇金榜题名，个人之幸；甲午战败，华夏之殇。作为局中人，张謇亲身见证、参与推动了几乎所有重大转折：支持戊戌变法，参与东南互保，领导立宪运动，转向民主共和。国家和个人都在痛苦和无奈中挣扎图存，每一次转舵，势必形成巨大的漩涡。

清末两大丧权辱国的条约——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辛丑条约》，签署人都是李鸿章。处在暴风眼的李中堂，压力是千钧的幂次方，《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

《全集》收录张謇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函件仅4通，对于这场空前的国难，张謇作何反应？在致周家禄手札中留下真切记录：“和款有八条、十一条之异同，论事并无甚为难，庆、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于赔款有减作七折之说，一时殆不易成，弟尤以为满汉之界当破耳。”对比《马关条约》签订后“几罄中国之膏血”的悲愤，张謇从“骂列强”转向制度反思，为支持立宪埋下伏笔，但真正易辙得等到东瀛归来。他提出“满汉之界”是比赔款数额更根本的亡国危机，呼应后来在《变法平议》中的“官惟其人，不分满汉”的改革主张。

致周家禄函（1900年）

张謇提及李鸿章这位后党重臣，常鄙夷地用“（李）林甫”代之。致蒋书箴函婉而多讽：“爱根何穷，以释氏楞严法断之。命奴子舁送兰花，自笑不如李氏儿之割交台湾也。”这点送兰花的割爱之痛，我要以佛法断念，比不上姓李的小子割让台湾时的爽快啊。

致蒋书箴函（1895年）

清朝三分之一的赋税来自两江地区（江南省和江西省，江南省后拆分为江苏和安徽），两江总督是张謇的父母官，刘坤一和张之洞对其实业多有助益。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危急时刻，大生纱厂已建成，同时在筹创垦牧公司。为免民间动乱，张謇向刘坤一献釜底抽薪之计——招抚沿江巨枭徐老虎（徐宝山），约束如乱柴一般的盐枭，“东南互保”稳定江南，“犹可遥为朝廷声援”。

致张之洞函（1903年）

1903年东游70天，张謇虚往实归，深受刺激又难掩兴奋，回国后立刻修书张之洞。其实张謇曾经对其印象不佳：“南皮（张之洞）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但通过接触，特别是参观张之洞经营的两湖书院和汉阳铁厂后，便将之引为同道，赞叹“今天下大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张之洞已不在两江总督任上，张謇仍将见闻、见解缕析条陈。

忆及21年前在朝鲜与日方周旋的情景，张謇感慨万端。他评价日本现状：教育第一，工业第二，军事第三，政治第四，农业第五，商业最末。

回国后，张謇辗转思量，为什么与两江总督辖地相仿的日本强于偌大的中国？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日本遂能抗衡大国，抵御强国。两相对比，究其根柢，张謇在年底的日记中写道：“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再也不能昏沉沉如在瓮中，被列强踢来踢去，张謇决定投身立宪。

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张謇未刊手札》已然结项，但中国近代化研究仍是“未完成的课题”。对现代性的追求，伴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与重构，不只在近代，更在当代。

（原载《南通日报》2026年2月10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