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创办的渔政船——福海轮
□ 黄志良 蔡 俊
中国渔业航海几千年来以木帆船作为主要工具，从事海上捕捞工作，长期保持中古式的捕鱼方法。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估计，沿海7省计渔民120万人，风帆渔船99286艘，211.4万吨位。渔产品年值3亿元，直接或间接依靠渔业为生的则逾千万人。近代渔业起步很迟，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机器驱动的渔船渔轮捕鱼，1904年创办的江浙渔业公司购进“福海渔轮”一艘，开始重视远洋捕捞。[1-6]世界渔业动力化是从单船拖网渔业开始。这种渔业在1882年首创于英国，以后盛行于欧美。我国引进单船渔轮比西方晚了20多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时，买到一艘德国蒸汽机拖网轮，命名为“福海轮”，这才开始了我国东海的机船渔业生产[2—72]。该船归属于江浙渔业公司。
福海轮
一、创办江浙渔业公司
1903年5月23日，张謇在上海搭乘日本“博爱丸”号轮船途经大戢山、小戢山等嵊泗诸岛海域（时属崇明县管辖，至1953年）赴日本，借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之机，进行了70多天的全面考察。他清醒地看到我国旧式渔业的落后状况，认识到欲图自强，必须创建新式渔业。1903年8月，张謇在吕四创办了一家渔业公司，虽然这家渔业企业规模较小，但其宗旨却很明确，即把当地渔民和渔商组织起来，改良渔具渔法，促进旧式渔业转化为新式渔业。同年12月，开始筹办江浙渔业公司。1904年6月16日，定咨复南洋渔业公司办法，8月23日，定渔业公司集股启并章程。[3-584-587]同年10月，张謇撰写《咨呈南洋大臣魏光焘》的奏章，明确创办江浙渔业公司的宗旨，“乃为保护中国渔业，保全中国之海权”。奏章称：“各国领海界大约以近海远洋为分别：近海为本国自有之权，远洋为各国公共之路。我之近海渔业，在随近海岸一二十里内者居十之七，在大洋者居十之三。我既图新法抵制外人拖船捕鱼，自宜在远洋布置。近海一二十里，仍留为我寻常小船捕鱼之利。外为内障，内为外固，可以相资为用而不相妨。”“自中外交通寖成商战之局，若我内地华商及时联络奋兴，多集公司与之角胜，则中国固有之利尚不至见夺于外人。”[4-56-59]张謇请办渔业公司实为自保利权起见。提出建立“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江苏海州(今连云港)、赣榆、淮安、盐城、阜宁、东台、通州、如皋、海门、常熟、昭文(今太仓)、宝山、崇明、南汇、奉贤、金山，浙江省嘉兴、平湖、宁波、镇海、奉化、定海、台州、宁海、温州、玉环为向来渔业最著之区，即为今后渔业公司联合所至之地。”开始股金规银45万两，后增至60万两。江浙渔业公司之总局驻上海吴淞，江苏分局拟设青口，斗龙港、掘港、吕四、吴淞五处，浙江拟设乍浦、镇海、定海、后海、蟹浦、小港、穿山、新契、衢岱、沥港十处。次年5月1日，清廷令准张謇条陈，正式开办江浙渔业公司。1905年张謇又撰写《为创办渔业公司事咨呈商部》，并呈南洋大臣。他说：“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渔船所到地段，或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官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十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综横自如，我转堂奥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4-101-102]这时德国荣华洋行在胶州湾开设的渔业公司有艘“万格罗”号渔轮欲要出售，张謇看准机会，由张柱尊撰写“江浙渔业公司福海轮研究报告”，报请得朝廷准许，由苏松太道拨官银5万购入，取名为“福海”号。该报告设有总论、渔船、渔具、船员、渔场、渔期与渔获物之关系、渔法（捕鱼方法）、渔获物理法处，渔获物贩卖法等九章。详细阐述了渔船结构；渔具编织；配备船长、大副、二副、三副、水夫长正副各一及水夫十，车管正副各一，及加油、火夫、机房助手、厨司、童仆等26人。
该船于1895年在德国制造，其船长百零六呎（32.33m），宽十九呎九吋（6.02m），深十一呎六吋（3.51m）。机网俱全，使用蒸气机动力280匹马力，载重641吨。
船内之配置：自船首起有水夫室、鱼舱、冰舱、清水舱。机关室两侧为石炭室及清水舱。后方为堆网及上级船员之起卧室。其船首室高出甲板上六呎（1.83m），长二十四呎（7.32m）。除其前部备一清水槽外，共设卧铺十六张。渔舱冰舱之底，搪以水泥后敷芦席，内依隔板三行四列别为十二区，每区深九呎（2.75m），宽三呎六吋至四呎（1.067m-1.22m），长约四呎（1.22m），并备有鱼箱二十余只，得以实之贵重之鱼。其长为三呎四吋（1.012m），阔一呎八吋（0.508m），深一呎二吋（0.536m），其周系木制底为竹编取其融冰之易泄也。机关室长二十五呎（7.63m），锅炉在前，原动机在后，而加煤生火之作业，则在其中部。堆网室位于右侧，其左设卧铺四，上级船员室正在后樯之后。内备卧铺四，食桌一，坐榻四，乃上级船员之起卧集会及事务室也。[5-1~35]
全船操业人员26人，从青岛雇用4名有航海经验的水手，并聘请一名商船驾驶员，其余船员大多为宁波籍沿海渔民。福海轮为江浙渔业公司的第一艘捕捞机轮，同时兼作沿海群众渔船的保护官轮，官府发给快炮一尊，后膛枪10支，快刀10把。管驾大副平时督同水手操使武艺，实行亦渔亦武，保卫渔民安全生产。出海渔船桅顶挂红白两色旗帜，夜间另悬红白两色灯亮于桅上，如若遇海盗遇险，即以旗、灯为号，官轮速予救助。
二、江浙渔业公司的经营状况
江浙渔业公司于1904年11月底成立，张謇为经理，直属商务部领导。渔业公司之下属机构为渔会。加入渔会的渔船，多为冰鲜船，由冰鲜船帮主持。每船按其大小分别征收报关费、船照费。渔业公司的福海轮承担保护任务。
根据江浙沿海渔场情况，福海轮每年白露节起至立夏节止，8个月定为捕鱼时期，自立夏节起至小暑节止，2个月为护洋保护时期（保护马迹至岱山一带之冰鲜船），自小暑节后至白露节，为修船时期。每次出海捕鱼所需之冰，夏秋两季至少需3万斤，冬春两季至少需2万斤。
张謇在上海吴淞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基地，处理渔业公司事务时了解到：有“一二无业洋人”趁英国人占我上海海关税务司之机，对我渔民实施讹诈欺骗，向江苏、浙江一带沿海渔船强行发放洋旗，并据此收取所谓的关税，“每次大船二十七千八百五十文，小船十五千七百五十文。”另有所谓“挂洋旗税”、按吨位论税，大船征银十二、三两，小船征银三、四两，明目张胆地施行经济掠夺，我渔民愤怒而又无奈，苦不堪言。
张謇了解此情况后，立即采取相应对策，打击和抵制外国入侵者的经济掠夺。由张謇主持制订的《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章程》中规定：“公司保护官轮船首应用国旗，船尾用合众公司红地黄月双行龙旗”，其他渔商船舶，包括“本公司与各国合众资本事业相同船步，均应遵用中国双行龙旗”。
张謇采取正义的强硬措施，不仅取消了“无业洋人”假发洋旗诈我渔民，而且令我领海内“各国合众资本事业相同船步，也必须遵守中国法令与规定，在其船上升挂中国双行龙旗。并且组织专门技术人才力量，绘制中国渔场海图，明标“中国海界经纬线度”，分发各省沿海渔船渔民，使每一艘渔船、每一个渔民都清楚中国自有海界，外争国家海洋主权，内保我渔民利益。”
1904年10月9日，当主桅上高悬大清国双龙国旗的“福海”号渔轮，第一次出现在地处中国海上最东边的嵊山海湾时，祖祖辈辈驾驶小木帆船讨海生活的渔家父老乡亲，对这样一艘自身冒烟，“突突”吼叫的钢铁怪物，一个个充满了新奇与欣喜。此刻，他们或许还不知道，就是这艘船首上号“福海”二字的铁甲钢船，从此成了他们抗盗御敌的保护神，抢险救灾的福星轮。
自购置“福海”轮的第一天起，除了捕捞生产，张謇还赋予“福海”轮另一重要职能：广大渔户、船民、渔船和渔场、领海的“保护官轮”。
这“保护官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艘渔政轮。张謇对“保护官轮”的职责，以及对“保护官轮”及其船员、官员护渔立功奖励等事项，均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
第一，渔船在洋面捕鱼之时，各渔船相距在视力可及之地，如遇海盗，日夜悬红白两色旗帜于桅顶，夜间另悬红白灯于桅顶为信号，保护官轮一见即速往抢救；
第二，官轮保护渔船安全，定章不许丝毫受谢收礼。倘缉获盗船时，将其船及盗徒交就该管地方官惩办，同时报明本公司；
第三，官轮每年救获被盗劫渔船次数，随时报以公司存记，汇请南洋大臣奖励管带及水手。原有官阶者，酌于保升；无官阶平民者，给予功牌。
上述规定经一个阶段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张謇在广泛听取官轮船员及渔户乡亲们的意见后，又进一步作了补充规定：
其一，向来渔船患盗，公司渔船多带枪炮，定章练习，春秋大汐时即可随时保护各渔船；
其二，间有风灾失事之船，无论是否江浙两省所属，是否渔船，或避风驶入，或被风飘之，各分局一体保护周卹。船户姓名及其所用之费，分别报明总公司及所在地方官，报单由总局定式发行；
其三，重申救护各渔船不得受谢；
其四，缉获盗船不得分船中一物。
此外，据张謇亲定“福海”轮作为“保护官轮”的《办事简章》中，也有相应规定：
规定一、“每届巡洋总公司为护众渔船起见，不取护渔费。船上各执事辛俸亦应酌减，稍尽义务，除应领部颁奖金外，不准向各渔商私收保护费及索取食鱼等。如缉盗获船，亦不准擅取船中物件”；
规定二、“福海”轮一切生产经营“以不扰渔民生计为主”，还强调“船上备有枪炮，在船各人需随时习练，予备巡洋缉盗时正当之防御；”
规定三、“在外海如见旧业渔船有遇风遇盗等事，须立时护救，不准索财，若难民需衣食川资等费，由总公司照结。”
张謇为“福海”轮作为“保护官轮”而制定的这些办事简章及一系列规定，充分体现出张謇设立“保护官轮”的宗旨及指导思想，不仅是“以不扰渔民生计为主义”，而且以维护国家领海主权，保持海疆与渔场安宁，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渔民利益为宗旨。其强烈的爱国心、爱民情，如同日月，光照后世。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管理部署官员及船员。其不弄权、不谋私的高风亮节与伟大品格令人敬仰感佩。更为难得的是，在当时朝廷官员中贪婪腐败恶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与现实环境下，张謇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官轮”在为渔民提供保护后，“定章不许丝毫受谢收礼”。
甚至连“食鱼”即渔民俗呼“鱼羹”鱼也不准索取，并辅以细致的监督与奖励措施。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清廉办事”和“廉洁执法”，以制度为保障，教育和引导“保护官轮”管带水手“奉公守法”，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廉政”，并实施、推行“廉政”之先河。
福海轮渔轮投产后，由于初涉外海试捕，渔场海况陌生，尚未来得及摸索出外海渔汛规律等原因，曾一度出现亏损现象，张謇对此十分重视，亲自组织了两次整顿，设法扭亏转盈，促进福海轮在开创新式海洋渔业中更好地发挥示范领导作用。
这两次整顿的主要措施，首先是加强对渔业公司及渔轮的捕捞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监督，总结前阶段的经验教训，根据海洋渔业经济特性，重新修订了《江浙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章程》；对渔业企业的生产经营重大决策诸种事项，作了明确规定。其次是调整充实了海上捕捞生产一线技术骨干力量，“将船主撤换升大副为船主，兼司记账”，酌减多余和非技术性劳力，并改良渔具，改进渔法，提高产量。再次是加强经济核算，注意效益，大胆探索海洋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新路子，对渔轮的捕捞时日和经费开支、生产成本等均有定额，并辅以奖罚措施（如对渔轮出海作业时间，规定除风暴所阻，每月必须保证在15-20天）。
结合整顿，张謇还在新式渔业企业经营中如何建立激励机制，引导群众在渔业工具结构、作业结构调整上，进行了大胆尝试：
其一，他提出在作业渔轮上实施“六四开”奖励制度，“为度所得渔利，除每月开支外，六成归公司，四成作为在船上下人等奖赏”，以提高船员生产积极性；
其二，引导群众渔业加快船网工具结构和作业结构调整，“江浙渔业公司若有成效，各股东及旧业渔户，宜合力扩张新法渔船，其旧有可行远洋之渔船，宜日渐收减。”
经过两次整顿和近十年反复探捕与经营实践，无论是江浙渔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还是福海轮的捕捞、护渔能力，都得到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海洋捕捞方面，逐步摸索出一套外海渔业生产的规律，根据渔汛鱼发状况，灵活安排渔期，确定渔场。首次科学地探明和总结出小黄鱼在东海渔场，以嵊泗列岛为中心，按季节时气，成群结队自南向北洄游规律；发现了大黄鱼、带鱼和墨鱼在嵊泗渔场的资源状况及其产卵、洄游规律。带头采捕做作示范，引导群众渔船，共同开发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等四大经济鱼类，推动了沿海群众渔业的发展和改造，并逐步形成了东海渔场春、夏、秋、冬四大渔汛。
正因为有张謇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和廉政思想做指导，张謇敢于率先用规章指导约束与保障“保护官轮”及其管带水手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因此“浙洋渔船无被盗之警，甬（渔）人颂之为数十年所未有。”才有一系列渔民在海上，不管遇风遇盗遇贼，只要听到“福海”轮鸣笛，或是看到挂双龙国旗的“福海”保护官轮，渔民就放心的感人故事。
张柱尊：《江浙渔业公司福海轮研究报告》
而在护渔护航，维护渔场秩序和领海主权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开创中国渔政第一轮，使江浙洋面无被盗之警，为渔民创建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又从另一面促进了以嵊泗列岛为中心的东海渔场的开发。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张謇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大海，开发蓝色国土，把实业救国的活动扩展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5-23-40]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区水利局、江苏省江海博物馆）
参考文献：
[1]上海航海学会：《中国近代航海大事记》[M]，海洋出版社，1999年。
[2]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M]，海洋出版社，1983年。
[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⑧》[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①》[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张柱尊：《江浙渔业公司福海轮研究报告》[R]，上海图书馆，1905年。
[6]郭振民：《我踏金鳌海上来——张謇与海洋的故事》[M]，《嵊泗文史资料第十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原载：《张謇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