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謇逝世90周年学术座谈会论文点评●
在纪念张謇逝世9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论文点评
黄 鹤 群
(2016年11月9日)
尊敬的张绪武主席,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在纪念张謇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由张謇研究中心举办的以“张謇与孙中山”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今天借座文联会议室举行。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市区也有县(市)的张謇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党政机关部门的领导和学者也有市社科联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和学者;有张謇研究机构的专家也有有关大专院校的领导、教授、学者;有张謇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也有刚刚入门的年轻学者。虽然会议的规模不大,但主题比较集中;虽然人数不多,但代表性比较广泛;虽然时间不长,但与会同志热情很高,发言踊跃,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我们预定的期望和目的。
这次座谈会在年初就有计划,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会议共收到8个同志的、9篇论文,7个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有些作者虽然未形成专门的稿件,但也作了充分的发言准备,已形成了发言的发言的观点,其中8个同志在会上作了即席发言。大家从多视角比较,探讨了张謇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经济思想、救国途径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并联系实际,探讨了对当代的启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和建议。
过去,国内外对张謇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多是分别研究,但是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尽管过去也有这方面的零星的文章,但把“张謇与孙中山”作为一个专门的、特定的主题,进行集中的学术座谈讨论、比较分析,这在国内外几乎没有,在我们南通也没有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学术座谈会,标志着对张謇的研究领域又进行了拓宽和延伸,标志着对张謇的研究又有了深化和升华。这是张謇研究的又一个新的开端、新的气象。
今天的学术座谈会,准备充分,议题集中,政治意识鲜明,学术视野开阔,有新的资料发掘,有新的分析思路,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的对策建议。归结起来,我感到有如下主要收获:
一、关于张謇与孙中山政治主张的比较分析。张謇与孙中山是同时代的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位是从君主立宪派转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族实业家,一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两人在政治走向、思想理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等问题上,都提出过不少主张、不少看法、不少观点,并在各自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两人交往虽然不是太多,但也很精彩;虽然有过不同看法,但经过实践的摸索,逐渐趋于相融,化解隔阂,最后相互尊重,相互敬佩,相互支持。
从他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政治理念看,有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忧国忧民的共同情感、都有救国救民的宽广胸怀,都有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梦想,都有为国担当、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豪迈志气,都有一种任劳任怨、自我修炼、超群独特的人格魅力,都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上下求索,不懈斗争,起到了在那个时代“开路先锋”的作用。当然,两人也有不同之点,有过分歧,有过交锋,但随着世事的变迁,时代的前移,实践的深化,两人由缩小分歧到化解隔阂,由不同点的交锋转向相互交融,由互相敬重变为相互支持。例如,张謇开始主张君主立宪,但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逐渐从立宪派转向民主共和,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不少“给养”。
在这方面,通州区政协办公室的孙崇兰同志在研究中认为,张謇与孙中山两人的政治理念有不少相同之处。一是他们的政治目标相同,都主张强调驱除外敌,强国富民。在这一点上,两人有强烈的共鸣,而且各自为之目标而终身奋斗。二是两人都想通过积累政治资本,增厚国力。三是即使早期张謇主张君子立宪,但其实质内容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孙崇兰同志认为,“立宪与共和看似不可调和,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同一性。首先,二者都奉行法治,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设和平衡。其次,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权政府,奉行民主、自由、平等三原则。再次,都强调把民权和救国结合,牺牲个人利益而成就国家利益。
但是,两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孙崇兰同志在文中指出,1912年2月12日,张謇在孙中山任大总统的南京国民政府担任实业部长一职,但仅仅40余天后,他就辞去职务。张謇评价孙中山“不知崖畔”,意思是孙中山未意识到国家建设比革命复杂得多,革命不能解决所有内政问题。还如,孙中山为了缓解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况,把湖北汉冶萍公司的股权抵押给日本来借款,张謇对此进行了竭力劝阻,但未能凑效。张謇在劝说未果的情况下毅然辞职。虽然张謇对孙中山未采纳自己的意见是遗憾的。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张謇进入袁世凯北洋政府任要职,在认清袁世凯的丑恶嘴脸和复辟意图后愤然离开。经历几起几落后,张謇重新审视孙中山的革命人格,发现他是烈火淬真金的豪杰,值得敬佩。1925年孙中山逝世,张謇率先在南通举行追悼会,公开褒扬称“孙中山之大革命,为国体之改革,不但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从挽联中,可看出张謇对孙中山的敬佩与瞻仰。当然,孙中山在世时,也对张謇褒扬有加。他没有因张謇的辞职而耿耿于怀,而是尽显豁达本色,对张謇实业救国的成功实践表示了很大的欣赏。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张謇之子张孝若时,当面赠送他自己的照片,还对张謇赞不绝口,称张謇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值得敬佩。
二、关于张謇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比较。张謇与孙中山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在为民族之繁荣、中华之振兴上,都绞尽脑汁,竭尽全力,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巳。在共同的方面表现在,
一是在发展实业以振兴经济的目标一致。海门市张謇研究中心的黄志良通过对张謇棉铁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的分析中,看到他们两人都有一幅振兴中国经济的蓝图。当年逾55岁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顺利完成,他在书中再次描绘一幅更宏伟的蓝图:振兴实业,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开放,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资金、人才、加速中国实业发展;发展实业,以港口、铁路先行,带动其他实业发展的思想。例如,10年-20年内,修建规模堪比纽约港的大海港,五大铁路系统长达10万英里,公路网络密集发达,航道畅通无阻,商业繁茂昌盛。张謇的目标则提出,必须发展实业来提升国力,他主张必须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国家则出台政策予以保护,鼓励公司自由注册营业,尤其努力发展轻工业,使棉、粮、纺织、蚕丝等加工业不但满足内需,还能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出口外销,参与国际竞争。
二是两人都致力于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摧残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分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张謇与孙中山都致力于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迈出中国近代化即工业近代化、采用机器生产的第一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并以民主革命为契机,提出全国性的实业计划,希望工业机器替代效率低下的劳动密集型方式,铁路轰鸣,河运畅通无阻,工厂遍地开花,产业工人早晚忙碌,国强民富。张謇以南通为基点,以实业为物质基础,推动南通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将南通打造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他创办大生纱厂等,修建公路铁路,修建上海十六铺码头,购置轮船,发展航运业,等等。
三是两人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主张开放门户,利用外资。张謇与孙中山都主张开放门户,谋划着利用外资。张謇称:“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闭门则不可以自活”,孙中山则看到,我们国家因幅员辽阔,矿藏丰富,生产力人口庞大,所以不能也不该独立发展,要开放门户,参与世界产业浪潮,共同进步谋发展。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说:“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像开辟市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要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于公家。”同时还指出:“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他还发出“惟发展主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的警言,可见主权是原则也是底线。二者在经济战略方面的思想有很多共通共融,尤其在实业救国、财政统筹、所处环境和维护主权等方面,均“英雄相见略同”。
四是两人互相支持,化解事业中所碰到的困难。例如,在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之时,因财政极端困难,急需军政费用,张謇凭借大生公司与日本三井洋行的关系,以自己个人信用担保借得30万元,为临时政府救急,这体现出张謇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和荣辱与共,是精神层面的互相欣赏和鼎力相助。
当然,在具体实施中,两人思考的问题和着重点有所不同。
一是张謇注重微观实践,孙中山注重宏观规划。通州区的孙崇兰指出,张謇注重务实性。创办了大生系公司,创业之初便遭遇资金窘况,在鼎盛时期的扩张后又面临外贸市场波动与世界经济危机,多方努力、举步维艰,在这一过程中,张謇亲自规划施行,并亲力亲为“战斗”在一线。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张謇任高层时间很短,政策大部分没有很好延续下去,回到家乡后,他的目光长期聚焦南通,难免对国际时局和全盘格局了解不深,自身也无法跳出民主资产阶级的固化思维。而孙中山则注重规划性。1919年,孙中山在《远东时报》发表英文版《实业计划》,其中一篇《中国的国际发展》文稿中,从一战后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出发,对实业发展进行规划,就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国际合作、民主资本振兴等提出不少理论,规划产业涵括了铁路、港口、运河、发电、垦荒等发展包括重工业发展,当时被评价为“近代利用外资振兴实业思想的集大成者”,规模宏大,是一幅振兴中华的蓝图,直到现在还很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像张謇这样长期的一线办厂的实践经验,规划很宏伟,但难免太过理想,与实际脱钩。
二是对政府是否干预经济的看法有所不同。南通大学的蒋国宏教授指出,孙中山强调政府干预,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平均地权,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着眼未来,防患未然。张謇一方面又反对政府直接经办企业,反对政府越位进行过多的干预,认为这样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有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之嫌,另一方面主张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出台优惠政策,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张謇主张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寻求平衡。
三是在发展国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上有不同的看法。孙中山认为近代经济的趋势是以经济集中代替自由竞争,其表现是大公司的出现。但大公司多属私有,听其发展下去,必然产生垄断,抑制竞争,提高商品价格,使“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因此,要保留大公司经济效益高的优点而除去其压迫社会的弊端,主张“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是个人经营,二是国家经营。他认为,电车、火车、轮船以及一切邮政、电政、交通这样的大事业,只有由政府办理,运输才会很迅速,交通才会很灵便,宏观经济效益才会好,相反,如果用私人办,不是私人的财力不足,就是垄断的阻力大,其结果必然是运输不迅速,交通不灵便,使经济受到损失。张謇认为,我国历史上官营企业本不多见,且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其主旨是为了财政和国防,而非引导和扶植企业发展。他指出,国营企业“因管理混乱,导致官办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有悖初衷。”他主张应当严格控制国家经营的范围。
四是对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先后次序上。张謇主张轻工业为先。他认为振兴实业必须有重点有步骤,“棉铁主义”是张謇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贯穿他一生——“棉铁主义”以棉为先,以轻工业为先,再发展铁暨重工业——以此顺序建立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孙中山主张重工业为先。因为他观察到,19世纪末西方发展最大的动力是技术革命与发达的交通,铁路带动经济飞速发展,为摆脱西方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非重工业无以立国,非铁道无以强邦”,必须建立起重工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民主工业体系。二者的思想各有特色,客观说,从横向比较和历史环境来看,张謇的这一理念有合理性,纵观西方发展史,西方国家也是从棉纺织开始积累,后投入重工业的。所以,张謇的轻工业之路似乎更适合国情。
五是农业的废除或推新上也各自的主张。张謇主张对农业经营模式的推陈出新。他不主张所有制的根本变革,要的是经营方式的“微调”,从佃农租赁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生产力大幅提升的近代农业。为此,张謇在南通的三余成立通海垦牧公司,发行股权,募集资金,耕作方式由散田集中为规模田,经营模式由分散型转向集约型,运营体制从个体转为股份制,他的成功案例为后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孙中山则主张对农业根本制度的废除。他认为张謇的推新只是妥协和改良,他要求推翻封建王朝,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均地权,促使农业生产关系从封建佃农制过度到资本主义近代农业,他要求根本变革,可以说,这比起张謇的推新而言更能代表时代的进步属性。
三、关于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比较
张謇与孙中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接影响我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天各一方,年有长幼,经历各异,但他们都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和宝贵的遗产。如何比较他们的历史作为,准确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南通职业大学 党委副书记、教授陈蔓生同志的论文从三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比较。一是甲午战争后,一个是实业救国者,一个是革命救国者。二是清末新政后,一个是立宪派首领,一个是民主革命家。三是武昌起义后,一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一个是民国的奠基者。在袁世凯后期称帝自为的问题上,孙中山和张謇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孙中山武力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由此开始了反对北洋和南方军阀的斗争,从而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新探索,完成了对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张謇则在袁世凯政府担任了二年的农商总长。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此后脱离袁氏政府,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同时,张謇加快了其在南通等地的实业和自治活动,把自己的个人实业实践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
所以,陈蔓生同志认为,纵观整个一部近代史,轮廓分明的是中国近代社会朝着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不断演进。就张謇和孙中山来说,在这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他们都各自作出了不懈努力:张謇立足现实,努力开拓,致力于实业、教育,热衷于立宪、自治和社会改革;孙中山不屈不挠地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成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然而他们都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朝着独立、富强、民主的目标不断演进这一历史过程,可谓殊途同归。
四、关于张謇与孙中山之间的交往研究
张謇与孙中山的交往虽然不多,但很精彩。一是革命派的力量不足立宪派的暗中援助。初期,清末朝纲松弛,革命派、立宪派和朝廷旧派这三派势力博弈,互相掣肘。革命派和旧派是势不两立的,立宪派则在中间游移并与另两股势力都有来往。立宪派以梁启超等人为主,后来的张謇也是代表人物,而革命派的代表人就是孙中山。当革命派的力量薄弱时,立宪派曾多次给予援助。如武昌起义,革命派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在立宪派的暗中援助下才得以成事。二是孙中山非常看重张謇的才能。特别是张謇的实业成绩和口碑非常好,声望很高,于是孙中山委任张謇为实业部部长,将全中国的农林牧工商五大管理权交给了张謇,这对张謇来说是莫大的信任,张謇非常激动。张謇对孙中山积极回应,通过竭尽所能履行实业部长职责,虽短亦忠。1912年1月1日成立临时政府,张謇充满激情地给孙中山回信:“辱书狠承实业部长之属,实业为民生国计之原,论材良不胜任,建设伊始,不独有负盛诣,抑无以尽匹夫之责。谨当竭所知能。”意思是竭尽所能履行部长职责。三是张謇为孙中山暂时解决了后顾之忧。张謇在正式上任前,就以商会和个人名义筹集20万军费,还出面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支持革命军政府运作,可谓雪中送炭,为孙中山暂时解决了后顾之忧。任实业部总长后,他又以大生系公司作抵押借款50万元,给南京临时政府救急,可谓居功至伟,获得孙中山高度肯定。四是张謇、孙中山在中国公学上的交往合作。南通大学教授庄安正从收集到的民初张謇、孙中山与中国公学有关的一组交往资料进行分析认为,作为中国公学董事方代表的张謇、孙中山,联合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收回被西方国家扣押的属于上海源丰润钱庄的百万款项,下拔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公学充当办学资金。从中看出张謇与孙中山在早期交往中,除存在不同政见外,亦存在携手合作的另一面,为两人长达14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个案,也为研究两人交往,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为了论证两人的交往,徐俊杰同志还从张謇给孙中山写的几副挽联上,解读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看出张謇对孙中山的敬仰、敬重。
五、关于张謇与孙中山关系演变的原因
在座谈中,不少学者对两人关系的演变之因作了研究。
1.张謇浸润的儒家学说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对接,促使了他们由最初交往不多到后来融合。学者张裕伟从儒学视野下探讨了张謇与孙中山关系的演变。他认为,张謇与孙中山的最初交往并非很融洽,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张謇在儒学上浸润甚深,立身处世均是儒家作派。但在孙中山身上看不出多少儒学的影子。孙中山回国后是西装革履,早年仅读过几年私塾,就随母亲赴檀香山,后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后来孙中山长期流亡于日本、西欧、美国等地,思想上深受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两人在儒学的修养上相差甚远。因此,两人理念不同,交往不多,甚至还有隔阂。
但是后来,民初革命家、著名军事将领、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拥护者徐绍桢,其人一贯崇奉孔孟学术,并将儒家学说和三民主义糅合到一起,称“三民主义”的目的就是“大同之世”。经他的解读,孙中山深表认同,他多次书写“天下为公”,手抄《礼记·礼运》篇。由于孙中山将民为邦本的思想看成是自己民权学说的理论依据,找到了民权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的对接,民生主义和儒家大同理想的对接,孙中山高度褒扬儒学道德修养。章开沅教授认为:孙中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曲折过程。从以上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的一系列言论均和儒家的主旨相符。所以,张謇对孙中山锲而不舍地进行革命活动由衷钦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张謇十分悲痛,在南通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追悼会。
2.他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共鸣。通州区政协的孙崇兰认为,一是张謇和孙中山都有胸怀天下、心济苍生的情怀,性格沉稳,有浩然正气,都学识渊博,在国外有留学或者考察的经历,思想开明,接受新鲜事物能力强,都想有一番作为,期冀着救国救民。二是有共同的爱国情愫。受中国传统思想和国外共和思想的熏陶,都将爱国作为君子之志,不轻言气馁,竭尽一生实现人生价值,在世纪之交,二人都亲眼目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在敌人的炮火下苟延残喘,签订的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张謇指出:“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引鸠止渴,毒在脏腑”;孙中山则说:“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可见二人都不愿意国家遭受欺凌。三是西学东渐的共识。孙中山曾在美国檀香山留学,还考察过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而张謇曾为了兴办实业和发展南通的社会事业专程去日本参观考察,二人都在精神层面有极大震撼,感叹于欧美日多则百年少则几十年,就使国内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奇迹,特别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突飞猛进。张謇遂借鉴日本经验并在南通试点,发展实业的同时,加强传统农业改良、实施先进城市管理中山则提出:“深信中国认真学习西方,外国须一、二百年的艰苦奋斗成就,中国不需很多时间,迎头赶上。”
3.共同面临艰难的时势环境。一些学者还谈到,二人都意识到实业振兴并不容易,他们面临共同的艰难环境。首先,封建统治和后期的军阀混战,使产业环境异常恶劣。西方列强和工业强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极其严峻,国内时局混乱,虽然我国资源丰富,但国力孱弱,资金匮乏,而长达千年的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实业成长速度缓慢。其次,因世界经济危机而遭遇寒潮。1929年-1933年期间,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民族资本家扩大投资和扩充产能的计划落空,订单的锐减使产业面临崩溃,中国实业从短期发展转入削弱甚至停滞和倒退阶段,经济面临寒潮,面对这样的共同环境,张謇和孙中山都感觉很无奈。
为何二人的政治思想会有迥异。
1.他俩的经历不同。南通大学的蒋国宏教授指出,孙中山在青年时期即赴美国生活、学习,后又长期在海外考察、游历,因而对西方文化比较熟悉。张謇不懂外语,不能直接阅读西方文献,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也没有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对西学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主要从民族传统思想宝库中汲取营养。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既曾长期直接从事实业经营,也具有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经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创新。
2.民族资本阶级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胜利信心不足。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心态,以张謇所处的位置,他对革命党人也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这个新生的临时政府能否有效控制时局,能否保持社会稳定,能否获得全国支持,能否对抗北方的军阀,能否抗击外敌?这都是一个未知数,还需深入省察,以观后效!所以,张謇和孙中山才有了分分合合。
3.在辛亥革命后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张謇难中立。张謇倒向袁世凯是有原因的,首先,袁世凯的竭力拉拢。与孙中山分手后,袁世凯竭力拉拢张謇,花言巧语且当时称帝野心未暴露,于是张謇在孙袁斗争中偏向袁世凯,这似乎是当时任何一个人的必然选择。其次,袁世凯的新政迷惑。袁世凯以新政为名,努力改革,扩备战,驱除靼掳,威望日盛。第三,袁世凯的施政平台。张謇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获得了一个施政的平台,在工商政策和扶持实业的施政上,张謇如鱼得水,心生慰藉。第四,袁世凯的诡计蒙蔽。张謇一度甚至将袁世凯与华盛顿比较,对袁说:“天下事未易言,昔华盛顿之难,殆倍今日,公被众举,义何容辞。”意思是希望袁世凯缔造跟华盛顿一样的功勋,然而在经历复辟和倒行逆施后,张謇对袁世凯彻底死心,与他绝交。
4.治国理念的相左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历史地位和阶级性不同。张謇是清末状元,曾是清廷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被清王朝授予过翰林院编修一职,政治见解趋同于清朝大员翁同龢,由于根深蒂固的孔孟之学熏陶,所以思想上稍显保守,只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良或推新就好,不像孙中山是彻底的革命者,为推翻封建帝制不惜流血牺牲,通过革命变革土地所有制,平均地权,解放生产力。其次,所受教育不同。张謇是科举考场一步步考起来的,忠君报国思想占主导,儒学的精髓要义根深蒂固,稍显沉重。而孙中山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在留学期间,广泛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和三权分立的政治要义,在檀香山英国基督教学校的留学经历使得资本主义的经典学派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不管政治学、社会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使他的思维更科学、更唯物、更国际化。第三,实践和规划各有侧重。张謇注重实践。他从状元、政府官员,后毅然回家乡创办大生系公司,他的人生经历让他更注重理论与本地实际结合,更接地气,更为基层人民接受,他的成功很大原因就是有实践性;孙中山更注重规划。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拥有浪漫的革命家情怀,他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是一个很高的哲学标准,他的工业近代化理论更注重从顶层设计来规划,相比较张謇而言,实践性偏少(尤其是实业发展方面),但理论更宏大,更激动人心,更趋同于时代的需求。这也是孙中山与张謇最大的不同。
张謇和孙中山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在政治思想和理念上,二人有共通点也有鸿沟,但无可否定的是——他们都是爱国者!都为近代中国设计了走向富强的道路。但遗憾的是,二者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先后都陷入“沼泽地”,虽计划宏伟,但迫于民族未独立,民主自由未实现,导致结局的失败!尽管如此,二者对当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仍充满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说一点希望和建议
学术永无止境,研究没有终点。我感到,这一次学术座谈还是初步的,要在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仍需继续深化、继续拓展、继续创新为此建议:
一、希望各研究团体和各位研究专家学者要注重加强学习。要继续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考察江苏时的讲话精神、今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记“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根基了”,从而坚持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使命,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二、希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进一步深化研究。习总书记说,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希望学者们在张謇研究中既要各有专精又要融通合作。各研究团体和各位研究专家学者在研究中,要相互支持,共同切磋,形成研究合力,多出成果,共同服务于南通的两个文明建设。
四、希望青年学者要以严谨的学风、深入的作风做好学问。这次研讨会,包括前几天我们参加的首届张謇研究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学者研究的积极性很高,看到了张謇研究的后起之秀,这是十分可喜的。青年学者思想敏锐,精力充沛,这批年轻的学者加入到张謇研究的队伍中来,让我们看到了张謇研究后继有人,我们由衷的高兴。但是,我们也希望青年作者在研究张謇中,真正用张謇的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学风、深入的作风做学问,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浅尝辄止,俗话说,功到自然成。
五是希望学术研讨在争论的碰撞中开放出集体的智慧之花。学术研讨就要有争论,没有争论就不能深挖各方意见,少了思想的碰撞与交融,就无法结晶集体智慧。研而不讨则“废”,讨而不研则“偏”。如果只是盲目地争论,针芒相对互不让步,任由问题滚着问题走,各种思想达不到统一,研讨会就成了“脱缰之马”,偏离解决问题的“靶心”。研讨参与者既要有自己的观点,又要有包容的心态,能尊重不同意见,可从他人的立场换位思考,跳出“圈子”看问题,在坚持原则的框架里,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求同存异,用各方观点和利益的最大公约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上发言,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
(作者简介:黄鹤群,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