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草藏毒”

——曾对张謇使坏的通州知州汪树堂和他的师爷黄穆

□ 孙海雄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之初筚路蓝缕，举步维艰，迭遭他人刁难捉弄，刻骨铭心，因此特请好友、寓居南通的金陵画家单林绘《厂儆图》，采用谐音、隐喻的手法鞭笞那些曾经捉弄、暗算他的人。每幅画上张謇都题有“大生厂厂儆图谣”一首，要后人铭记这段艰辛的历史。

《厂儆图》由张謇设计，单林执笔，一共四幅，每幅都有特定的寓意。其中第三幅画龟、鳖各一只，潜伏在水草之中，伺机噬人。

《厂儆图之三•水草藏毒》

“水”指通州知州汪树堂（汪字三点水旁）；“草”指汪的绍兴师爷黄穆（黄字草头）。此图影射汪、黄二人包藏祸心，暗地使坏。张謇所题谣曰：

水沸沸兮波兴，草茸茸兮风生。蜮潜凭兮阴而深，噫嘘嚱阴而深。

那么，汪、黄二人究竟何许人也，让张謇先生恨得如此刻骨铭心？

汪树堂（1850—1917），字剑星，一字建新，浙江余杭人，祖籍徽州歙县。因父亲的荫佑，于同治六年（1867）奉恩旨赏给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选补户部四川司员外郎。光绪七年（1881），升入户部江西司郎中（正五品）。光绪九年（1883），以“事无定见，随意起灭”的罪名，被弹劾而罢官（引自《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七十》）。

受弹劾免官的汪树堂不甘沉沦，于光绪十年（1884）通过捐资纳粟的方式前往江宁，在两江总督曾国荃幕府效力，被留办防务。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郑州段决口，为消除水患，汪树堂奉派前往随办河工事宜。由于办差有功，曾国荃向朝廷举荐他“才力堪用”。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汪树堂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发往江苏补用。

光绪十七年七月，原任通州直隶州知州的安徽霍邱人裴大中被参革职。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和江苏巡抚刚毅上奏朝廷说“通州直隶州知州系海疆繁难要缺，……该州滨海临江，辖如皋、泰兴二县，政务殷繁，非精明干练之员不足以资治理。”经过对本省的候补官员逐一加以遴选，认为职位与能力相匹配的惟有朝廷特旨发往江苏的补用直隶州知州的汪树堂。这样，汪树堂就于光绪十八年（1892）就任通州直隶州知州。

上任伊始，汪树堂在参拜通州城隍时给庙堂题写了一副对联：

重荷君相知己之恩，指江海以盟心，抚字催科，但有私偏应殛我；

同负父母斯民之责，合阴阳而布化，捍灾御患，莫教急难更呼天。

可见上任之初，汪树堂还是很想在通州知州任上干出一番事业的。他就任知州两年后，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赏给汪树堂随带加二级以昭激劝由》片，向朝廷奏请给他晋级，光绪皇帝硃批“该部议奏”。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酌保循良卓著”的知府、知州和知县8人，其中就有汪树堂。可见汪树堂是一个为官多年，务实干练的能吏，初到通州，用心办事，也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官声颇好，舆情爱戴”（引自刘坤一《查明部内枭匪幕丁情实折》）。但后来抽上了大烟，逐渐怠于政事，心思放在如何搜刮民脂民膏之上，州署里的事大多委托幕友黄穆办理。

黄穆字阶平，与汪树堂是浙江同乡。二人相识已久，即结为姻亲——光绪十七年（1891），黄穆将女儿嫁给了汪树堂的胞侄汪某为妻，此事发生在汪树堂到通州任职以前。由此可见，二人之间渊源很深，关系非同一般。光绪十八年（1892），汪树堂就任通州知州，即聘黄穆为幕友，司刑名、钱谷和文牍，俗称“师爷”。汪树堂自光绪十八年（1892）就任通州知州，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控离职，足足做了11个年头；而他所任用的刑钱幕友黄穆也一直跟着他做师爷11年，相互依靠，沆瀣一气，这在通州官场实为绝无仅有之现象。

光绪二十年（1894），42岁的张謇高中甲午科状元。是年，大清国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之役中惨败。翌年春间，和议未成之前，沿海州县人心忧恐，遂有办团练以备日本入寇之举。当时的张謇正丁父忧居家守制，于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即向朝廷奏请任命张謇为通海团练总办。张謇受命后，为避免重蹈从前王藻强势募捐、搜刮民财弄得声名狼藉的覆辙，慨然从自己做起，带头“以书二十四椟付典肆，抵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为乡人倡。”（《啬翁自订年谱·清光绪二十一年》），作为最初的启动资金。办团练必然要与南通地方上发生联系，期间也得到了通州知州汪树堂和狼山总兵曹德庆的支持与配合。张謇也深知办团练之不易，他在接到张之洞委任“总办通海团练”函牍的当天，在其日记中有言：“团练之不易措手也，筹之审矣。言者动以湘乡（曾国藩）见责，不知寇非粤逆（太平军），时非咸丰，地非长沙，人非曾侯，共事非塔、罗、杨、彭，谬相假借，不自知其傎（颠）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张謇在写给黄体芳（晚清清流派代表人物，曾任江苏学政）的信中有言：“二月，辱南皮（张之洞）以通海团练见属，事无可为，义不容谢。而经费、器械一切扫地赤立。士扭于希冀无事之习，民安于不知兵革之常。始虑其不能团，继虑其不能练。因改为募，部以兵法，竭蹶两月，裁得五百人……惟是同辈之牵率猜防，乡里之依违向背，地方官之阴阳与距，种种繁难，种种可耻，支拄其间，又类鬼境。尚幸汪刺史强干爱好，其幕友会稽黄穆严正廉平，足相咨画。”信中透露出创办团练之艰难：无经费、无枪械弹药，士绅百姓承平既久，对办团练不理解、不支持，地方官员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尚值得庆幸的是汪刺史（即汪知州）“强干爱好”，而其幕友黄穆“严正廉平”，给予支持，并参与团练事宜的筹划。这是张謇对汪、黄二人的最初评价，还是很正面的。未久，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议既成，再办团练已失去意义，于是裁撤之。

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前后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其间与汪树堂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清光绪十八年（1892）汪树堂初任通州知州时，张謇只是其治下一名举人，家居海门乡间，门第寒微，人又常年在外，双方几无交集，自然入不了汪知州的法眼。如今，张謇已高中状元，深得朝中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重臣的赏识与器重，以至“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清誉远播；现在又奉旨总办通海团练，但汪知州仍自恃是南通州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对张謇未给予应有的礼遇，这让这位新科状元公内心愤懑不平。

汪树堂与张謇，一个是地方行政长官，一个是地方乡绅的代表，他们之间既有矛盾，亦有合作。汪知州上任后，重视礼教，教化百姓。当晚清之世，西学东渐，弃传统礼教于不顾，长此以往，人心将不古。有鉴于文庙丁祭废弛，礼崩乐坏，汪树堂忧心忡忡，乃于上任的次年，筹划复兴文庙乐舞，希望借此来重振礼教，端正风俗。其具体的做法，一是罚没变卖那些淫祀的庙产，所得资金用于置办补充乐器；二是于春秋丁祭之时试行乐舞。此举得到了丁忧守制的新科状元公张謇的多方支持。《南通县图志·卷十二·礼教志》有载：“光绪十九年，知州汪树堂与士绅筹兴孔庙乐舞，翌年上丁，粗践仪式。二十二年，张謇请于学使者龙湛霖，以其乡浏阳县唐、邱、胡三教习至通，增乐器，调律吕，遴择诸生幼童颖秀者肄习之。”而汪树堂在《律音汇考》一书的序言中对张謇的帮助与支持赞许有加：“修撰张君与论乐事，贻以灵璧之磬，又商白学使攸县龙公，礼请先生（指邱士稑）弟子胡君、唐君、邱君，大加厘定。器缺者补之，旧者新之，律不谐、音不正者改之。集州学生员俊秀弟子于尊经阁，按籍徵图，指画讲解而分授之。三越月而舞蹈娴习，音奏中节。上丁陈奏，直龙公按部于州，于是乎彬彬可观，飒飒可听矣。”这是汪、张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为创办大生纱厂筹资募股遭遇极大的困难，原先答应投资的沈敬夫、刘一山、潘鹤琴、郭茂之、陈维镛、樊时薰等沪通六大股东，因沪股迟迟不得到位而陷入困境。求援于张之洞，告急于刘坤一，都爱莫能助。张謇急得要辞去不干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才饬令通州知州汪树堂、海门同知王宾协助募股。王宾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而汪树堂则做些表面文章敷衍。经他的绍兴师爷黄穆设计，想出的办法是出示饬令，晓谕董事；签发招股文书，命差役四面出击，向富绅招股。结果是股本倒没有募到成数，却早让那些殷富的缙绅鸡飞狗跳起来。迫使张謇不得不赶忙叫停。汪树堂借此事事实上替他作了一番反宣传，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事。对此，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有载：“求助于南皮（张之洞）无效，告急于新宁（刘坤一），亦委谢不顾，乃辞厂，辞商务局。答委蛇慰留，饬通知州、海同知协募，知州则出示谕董，签役四出而已，无少效，亟止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筹建逾三年的大生纱厂终于开车纺纱了。然而欲维持生产正常进行，须有一定的流动资金——仅每天收购棉花就需一万余元现金，而股本金已在建厂、购机器设备中全盘用罄，资金周转全靠借债度日。张謇“留沪两月，百计俱穷。函电告急于股东者七次，无一答”（张謇《啬翁自订年谱》），急得如“天天在过三十夜子”，不得已又去哀求刘坤一，请其电饬通州、海门的地方官筹画六万千，指明请将存放在典当行的公款转存到纱厂。这本是转手之劳，并不难办，通州官署存典公款就不止八万千。但汪知州却借故搪塞拖延，一面禀复允筹，一面交城董议筹。黄师爷暗地召集一帮反对张謇办厂的人捣乱。更阴毒的是将允筹的一万，指定挪用供津贴秀才举人应乡试、会试用的宾兴、公车的两项费用约一万余千，对刘坤一禀复筹有的款（意指确定可靠的款项），对张謇则说尚未筹有的款，对绅士们则说是张謇要求移借此两项专款。这样一来，顿时掀起不小的风波，那伙城董们根本没有听说过张状元办纱厂要筹款的事情，见州官推托，也就又推回到州官身上。而那些秀才举人们因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更怕“钱落穷人手，鱼落猫儿口”——移借的这笔资金有借无还，打了水漂，于是有人出面反对。附生白镜铭（字子英），是一个以坏秀才出名的讼棍，受人挑唆，公然在南通城的三个城门口贴上揭贴，约期开明伦堂大会，反对移借宾兴公车存典公款。又伙同其同族的一个老副贡生牵头，联络了全县通学的三百多个秀才，联名向州署呈递公禀，经由城董转呈汪知州。师爷黄穆接到禀稿后，认为措辞不合，私下退回重改。经一改再改，并由他代拟照抄后再送进去。结果令众秀才没想到的是，汪知州悬牌批示，竟然对联名公禀严厉申斥，说他们“不合违抗宪令，阻挠地方大利”。与此同时，汪树堂又密禀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张謇办纱厂，不洽舆情。”秀才举人及城董们没料到知州大人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一手，阳一手，把大家给耍了，于是因上当而恼怒。有人转过来写匿名信给张謇通消息，而刘坤一又把汪的密禀交给张謇看，要张当心。眼见事情被拆穿了，汪知州不能不弄个收场，这才通知纱厂沈燮钧具领状，拨公款一万，指定还期一年。张謇当时本想拒领，无奈正值纱厂周转万难之际，又碍于刘坤一的面子，只好忍着气领用了。但汪、黄二人的歹毒与阴险狡诈，令张謇刻骨铭心，遂有几年之后“水草藏毒图”之绘，以铭记这段遭人作弄的屈辱，发泄内心的愤恨。（费范九述、管劲丞记《南通掌故·张謇遭受汪树堂的作弄》）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謇开办的通海垦牧公司遭遇当地批户陆、彭等纠结一帮闲汉为抢占地盘而发起的“荡棍滋事”事件，众荡棍群起哄抢公司的荡草等财物。张謇分别电告海门厅和通州州署，请求派员来现场弹压。然而时任海门厅同知的梁佩祥“颟顸”（昏庸糊涂），而通州知州汪树堂则有意“敷衍”，延宕多日才派差役来解决问题，而致垦牧公司遭受严重损失。这表明汪树棠、梁佩祥对张謇的通海垦牧事业持不支持的态度。张謇在日记中说，该事件之所以酿成如此后果，“胎于州差之迟下”，对汪、梁二人的消极怠政非常不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御史上专折参劾汪树堂，张謇等通州士绅也向督察院呈控其师爷黄穆，虽然大府在派员核查时有意掩饰、回护，但汪树堂仍以“失察幕友”，受到记大过一次，撤销其通州知州的处分；其师爷黄穆则以“驱逐回籍，不准逗留”被赶出南通州。

汪树堂本有能吏之名，老成干练，若积极支持配合张謇开办大生纱厂，本可以干出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青史留名。奈何其囿于封建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内怀私心贪欲，唯恐大生纱厂等新兴事业发展起来于自己的统治不利，故而包藏祸心，暗中使坏，频出阴招，企图阻碍张謇办厂；其师爷黄穆阴险狡诈，贪得无厌，迭出奸计，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汪、黄成为《水草藏毒图》上的龟鳖丑类不亦宜乎！注定要成为江海大地历史上的反面人物。

（作者单位：南通职大）

参考文献：

[1] 《大清穆宗毅皇帝（同治朝）实录·卷之二百十三（同治六年）》；

[2]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一百七十（光绪九年）》；

[3]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二百九十九（光绪十七年）》；

[4] 《申报·1892年3月17日第6787号11/14·京报第三千九百七十六号》（清光绪十八年）；

[5]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三百九十八（光绪二十二年）》；

[6]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七（光绪二十八年）》；

[7] 刘坤一《刘忠诚公奏疏·卷二十九·特参溺职匿丧州县折》；

[8] 刘坤一《刘忠诚公奏疏·卷三十五·续获票会各匪酌保出力人员片》；

[9] 刘坤一《刘忠诚公奏疏·卷三十七·查明部内枭匪幕丁情实折》；

[10] 《张謇的交往世界·羽离子〈刁难张謇的知州汪树堂〉》；

[11] 《南通掌故·管劲臣〈张謇设计画成的厂儆图〉》；

[12] 《南通掌故·管劲臣〈张謇办通海团练〉》；

[13] 《南通掌故·费范九述  管劲丞记〈张謇遭受汪树堂的作弄〉》；

[14] 《南通掌故·费范九述  管劲丞记〈张謇借故为难汪树堂〉》；

[15] 《南通掌故·瞿镜人〈张謇请查办旧州幕黄穆〉》；

[16] 《南通掌故·王积余〈白子英的被捕〉》；

[17] 《南通掌故·孙蔚滨〈汪三少〉》；

[18] 《南通掌故·孙蔚滨〈汪知州为富户撑腰得贿〉》；

[19] 《南通掌故·徐海萍〈汪三少养马〉》；

[20] 《辛亥革命与南通·费范九〈清末地方官的贪污残酷〉》；

[21] 解军《清末淮安知府汪树堂》；

[22] 陈杰《才力过人  务求实际——晚清能臣汪树堂》；

[23] 余杭档案《清代军机大臣汪元方》；

[24] 《清代官员汪树堂1896年作临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手卷》。

（原载《张謇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