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曹顶

□鞠晓君

张謇对曹顶的纪念实践，既延续了他“博物馆为教育”的理念，又在民族危机中体现了他以文化救赎唤醒民族的初心。通过文本再造、空间重塑和跨国传播，张謇将地方英雄纳入民族国家叙事，形成文化记忆与民族想象的“共生环”。曹顶从“切面义士”到“民族公魂”的蜕变，昭示了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角色。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0月，张謇因父丧离京丁忧，归乡之际恰逢清军于平壤、黄海接连溃败。双重危机（家族伦理与民族存亡）的交织，使其直面传统士大夫“忠孝两全”叙事的崩塌。

1895年2月，张謇受张之洞委派总办“通海团练”，试图以民兵抵御日军南侵。然而，团练因组织松散、装备落后而成效有限。这一挫败促使张謇转向文化动员，他在《通海劝防歌》中嵌入曹顶事迹，以“白死还作无用鬼，不如生做有用士”的呐喊，将忠君思想转化为现代民族意识，并重构生死观，提出“死有重于泰山”，赋予平民参与民族救亡的合法性。

《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后，团练解散，张謇痛感传统军事体系的腐朽。1903年赴日考察，既惊叹明治维新的现代性成就，亦警惕日本扩张野心。归国后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理念，大力创办企业和学校，并着手将曹顶塑造为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符号。

曹顶原为明嘉靖年间的盐民义勇军领袖，《万历通州志》载其“率盐丁拒倭，力战殉国”。民间传说中，其形象兼具“切面铡刀斩倭”的草根特质与“殁后显圣封神”的神秘色彩。张謇通过田野调查重构其生平，刻意淡化“显灵护城”等神异叙事，转而强调“匹夫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平民性。他利用地方志中“州人称顶为长城”的记载，将曹顶的“匹夫报国”精神与“平民教育”理念相勾连，使其成为现代民族意识的象征。

1921年曹公祠重建完工后，在张謇和费范九先生的感召下，梁启超、金泽荣、韩国钧等44位各界名人为英雄曹顶题咏，加之《大风》《战时民众》《东南日报》《通通日报》《青年文艺》等全国媒体杂志的报道，更使曹顶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国性符号。

张謇为曹公祠题写“匹夫犹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可公”楹联，将“公”的伦理从儒家士大夫扩展至平民烈士，重构“天下为公”的现代诠释。

张謇利用拓宽城山路之际，改扩建年久失修的曹义勇祠，考虑到曹顶墓位于城山河东侧而曹义勇祠位于城山河西侧，民间百姓每逢宗教节日都要到曹义勇祠祭拜、很少有人去曹顶墓扫墓的现实，张謇决定将曹顶的墓与祠堂合并，即将曹顶墓移至曹公祠前，这样老百姓就可一并祭拜和扫墓了；张謇派自己的亲信、曹家后人曹文麟先生办理具体寻墓和移墓事宜，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曹文麟寻墓未果。当时曹义勇祠位于城山路路中央，门前恰好有一修路备用沙石堆，张謇于是安排人以沙石堆为基，用石块垒砌起曹顶墓，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曹顶墓，并在墓上立“立马横刀”塑像（改切面铡刀为青龙偃月刀）。门廊采用拱券、石柱等西式元素，隐喻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型。

根据民间传说，张謇将明代嘉靖时期遗留下来的烽火台改建为“倭子坟”，并寄予“葬倭五百”的胜利叙事，并在“倭子坟”顶部建京观亭。按《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京观”本为震慑敌国的战利品陈列，张謇借此形制将民间传说转化为“历史实证”。

倭子坟通过“京观”仪式固化集体记忆，曹公祠的中西融合建筑象征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曹顶雕像则以视觉力量传递抗争意志。张謇通过空间重构，将地方记忆融入国家意识形态，使曹顶的形象从“盐民义勇”升华为中华民族抗争外部霸凌的象征。

此前民间主流一直以“义勇”称呼英雄曹顶，偶有以“将军”称谓，凸显曹顶的军事功绩，而张謇谓曹顶为“曹公”，更是将“曹义勇祠”更名为“曹公祠”，并为曹公祠题写“公可公”门联，以儒家“天下为公”思想重新定义“公”的内涵，消解官爵等级制度，构建“为国捐躯者皆可为公”的平民伦理。此举不仅消解了封建等级制，而且为1949年后“人民英雄”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先声。

朝鲜诗人金沧江在流亡南通期间，被张謇对曹顶的文化重构激发了创作灵感，作诗《曹公亭》，将曹顶以及其“匹夫担国”精神与朝鲜的抗日叙事相勾连，经文化界传播，形成中朝的共同历史记忆。

在近代东亚的反帝语境中，中国英雄的事迹常被移植到其他民族的爱国叙事中。如清末的留日学生和东南亚华侨交往中，常会提及曹顶等早期抗倭楷模，以提升民族自尊。张謇本人亦曾通过各种形式向外国友人介绍南通的抗倭历史，使他们知道曹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当代南通延续这一策略，1996年平潮曹顶纪念园、2017年崇川曹顶纪念公园、2022年义勇曹顶文化中心，“曹顶跳面”非遗申报以及“曹顶诞辰510周年纪念邮票”发行，皆源自张謇的先行实践。在全球化浪潮袭来的今天，这一文化策略对塑造根植民间的民族精神、实现传统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仍具启示意义。

（原载《南通日报》2025年6月11日第A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