啬公教育好助手  印师座下名居士

孙海雄

江谦（1876-1942）

张謇先生有一位得意门生，是啬公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得力助手。此人中年以后皈依佛门，成了印光大师座下弟子、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居士。他就是江谦。

江谦（1876-1942），字易园，号阳复，安徽婺源江湾镇人。江家是江湾的书香门第，父亲晴舟先生是当地名士，博学多才，虔诚信佛。晴舟先生在江湾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建有 “松竹山房”， 这座雅舍遂成他们父子读书之所。江谦自幼聪颖明慧，五岁能读书，十三岁时已能通读四书五经，且工诗能文。后来读《曾文正家书》，领悟到治学门径，尤用心于许氏《说文解字》。十七岁那一年，江谦应童子试，六场考试，连连折桂。他以祖上的荫德补“博士弟子员”，后就读于婺源紫阳书院两年。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时年十九岁的江谦在乡试的考场中因一时疏忽，只顾纵笔作文章，未顾及试卷篇幅，结果试卷正面已写满了，文章却还没有写完，不得不把续文写到试卷背面。主考官以“未卷不得弥封”不予录取。这一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张謇先生正是这一年的恩科状元。晴舟公素仰张謇先生之名，命江谦往投崇明经商的伯父，就读于张謇任山长的崇明瀛洲书院。张謇见江谦所作文章，赞叹不已，以为人才难得。而江谦对这位大魁于天下的新科状元公更是仰慕已久，今得列门墙，倍感荣幸，于是不时“介请问学”。张謇对这位虚心好学、温文尔雅的弟子十分赏识，赞许道：“进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与人语，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在为江谦所撰《江生祖母七十寿序》中，张謇云：“方余校艺崇明书院之三年，得婺源江生谦文，嘉叹以为美才，非县所尝有，再试再冠其曹。”张謇主持瀛洲书院三年，晚年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讲到自己“长崇明瀛洲书院”时，只说了一件事：“得士婺源江谦”，足见这位弟子在啬公心目中的重要性。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改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江谦亦追随从学。二人朝夕相处，师生情意，愈加亲密。张謇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寄以厚望，有诗句云：“我今散发栖蓬蒿，期于谦也心忉忉”。三年以后，张謇推荐他去南洋公学深造，然而未过多久，江谦即因病而辍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连年盈利，兴旺发达，又拟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筹办之初，亟需人才，张謇首先想到的就是爱徒江谦，遂延揽麾下，成为公司筹办阶段的主要助手。张謇还嘱江谦物色一位有管理才能的人来经营公司，于是江谦便推荐了毕业于陆军师范学堂测绘专业的族弟江知源出任经理。二江遂成为张謇先生兴办大生实业、开创教育事业最为得力的两弟子。张謇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有赖于“一兄、一友、两弟子”鼎力相助。其中的“两弟子”即指江谦和江知源，前者是张謇创立通州师范学校的得力助手和实际主持者，后者是张謇通海垦牧事业的元勋。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在致农工商部大臣载振的信中说得更明白：“纱油诸厂，昔恃一友（沈敬夫），今恃一兄（张詧）；开垦、兴学，此恃一弟子（江知源），彼亦一弟子（江谦）。”在通海垦牧公司创办之初，江谦和江知源等率领公司雇用的三千青壮劳力，在“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的海涂荒滩上围垦造田，把昔日贫瘠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能种植棉花和粮食的膏腴之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先生筹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请江谦一起商议校名、学校章程等有关事宜。师范学校选址在南通城东南原千佛寺的废址（今人民公园河东，原南通晶体管厂旧址）。张謇要把通师办成一座新式学校，因此聘请了多名日籍教师任教席，同时也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国教席，于是把自己的爱徒江谦从垦牧公司调来师范学校，作为创办新学的主要助手。也正是恩师的栽培重用，使江谦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让自己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从而成就了日后的一代教育名家。

江谦初到通师，参与学校的筹建与管理。光绪三十年（1904）担任国文教席，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须知当时考进通师的学生按规定必须“择举、 贡、 生、监中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为入格”，就是说起码是个“生员”（秀才），有的是贡生、监生，有的甚至是举人，而江谦自己只是南洋公学师范班肄业的年轻人，要给这些熟读诗书的饱学之士讲授国文课谈何容易，没有过硬的真才实学是无法在七尺讲台上立得稳的。1907年1月，通师原监理马晋羲辞职后，啬公命江谦继任之。江谦从此成为通州师范学校校务的实际主持人。这一任职长达7年，直至民国二年（1913）6月，张謇因担任农商部总长，公务繁忙，无暇再躬亲校务，遂任命江谦为代理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在佐助张謇管理通师的12年中，江谦秉承恩师张謇的办学思想，尽心竭力于校务，把通师管理得井然有序。他以身作则，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风，砥砺后进；以“能读能耕”四字为训，安排师范生到农场从事农耕作业，了解稼穑之事，以矫正过去旧式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尚袖手空谈的旧习。他支持日籍教师倡导的教学改革，促进了通师师范教育实践模式的确立。江谦主持校务期间，学校在附设测绘科的基础上，又先后附设农科、土木工科、蚕科，发展南通地方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并聘请名师和学者来通师任教或讲学，建立校友会，出版校刊，召开年会，使学校教学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呈现勃勃生机，令通师校誉日隆，声波远扬。远近慕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由于江谦的办学成就声名鹊起，其家乡安徽省优级师范学校想聘请他担任教务长，但他感念啬公的知遇之恩，亦婉辞不就。民国前后几年，江谦屡屡当选为安徽省咨议局议员、京都资政院议员、中华民国国会议员。这些头衔固然体现了江谦当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但让他为之殚精竭虑的，仍是辅佐恩师创立并主政的通州师范学校。民国三年（1914），将谦应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力邀，勉而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不久便辞职。

是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上书要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 。时任江苏省巡按使的韩国钧顺应民意，准其请，并委任江谦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在江谦的主持下，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打造成为享有盛名的东南最高学府。

由于操劳过度，江谦不幸患上了神经衰弱之症，仅仅在校长任上三年，就不得不离任休养。为表彰他的办学功绩，两江总督端方曾保举他为员外郎，而韩国钧（时任江苏省省长）则代表江苏省政府颁给他一枚三等嘉禾奖章。

当时，江谦的神经衰弱之疾已经很严重了，夜不成寐，不得不离任到沪上养疴。虽延请诸中西名医诊治，然百药不效。江谦遂想起自己有一位同道好友蒋维乔，蒋先生是《因是子静坐法》的著者，深谙静坐养生之法。于是江谦给蒋维乔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叙了自己的病状，向蒋先生请教静坐却病之法。然而此时的蒋维乔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并已皈依佛门，欲靠二人之间的“书函往返，缓不济急”。这时，蒋先生了解到有一位精通佛学的江味农居士正好在沪上，与江谦比邻而居，于是遂介绍江谦拜谒之。味农以佛门净土宗坐禅法门相引导，劝江谦息心静虑，虔诚念佛，所患沉疴可不治而愈。此前，江谦于病中曾无意中读到乾隆间二林居士彭绍升所著《无量寿经起信论》，也许是夙有善根，遂种下佛缘；今又得江味农居士接引，于是一心向佛。经过一段时间的坐禅念佛，久困病体的沉疴竟然渐有起色，不药而愈了。

民国八年（1919年），江谦干脆辞去南高师校长职务，专心念佛。先后皈依于谛闲、印光二法师座下，博览三藏，精进不懈，融会佛家各宗，最终归心于净土，颇得印光大师嘉许。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悟到“出世间法，宜采用佛教；世间法宜采用儒教，遂创儒佛合一之论。”

江谦回到家乡婺源江湾，以自己念佛获益的亲身体验，劝其父母妻儿，同修净业。由于江谦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家乡的邻里乡亲经他的劝导从其念佛者甚夥。这里还发生了两件很神奇的事情。第一件事：江谦有一个亲戚，年近七旬，双目失明，生活艰难。江谦劝他虔心念佛，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位亲戚的眼睛居然复明了。第二件事：这一年，婺源江湾地区遭遇大旱，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乡亲们面临着绝收的困境。于是江谦劝大家念佛祈雨，人们听从了他的劝说，虔诚念阿弥陀佛名号，求佛降雨，结果还不到七天的时间，果然天降甘霖，令乡亲们无不欢天喜地，对佛的法力无边深信不疑。于是江谦在江湾创设佛光社，并请印光大师出任名誉社长，弘扬佛法，刊印佛经和佛光社社刊，免费赠人阅读，受其感化，入社念佛者日众。民国十年（1921），江谦的夫人汪含章去世；民国十二年（1923），江谦的父亲晴舟先生去世，他都请印光大师为他们作佛七（即作道场，念佛七天，超度亡灵），他则率家人念佛诵经，度逝者往生。佛七圆满之夜，家人于梦中颇有灵感，益信念佛的功效。于是每逢亲友家有冠婚丧祭之事，他都劝人茹素念佛，随宜说法，以移风化。其后江谦又在皖南多地创设佛光分社，信徒日众，入社者达万余人，成为国内著名的佛教团体。这段时间，他除了礼佛诵经、讲经弘法外，还从事撰述，后来都辑入《阳复斋丛刊》中。

民国十二年（1923）春，江谦从家乡婺源来到上海，适逢弘一法师与尤惜阴居士（即演本法师，早年曾与李叔同同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蜚声学界）合撰《印经造像之功德》一文，途经上海。两位故交老友在沪上不期而遇，叙旧之余，弘一法师劝他阅读蕅益大师（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净土宗第九代祖师）的《灵峰宗论》，言儒、佛两家实有互为表里的一致之处。江谦依而行之，果觉受益匪浅。这也是江谦日后欲办“灵峰学社”的缘起。

对于江谦来说，张謇先生是世间的恩师，而印光大师则是出世的师傅，而江谦则成为联系此二师的纽带。民国十四年（1925），张謇先生通过江谦的介绍，与印光大师结缘。张謇致信印光大师表达敬仰之意，印光大师回信赞誉张謇先生慧根匪浅，劝其念佛。

然而遗憾的是，张謇先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8月24日溘然而逝。江谦接到恩师张謇逝世的消息，悲恸之情，难以言状。他立即致书印光大师请求为张謇安排佛七（念佛七天），以追荐恩师往生。

印光大师收到江谦的信后，到净业社与社长关絅之居士商量在净业社为张謇先生打佛七事宜。在关絅之居士的精心安排下，参加为张謇作佛七的僧人有9位，男女居士则有一百余位。起七之日，先由印光大师向大家开示念佛七的要义，然后带领众比丘和居士念佛诵经，超度亡灵。本次佛七从8月10日起七，至8月16日结束，取得了圆满成功。事后，江谦致信对印光大师示感谢。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谦迁居杭州，与佛教居士李锦堂在杭州城内建佛光社。于是“皖南佛光，又晖映六桥三竺之间”。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生事务所的负责人吴寄尘先生偶来杭州，盛情邀请江谦到南通故地重游，一来会会旧时师友，重叙旧情；二来广布佛缘，教化众生。江谦欣然前往。作为通海垦牧公司的元勋和南通大有晋盐垦公司的股东，江谦在通州三余镇广运乡分得200亩农田作为红利，由其独子江有朋经营并建有“江家仓”。江谦迁居南通后，即住在通州三余镇，名其居所曰“三余耕读处”，念佛讲学，愈加精进不懈。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中日在淞沪地区展开会战，不久南通沦陷。江谦仍一心念佛，设场布道，对红尘中事，绝少问津。他在南通三载，走遍了城乡及海门各地，设场讲法，为善男信女宣讲佛门净土教义，在江海大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海人民，无论智愚，皆为居士至诚所感格。”他的演讲由专人记录，并辑成《江易园演讲录》和《江易园居士讲演录》。

晚年的江谦，迷信“扶乩”， 欲将恩师张謇奉为菩萨，供奉在莲池海会之中，以报其恩。且由于德高望重，颇受追捧，不免喜人戴高帽子，为此受到印光大师的劝诫与斥责。

为了要造就弘法人才，江谦曾计划创设佛儒合一的研究社，拟取名“灵峰学社”，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南通沦陷而搁置。逾年，在亲友的敦促下，江谦移居沪上，仍应各方之请，讲经弘法。亲友见江谦六十以后的著述，积稿甚多，敦请他整理刊印行世。于是他命自己的门人、女婿游有维居士编辑成《阳复斋丛刊》，共十八种。方拟付梓，遗憾的是江谦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4月10日端坐念佛，含笑西去，享寿六十有七。其亲朋好友和门下弟子共五百余人集会追悼，扶柩送至通州三余镇广运乡安葬。

好友武进蒋维乔为之作传，称赞他“一言一动，皆可为世法。为子尽孝，为父止慈，处世以恭，接人以和，至于济贫助学，赈灾放生，印经、造像、建庙，修桥筑路，种种功德，皆尽力为之，而自己毫不为意。不住相布施，此之谓也。”

（作者单位：南通市建校）

（原载“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站）