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高广丰
王其康
编者按：今年9月2日是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第四届会长、第五届名誉会长，海门市历史学会首任会长高广丰同志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今天，本网站特发表王其康先生的《亦师亦友高广丰》一文，以寄托对这位南通本土成长起来的张謇研究优秀践行者的哀思。
我是在2009年夏天筹备“纪念王宾逝世一百周年暨张謇与王宾研讨会”上认识高广丰老师的。那时他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不久，于2008年就加入了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并参与了筹备第五届张謇国际研讨会。之后担任了研究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创办海门市历史学会并任首任会长。在高老师专职张謇研究工作过程中，“纪念王宾逝世一百周年暨张謇与王宾研讨会”是他的第二项“课题”，我也因此与他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学问有了深入的了解，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高老师的相识相知，不仅是局限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还包括了他一以贯之严谨的工作作风，统筹兼顾的大局观，更有其表现在治学认真，一丝不苟；勤奋好学，精通业务上。
在张謇的研究几十年中，涉及面甚广，可惜对他考中状元的前后九年，他与其父母官王宾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我研究先祖王宾之初，由于史料匮乏，加之个人不谙史学专业知识，仅凭敦亲睦族的感情编撰了《家谱》，尔后才率先在“张謇与王宾”研讨会上，大胆地探讨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联，发表了《浅释〈张謇日记〉有关王宾（雁臣）之交往》的论文。此论文引起高老师关注，并撰写了《王宾略论》。这篇论文引经据典，我也不知通读过了几遍，每次读来，总有新的启迪，并反复探讨，进而拉近了我和高老师的感情。
高老师在《王宾略论》中提到，对我编的家谱中有“四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何时受知于刘坤一；关于“上海水利厅同知”；关于王宾任袁世凯老师；关于《海门县志》中1889年张謇禀请王宾至海门提倡种桑。随着时间推移，我不断找到新的史料，对他提出这四个问题，也较之前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与他开展了多次与时俱进的切磋与探讨,达成了许多共识。
与高老师的交往中，我们常常是以一件事、一句话为由头，尔后越说越多，有时我们也有争论，但彼此总是尊重对方。他研究张謇为主，我注重的是王宾家族，互相有交叉又有互补，也正因如此，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有更多的交流空间。
他不仅与我常交流，在与我表弟王文琪，因编撰《海门寄忆》一书认识后，他们也多有交往。2010年10月29日，表弟发现我伯父王友乾收藏的《岱源诗稿叙》中有张謇所作序言，敏感到这可能是未被发现的张謇佚文，旋即发送给高老师。高老师获此信息后大喜过望，嘱表弟拍成照片，立此存照，嗣后编入《张謇全集》新增内容。由高老师所主编的《十年踪迹十年心——张謇研究会十年纪念文集》特意记载此佚文的由来。
陈岱源是安徽定源人，生于何年不详，而高祖王宾于叙中说其“光绪壬寅”（1902）时“卒十年矣”，推算为1892年（此时王宾尚于上海为官）。高祖1902年为其编辑一本《岱源诗稿》，并亲作叙。高祖在叙中回忆道：与陈岱源同籍皖北，他出身名望，少负俊才，然而“屡荐未获一第”，“少经丧乱，奋身戎行，横刀跃马，勉入仕途，到吴中”当上了知府。陈岱源一生酷赋词作诗，在上海往来是亲，遂成骨肉之交，陈岱源曾表达，至死都希望与高祖“诀别”，可见两人交情深厚。高祖赞陈岱源是“胸怀磊落”之人，赞其诗词“不屑格律派别，性真所寄，时流露于行间而不自觉”。此诗稿由高祖次子王潜刚，呈交到老师张謇手中，期盼助力付梓。张謇阅后,被陈岱源的为人与才能，高祖的念故人之情,以及学生王潜刚的孝心所打动,欣然为该诗稿也题了叙，“是则恻恻予怀，不更深於王生，故旧之感也哉”，并“署端”，安排于光绪甲辰十月（1904）由“通州翰墨林书局代印”。
2011年初，高老师托表弟在上海图书馆家谱收藏部查阅“海门高氏家谱”，表弟予以了尽力帮助。同年4月19日，高老师偕研究会同仁徐晋庭先生去张之洞家乡——河北省南皮县，参加张之洞墓园落成仪式暨张之洞学术研讨会，途经上海，当天下午表弟与高老师在沪蓬莱公园茶室畅叙，晚在顺风饭店设宴招待高、徐两位。2017年，我们几位表兄弟，为纪念伯父王友乾百年诞辰，重印了他的重要著作《大儒曾国藩》，也得到了高老师的指导及赞誉。
高老师在研究张謇的同时，十分关注有关高祖王宾的讯息，并注意不断收集，提供给我。2018年10月2日给我发来五份资料。隔了11天，10月13日又发给我一篇长文，鼓励我深入研究王宾。高老师的眼光深远,他认为王宾与陈岱源及安徽桐城人姚永概的交往,还很有必要探究,我将会锲而不舍,继续前行。高老师与我及表弟,属于那种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渐为无所不谈的知己，谊同“今日乐相见，别后莫相忘”的亦师亦友关系。2013年后，我较长时间居住海外照顾儿孙，与高老师见面交流有所减少。但偶尔互相通信时，他说起话来仍是“滔滔不绝”，常叮嘱我在国外要“保重身体”，可谁知道他自己却不“保重身体”呢？
2019年春节正月初一，按惯例我向高老师电话拜年，并禀报了在十年研究王宾家族中，从各方面又获较多新资料，计划将研究成果编写成《史话》一书，对过往的错误进行校正，他赞叹不已，盼我能认真潜心写作，早日出版。我关心地问起他的近况：“您近来好吗？”不料他毫不忌讳地说：“我不好。”我惊诧万分，哪有人正月初一说自己不好的？除非是真的不好，而且一定是很不好，内心有不祥预感，才会如此说的。他说：“你是医生，所以我就直言了，并且请你帮我做个判断。”接着他说了很详细。
他是2016年身体被查出骨髓瘤的，这是恶性肿瘤，且无法手术，只能作保守治疗，血色素下降严重时就输血。目前他腰部很疼，被迫在床上看书写作。我听到不幸消息后心如刀割，难以置信，大脑一片空白。那个大年初一，在我漫长人生中是唯一的一次，在压抑着极度悲催心情中度过的。与高老师通了七十几分钟电话，他说了很多,直到他说“累了，下次再说吧”，我才放下手机。以我对高老师为人的了解，他不是这样话多的人，他的内心长久是内敛闭合的，能敞开心扉与我畅谈，既是将我当成“自家人”，更是希望我能对他日后的治疗有所帮助。
在那以后，我常主动与他电话交谈，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主要是他的身体有何不适？或有什么治疗中困惑？我约他几次，想去海门与他面聊，觉得他常“出尔反尔”。答应好的日子，常被他忽然来电“爽约”。还有一次，我约好表弟王文琪一道去海门看他，他说等他从苏州看了医生后再说，事后又遭婉拒。3月中旬的一天，他来电话，说已物色好接班人，正在筹备交接换届。我为他高兴，也为他担心。因为他说，为了赶换届太累了，血色素仅4.8克，马上要去输血。我是医生，知道4.8克意味着什么，这几乎是人的极限。
高老师自感时日不多了，是用生命在与时间在赛跑。5月18日，海门张謇研究会换届，输了血以后的高老师，撑着虚弱的身体向会议作了工作报告，听者为高老师以事业为重的精神所感动，饱含热泪听完报告，报以热烈掌声，全体起立，向这位执着研究张謇的师者、学者、忍者、病者致敬。第二天，我在朋友圈发布了此事，众多亲友为高老师点赞、祈福，寄望他能战胜病痛。
2019年5月换届后，他又投入了很大精力写个人自传。他说：“自传必须是真实的，也许不能出版，那就留给女儿做个纪念。”他的病情不容许他久坐，有时就半卧在床上写，7月下旬他告诉我，已经写完了20万字自传，这下可以彻底休息了。果然，8月14日他在微信中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发了最后一段信息：“亲们，请容许我闭关养病，恕我一概不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这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他太累了，独自将病躯裹得严严实实，不让我们看见他，这是保持作为学者、教师、朋友的一份尊严，将他最健康美好的形象，永远存于我们心中。2019年9月2日高老师驾鹤西去，我赴海门献上了花圈，挽联上留下的是“王宾后裔敬挽”。
与高老师交往十多年中，诸多的人与事，反复深藏在流年里。或许，太多的无人知晓，在剪不断的岁月里，藏下了太多的我与高老师亦师亦友的故事，难以忘怀。
（原载《江海晚报》2020年9月16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