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大慈善观”述要
□ 徐红波
张謇所处的年代，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中西文化前所未有地激烈碰撞，政府无力整合社会，国家持续动荡，经济与民生凋敝。张謇曾感叹道：“此三十年中，黯澹神州，政局翻复，波激云诡，乍阴乍阳，大变而不一变，愈变愈棘，亦愈棘而愈变。”[1]作为近代中国的亲历者，张謇一生参与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所经营事业的规模与繁杂令人叹为观止，其思想、其学问、其干才、其劳绩更是非常人可比。张謇一生著述丰富，对其思想和行为的研究，有助于解码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疑惑与谜题，对新时代中国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张謇在其长期的慈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慈善思想，散见于其演说、著述、日记、公文和来往函电中。同时，我们不要忘了，“从其总体上说，他并非只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位实践家。他的思想和观念除了在文字中表达出来以外，还蕴含在他的实践中，要从他的实践中去探索和挖掘，这方面更为重要。”[2]详细梳理张謇的慈善实践、慈善论说，可以发现，在儒家仁爱思想、自身人道意识、西方慈善思想和个人独特财富观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张謇根植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自身的慈善实践，在慈善意义的阐释、慈善目标的设定、慈善理念的生成和慈善路径的选择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慈善思想。其慈善思想和其慈善实践因其意义目标之远大、涵盖范围之广大、结构体系之宏大而体现出博大的格局。因此，我们把张謇的慈善思想总括为“大慈善观”。
一、慈善定位：弥缝不及，惟赖慈善
慈善的意义是什么？在一般人看来，慈善的意义就是救死扶伤、帮扶社会弱势群体，使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在张謇看来，这些只是慈善的基本意义，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慈善事业是其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一项活动。”[3]这一重要定位跟以往单纯就慈善论慈善的观点相比较，无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是张謇“大慈善观”的首要特征。
张謇的一生，可以以其大魁天下的时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寒窗苦读，求取功名，间或入幕，游走天下；第二个阶段是放弃功名，回乡兴办实业，经营地方自治，推动社会转型。南通在近代以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农耕社会，从后周显德五年成建制以来，南通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家庭作坊手工业和沿海盐业生产为辅，属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张謇经营的地方自治，使南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边小城快速崛起，成为享誉全国的“模范县”，也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绝佳样本。
一直主张村落主义的张謇，对地方自治早有一套自己规划的路线图。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了70天，决心将自己主张的村落主义与日本式的地方自治结合起来。他后来回忆说：“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友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4]张謇所规划的地方自治，是地方事务的全面发展和改良。对此，他都有详细的规划设想：“为地方计自治，举其目曰河，曰堤，曰闸，曰路，曰实业，曰教育，曰慈善，曰警政。”[5]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从人才着手，要人才需要“启民智”，要“启民智”需要发展教育，要发展教育，先要从创办实业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发展慈善、公益。“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6]可见，张謇深刻地把握住了地方自治“全面发展”的核心要义和地方自治需要“有序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地方自治的总体框架下，慈善公益事业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张謇一再强调慈善公益和其他相关事业在地方自治中的重要性，并反复阐明相互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他认为：“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7]事实上，实业经营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入新式现代教育，当然可以起到“启民智”的效果，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社会弱势群体从中得到的实惠毕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慈善和公益及时“弥缝不及”，可以起到填补社会触角空白，扶持弱势群体，调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作用。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方向盘定方向、发动机提供动力，这些固然很重要，但缺少了机油作为润滑剂，车也不可能走远。
尤为难得的是，张謇以全局的“大慈善”视野看出慈善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跳出南通一城一地，张謇敏锐地认识到，慈善公益事业如果做不好，甚至会成为国家政治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慈善公益的作用尽管只是弥缝实业、教育不及者，然而“盖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8]当然，慈善的政治意义并不仅限于消除不稳定因素，慈善还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及其缺失的补充：“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凡以济政之穷，与政所不能及，通于政焉而已。”[9]
张謇将慈善公益事业的地位与作用提到了关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国家政治稳定的高度，这是在他之前和同时期的慈善家从来没有认识到的。这在因灾害连连、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而政府无暇顾及慈善的近代中国，尤其具有标杆式意义。张謇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并不是装装门面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其作为地方自治重要内容来认真落实的千秋大计。
二、慈善目标：人人自养，人人自治
张謇所经营的地方自治，是实业、教育、慈善等全面发展的自治。他将教育和慈善看作是改良社会的“两手”，将教育形容为积极的措施，而将慈善看作是消极的措施：“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10]“积极”与“消极”共同作用，相互补充，各自发挥特定的功能与作用，完成对南通社会彻底的现代化改造。
那么，作为“消极”一手的慈善，在社会改良中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1916年，张謇在盲哑学校开幕会的演说中，对此有生动而全面的阐述：“盲哑学校者，慈善教育之事也……盲哑而可教以相当之知识，则凡不盲不哑，更无不可教之人。此教育家所宜尽心也。盲哑而能受相当之教育以自养，则凡不盲不哑，更不当为待养于人之人。……夫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之能自治，岂惟慈善教育之表见而已。此愚兄弟创设斯校之微旨也。”[11]
在张謇看来，慈善事业的主要任务是“弥缝不及”，最终要达到“人人自养、人人自治”的目标。这一目标无疑是十分远大的，也是张謇“大慈善观”的又一重要特征。
张謇“人人自养，人人自治”的慈善目标，首先体现在盲哑学校的办学中。像盲哑学校这样的慈善教育机构，是“积极”手段与“消极”手段的结合，不但能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还具有一般教育功能，甚至可以引领社会风气，使全社会形成“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教化功能，自然会得到张謇的格外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重视发展教育者不乏其人，重视兴办慈善事业的也不乏其人，但像张謇这样将两者结合起来关注慈善教育，特别是残疾人教育的却为数不多。早在1903年，张謇游历日本时，就对日本京都的盲哑院进行过专门的考察，但见“盲者教识字母，教算，教按摩，教音乐，教历史、地理。盲者教之。聋哑者，教习画，习裁缝，习绣，习手语，习体操。哑者教之，亦有不盲不哑者助教。”[12]后来张謇在创办中、小学校和师范的同时，就开始注意盲哑等残废人的教育事业。1907年，他致函时任江苏按察使朱家宝，提出发展盲哑人教育的独特见解：“盲哑学校者，东西各国慈善教育之一端也。教盲识字母，习算术，教哑如之。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而叹教育家之能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13]在去函中，他建议朱家宝向捐资助学之美国的斯坦福和中国的叶澄衷、杨期盛学习，捐家资十分之二三，兴办盲哑学堂。不久，朱家宝调任安徽巡抚，张謇的建议并未得到积极响应。尽管如此，张謇并不气馁，仍持续不断向执政当局发出呼吁，并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创办盲哑学校。然而创办一所盲哑学校，“盲哑累累，教育无人”，首先必须要有师资，张謇决定先从培养盲哑学校师资开始。当时国内无盲哑师资，而“将欲延聘西师乎？资重而不可以时得，权且不操于我。”[14]1915年，张謇借用南通博物苑中馆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开创了中国盲哑师范教育的先河。而紧随其后在1916年11月创办的狼山盲哑学校，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
张謇“人人自养，人人自治”的慈善目标，还体现在不带道德评判，对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全覆盖上。对被贴上道德低下标签的某些特定人群，传统社会往往认为这些人“活该如此”，不肯施以应有的救助。如清朝一些官办慈善机构，就明文规定“不收游手好闲之人”，把这些人列为“贱民之属”，不能受到善堂的惠泽。[15]而一些救济寡妇的清洁堂也明文规定，只收清白之家的寡妇，甚至只收儒生之寡妇，曾为娼妓者及奴婢者一概不收，再嫁者则被逐出[16]。相比而言，张謇的慈善救助是普及性的，明显弱化了对救助对象的道德评判。针对“城市女子日晡而起，捧水烟、赌纸牌者比比也，浮惰不振，又不足以赡衣食，风俗之日下而日广”[17]的现状，他创办了女工传习所，教习刺绣和编织，让平日沉湎于不良嗜好的妇女能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在张謇的观念中，不论是城市贫贱女子还是游手好闲之人，甚至沦为乞丐、妓女并非是其本性，而是为生活所迫。[18]1914年，南通警察事务所所长杨懋荣有感于南通经济日益发达的同时妓女也日益增多，建议成立南通济良所，得到张謇等人的支持。经过县署批准，将原税务署旧址和收购的部分民房改造，成立南通济良所，收容不良妇女和娼妓，并实行教育。张謇希望主动救助，而不是漠视甚至歧视这一群体来改良社会风俗。对于街上流浪的乞丐，张謇成立收留并改造乞丐的栖流所。甚至对于流浪狗，张謇也设立“野犬栏”予以收容，让野犬有一个安身之所的同时消除了恶狗伤人的社会隐患。
经过张謇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南通的现代化成就得到国内外舆论交口称赞。连一向低调谦虚的张謇，也难抑喜悦之情，他在呈报给内务部的文件中“不谦虚”地说：“南通县者，固国家领土一千七百余县之一，而省辖六十县之一也。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察之士，目为模范县。”[19]1920年6月，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访问南通，对南通留下深刻印象，称南通为“广为著名的中国的模范城”。1929年，他在《苏维埃俄国和墨西哥、中国与土耳其之革命世界的印象》一书中这样记述南通：“全面的发展被把握在一个家庭的两位弟兄之手中。……而现在，这一地区是广为著名的中国的模范城。它拥有优良的道路，汽车连接着各处的农村，拥有多所技术学校，怀有对盲哑人的关爱，乞丐绝迹。”[20]
透过杜威的视角，很显然，张謇“人人自养，人人自治”的慈善目标已经得到初步的实现。
三、慈善手段：养教并重，鱼渔兼授
张謇强调“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之能自治”，可见，“人人自养，人人自治”慈善目标的实现，其主要手段是“教育”。接受过西方慈善思想洗礼的张謇，摒弃了中国传统慈善只注重“养”而忽视“教”，只授之以“鱼”，而不授之以“渔”的弊端，强调“养教并重，鱼渔兼授”，通过教育使慈善救济对象获得安身立命之技能，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这种全新的、与西方慈善思想接轨的慈善“大手段”，是张謇“大慈善观”的又一特征。
1903年，张謇游历日本时，参观日本京都盲哑院时，曾感慨“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有用乎”[21]。在张謇兴办慈善的实践中，“养且教之使有用”成为其一以贯之的慈善理念。对于养老院、济良所、盲哑学校、贫民工场、栖流所、残废院等慈善机构内的弱势群体，张謇除了传统意义上通过“养”的方式救济之外，还对他们施以道德教育、使他们掌握必备的生存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成为具备良好德行、能够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以达到“自养”进而“自治”的目的。例如，张謇在南通以及垦牧区的东台和仪征分别创立了贫民工场，专收因盐业萎缩而困顿无助的贫民子弟，教授他们从事竹木、藤漆、皮革、织布、雕刻、缝纫等手工艺，使他们有一技之长。此后又在贫民工场内附设了游民习艺所和恶童感化院，收到了帮助贫民生产自救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双重功效。张謇曾在一次对贫民子弟的演讲中提到开展这种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从前的一些工厂里，贫民不能工作的很多，能工作而不能做上等工作也很多，这就是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缘故。要知教育是诱导人的利器，你们能切切实实地受了良好教育，将来地方上就多了很多的有用人才。拿这些有用的人才来治地方，地方哪有不发达的道理？”[22]
新育婴堂更是“养教结合”的样板。被弃婴儿进入育婴堂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会陆续被人领养。剩下无人领养的在堂儿童，张謇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幼童4至7岁时，送幼稚院接受蒙学教育；7岁以上的幼童，智力正常者送女师附小读书，毕业后升入女师或通师；智力鲁钝者，女童送入女工传习所或女子蚕桑讲习所，男童送入贫民工场，教习一技之能，以使他日有谋生之技。张謇还在济良所专门聘请教习教之以国文、书算、伦理等基础理论课，以及缝纫、洗濯、手工、烹饪等技能实践课，让她们有谋生的手艺。
为落实“养教并重”的理念，张謇开始了慈善教育的探索。为培养盲哑学校的师资，张謇创办盲哑师资讲习所、南通狼山盲哑学校。创办之初，张謇在报纸刊登盲哑学校招生公告时，参照日本等国盲哑学校的实例，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将办学宗旨确定为“为造就盲哑具有普通之学识，俾能自立谋生”[23]。根据此宗旨，1929年盲哑学校拟定《章则》第一条中明确指出：“以培养盲哑师资，造就盲哑使其有独立自存之能力”为主要宗旨。在《章则》第二条中，列出了三条主要目标：一是供给盲哑适应生活知识；二是把分利的盲哑养成一种技艺，做生利的国民；三是增进盲哑享受社会娱乐的幸福，以减少其单调乏味生活之痛苦。[24]在这样先进办学理念的指导下，盲哑学校从一开始就高起点培养出一些高水平的师资，广受社会各界欢迎。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到全国各地特殊学校任教，有的自己创办了特殊教育学校，多能勤勉任事，颇为社会人士所称道，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成为中国特殊教育最早的一批开拓者和奠基人。张謇开国人兴办慈善教育之先河，为中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除了“养教并重”之外，张謇还坚持对贫苦百姓“鱼渔兼授”的慈善理念，推崇“以工代赈”的方式，让受灾民众通过工作来谋生，自食其力。1887年，张謇作为河南开封知府孙云锦的幕僚，曾向时任河南巡抚的倪文蔚提出“以工代赈、疏浚黄河”的建议。此后张謇潜心研究治淮之策，在他的治水著作中，“广招灾民、以工代赈”成了张謇一贯的主张，他始终认为这是个一举两得、标本兼治的好方法，认为“以是言治标，则赈不虚；以是言治本，则工不虚。”[25]1911年，华洋义赈会为江皖水灾组织新董事复开大会，张謇作为名誉董事在会上系统阐述了他的“以工代赈”思想。他说：“水道不修，则水灾尤必有之事，有灾即又须赈。徒赈无益，甚且养成一般人民之依赖性，故以工代赈，为中国向来办赈至善善策。”[26]
在慈善实践中，张謇一直坚持“以工代赈”这一积极的、彻底的慈善救济之法。近代以来，中国水旱灾害频仍，加之内忧外患，政府无能，更是加剧灾情的恶化，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也有不少慈善组织积极行动起来，筹集善款救助百姓。但是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完全靠发放筹募赈款来维持他们的生计不是长远之计，也治标不治本。张謇将这些老百姓组织起来，兴修水利、疏通河道，既解决了贫苦百姓养家糊口的当务之急，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水灾的隐患。1921年，南通遭受狂风暴雨，江潮陡涨，江岸坍塌，张謇建议立即行治本之策，提出“除急赈、冬春赈、移滨江民居入堤筑舍外，以工代赈，接长天生以西、姚港以东七十里江堤，补沿港及内圩所有之埂岸”[27]的救灾主张。平时没有自然灾害，在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房屋等需要用工时，张謇要求工作人员优先从接受救济的贫困百姓中招募。这样既可以防止这些贫困百姓因长期受到救助而养成不劳而获、懒散怠惰的习惯，又能够人尽其才、充分发掘利用他们的能力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市政建设、水利建设所遇到的人力缺乏和经费紧张等问题，从而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四、慈善路径：实业养慈，体系办慈
有人将张謇的慈善实践和慈善思想跟同时代其他慈善家如熊希龄、郑孝胥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张謇与这些慈善家相比，有两点是其他慈善家所无法企及的：一是张謇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经营实业获得盈利来兴办慈善事业，而不是依靠政府或慈善机构的力量；二是张謇在南通尝试建立了针对社会不同弱势群体的一整套慈善体系，而不仅仅限于募捐、水灾救济等局部领域。这种区别于其他慈善活动的通过兴办实业不断“输血”的大力量支持、大体系推进的慈善实践，是张謇“大慈善观”的又一重要特征。
以兴办实业来推进“弥缝不及”的地方慈善事业，是张謇独有的创造，体现了张謇的家国情怀和民生关怀思想。张謇自言“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28]他在高中状元的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毅然放弃仕途，回乡经营事业；1901年，开始兴办各类教育事业；1907年，开始推进各项慈善事业。可见，张謇对自己经营的“村落主义”地方自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并且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
为什么要通过经营实业来兴办慈善事业？因为没有实业作为经济基础，张謇经营“村落主义”的梦想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张謇也曾经希望政府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兴办慈善给予大力支持，然而他等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对此他很无奈：“南通自治为全国先，历十余载，在前清固未尝得政府分文之助，在今日仍不敢望政府格外之施。”[29]就算是兴修水利这些本该政府去管的民生事项，当局也不闻不问，张謇愤懑地说：“走以为水利工程，虽属公益事项，实含有慈善性质。走本近十年之经验，不觉将依赖政府之心逐渐消灭，但不依赖政府可，不集合同人不可。”[30]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决定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来达成“村落主义”梦想，开始进行系统谋划：“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每岁综实业之所赢，为来岁进行之预算。决算而复赢，则增来岁之所营，不足且负债以赴吾志。”[31]
1895年，张謇开始筹备兴办大生纱厂。“大生”取自易经中的名句“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天地最大的恩德就是让万物得以生存发展、安身立命。张謇曾跟他的助手刘厚生提到“大生”的寓意：“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32]
可见，张謇以极大的勇气放弃仕途，排除万难、创办大生纱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家乡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与同时期其他慈善家相比，张謇兴办的慈善体系是十分立体完整的。从覆盖广度上来说，张謇创办的慈善机构几乎覆盖了由老及弱、由妇及幼、由贫及灾的当时南通全部的弱势群体；从救助力度上来说，张謇通过经营事业不断输血慈善事业，注重“养教并重”，对需救助的群体“应收尽收”，“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一方”，全城甚至做到连一个乞丐都没有；从时间长度上来说，张謇的慈善实践时间跨度达到近三十年，“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是当时持续兴办慈善事业最长的慈善家。足见，张謇在慈善事业上的开拓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些对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
如果说戊戌维新时期经元善提出的“救急不如救贫、兴女学、开风气、正人心”的新慈善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慈善观念向近代的转变，那么，张謇在经元善基础上更高站位、更远目标、更广范围和更大体系的“大慈善观”，则使中国慈善公益思想具有了更为先进、更为丰富的近代内容。他将慈善事业作为地方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将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看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千秋大计；他开风气之先兴办盲哑学校，在弥补社会保障不足的同时帮助残疾人自立于社会，引领全社会形成“人人自食其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他注重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强调“养教并重，鱼渔兼授”，通过职业教育使慈善救济对象获得安身立命之技能；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经营实业获得盈利来兴办慈善事业，通过“实业养慈，体系办慈”，建立了针对社会不同弱势群体的一整套慈善救助体系。张謇超越时代的慈善壮举，处处展现出张謇“大慈善”的实践格局；他从慈善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大慈善观”，标志着近代中国慈善公益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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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谢参观南通者之启事》，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⑤章程 规约 告启 说略 帐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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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