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通古今  尺素照初心

——张謇《致端绪函》的文化守望与精神回响

张 华

（来源：“五点出发”公众号  2026年5月6日）

1911年11月27日，晚清重臣、收藏大家端方在四川资州遇难。仅半年之后，民国元年（1912）5月17日，挚友张謇写下致端方胞弟端绪的信函。此函跨越政权更迭、文物存亡、博物兴废与个人情志，道尽文物命运、收藏伦理与教育大义，具有十分丰富的史料价值和思想内涵。

一、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文物命运的历史觉醒

张謇在信中追忆端方“酷嗜金石，藏石之富，海内今古莫二。即论金属，亦过于吴县之潘、潍县之陈”，堪称晚清收藏第一人，著有《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等巨编。潘祖荫以大盂鼎、大克鼎名世，陈介祺以毛公鼎享誉，然私家收藏皆难脱藏而私、传而险、散而速的宿命。

然而张謇并未止步于对收藏品级的赞叹，他敏锐地指出：“潍县陈氏之钱，不知今无恙否？若潘氏之物，则十年以前，已有散落于仆婢之手者。”

这两句看似平淡的关切，实则道出了传统私家收藏的根本困境：传统收藏以秘不示人、传之子孙为圭臬，却屡遭兵燹、盗卖、分家之厄，耗尽心力的典藏转瞬湮灭。

面对困局，张謇提出超越时代的方案：“愿分其复品陈列于下州，以永公之精神及遗爱于南中也。”复品陈列打破“孤品垄断”，石刻坚持“求其真者”“简朴无妨，不求精也”，不以珍稀猎奇为标准，而以传世、育人、公共为旨归。文物从深宫秘藏、文人清玩，转向面向全民的公共文化资源，完成从私产到公物、从赏玩到教化的历史性跃迁，为中国文物保护与博物馆事业确立公共化、大众化、教育化的根本方向。

二、从考据之学走向启民之识，博物馆功能的范式革命

信中张謇向端绪提出一个要求：“各器附以考释及出现时地，俾资标识”。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现代博物馆学的深层逻辑。

晚清金石学以乾嘉朴学为根基，重在考释文字、辨章古今，服务于“证经补史”的学术目的。学者们在书斋中对着拓本摩挲揣摩，藏品大多秘不示人。

张謇“附以考释+标识时地”的要求，最初似乎只是传统考据规范的延伸，但它的终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释和标识不只是为了学术研究，更是便于普通观众参观鉴赏，使观者能够“睹器而识其名，考文而知其物”。

这背后，是张謇“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办苑宗旨的有力驱动。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大阪博览会的公共教育功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参观博物馆和博览会，认识到博物馆是普及大众教育、进行终身教育的机构，是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和坚强后盾。1905年，他先后上书清廷学部，撰写了《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和《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建议在北京建立合博物、图书二馆为一体的博览馆，但朝廷未予理睬。遭冷遇后，张謇并未放弃，转而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经历了各地征集、百方搜求的艰辛努力，至1914年编印《南通博物苑品目》，已收录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藏品达2973号。

张謇将博物馆纳入教育体系，使之不仅是文物保护之所，更是社会启蒙之地。他在信中预言奉天故宫藏品“必有请公诸世之一日无疑”，坚信文物公有化是历史大势。知识传播由此从书斋走向学堂、从私密走向公共、从精英清谈走向服务全民的社会教育，完成中国文博事业的范式革命。南通博物苑大门石额上的题语：“愿来观者，各发大心，保存公益若私家物，无损无阙”，正是这一公共意识最朴素精准的表达。

三、从大收藏观走向大教育观，同道相契的使命传承

端方与张謇的友谊，并非官绅之间的泛泛之交。信中追述二人在江宁宝华庵“从容谈论世界大势”时的共识，端方以张之洞未能建成“帝室博览馆”为憾，立志“当以生平蒐致者独成一博物馆于都中，而分其名品存于南中，能宝吾物而公诸世者。若子之博物苑辛苦而成，必有以相助”。

这段话揭示了四重深意：其一，端方早已超越传统收藏家的格局，将“公诸世”视为收藏的最高境界；其二，端方对张謇开创中国公共博物馆事业的先河产生深远影响，当然，端方将毕生收藏建成陶斋博物馆，好友张謇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三，二人规划了南北联动、公私互补的博物馆格局，使北京海王村博物馆与南通博物苑互通互补、公私协同、交相辉映；其四，端方曾多次邀请张謇至其署中观赏文物，甚至许诺在陈列完成后“检复品分寄”南通，以“志不忘江南之意”。

1911年6月，端方邀请并陪同张謇参观其“所建海王村之博物馆”，并再次确认分寄复品的承诺，张謇在日记中留下清晰记录。此时的陶斋博物馆，选址北京琉璃厂仁威观一带，已开工修筑，端方的收藏体系也完成了系统化的著录。孰料仅隔数月，辛亥枪响，端方殒命。

张謇在挽联中写道：“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乎，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上联赞其收藏之功，下联叹其悲惨结局，既是对故友的深情追怀，也是一个文化守护者对同道命运的不尽感慨。

端方遇难后舆论纷扰、藏品飘摇，张謇毅然致函端绪，践故友之约，护文化之脉，续启蒙之业，把端方的“大收藏”转化为自己的“大教育”。事实上，端方早已用行动支持了张謇的博物苑建设。他先后捐赠文物70多件，包括青铜錞于、汉唐陶瓷、墓志和古代碑刻拓片等。这种相互砥砺、共同推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情谊，在此完成了代际跨越与使命交接。

四、从无常幻灭走向文化坚守，乱世儒者的知行合一

这封信最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写于一个“天崩地坼”的时刻。此时，清帝退位仅三月有余，民国初建，南北对峙，整个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见张謇精神底色。

开篇“自闻陶公遘难，又闻崑侯都门一切近状，辄为之惘惘不怿”。一位以“实业救国”为志业的有为之士，竟也以“惘惘不怿”四字道出心中的沉郁与迷惘。接着他以佛经智慧发出慨叹：“推此而言，世上纷纷，何一不可作梦幻泡影露电观乎？”

然而，张謇知幻而力行、知难而勇为，随即列出了极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列明金类六十种、每种求大小二品；石刻“一代一种，简朴无妨”但必须真品；附考释标识并交代出土地点；指定装运事务由章君希瑳负责；最后还特意注明回信寄至“上海小东门外大生纱厂帐房”。

从人生感喟直抵务实行动，彰显清醒而坚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者担当。他深知“守或匪亲，化而为患”，仍力争“及洹上总统之任期，完成海王村之建设”；明晓“人事扰攘”，仍笃定推进“宝吾物而公诸世”。这种知无常而守大义、处变局而恒初心的品格，正是百年后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致端绪函》虽仅千余字，却是一部中国博物馆事业早期的微缩档案，展现了张謇超前而扎实的行动智慧。文物不会说话，但守护文物的精神，在历史长廊中回荡不辍。正如张謇在另一封佚函中所言：“苟得其所而公之世，固无异于存之家也。”这份“藏于公而非藏于私”的坚定信念，这种在“陵谷变迁”中对博物事业的执念与匠心，这种将个人收藏转化为公共资源的开阔气度，这种在乱世中彰显文化担当的宏远格局，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绽放着穿越时空的光芒。

（本文作者系南通市社科联党组书记）

附件：

《致端绪函》

1912年5月17日

仲刚五兄左右：

顷附北上友便，敬致奉挽陶公联幛，度早澈览。自闻陶公遘难，又闻崑侯都门一切近状，辄为之惘惘不怿。

陶公一生心力，酷嗜金石，藏石之富，海内今古莫二。即论金属，亦过于吴县之潘、潍县之陈。往在江宁宝华庵从容谈论世界大势，公以张文襄不能成帝室博览馆，谓：“当以生平蒐致者独成一博物馆于都中，而分其名品存于南中能宝吾物而公诸世者。若子之博物苑辛苦而成，必有以相助。”走尝叹公为达人，而言为知言。公则亦尝以拓本数十、陶器十数见遗矣。去年在京，公导观海王村馆，复与论及，谓：“陈列后当检复品分寄，以志不忘江南之意。”何意不及半年，而人世无常，遂有陵谷变迁之事。公之高义，亦若在风烟灭没之间。推此而言，世上纷纷，何一不可作梦幻泡影露电观乎？

潍县陈氏之钱，不知今无恙否？若潘氏之物，则十年以前，已有散落于仆婢之手者。公所收藏，有贤弟佳子为之保存，自无他虑。微闻一二不慊于公者之论，则意正莫测。深愿及洹上总统之任期，完成海王村之建设，以竟公之志，而亦愿分其复品陈列于下州，以永公之精神及遗爱于南中也。

今疏金类之名于别纸，凡六十种，若鼎、彝、尊、卣、敦、簠，每种求大小二品，其余一种一品亦足备数，所分不过十一耳。汉、魏、晋、六朝、隋、唐石刻则求其真者，一代一种，简朴无妨，不求精也。各器附以考释及出现时地，俾资标识，尤所祈祷。近又见报载奉天旧内收藏名品，累日不休，其必有请公诸世之一日无疑。惟甚虑主其事者或不得人，公膳不免更鹜之来，妙画时有通神之续耳。

不尽之怀，属章君希瑗诣陈。倘荷许践陶公之约，一切装运之事，章君可任。振事稍纾，亦拟为都门之游，藉图良晤，但迟速未定。人事扰攘，不审旬月后又作何状。南北相望，曷胜累欷。时危，幸加保卫。不宣。

张謇谨白

赐答径寄上海小东门外大生纱厂帐房。

       五月十七日（阴历四月一日）

（据2001年3期《紫禁城》杂志华宁撰文《故宫藏张謇致端绪手札》）

张謇《致端绪函》手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