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党的事业就是选择光明

□ 张绪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敌伪时期，孤岛上海英法租界一片黯淡、一片麻木。母亲因长期有病而不见好，同时考虑到换换环境也许对我有利，所以决定携我离开上海回家乡南通，从此相依为命，过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回到南通，老家濠南别业早已被日军侵占为司令部，我们只好住进祖父晚年休息的地方——濠阳小筑。母亲坚持不与日寇、伪政权来往，依靠一点房租过苦日子，我们母子生活要求并不高。

家中子女里，我是最小的，从小受到祖母、父亲、母亲和四个姐姐的疼爱。我8岁时父亲即离去，父子相聚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促，之后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和想念，当日他对我的爱，愈益感到十分珍贵。我的性情原来还是比较活泼的，但自从家庭发生了较大的变故，亲人相继离去，母亲身体、精神长年不好，非武大姐和柔武二姐又远赴重庆，孤独的我，情绪上很自然地受到了影响，时间久了，多了一份沉默，少了一份开朗；多了一份忧愁，少了一份快乐。回到家乡南通，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更小了，也就这样，不久我调进南通中学高一班学习。

我住校后，整日和同学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在一块打球，到图书馆看书，能够说说笑笑，情绪虽然好得多，但总离不开家庭的一些阴影，所以有时沉默，有时忧郁。

同班同学凌宝华主动接近我，和我谈心。他借书给我看，记得第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他只说了一句：“你就自己看吧。”我从小喜欢文艺，对文艺书籍有兴趣，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个完全陌生而新鲜的情景，尽管那时这个天地对我来说还是朦胧的。

有一天，已近黄昏，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凌宝华匆匆走了进来，对我说，快把书包起来。我将几本书包好后，他用一根绳子捆好挂到窗外外墙的钉子上。一会儿，便有三个凶狠的人走了进来，床上床下到处乱翻。等那些人走了以后，我心神尚未定，凌宝华又告诉我一些过去从不知道的事。或许，这就是对我走上革命道路最早的引导吧。

194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同学们在操场上做完早操，列队走向教室时，最前面突然响起了军号声，随着号声，前面的同学跑步奔向校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由自主地紧跟着前面的同学跑了出去。约半个小时，我们到达了伪政权专员公署（我三祖父张詧的故居——城南别业）的门前，一位高年级的同学站了出来，面对同学大声地说：“同学们，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成长全靠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培养，他们多辛苦，但他们收入少，待遇低，吃不饱，养不活家庭，又怎么能教好我们？我们又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向专员公署请愿，坚决要求提高教师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大家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没有一个退出的，情绪都很饱满。在领头同学的指挥下，有秩序地坐在地上。过了约大半天，送请愿书和当局交涉的同学告诉大家，当局接受了请愿书，同时答复，一定研究，原则同意提高教师们的待遇。得到这一结果，大家才逐渐地离开了现场。

就是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参加了学生活动，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单纯而幼稚的心灵深处，开始撒下了热诚、正义的种子，走向了振奋同时又艰难的历程。由此开始，我认识了吹军号的孙锦襄同学（外号大炮），他比我低一班，总是满脸的阳光。他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李连钊同班，以后经常在一起玩，一块儿谈天。新中国成立以后，孙锦襄同学去了浙江化工学院蜡纸厂工作，曾回南通故地与老同学聚会，也曾来看过我，依然红光满面。1982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太早了，太可惜了，他嫉恶如仇、仗义执言的形象犹在眼前。李连钊同学一直在家乡南通默默奉献，永远那样敦实，沉稳。离去的与在世的都以坚守着自己的坦诚、真实、平淡为安。

记得有一天，孙锦襄神秘地对我说，“乡下”带信来，希望我们三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乡下去玩，也可以阅看一些书，但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乡下”指的是什么，我们都懂，为此我很兴奋，盼望着他的通知。

在日寇侵占我家乡的一个夏日刚过已有秋意的日子，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孙锦襄、李连钊和我穿着长袍，边谈边走，越过了日寇的岗哨，走上去唐家闸的大路。到了十里坊后，转向了农村弯弯曲曲的小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一个农户家，我们见到了在游击区的陈安羽和王敏之以及另一位年轻人。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和我们谈抗日的情况，问我们学校、学习和家庭情况，并安排我们在那儿阅读一些书籍。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艾思奇的著作《大众哲学》，第一次接触了“人生观”、“世界观”等词汇和概念。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的东西，当时既感到新鲜，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中午，主人让那位年轻人在小河沟里网来两条鲫鱼现烧了，还煮了一大碗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碧绿的青菜，炒了一盘嫩黄的鸡蛋来款待我们。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在夕阳淡淡的余晖下回到了城里。这次经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因为它象征着自己“启程”的一天。以后在假日又悄悄地去了两三回，从此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1945年春季，“乡下”带信来，让我立刻到他们那儿去。这一次陈安羽、王敏之同志向我更详细地谈了全国以及南通地区抗日、对日斗争的情况。他们对我说：“为了配合当前形势的发展，组织考虑派一位同志到城里去做地下工作，为了更安全和有利于工作的进行，经反复研究，想借住在你家，请你和母亲给予掩护。你家是南通城第一大府，社会影响极大，谁也不会想到‘状元府’里会藏着共产党，因而比较安全。我们也知道你母亲为人善良、正义，能同情穷苦人。也请你与你母亲谈谈，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她的理念和宗旨就是解放旧中国，解放全人类，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我们会非常感谢你们的。当然，这也为你们带去了一定的风险，请原谅。我们会十分谨慎从事的。”也许由于自己年轻，也许虽然接触党组织的时间不长，但党的思想和党的作风已印入我的内心，我毫无顾虑，立即答应回去就和母亲商量。他们又嘱咐了几句，吃了晚饭，送走了我。

回到家，我如实向母亲谈了，特别向她谈到乡下共产党的干部给我留下热情、真诚、实在、朴素的印象。我母亲陈开成虽也出身于官宦富贵之家，年幼时受过旧学的教育，但以后进入上海教会学校启明女子中学学习直至毕业，接受了新学和一些新的思想。和我父亲结婚后，父亲为母亲取字“石云”，生我兄弟姐妹六人，家庭十分幸福。只是对我祖母重于大家庭的礼教，母亲不是很适应，她又秉性耿直，免不了有些小的不愉快。抗日战争前后，父亲和四姐相继辞世，五姐为国牺牲，一个个灾难沉重地打击着她。但她并未消极，虽苦对人生，而善良同情之心永在，愿为穷苦的人、有困难的人做一切事，即使患病卧床行动不便，也不忘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国共合作破裂时，国民党撕破脸面，进步国民党员金云直等被诬判入狱，母亲挺身而出，认保救出了他们。正是由于组织听说了这样的事，坚定了他们的信任，才将掩护地下党的任务交给了母亲。母亲自己也未料想已到体弱年衰之时，还能进入另一个人生。

另一因素，母亲十分喜爱的沈序（我的表姐，俞铭璜的夫人）也经常从游击区到家里来（当然对外是保密的）。她来时，常喜坐在母亲床前说说话，而母亲总要问长问短。沈序表姐讲到那里革命干部和当地老百姓同生产，同劳动，同生活，打成一片，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些事母亲听了时常高兴得笑起来。我向母亲讲，党组织真诚地希望我们支持党的方针政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日寇赶出中国，解救贫苦老百姓。

于是我将党组织想派一位同志住到我家来，恳请母亲和我能够加以掩护的意思说了。并且还说到他们也知道母亲体弱多病，这样会给我们增加麻烦，很过意不去，但从抗日大局着想和有关情况来看，我们家庭的条件十分有利于党地下工作的开展，请求母亲予以理解。母亲听后反问我：“你的意思呢？”我说：“这事有一定风险，但一般不会怀疑到我家藏着地下党的。他们待人诚恳热情，朴素和蔼，他们一切是为了劳苦百姓，如母亲同意，我也同意。”母亲又问来人年龄多大，我们怎么掩护。我对母亲说，到家来住的同志大概近三十岁，老家是宁波的，要作为亲戚住在我家，可能他的活动和工作基本在夜间。母亲说：“让我想一想。”第二天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关上了门，对我说：“你大姐、二姐都在重庆，哥哥在上海，你我相依为命，能帮助别人的就尽力帮助，但要谨慎。要我们掩护，来的人就应该是我们的‘亲戚’。虽然目前到家走动的人并不多，但总有个人来人往，特别是那几位账房先生走动得更勤。我想你外祖父家离得远，在安徽石埭，因此这个‘乡下人’，对外就说是我的表侄，是从安徽到南通看望姑妈来的，这样妥帖些。”母亲又说：“但有一个人是必须告诉的，就是阿宝，她照顾我多年，聪明伶俐，最为忠心，对你也很好。她还可以帮助了解一些其他的情况，要向‘乡下’说清楚。”我很快地向“乡下”作了汇报，他们非常感谢母亲的热诚和妥善的安排，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派来的人就是王敏之同志，母亲为他取名陈克然，“陈”是母家之姓，而我表哥一辈的排行为“克”字，“然”字可能是母亲随时都在提醒他“要自然”，“要信然”。

1945年8月18日下午，按照约定，我到十里坊接了王敏之同志和他的“随从”姚俊德进了城。经过西大街，在景福斋茶食店选购了白兰地酒、金华火腿等四式礼品，分别坐上人力车，约20分钟就到了我家——濠阳小筑。

表少爷到了！王敏之走上前去，恭敬地叫了一声“姑妈，您身体好！”母亲好高兴，握着我这位克然哥的手说：“累了吧？”回身向在座的人作了介绍。书童阿富送上毛巾、绿茶。第二天母亲还让阿富陪克然表哥到市街选做了几套新衣服。母亲亲自安排克然哥住在六角亭，六角亭三面有窗，视线较好。

克然哥每天起来很早，和我共进早餐，按时向母亲问早安，陪母亲说说话，谈老家父母以及乡下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母亲也问起克然哥何时参加革命等事。母亲曾谈到，当有人传播谣言，诬蔑共产党、新四军时，她总是对他们说，没有亲眼看到不能瞎说，如果共产党、新四军像你们所说的那么坏，还能存在到今天？如果来人了，就转向了其它话题。有时，亲友帐房先生邀克然哥陪母亲打牌，他说不会，母亲说：“你得学着打，哪有‘少爷’不会打牌的？学会了好替换我，我可休息一会儿。”看起来真为难了克然哥，但他很快就上手了，并且是那么自然。

某日，伪县政府恶搞全城清查户口，我们吃完早餐在客厅中，母亲端坐在藤椅和王敏之、我讲话，阿宝姐和一个便衣两个警察走了进来，母亲略大声说：“克然、绪武你们领着他们到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奸细”，便衣紧忙说：“不敢不敢，请少太太不要生气，我们是来给您请安的”，转身灰溜溜地走了。没人的时候，克然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看书籍。他的工作时间主要在晚间，吃过晚饭后，夜晚就属于他的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工作，我们不知道也不过问，虽组织未要求过，我们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母亲经常对他说：“你住在我们这儿，就是一家人，你自己要分外地小心。”晚间我们所要做到的，就是关注着“门”，阿宝每天深夜，随时听着预约的敲门声，给他开门。有时母亲知道前一天克然哥回来很晚，即使有人在，母亲也会对他说：“克然你到我房间去，我写的信字太大了，帮我抄一下。”他会走开，但并未休息，又去写材料和报告。久而久之，亲友账房先生都夸克然哥没架子，和蔼，文雅，有学问。

有一天晚饭后，已到休息的时间，我正和母亲说话时，克然哥进房来向母亲道晚安。在母亲和他谈什么事情时，我走出房间，隐隐地看到在前庭院玉兰树的后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把我吓了一跳。我一边问谁，一边走向前去。只听对方说：“绪武，是我。”这给予我很大的惊奇，原来他就是我同桌同学小丛。他在深夜到我家来干什么？还抱着一个孩子。这时，克然哥已匆忙地走了过来，轻声地说：“二弟，你们见了面也好。”接着对小丛说：“已经很晚了，你快回去吧。”小丛转身走向黑黑的大门，消失了。克然哥紧忙拉着我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小丛刚从子弹翻造厂过来，他的父亲是子弹翻造厂的厂长，他是送子弹来的。我必须将这些子弹连夜送到乡下去，我回来再和你细说，你会理解我的。”克然哥来我家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克然哥瞒着我，而是革命工作采取直线联系的需要，我说不出来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是觉得克然哥太辛苦了，太紧张了，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这欢乐却显得短暂。算着居住在上海的外祖母生日将到来，母亲在阿宝的陪伴下，带着两幅苏绣去上海给外祖母祝寿，未想到母亲到达上海新村36号的家宅时，却被挡之于门外，原来家宅已被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大员上官云相所抢占，供他姨太太居住。母亲与被迫迁走的长兄融武又联系不上，措手不及，只得暂时和阿宝在旅馆里安身。外祖母生日一过，母亲却因付不出住宿费被困在旅馆里。我一知道消息后立即去找账房，但账房只说账上已付不出钱，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克然哥立即向城工委报告。政治交通员连夜送来法币二百万元，后来“乡下”又送来三百万元。不久，母亲和阿宝才从上海平安回来。我紧紧地握着克然哥的手，饱含着眼泪，不知说什么好。党给予我母子的岂是一般的情，是仁、是义，党犹如我们的再生父母。

8月，非武大姐、柔武二姐已回到上海，将回南通看望母亲。母亲和我掩护王敏之同志的事，他们全不知情，为了防止意外暴露身份，在与母亲商量后，王敏之只得暂时离开我家，而为了组织的安全，母亲和我包括阿宝对此只能只字不提。

1946年，南通“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二位姐姐那时才对我参加青年进步活动有所了解，迫不得已，立即伴我离开南通去了上海。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南通“三·一八”惨案，八位进步青年被暗害，我们流亡到上海的青年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在上海社会人士许广平、胡风、马叙伦、周建人、赵丹等的支援下，开展呼吁活动。南通惨案发生后，地委感到地下党领导机关设在城外，无法掌握南通城复杂多变的情况，便安排王敏之再次进城，又住入濠阳小筑。王敏之同志以后在《怀念党的挚友陈石云女士》一文中写道：“在此情况下（指家姐和我去上海后，他第二次住进濠阳小筑），陈石云女士不顾个人安危，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受我住在她家里。她积极支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她对国民党制造的南通惨案，非常愤慨，对我说：绪武虽然被迫走了，你放心住下，不会出事的，我会更好地照顾你。”约半年后，王敏之按地委领导指示，撤离濠阳小筑。1947年夏，友人自远方来，母亲带病设宴招待，谁知当晚腹泻不止，虽经中西名医全力医治，仍未见效，永远离开了我们。9月的一天，王敏之随“公民普训”的队伍经过濠阳小筑，惊见门口高挂着一对白灯笼，方知母亲已不幸病逝，顿时万分悲痛。这个场景，他在晚年回忆我母亲的文章里写道：“她的音容笑貌，她对我的工作精心掩护和积极支持，都历历在目。那时我只能以默默的回忆寄托我的哀思。解放后，我才能到她的墓地凭吊。……她死得太早了，如果她能多活几年，看到南通解放，看到全国解放，她老人家该多兴奋呀！今天祖国阳光灿烂，广大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陈石云女士支持共产党，支持革命的事业，将永远铭刻在人的心坎里。”

时光如箭，党的事业永在，永放光明。

（原载《张謇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